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有一个有名的作家，叫做乔治·欧威尔，他写过一部书，叫做《动物农庄》。这个书的故事大概是说：农庄里面的一群动物，它们开始革命。革谁的命呢？革人类的命。把人类赶走了，这些动物统治了这个农庄。然后，猪搞了小组织，怎么样地欺负马，怎么样欺负这个欺负那个。然后，这个农庄被猪统治了，它们的做法跟人完全一样。整个故事就是讽刺在政权变化里面，人类跑了，猪来统治这个世界。

    我曾经在我的节目里面谈到过，我说蒋介石的这群走狗长的是人面兽心，可是陈水扁这群走狗啊，长的是兽面兽心。由人面兽心变成兽面兽心，换句话说，长得更丑陋。

    乔治·欧威尔还写过一本有名的书，叫做《1984》。《1984》是他在1948年所写的书，这个书最大的特色，就是他在1948年告诉人类，当1984年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变成我们人类都被集权制统治了，每个房间里面都有个老大哥集权者的照片来看着你，你的一举一动都被集权者所控制。1984年终于到来了，1984年也过去，这个作者乔治·欧威尔也死了。可是，他绝对没有想到，虽然1984年这个世界没有发生他所想像的集权统治的那种样子，可是在1984年以后，这个世界由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使那种集权统治者的统治本领大到不得了了，已经超出1948年乔治·欧威尔的想像，想像不出来了。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我们在报上常常看到一些人犯罪了，给关到警察局去，忽然在里面自杀了，然后警察局就报告说这个人畏罪自杀。我们觉得很奇怪啊，自杀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自杀的地点怎么这么怪呀？怎么他老是死在警察局啊？我李敖就把这些你们在看报时候不注意的消息，一条一条地收集起来，凡是死在警察局的新闻我就把它存下来，存了很多以后才发现，噢，原来有个原因。他为什么好死不死，(非要)死在警察局呢？——他没有在警察局自杀，也没有上吊，都不是的，他被警察修理，他被警察刑求，被警察打，不小心给打死了。打死以后就往上报说他自杀了。所以，这些人好死不死，专门死在警察局的原因是，他被刑求死掉了。

    像我李敖被蒋介石伪政权抓起来的时候，我也被刑求啊，可是，刑求的时候，他们对我比较优待。怎么优待呢？派一个医生在旁边。这个医生拿了个听筒，在你的心脏上面这样听。对你刑求的时候，同时医生在旁边听你的心脏状况，什么意思啊？绝对不要刑求过度，咚，你死掉了，他不要这个结果。可是，你也不要假装晕倒，没有这事儿，医生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换句话来说啊，他可以叫你肉体遭受最大的痛苦，精神遭到最大的折磨，可是，你不会被刑求致死，你也不可能畏罪自杀。原因是，医生用听筒这样最简单的科学技术的产品来随时检查你的身体。刑求的时候，有种电，给你插上去以后，要摇电话的时候，你的鼻涕、眼泪、小便都会流出来，浑身会崩溃。请问，如果是文天祥，如果是史可法，碰到了这种东西，会不会屈服啊？文天祥那时候人类还没有发现有电的事情，所以，这种科学技术没到这个水准，也不会打一针，像德国的那种盖世太保，一针打下去，他不但会叫你把话说出来，甚至把你不知道的话都说出来。所以，现代科技对人类的统治会摧毁到什么程度啊！

    最近台湾正在闹，闹什么？很多个人的资料，好比我到银行开户的个人资料，我的健康资料，都因为进入电脑被卖出来了。现在，台湾“政府”还要做就是说所谓全体的公民指纹的大指模，用指模来确定你人在哪里，确定你犯没犯罪。大家知道吗？这种现代科技可以把人类控制得这么紧密。所以，大家现在才知道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世界，个人的自由相对起来越来越渺小。如我所说，即使是文天祥、史可法都未必挡得住现代的刑求，所以《1984》给我引发这种感想啊。

    现在，我们看到一个情况出现了，美国总统布什说，伊拉克的阿布格莱伯监狱将铲平另外盖。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在这个监狱里面虐待了伊拉克的囚犯，认为这是美国人的耻辱啊，是死亡与刑求的象征啊，贬低了美国的价值，所以，这个不要脸的美国帝国主义的布什总统说我们要把监狱拆掉重盖。其实，美国该拆的不是这个监狱。美国该拆的是纽约市的这个象征——自由女神像。美国对不起这个自由女神，美国的自由是假的，该拆的是这个像啊。看看美国人怎么样虐待这些伊拉克的囚犯，看到没有？脱完衣服坐到你身上啊，变成人肉的一团肉，美国女兵在一边笑。你看，好好的一个女孩子，怎么能变成这么坏?对不对？怎么这么坏!就是人类最劣根性的一面，最坏的一面给展示出来了。

    《世界人权宣言》里面第五条说得很清楚，任何人不容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不人道或污辱之待遇或处罚。美国人做到了没有？美国人还首创了联合国，联合国还在他们家里，美国人公开地虐待伊拉克的战俘，羞侮他们的人权。

    这次台湾所谓的总统就职典礼，当陈水扁做了所谓第十一届的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怕被行刺，在学校的学生那天也没放假，没带证件的被拦下来，上班族大骂，看到没有啊？学生书包、便当打开看，饭菜也淋了雨。小学生带来的水，警察、治安人员叫小学生打开喝给他看，看看这里面是不是汽油，是不是爆炸物品。这么坏的“政府”，这么样的不相信人民的“政府”，这么混蛋的陈水扁政权就发生在台湾哪，难怪联合国把你赶出去，你们根本不尊重人权嘛，你们跟美国人一样嘛。

    我们来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看到没有啊？1954年公布的，1975年公布的，1978年公布的，1982年公布的，最近公布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条文，大家看到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人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构执行，不受逮捕。”我们再看看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的宪法，也有这种类似规定啊(全世界都有这种规定)：人民身体自由应予保障，除现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经司法或警察机关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审判处罚，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得拒绝之。所谓中华民国的宪法这一条的四个字最有趣了，“得拒绝之”。怎么拒绝法？“咚咚咚”敲你门，门打开看，外面站了三个彪形大汉，来抓你了，不合法也来抓你了，“得拒绝之”，你怎么拒绝？你怎么能拒绝这三个彪形大汉？做不到啊，被抓走了，不是吗?所以，所谓中华民国的这种宪法，说得漂亮，事实上是做不到的。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很多问题，我们必须要了解这种现象，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处理。

    我再讲个例子给大家听。大家看看这个人，这个人就是所谓中华民国民社党当年的党主席，叫做张君劢。他的名字也叫张嘉森，可是，他写的书啊印出来叫张士林，为什么呢？“士”字怎么来的？“士”字是“嘉”字保留上面的这个头。“林”怎么来的？是“森”字只去掉那个“木”，就叫做“林”。为什么叫张士林啊？国民党把他绑票，不许你成立民主社会党，书出版社不敢给他出，说：要出可以，要改名字，不能用张君劢，不能用张嘉森，只能用张士林。可以遭到这个迫害啊。换句话说，如果换作我李敖出书，李敖的“敖”字就是一个“士”字，一个“方”字，一个“文”字，是吧？那要改名字，变成李放，但是李放不行啊，因为我的弟弟叫李放。要叫李文，那李文也不行哪，我的女儿叫李文。那好了，直接叫李方，用这个“方”字，我李敖要改名叫李方才能出书，国民党当年是这么样的整人的。这张君劢就去跟国民党理论，当时国民党的“行政院长”汪精卫讲了一句话，他说：国民党的天下是打出来的，不服气你们去革命嘛。说得很坦白，说得很干脆——你们去革命嘛。可是，在现代的统治之下，人民哪有那么多的机会、那么多的武器、那么多的环境去革命呢？所以，不可能革命。汪精卫当年是革命党，去行刺宣统皇帝的爸爸，去刺摄政王，被抓到以后，汪精卫写一首诗，叫《慷慨歌燕市》。当时清朝政府已经胆寒了，这种行刺摄政王的人一定要砍头的，可是不敢判他死刑，把他判了无期徒刑。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当然汪精卫就放出来了，后来做了汉奸是另外一回事情。这诗还是有生气的，就是老子革命：

    慷慨歌燕市，

    从容做楚囚，

    引刀成一快，

    不负少年头。

    我把话题说得轻松一点，这次我得了前列腺癌(摄护腺癌)，我就先写了一幅对联，引的汪精卫的诗：

    引刀成一快，人心大快，仇者先快，亲者后快；

    不负少年头，浪子回头，为了大头，苦了小头。

    我讲到这个有趣的故事，就是告诉大家，汪精卫的话是有道理的——你去革命嘛。可是，今天我们忍不住要问：如果人民不用革命的方法来争取他应该有的权利，政府不需要人民用这种方法，而释放出人民本来有的权利，不也是很好吗？难道不可以吗？所以，我觉得要想出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过去，一个有名的老报人叫龚德柏，他说别人没有言论自由，他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怕死啊。写了抓起来，前后坐了七次监狱，就这样子。他的方法很简单——敢写，所以我有言论自由，后果如何，言论以后有没有自由在所不问。所以，不但是言论方面，很多人民的权利也是这样子啊，你要不要争取你的权利？

    今年5月27号报纸，台湾有一个八十岁老头子进行抗议活动，在士林公所前面“上班”十个月啊，怀疑课税不公。你课税不公我就去跟你闹，反正哪个机关跟他不和，给他闹到哪个机关。你把老子怎样？老子八十岁了，我干的事情也不是革命，也不是造反，只是争取这些基本的权利而已。精神可嘉，看到没有？

    所以，我认为很多权利在合法的范围里面还是可以争取的，不是不能争取的，争取成功以后，对政府也是一件好事。政府发现有些衙门，他们乱搞，他们胡搞，幸亏有这些人出来锲而不舍地争取这些权利，替法律说话。法律本身也不会说话的，要人民努力争取它，使法律这个美梦成真，这才是好的人民，好的政府啊。所以，我认为这种争取是应该的，不是动辄说“你革命好了”，不是这样子的。

    用政府所允许的规则，跟政府对干，我认为是好的。因为表面上是政府，实际上是政府中的一些官吏，一些公务员，可能做了很多错的事，这些错事需要这些人出来闹。所以，我认为我的女儿李文博士，这样子做法是对的。我叫她去告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叫她去写信给北京市的市长。她已经写了两封信，要求北京市长要注意市民的安全。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情。我赞成在这个范围以内大家去闹一闹，我觉得是好的。要革命吗？留给李敖这批人吧，别人不要再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