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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克拉茨监狱里有两种生活。一种是紧锁在牢房里，完全与世隔绝的，但只要有政治犯的地方，它又同外面世界最紧密地联系着。另一种生活是在牢房前长长的走廊上，在那忧郁的、半明半暗的地方，它与外界完全隔绝，紧裹在制服里，它比锁在牢房里的生活更为孤立。这是个木偶多于雕像的世界。我想来讲一讲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有它自己的面貌，有它自己的历史。不然我是不会把它认识得这样深刻的。只能看到面向我们的那个侧景，只能看到它那似乎完整和牢固的表面，这表面用铁一般的重担压在牢房的居住者身上。一年前，甚至半年前还是这个样子。而今这个表面已经布满了裂缝，透过这些裂缝可以看到许多面孔：可怜的、和蔼的、忧虑的、可笑的，各式各样的，不过总还属于人类的面孔。反动统治的危机，也在这个灰色世界的每一个人身上加上了压力，把他们内部所属的人性明明白白地暴露出来。有的时候人性很少，有的时候当你熟悉了它之后，便看得比较真切。他们具有人性的多少使他们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典型。当然你也能够在这里找到几个完美的人。他们为了帮助另一些陷入困境的人，不顾自己也会陷入不幸之中。
监狱本来不是一个使人快乐的机构，但是牢房外面的这个世界却比牢房里要凄凉得多了。在牢房里人们生活在友爱之中——那是怎样的一种友爱埃这种友爱是在战场上产生的，战场上人们经常处于危险之中，今天我救了你的命，而明天我又可能被你挽救。可是这样一种友爱在德国看守之间却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存在。他们被包围在相互告密的气氛之中，这一个人监视和告发那一个人，每个人都提防着那些冠冕堂皇地互称为“朋友”的人。他们中间最好的人，如果不能也不愿意孤寂无友的话，就只好到牢房里来找朋友了。
我们长时期以来不知道他们的姓名。这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就用绰号来区分他们，这些绰号有的是我们起的，有的是我们以前的人起的，随后就在牢房里沿用下来了。有些人绰号之多竟和牢房的数目一样；这都是些庸碌之辈，非驴非马，他们在这里给人添一点饭，转过来又在那里打人的耳光，也许他们只和犯人交往几秒钟，但却长久在牢房里留下印象，造成了片面的看法，于是就有了一个片面的绰号。但有些人在所有的牢房里有着一致的绰号，这些人的性格比较突出，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不是好就是坏。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典型吧。看一看这些木偶。他们可不是随随便便聚合在一起的。他们是纳粹主义的政治军队的一部分，是精选出来的。他们是反动制度的砥柱，是它的社会栋梁……“善心人”一个高个儿的胖子，有副男高音的嗓门，他是“党卫队预备队员”劳斯，曾在莱茵河畔科伦地方做过校工。他像所有德国学校的校工一样也在紧急救护训练班受过训，所以他有时代替监狱里的助理医生。他是我到这里以后最早接触到的一个人。他把我拖进牢房，安置在草垫上，检查了伤势，给我缠上绷带。也许真是他救了我的命。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他是一个人？或是那个救护训练班在他身上起了作用？我不知道。但是当他打掉被捕的犹太人的牙齿，强迫他们吞下满满一勺盐或沙子当作万应灵药的时候，却湿出了他那地地道道的纳粹本色。
牛皮大王
布杰约维采啤酒酿造厂的马车夫法宾扬，是一个好心肠的爱说话的人。他到牢房里来总是满脸笑容地给犯人送饭，从不侮辱人。但你却想不到，他会整小时整小时地躲在门背后偷听牢房里的谈话，然后把每一件可笑的、芝麻大的小事都去报告上司。
科克拉尔
他也是布杰约维采啤酒酿造厂的工人。那里有很多从苏台德区来的德国工人。“问题不在于个别工人怎样想或怎样做，”马克思有一次这样写道，“而在于整个工人阶级，为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必须做些什么。”那里的一些工人真是一点都不明白自己的阶级使命。他们是从本阶级中分离出来、站到了它的对立面的人，他们的思想悬在空中。确切地说，他们自己大概也将要悬在空中了。
科克拉尔为了使日子过得好些而参加了纳粹的工作。但事实证明，这一切比他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从那时起他就失去了笑容。他把赌注押在纳粹主义的胜利上。事实证明，他把赌注押到了一匹死马身上。从那时起，他甚至失去了自制力。他穿着一双软拖鞋整夜在监狱的走廊里来回踱步，他无意中把自己那忧郁思绪的痕迹留在尘封的灯罩上：“一切都完了。”
他写下了富有诗意的句子，还想自杀。
白天，他驱赶犯人甚至看守，还尖着嗓子声嘶力竭地嚎叫，使自己不觉得那么害怕。
勒斯列尔
瘦高个儿，说话带着粗重的男低音，他是这里少有的几个很会衷心大笑的人之一。他做过亚布洛涅茨城的纺织工人。
他常到牢房里来同我们辩论。一辩论就是几个钟头。
“要问我是怎么干起这行来的吗？十年来我总没有正常的工作。每个星期只能挣到二十个克郎养活全家，——你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呀？而后他们来了，他们对我说：‘我们给你工作，跟我们来吧。’我就来了，——他们给了我这个工作。我和别人都有了工作。有吃的，有住的，可以活下去了。社会主义吗？哎，算了吧，不是那么回事。当然，我本来的想象完全不是这样的。然而现在毕竟比过去好一些了。
“这难道不是真的吗？战争？我可不希望有战争。我不希望别人死去。我只希望我能活下去。
“你说，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都在帮他们的忙吗？那么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我在这里伤害过谁吗？我走了，换别的人来，也许还会更糟些。我走了又会对谁有好处呢？战争一结束，我就回工厂去……“你想这个战争谁会打赢？不是我们？那就是你们啦？我们将会怎么样呢？
“完蛋？那太可悲了。我想不会这样的。”
于是他跨着那漫不经心的大步子离开了牢房。
半小时后，他又回来问我们苏联的一切到底怎么样。
“它”
一天早晨，我们在庞克拉茨监狱楼下最主要的一个走廊里，等着押送去佩切克宫受审。每天我们都这样前额紧贴墙壁站着，不让我们看见前后发生的事情。可是这天早晨在我们背后响起了一个我所不熟悉的声音：“我什么也不想看，什么也不想听。你们现在还不认得我，你们将来会认得我的。”
我笑起来了。在这里严格的军事管制之下，引用《好兵帅克》中那个可怜的蠢蛋杜布中尉的话倒真是恰到好处。可是一向没有人有勇气在这里大声讲出这句俏皮话。我旁边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人轻轻碰了碰我，提醒我不要笑，说我也许是弄错了，这并不是什么俏皮话。原来的确不是。
在我背后说这话的是一个穿着党卫队制服的小东西，显然“它”根本不知道什么帅克不帅克的。但“它”能说出像杜布中尉那样的话来，是因为“它”同他一脉相承，如出一辙。它姓维坦，曾在捷克军队里当过超期服役下士。“它”倒说对了：后来我们果真彻底认得了“它”，每当我们谈起他时总用中性的“它”称呼。说老实话，我们绞尽了脑汁才给这个集渺孝愚蠢，顽固、卑鄙于一身的小东西找到了这么一个合适的绰号。他是庞克拉茨监狱的主要骨干之一。
“只有小猪尾巴一般高”，这句民间谚语是形容那些渺小而又妄自尊大的钻营家们的，它正好击中了这种人的要害。一个人为了自己身材矮小而苦恼，他的灵魂又该是何其渺小埃而维坦就因为自己身材矮小而苦恼，并且因此对所有那些在体格上和心灵上都比他高大的人进行报复。
“它”不打人，“它”没有这个胆量。但“它”告密。多少犯人由于“它”的告密而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埃为什么把你从庞克拉茨监狱送到集中营去，这同材料上怎么介绍你，并不是毫无关系的。
“它”十分可笑。常常独自一人在走廊上神气活现地摇来晃去，仿佛觉得自己是个显贵的人物。可是一当“它”碰见人，便感到有必要爬到什么东西上去，使自己的个子长高一些。假如“它”要问你什么，“它”就坐到栏杆上，因为这样就比你高出一头，“它”可以在这个不怎么舒服的地方坐上个把小时。当“它”在旁边监视你刮脸时，“它”就跳到台阶上去，或者爬到一条长凳上走来走去，并且老是重复那几句颇为玄妙的话：“我什么也不想看，什么也不想听。你们现在还不认得我……”早晨半小时“放风”的时候，“它”总要走在草坪上，这样就比周围高出十厘米。“它”神气活现像个国王似的走进牢房，立刻爬到椅子上，这样便可以居高临下地点名。
“它”十分可笑，但正像每个傻瓜一样，一旦居于操生杀予夺大权的地位时，“它”也是十分危险的。在“它”那有限的躯壳里还藏着一种本领：把蚊子说成骆驼。“它”除了警犬的职务外别的一无所知，因此“它”把每一件违反监狱规则的无关紧要的事，都看成属于“它”的重要使命范围内的、应该加以干涉的、了不起的大事。“它”捏造了一大堆违反狱规的过失和罪名，以显示出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从而可以心安理得。反正在这种地方还会有谁去查证“它”的告密有多少真实性呢？
斯麦唐兹
这个木偶身躯粗壮、面孔迟钝，两眼无神，活像格罗斯画的纳粹党徒的漫画。他曾在立陶宛边境附近的一个村里当过挤奶工人，然而说也奇怪，这种善良牲口的高贵品质却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影响。在上司面前，他是“德意志道德”的化身：坚决、果断、严厉、不受贿赂（他是少有的几个不向杂役勒索食物的人之一），但是……有一个德国学者，不记得是哪一个了，他曾按照动物能懂的“词”的数目来测定动物的智力。我记得他好像证明家猫的智力最差，它只能理解一百二十八个词。啊，它比起斯麦唐兹来却算得上是一个天才。因为我们在庞克拉茨监狱里从斯麦唐兹嘴里只听到过这几个字：“Ｐａｓｓｂｌｏｓｓａｕｆ，Ｍｅｎｓｃｈ。”(德语：“你要当心埃”)每周有两三次轮到他值班，每周也就有两三次他费尽苦心，结果却总是弄不好。有一回我见到监狱长责备他没有把窗户打开，于是这个小肉山似的家伙立即惶惑不安起来，两条短腿来回地交替着，脑袋笨拙地垂在胸前，越垂越低，嘴角痉挛地扭动着，紧张而吃力地复诵着刚才耳朵里听到的话……突然间这堆横肉像汽笛似的大叫起来，整个走廊里掀起了一阵慌乱，谁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所有的窗子依旧关着，只看见离斯麦唐兹最近的两名犯人的鼻子在流血。他找到出气的地方了。
他总是用这种办法来出气的。打，碰到谁就打谁；打，如果需要的话，就打死——这点他倒是懂得的。他也只懂得这个。有一次他闯到集体牢房里去打一个犯人——一个有病的犯人，直打得这个人倒在地上抽搐起来。其余的犯人也被命令按照这个人抽搐的节奏一起一坐，直至这个病人精疲力竭不能再动弹为止。而斯麦唐兹两手叉腰，带着傻笑欣赏着，很满意自己如此成功地处理了这一复杂的形势。
这个原始动物，在他所学会的一切当中，只记住了一点：打人。
但就是在这个动物身上，也有某种东西在瓦解着，这大约是一个月前的事。他和Ｋ两个人坐在监狱的接待室里，Ｋ在给他讲当前的形势。讲了很久很久，直到斯麦唐兹稍微明白一些为止。他站起来，打开了接待室的门，小心翼翼地环顾一下走廊：到处是深夜的寂静，监狱沉睡着。他关上门，小心地上了锁，然后慢慢地蜷缩在椅子上说：“那你是这样想的+？……*他用手支撑着头。一个可怕的重负紧压住了这个肥大个子的渺小灵魂。他就这样蜷缩着坐了很久，然后抬起了头，绝望地说：“你说的对，我们再也不会打赢了……”庞克拉茨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听到斯麦唐兹耀武扬威的嚎叫了。而新来的犯人也就不会知道他那打人的手是多么狠毒了。
监狱长
个子比较小，不论穿便服或穿冲锋队小头目的制服都很讲究，阔绰，自满，喜欢狗、打猎和女人，——这是同我们没有关系的一面。
另一面是库克拉茨监狱都知道的：粗暴，野蛮，不学无术，为了保存自己可以不惜牺牲任何人的一个典型的纳粹狂妄分子。他叫索帕，——如果名字一般说来还有某种作用的话，——出生在波兰。据说他是科班出身的铁匠，然而这样一种可敬的手艺却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很久以前他就为希特勒匪徒们效劳，由于竞选游说有功而捞到了现在这个位置。他用尽一切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对所有的人，不管是犯人还是监狱职员，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都表现出绝对不带感情而残忍无道。庞克拉茨监狱里的纳粹同僚之间没有友情可言，但还没有人像索帕这样连点友情的影子都没有。他在这里好像还瞧得上眼的，常常交谈的只有监狱的医务官魏斯涅尔。但看来魏斯涅尔对他并不怎么样。
他只知道他自己。他为自己捞到了这样一个显赫的位置。
为了自己，他至死都要效忠纳粹政权。大概不打算找活路的只有他一人。他知道自己是逃不脱的。纳粹的垮台就是他的垮台，就是他阔绰生活的完结，就是他漂亮住宅和讲究服饰的完结（顺便说一下，他甚至不嫌弃穿被处死的捷克人的衣服）。
是的，这一切就要完结了。
监狱医务官
医务官魏斯涅尔，在庞克拉茨监狱这个环境里是一个特殊的木偶。有时你会觉得他不属于庞克拉茨，而有时你又会觉得庞克拉茨没有他是不可想象的。他不在医务室，就在走廊上，拖着他那缓慢的步子摇摇晃晃地来回踱着，老是自言自语，不断地东张西望，总在那儿观察着什么。他像是一个仅仅到这里来逗留片刻、想从这儿尽量多摄取一些印象的客人。但是他也会像最机灵的看守一样，迅速而无声地将钥匙插在锁眼里一下子把牢门打开。他有一种索然无味的幽默，他谈起一些隐秘的事情，但谈得不清楚不透彻，甚至使你抓不住他说话的意思。他接近人，但不允许任何人接近他。虽然他看到了许多事情，但他却不声张，也不向上汇报。当他进到一间烟雾弥漫的牢房时，他总是用鼻子深深地吸一下说：“嗯，”他把两片嘴唇啧了一下说。“在牢房里抽烟，”他第二次又用嘴唇啧了一下，“是严格禁止的。”
但是他不去告发。他总是紧锁双眉，满面愁容，好像有一种莫大的隐痛在折磨他。他为纳粹制度服务，每天也为这个制度的牺牲者治疗，他显然不想同这个制度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不相信这个制度，怀疑它的永久性，以前他也没有相信过。因此他没有把家眷从弗拉斯罗弗迁到布拉格来，虽然帝国官员中很少有人肯放弃把被占领国吃光的机会。但他也不会同反对这个制度的人有丝毫联系，他同他们也是无缘的。
他对我的治疗态度是积极认真的。他对大多数人都是如此，并且还坚持不允许提审受刑过重的犯人。这样做也许是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但有时特别需要他的帮忙，他却不给任何帮助。也许是因为害怕的缘故。
这是一个小人物的典型。他孤独地生活在两种恐惧，即对现在主宰着他的纳粹制度的恐惧和对今后即将到来的新的恐惧之间。他在寻求出路，但是没有找到。他不是一只大老鼠，而只是一只落人陷阱的小耗子。
一只毫无希望逃脱的小耗子。
“机灵鬼”
这已不完全是个木偶。但也不是一个完整的雕像，他是介乎两者之间的过渡。他还缺少做一个雕像的明确的意识。
像这样的人在这里实际上有两个。他们都是普通的、有感情的人，开始时他们是被动的，完全被他们所陷入的环境吓坏了，后来竭力想从这一深渊里挣脱出来。他们是不由自主的，因此也想寻找能把他们引到正道上来的支援和领导，但这与其说是出于认识，毋宁说是出于本能；他们帮助你，是想从你那儿得到帮助。当然是应该给他们帮助的，无论是现在或是将来。
在庞克拉茨监狱所有的德国职员中，只有他们俩到过前线。
哈瑙尔是兹诺伊莫城的裁缝，他故意把脚冻坏，不久前才从东线回来。“战争不是人干的事，”他有些像帅克似的谈起哲理来，“我在那边无事可做。”
赫费尔是拔佳鞋厂的一位快乐的鞋匠，到法国去打过仗。尽管人家答应提升他，但他仍从军队里开了小差。“Ｅｃｈ，ｓｃｈｅｉｓｓｅ。”(德语：“唉，无聊。”)他自言自语，像每天对待许多无关紧要的小事那样挥了挥手。
这两个人的命运和情绪都有些相似，不过赫费尔更大胆，更突出，更全面。“机灵鬼”，——几乎是所有牢房一致给他起的绰号。
他值班的时候，是牢房安静的日子。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他大声叫骂起来，他便跟你眨眨眼，让你知道，这跟你无关，不过是骂给楼下的上司听，表明他在严格执行任务罢了。然而他的努力白费了。上司并不信任他，没有一个星期他不挨罚的。
“Ｅｃｈ，ｓｃｈｅｉｓｓｅ。”他挥了挥手，照旧继续干自己的。与其说他是个看守，还不如说他仍是个轻松愉快的青年鞋匠。你能够碰见他同牢房里的年轻犯人兴高采烈地，起劲地玩牌。有时他又把犯人从牢房赶到走廊上，独自一人在牢房里进行“搜查”。这“搜查”持续很久。假如你感到好奇，向牢房里瞧一眼的话，你准会看见他坐在桌子旁，头支在胳膊上睡着了。他睡得很香：在这里睡觉是瞒过长官的好法子，因为有犯人在走廊里替他站岗放哨，一有危险就会马上通报他的。如果他在休息的时候为了心爱的姑娘没有睡够觉的话，那在值班的时候就非睡不可了。
纳粹会失败还是会胜利呢？“Ｅｃｈ，ｓｃｈｅｉｓ－ｓｅ。这个马戏团到底还能支撑多久呢？”
他并不认为自己是这马戏团里的一个角色，虽然他为此而受人注意。不仅如此，他甚至不想属于它。他的确也不是那里面的人。你需要递一个秘密字条给别的牢房吗？“机灵鬼”会替你传递。你想送个消息到外面去吗？“机灵鬼”会替你转送。你想同某人交换意见，想通过个别谈话使某人增强斗争信心或营救别的一些人吗？“机灵鬼”会把你领到这个人的牢房里，并替你放哨。一旦事情办妥了，他就会像顽皮的孩子做成了一场恶作剧那样快乐高兴。你常常得提醒他小心。
他很少感到自己处境的危险。他也不懂得他所成全的这些好事的全部意义。这帮助了他做更多的事情，但同时也妨碍了他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