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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子死了以后，玲子仍给我来了几封信。信上说那既非我的责任，也不是某人的责任，而是如同大要下雨，不是任何人所能制止的。但对此我没有回信，我能说什么呢？况且毕竟已经无可挽回。直子已不在这个世上，已经化为一捧灰烬。
8月末参加完直子凄凉的葬礼返京，我告诉房东自己准备离开一段时间。请其照看一下。并跑去打工的饭店，说暂时来不成了。继之给阿绿写了封短信：现在一言难尽，希望稍待时日，请谅。
此后三天时间里，我挨家进电影院，从早看到晚，大凡东京上映的影片统统看了一遍。尔后收拾好旅行背囊，提出所有的银行存款，去新宿站乘上第一眼看到的特快列车。
至于去了什么地方及如何去的，我全然无法记起。风景、气氛和声响记得真真切切，而地点却忘得干干净净。连顺序也忘了。我乘上火车或公共汽车，或搭坐路上所遇卡车的助手席，一个城镇接一个城镇地穿行不止。如果有空地有车站有公园有河边有海岸，以及其他凡是可以睡觉的场所，我不问哪里，铺上睡袋便睡。也有时央求睡在派出所里，有时睡在墓地旁。只要是不影响通行而又可以放心熟睡的地方，我便肆无忌惮地大睡特睡。我将风尘仆仆的身子裹在睡袋里，咕嘟咕嘟喝几口低档威士忌，马上昏睡过去。遇到热情好客的小镇，人们便为我端来饭菜；而若是人情淡薄的地方，人们便喊来警察把我逐出公园。对我来说，好也罢坏也罢怎么都无所谓。我所寻求的不过是在陌生的城镇睡个安稳觉而已。
手头吃紧时，我就出三四天苦力赚一点现钱。无论哪里总有些苦力可做。我并无特定目的地，只是逐一在城镇中穿行不止。世界广阔无边，到处充满怪异的现象和奇妙的人们。我给阿绿打过一次电话，因为实在渴望听到她的声音。
“喂喂，学校早都开学了。”阿绿说，“提交听课报告的家伙都有好些个了。你怎么搞的，到底？整整三周音信全无。在哪里干什么呢？”
“对不起，现在不能返京，还不能。”
“你要说的只这个？”
“现在一言难尽，有口难言，等到10月……”
阿绿一声不应，“砰”一声挂断电话。
我继续旅行，时而住进廉价旅店，洗个澡，刮刮胡须。一次对镜看去，发现我的嘴脸甚是丑恶。由于风吹日晒，皮肤粗糙不甚，双眼塌陷，瘦削的脸上出现莫名其妙的污迹和伤痕。看上去就像一个刚从黑暗的洞底爬上来的人，仔细一看，确实是我。
那段时间我走的是出阴海岸，大概是鸟取县或兵库县的北海岸一带。沿看海岸走起来很轻松，因为沙滩上一定有可以睡得舒服的地方。我把木头收集起来升火，烘烤从鱼店买来的鱼干吃。然后喝看威士忌，竖起耳朵听潮声想直子。她死了，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这是何等奇异的事。我还是无法领会那个事实。我也无法相信那个事实。尽避我亲耳听见钉子打在她棺盖上的声音，但我就是不能接受她已归回虚无的事实。
我对她的记忆太过鲜明。她的口轻轻含着我的阴茎，头发搭在我的下腹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她的体温、呼吸和手指的触觉，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就像五分钟前发生的事一样。我彷佛觉得直子就在我旁边。只要一伸手就可以碰到她。可是，她不在那儿。她的肉体已经不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了。
在睡不著的夜晚，我会回想直子的各种风姿。我不能不想，在我体内债存了太多对她的回忆，只要撬开一点空隙，那些记忆就会一个接一个地跳出来，而我根本不能阻止它们往外涌出。
我想起那个下雨的早晨，她穿着黄色雨斗蓬清扫鸟屋，搬饲料袋的情景。想起溃不成形的生日蛋糕。直子的眼泪弄湿我衣衫的触觉。对，那一夜也下看雨。冬天时，她穿着骆驻绒大衣走在我旁边。她时常戴发夹，时常用手摸发夹。经常用一双清澈的眼睛凝视我的双眼。她穿着蓝色晨褛，在沙发上弯起膝盖，下巴放在膝上。
她的形象就如涨潮的波浪般接踵而至地涌向我，把我推向一个奇异的地方。我在那个地方与死者一同生活。在那里，直子是活的。和我聊天，甚至可以拥抱。在那个地方，死不是系紧生的决定性要素。在那里，死不过是构成生的无数要素之一而已。直子常看死在那里继续生存下去，然后她这样对我说：“没关系。渡边，那只是死而已，不必在意。”
在那个地方，我不会感到悲哀。死是死，直子是直子。瞧，有什么关系？我不是在这里吗？直子难为情她笑看说。依然因她一个小动作就能稳定我的情绪，令我受创的心痊愈。于是我想，倘若这就是死的话，死也不是坏事。对呀，死根本没哈大不了。直子说：“死不过是普通的外，我在这里更觉得轻松。”直子从黑暗的浪潮深处向我这样倾诉。
终于退潮时，我一个人留在海滨。我觉得软弱无力，无处容身，悲哀化成黑暗包围我。那种时候，我时常独自哭泣。眼泪宛如汗水似地滚滚流下。
木月死去时，我从他的死学到一件事，而且当作座右铭带在身上，那就是：
“死不是生的对等，而是潜伏在我们的生之中。”
实际也是如此。我们通过生而同时培育了死，但这仅仅是我们必须懂得的哲理的一小部分。而直子的死还使我明白：无论谙熟怎样的真理，也无以解除所爱之人的死带来的悲哀。无论怎样的哲理，怎样的真诚，怎样的坚韧，怎样的柔情，也无以排遣这种悲哀。我们惟一能做到的，就是从这片悲哀中挣脱出来，并从中领悟某种哲理。而领悟后的任何哲理，在继之而来的意外悲哀面前，又是那样地软弱无力——我形影相吊地倾听这暗夜的涛声和风响，日复一日地如此冥思苦索。我喝光了几瓶威士忌，啃着面包，喝着水筒里的水，满头沾满沙子，背负旅行背囊，踏着初秋的海岸不断西行、西行。
一个秋风阵阵的傍晚，我正躲在废船阴影里裹着睡袋满面流泪的时候，一个年轻的渔夫走来，递我一支烟。我足有十个月未曾吸烟，便接过吸了一口。他问我为什么哭，我几乎条件反射地谎说母亲死了，所以悲伤得四处游浪。他从内心同情我，从家里拿来一瓶清酒和两只杯子。
在风声呼啸的海滩，两人举杯对饮。渔夫说他１６岁死了母亲，说他母亲尽管身体不太结实，却从早到晚拼命劳作，结果积劳成疾，死了。我边喝酒边心不在焉听他说着，哼哈应付一两声。在我听来，仿佛发生在远不可及的世界里。这何足为奇！我不由陡然一阵心头火起，恨不得狠狠掐住这家伙的脖子。你母亲算什么？你说！我失去了直子，那般完美无暇的肉体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而你却在罗罗嗦嗦地大谈什么你母亲！
但这股怒气旋即烟消云散。我合上眼睛，似听非听地茫然听着渔夫没头没脑的话。过一会儿，他问我吃了饭没有。我回答吃是没吃，但背囊里有干奶酪、西红柿和巧克力。他问午间吃了什么，我说吃了面包、干奶酪、西红柿和巧克力。他于是叫我在这里等候，起身走开。我想劝阻，但他头也没回地倏忽隐没在黑暗中了。
没奈何，我便一人独饮。沙滩上满是烟花屑，海浪大发雷霆般地轰隆隆猛扑上来，在岸边摔得粉碎。一只瘦骨鳞峋的狗摇着尾巴跑近，围着我燃起的炊火摇头晃脑转了几圈，寻找可吃的东西，发现一无所有，失望地走开了。
过了30多分钟，刚才那位年轻渔夫手提两个“寿司”饭盒和一瓶新酒折回来。
“这个吃掉！”他说，“下面的饭卷是紫菜和油炸豆腐包的，明天再用。”他把一升瓶装酒倒进自己杯里，给我的杯子也斟了。我谢过他。一个人吃了足够两人吃的“寿司”饭。随后两人喝起酒来，喝到不能再喝下去的时候，他叫我去他家住，我推说自己一个人睡在这里更好，他没再勉强。临分手时，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四折的五千元钞票，塞进我衬衣兜里，叫我买点什么营养品吃，说我脸色难看得很。我谢绝说已经承蒙如此款待，哪里还能再要钱，但他执意不收回。说这不是钱，是他的心意，叫我别多想，拿着就是。我只好道谢收下。
渔夫走后，我地记起高中三年时第一次睡过的女友，在她身上自己做的何等残酷！想到这点，我心里感到一阵冰冷，无可救药的冰冷。我几乎从未思考过她会作何想法，有何感受，以及心灵受何刺激。甚至至今都未好好想过她一下。其实她是个非常温柔的女孩儿，只是当时我将那种温柔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丝毫未加珍惜。她现在做什么呢？能够原谅我么？我想。
我心里难受得不行，一口吐在废船旁边，由于酒喝过量，脑袋开始发痛。加之对渔夫扯谎，还拿了他的钱，更觉怏怏不快。我想差不多该是返京的时候了。总不能长此以往，无尽无休。
我将睡袋卷起塞进背囊，扛着朝国营铁路车站走去，问站务员现在回东京应如何乘车，他查了时刻表，告诉说若能碰巧赶上夜行车，翌日一早即可抵大阪，再从那里转乘新干线去东京。我道声谢谢，用渔夫送给的五千元钞票买了到东京的车票。候车时间里，我买份报纸看了眼日期：1970年10月2日。就是说我正好连续旅行一个月。心想这回横竖得重返现实世界了。
一个月的旅行并未使我的情绪豁然开朗，也没有缓解直子的死给我的打击。我以同一个月前几无变化的心境返回东京，甚至连给绿子打电话都不可能。我不知到底应怎样对她开口。我能说什么呢？一切都过去了，和你两人幸福地生活吧——这样说合适吗？我当然不能说这样的话。但不管怎样来说，也无论采取怎样的说法，最终应说的事实惟有一个：直子死了，绿子剩下。直子已化为白灰，绿子作为活生生的人存留下来。我觉得自己似乎是个污秽不堪的人。返京以后，我仍然一个人在房间里闷了好几天。我为直子准备的房间下着百叶窗，家具盖着白布，窗棂薄薄落了一层灰。我在这样的房间里度过了每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我想起了木月。喂，木月，你终于把直子弄到手了！也罢，她原本就属于你的。说到底，恐怕那里才是她应去的地方。在这个百孔千疮的生者世界上，我对直子已尽了我所能尽的最大努力，并为同直子共同走上新的人生之途而付出了心血。不过可以了，木月，还是把直子归还给你，想必直子选择的也是你。她在如同她内心世界一般昏黑的森林深处勒紧了自己的脖子。我说木月，过去你曾把我的一部分拽进死者世界，如今直子又把我的另一部分拖到同一境地。有时我觉得自己似乎成了博物馆管理人——在连一个参观者也没有的空荡荡的博物馆里，我为自己本身负责那里的管理。
回京第四天，接到玲子的信。信封贴着快信邮票。内容极简单：“一直未同你联系，十分放心不下。望打电话来。早上9点和晚上9点我在以下电话号码的电话机前等候。”
晚间9点，我拨通信上的电话号码，玲子马上拿起听筒。
“好吗？”她问。
“凑合活着。”我说。
“喂，后天去见你可以么？”
“见我？来东京？”
“嗯，是啊。想和你单独好好叙谈叙谈。”
“那么说要从那里出来了，你？”
“不出来怎么能去见你！”她说，“也该到出来的时候了。一呆整整8年，再不出来就烂在里面喽。”
我一时应对不上，略为沉吟。
“后天乘新干线去，3点20分到东京站，能去接我？我的模样还记得？或者说直子死后对我再没一点兴致了？”
“哪里。”我说，“后天3点20分去东京站接站。”
“马上认得出来：拿着吉他的半老徐娘除我恐怕没第二个。”
果不其然，在东京站我很快认出了玲子。她身穿男式粗花呢茄克、白西裤，脚上一双红运动鞋。头发依然很短，而且三三五五地冲刺而出，左手提着装在黑壳里的吉他。一望见我，她刷地扭动脸上的皱纹，绽开笑容。看到玲子这张脸，我也不由得微笑起来。我拎过她的旅行包，两人并肩走到中央线站台。
“哦，渡边君，什么时候变成这么一副狰狞面目？还是东京近来流行狰狞面目？”
“旅行了一段时间，又没吃什么像样的东西。”我说，“新干线如何？”
“一塌糊涂。窗户也不开，途中本想买盒饭来着。简直倒透霉。”
“车厢里有过来卖东西的吧？”
“你指的是又贵又难吃的三明治？那玩艺儿连快饿死的马都咽不下。以前我喜欢在御殿场买鲷鱼饭来吃。”
“那么说话，要把你当成老太婆的。”
“那好，原本就是老太婆嘛！”
在去吉祥寺的电车上，她珍奇地凝望窗外武藏野风光。
“相隔8年连风光也变样了？”我问。
“渡边君，你知道我现在是怎样的心情？”
“不知道。”
“又惊又怕，又怕又惊，简直要发疯似的。真不知如何是好，一个人被抛到这种地方来。”玲子说，“不过，你不觉得‘简直要发疯似的’这个说法很妙？”
我笑着握着她的手：“不怕，您一点不用担心，再说你是靠自己的力量出来的。”
“我从那里出来靠的不是自己力量。”玲子说，“我所以能离开那里，是托直子和你的福。一来直子不在以后，我已经无法忍耐独自留在那种场所的寂寞；二来有必要来东京找你好好谈一次。所以才离开那里。如果没有这两点，我说不定要在那里过一辈子。”
我点点头。
“往后怎么办呢？”
“去旭川，嗯，旭川。”她说，“音大时代的一位好友在旭川办了一间音乐教室，两三年前就劝我去帮忙，我没答应，说做得去那么冷的地方。可你知道，好歹成了自由之身以后，除了旭川，还想不出其他落脚处。那地方怕不会像是失手弄出来的大陷坑吧？”
“没那么恐怖。”我笑道，“去过一次，小镇不坏，气氛挺有趣的。”
“真的？”
“不假，比在东京好，肯定。”
“反正没其他地方可去，行李都寄过去了。”她说，“渡边君，还能找时间去旭川玩？”
“当然去的。不过你这就赶去不成？总要在东京逗留几天再去吧！”
“嗯。可以的话，准备呆上两三天。能在你那里借个宿吗？不会给你惹麻烦的。”
“毫无问题。我钻进睡袋在壁橱里睡。”
“抱歉抱歉。”
“没关系，壁橱宽敞得很。”
玲子有节奏地轻轻叩击夹在腿间的吉他壳。
“我恐怕要训练一下自己的身体，在去旭川之前。对外面的世界还根本不熟悉。很多很多事摸不着头脑，心里又紧张。这方面能帮我一把？能依赖的人只有你这一位。”
“只要我能办到，帮多少把都行。”我说。
“我这人，莫不是在打扰你吧？”
“到底能打扰我的什么呢？”
玲子看着我的脸，扭下嘴唇笑了，再没说什么。
从吉样寺下了电车，在转乘公共汽车去我住处之前的时间里，我们没说什么正规的话，只是断断续续地谈东京市容的变化，谈她的音大时代，谈我过去的旭川之行。有关直子的事绝口未提。我同玲子足有十个月未见，但如今和她单独走起来，心头仍不可思议地涌起一股平和、宽慰之感，并觉得以前好像也有过类似的感觉。回想起来，同直子两人在东京逛街时，便是与此完全相同的感觉。如同我与直子曾共同拥有木月的死一样，而今我与玲子又共同拥有直子的死。想到这里，我陡然什么也说不出了。玲子一个人说了一会，发现我不开口，便也不再吭声。于是两人默默无言地乘上公共汽车，来到我的住处。
这是初秋一个天朗气清的午后——同恰好1年前我去京都探望直子时一模一样。云如枯丝，细细白白，长空寥廓，似无任何遮拦。又是一个秋天，我想。风的气息，光的色调，草丛中点缀的小花，一个音节留下的回响，无不告知我秋天的到来。四季更迭，我与死者之间的距离亦随之急剧拉开。木月照旧17，直子依然21，直至永远。
“一到这样的地方我就松了口气。”玲子走下汽车，环顾四周说道。
“因为什么也没有嘛。”
我从后门走进院子，把玲子领进这孑然独处的小屋。玲子几乎每看见什么都赞赏一番。
“好极了，这住处！”她说，“都是你做的？架子、桌子？”
“是啊。”我一边浇水泡茶一边说。
“手还满巧的，你这人。房间也干净利落。”
“敢死队影响的，他给我养成了卫生习惯。不过这一来房东倒高兴，说我住得很洁净。”
“噢对了，得找房东寒暄一下。”玲子说，“房东住在院子对面吧？”
“寒暄？用得着寒暄？”
“情理之中嘛。一个怪模怪样的半老婆子钻到你这里弹吉他，房东也会纳闷吧？这方面还是先弄稳妥为好。为这个我连糕点盒都准备好带来了。”
“亏你想得周全。”我佩服道。
“上年纪的关系。我已想好，就说是你姨妈从京都来，你说时也要统一口径。说起来，这种时候年龄拉开距离，到底好办些，谁也不至于觉得蹊跷。”
她从旅行包里掏出糕点金走出后，我坐在檐廊里又喝了杯茶，逗着猫玩。过了20分钟，玲子才好歹回来。回来后，从旅行包里取出一罐饼干，说是给我的礼物。
“20多分钟到底说什么来着？”我嚼着饼干问。
“当然是说你。”她抱着猫贴脸说，“夸你规规矩矩，是个正正经经的学生。”
“说我？”
“是啊，当然是你。”玲子笑道。然后瞥见我的吉他，拿在手里，稍微调下弦，弹起卡尔罗斯·乔宾的《并非终曲》。许久没听她的吉他了，那声音一如既往地温暖着我的心。
“在学吉他？”
“在仓房里扔着，借来随便弹几下。”
“那，一会儿免费教你。”说着，玲子放下吉他，脱去粗花呢上衣，背靠檐廊柱子吸烟。外衣下面，穿着双色方格半袖衫。
“瞧，这衣服满漂亮吧？”
“是不错。”我同意道。那的确是件格纹极潇洒的衬衫。
“这，是直子的。”玲子说，“知道么？直子和我，衣服差不多是一个尺寸，尤其她刚进那里的时候。后来那孩子丰满起来，尺寸多少有点变化，但基本出入不大，无论上衣裤子还是鞋帽，有差别的大概只有胸罩。因为我等于没有乳房。所以，我俩经常换衣服穿，或者说几乎是共产。”
我再次打量玲子的身体。如此说来其身段个头确实同直子相似。由于脸形和手腕细弱的关系，印象中玲子要比直子瘦削。但仔细看去，身体显得格外结实。
“这裤子和上衣也是，全是直子的。看见我穿直子的东西，你心里怕不大好受？”
“没有的事。有人穿她的衣服，我想直子也会高兴的。特别是你来穿。”
“也真是奇怪，”玲子说着，轻轻打个响指，“直子没给任何人写遗书，却把衣服的事交待得清清楚楚。她在便笺上写一行草书：‘衣服请全部送给玲子。’你不觉得这孩子怪？在自己即将结束生命的时候，为什么会想到什么衣服呢，这东西岂非怎么都无所谓，其他更想交待的本该多得写不完才是。”
“此外什么都没有也未可知。”
玲子吸着烟，沉思良久。“我说，你很想听我从头一五一十讲起吧？”
“请讲给我听！”我说。
“医院检查的结果，说直子的病情眼下虽正在好转，但为长远起见，还是马上集中根治为好。于是直子转去大阪一家医院，准备在那里住得长久些。以上情况想必已写信告诉过你，大概是8月10日前后……”
“信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