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跟大家说过，我写的书有九十六本被查禁了，我是人类有史以来，不论是古今中外，我写的书是被查禁最多的一个人，直到写呀写呀写，把国民党写垮了为止，他们对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当年查禁我书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宋楚瑜，那次参加所谓中华民国总统选举，他做为“副总统”落选了。他查禁我的书的时候是新闻局的局长。查禁我的单位不只新闻局，还有很多单位，不过，新闻局是个重要的单位。他有一次来看我，我跟他笑，我说：楚瑜兄啊，你们打不过我们。虽然你是国民党的文公会主任，虽然你是新闻局的局长，可是，搞宣传你们打不过我们。怎么样打不过我们？我说：我李敖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别人都信，可是你们国民党把白的说成白的别人都不信。那意思就是说，即使是颠倒黑白，我们本领也比你强。说得宋楚瑜一直在点头笑。

    我们真的有这个本领，就是我们真的是能说善道，笔能够写，会搞宣传的人。现在搞宣传，其实已经非常安全了，你晓得过去搞宣传，表达你自己的言论自由，是什么下场吗？我拿一个14世纪到15世纪的宗教领袖胡斯的画像画片给大家看。看什么？他在这里被捆起来了，捆在柱子上面。干什么？用火来烧他。这位胡斯就这样被烧死了，在四十二岁这一年被烧死了。为什么？你不是争取言论自由吗?你不是要跟教皇来别苗头吗?教皇就罗马的教宗，就可以在最后整到你，虽然你是大学校长，把你照烧不误，把你烧死了。可见当时争取言论自由要付多少的代价。

    在台湾有一段时间，也就到现在啊，大学毕业的男生要做预备军官，就是你一定要当兵。可是当军官，现在比较难一点，要考试了，当年我们(那时候)是一定强迫你当军官。所以，我在台大历史系毕业以后，就当了预备军官，就是第八期的预备军官。

    这就是我的军官照。大家看我的军装照，做一名军官。请大家看我的退伍令，这是我的退伍令，可以看到我入伍的时候是四十八年，就是1959年9月9号，我的退伍是五十年，就是1961年2月5号，我是变成预备军官的，我是少尉。当我做预备军官的时候，因为是一年半的时间，头半年(前六个月)是做入伍训练，入伍训练以后呢，就分发到部队里面做正式的预备军官少尉排长。

    在半年的入伍训练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这个学校(陆军步兵学校)的指导员，就拉大家加入国民党。很多人已经是(国民党)了，可是有少数的人还不是。他的理由是说，如果你不加入国民党，我们分发的时候就把你们分发到金门，分发到前线，面对着大陆，面对着共产党。

    那个时候金门为什么可怕呢？因为就在头一年，金门发生了炮战。炮战的时候，在两个小时以内，落弹五万七千发，在四十四天以内，一共打下了四十八万个炮弹，换句话说，这些炮弹打得台湾喘不过气来。第一次炮打过来的时候，台湾三个副司令官当场被打死，“国防部长”当场受伤，非常恐怖的一次炮战。所以指导员说，如果你们不加入国民党，就派到前线，派到金门。

    这一下子把大家吓坏了，怕去金门呀，大家纷纷入党，几乎都入了党。我不肯。指导员找到我，说：“李敖你不怕死?”我说：“我怕死。”他说：“为什么不加入国民党?”我说：“加入国民党比怕死还可怕，所以我宁肯死，也不加入国民党。”他说：“你开玩笑，你加入不加入？”我说：“我不加入，你派我去前线我去好了。”结果，最后一天分发的时候，我没有去金门，而临时加入国民党的一些人反倒派到金门去了。他们很奇怪啊，不是说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就不去前线吗，怎么现在叫我去呢？气得有人把党证就撕掉了——欺骗我们哪。指导员说这个有原因——前线什么地方?需要很安全的、很忠贞的人在前线，李敖这个家伙不可靠，他的安全我们有顾虑，他对我们国家的忠贞有顾虑，所以，他在后方对我们比较安全。所以他不去你们去，变成这么个笑话。

    我在台湾也没有得好，就参加了一波一波的所谓的前瞻训练，就是训练新兵。训练的时候早上还在嘉义，晚上就走到了高雄县，每天都走八九十里，这样走非常的辛苦，原因和我不是国民党有关。可是，我宁肯保持我个人的特色，也不加入国民党。

    这就是我常常说的，在这个国家乱的时候，政治不上轨道的时候，你自己不能完全怪环境，完全归于环境，因为有些时候，你自己有选择权，(看)你肯不肯选择。我李敖是敢选择的人，我做预备军官以后，有六成的机会，好比说突击训练，我要报名参加，营长说你是预备军官，不准参加。有跳伞训练，我就报名参加，营长说你不准。什么原因呢？他说：我们普通那些老的军官摔下来死就死了，你们预备军官摔死，我们有责任，所以不要去。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躲避任何表现我的勇敢的机会，我从来没有躲避，我却阴错阳差，能够好好地活到现在，因为这也是我的运气。我承认，运气是一个原因，可以说我碰到了好运气，可是，我也受了一个人影响，我跟大家说，这个人就是美国的文学家海明威。他是非常勇敢的人。西班牙时内战，他去参加，当一个炮打下来整个屋子炸开的时候，大家都钻到桌子底下，他老兄还坐在桌子旁边在啃他的鸡腿，满身都是土，他还吃他的鸡腿。他是这么勇敢的一个人。我觉得他给我很好的一个启示，他使我变成一个勇敢的人。

    我在做预备军官以后，分发以后，分到了国民党的十七师，这是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十七师师长叫做汪敬煦，当时上校，后来这个人做了上将，做了台湾所谓国家安全局的局长。他就下达了一个指令，要杀掉我。大家知道吗?我的老师长要杀掉我。什么原因呢？根据我的好朋友郭冠英探听的消息，当时黑社会找到了安全局局长汪敬煦，就是我的老师长，他们说“台独”利用本土帮会壮大，黑社会的竹联帮，可为国家安全效力，不应该压制。汪敬煦上将说可以考虑。后来陈启礼他们追问见面的结果如何，沈野又去见汪敬煦。汪敬煦说：我是局长，怎么能随便与帮会人物见面?他们就是这个帮会人物，真的爱国要做出些表现来再谈。沈野问要怎么做，要如何。汪局长说：去把李敖教训教训。他们的教训就是把你作掉。沈野等就转告了陈启礼，陈启礼说可以办。就在这个时候，陈启礼又因为导演白景瑞的关系认识了汪希苓，就是情报局局长，他叫汪希苓，安全局局长叫汪敬煦。这两个姓汪的分别下达了指令。情报局局长汪希苓说，应该先干掉江南，就是在美国写《蒋经国传》的这个江南。陈启礼他们就到美国杀掉了江南，江南就这样子被杀掉了。江南被杀掉以后，这个事情被闹大了，因为被美国人破案，给破出来了，闹大了，就是台湾怎么可以派黑社会来杀我们美国的公民啊？这个事情闹大了。从此台湾的治安单位才开始收敛，情报局局长才下台，我李敖才躲过了一劫，这是我另外一个好运气。我承认：你去闹事，你争取什么什么自由会付代价，可有的时候也有特殊的好运气，阴错阳差有人替你死掉。

    争取言论自由，第一个特色就是：我要因反对而反对。有人说，你这个反对不理性，错的。

    美国大法官Homes，九个大法官之一，当一个大法官的解释其他人都赞成，一致通过的时候，他一定投反对票，变成八比一。法理上面他知道应该通过，可是他说他要反对。为什么要反对？他说：要给我们的同胞了解到，就是不可以在最高法院有众口一声、全票通过的这种现象，要有一个表达反对的精神。所以，反对的精神比赞成更重要。所以我认为，争取言论自由，像我们这种人，本身就是为反对而反对。

    我蛮喜欢一幅漫画，就是这幅漫画，一个画家他一定打倒(downwith)。打倒什么？为什么呢？他为打倒而打倒。为什么为打倒而打倒呢？因为这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的一个方向——为打倒而打倒。我跟大家谈过悬崖理论，这就悬崖对不对，看到没有这个悬崖？看这悬崖，就是说你不敢到边上来，因为你怕掉下去。可是，我跟大家举过例，有本领的人就可以在悬崖边上而不掉下去，什么原因呢？因为那些控制言论自由的，注意，他不算是我们的敌人，而是他们有的时候跟我们的看法不一样。他们口口声声认为违反法律的规定，我告诉大家什么是法律的规定，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法律上规定——按照德国的标准，是法律上不可以的以外都可以；按照法国的标准，法律上可以的以外其他都不可以；按照意大利的标准，法律上不管可不可以都可以；按照苏联的标准，法律上不管可不可以都不可以；按照台湾的国民党的标准就是，法律上规定的不管可以也好，不可以也好，都可以，也都不可以。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变化呢？就是法律上给它的弹性的解释。拿破仑曾经自豪地说，他的本领不在东征西讨做了法国的皇帝，征服了欧洲，他的本领是开创了一部《拿破仑法典》。可是他附加地说了一句，如果什么人解释这个法典，我的法典就完蛋了。这法律怕解释。刚才我举了德国、法国、意大利、苏联跟台湾的国民党伪政权，他们这种对法律的解释都不一样。这就告诉我们，言论自由可以不可以，这里面有很大的弹性，就是我说你可以你就可以，我说你不可以就不可以，这就是弹性。我们要摸索出来这个弹性。

    我再讲一遍，干涉言论自由的人和单位，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可是他们的观念，他们的血压，他们的情绪，他们的打牌输赢，他们跟老婆吵不吵架，都会影响到这个言论自由的标准，都会决定他要不要查扣你，要不要在电视节目里面用广告给你盖台，把你给挡住，把你节目过滤掉，都有关系。我再讲一遍，他们不是敌人，可是有的时候他们脑筋跟不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不断地推推推，不断地磨合磨合磨合，不断地争取争取争取，为什么呢？要得到一个机会，把真理讲出来的机会，换句话说，这都属于悬崖旁边的活动，在这悬崖边缘去活动。这时候我们谈一句英文给大家看，说：Thosewhogotigerhunting(他去打老虎的人)，shouldrememberthat(他就记得)，therearetigersandtigers。打老虎的人应该记得这里啊——tigersandtigers。什么意思啊?不是“老虎啊老虎”，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很多老虎”，也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英文什么意思啊?tigersandtigers，是“有的老虎是容易打到的，有的老虎是很难打的”，叫tigersandtigers。

    在言论自由上这些干涉我们、控制我们的人，有的是很容易跟他们讲通的，有的是不容易讲通的。能讲通的就讲通，不能讲通的我们要磨合，最后要讲通为止。所以，像台湾就发现这一现象，真正查禁我书的人宋楚瑜到我家里来，觉得当年查禁我书查禁错了，不查禁，所谓国家也不会亡。当年查禁我书的台湾的“国防部总政部主任”许历农上将也是(这样)啊，当年查禁我那么多书，后来在公开场合向我道歉，说对不起我。他们发现这些书查禁了，他们的政府也会亡，他们想通了。当然，他们大部分在下台以后，才恶梦初醒。可是，总算想通了，是一桩好事。这就是我所说的：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可是，他们的脑筋要改头换面。要洗面革新需要我们帮忙啊，推他一把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你看到没有，最近大陆的海关在缺乏明确的界定之下，用走私违禁品(印刷品)的理由去查扣书，看到没有？结果香港的《亚洲周刊》被查禁，《亚洲周刊》的总编辑，我的好朋友邱立本啊，他们由江迅、王健民出面去告，去告查禁这个行为对不对。怎么斗的呢？书被没收告海关，他们打赢了官司。这证明了中国大陆法律不是不可以试验的，原来这法律会保护我们的言论自由。所以，看到没有，朱元涛一审败诉，他再向北京高级法院提出上诉，结果呢，北京高等法院在今年8月宣判，撤销中级法院判决及海关处罚。朱元涛认为胜诉标志着大陆法制建设向前迈步。打官司打赢了，那海关乱查扣我的书啊，我就告你，怎么样?告赢了。所以我说，我们努力的结果，其实不是白费的，言论自由要靠争取才能够得到，并且我们真的可以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