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日中友好协会的要求，我曾给该会机关报《日本与中国》周刊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那一期写了文章寄去，题为《人人展〈南京大屠杀图〉观后》。这幅《南京大屠杀图》是丸木位里和丸木俊子夫妇于去年三月绘制完成的，这幅画高四米，宽八米，是件巨幅作品。他们曾完成了组画《原子弹灾害图》十四幅。这幅《南京大屠杀图》从埼玉县东松山市的丸木美术馆运来上野之森，首次在东京市民面前展出。
拙稿一经刊登，立即有一位从事日中友好运动的青年朋友寄来明信片。在明信片中，他向我指出了一、两处在我的文章中需要订正的地方，并说该报刊登此文，非同寻常，因为过去报纸有一种倾向，很少报道这类问题，因而感到新鲜。经他这样一说，我才注意到，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虽出版过几本著作和论文集，但除《日中》杂志外，在日中友好方面以及研究中国的团体的机关报、杂志上一次也未曾介绍过此类书籍和发表过书评。
我不会由于自己的著作为朋友们所忽视乃至敬而远之而斤斤计较，但我总觉得这与中国方面的态度有关。丸水位里曾对前去丸木美术馆访问的曾根正哉就《南京大屠杀图》一画这样说：“这是日本人画的东西……曾经制造悲剧、到处破坏的我们……我们日本方面的我们……中国人决不会欢迎，也不会高兴。我想，这一点你也是知道的。“（载《日本与中国》，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号）
迄今为止，以“中日友好”为重的中国人，在接待日本人访华时，绝口不提蒙受日本侵略军的屈辱和痛苦的回忆，也未在感情上流露出来。
对于中国人的宽宏大量、深切体谅，我们非常感激。然而，不论中国人是否保持缄默，作为日本人，无论是谁都不可能对自己所犯下的深重罪孽无动于衷。正因为如此，丸木夫妇才致力于需要非凡勇气的艰巨工作，用绘画形式，向日本群众诉说在中国首都南京呈现的、由日本军犯下的大屠杀事件的可怕情景，并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他们逆流勇进，高举了反战的旗帜。
我之所以在十五年前就着手有关南京暴行的著述，也出于与丸木大妇同样的思想。还有一种不甘落后的心理，认为要像丸木夫妇作为画家而描绘出《南京大屠杀图》那样，身为历史学家而写下有关南京暴行的史书，则是我的责任。
现在，要由我们自己来揭露日本人过去所犯下的罪行，进行这项工作似有些别扭。然而，在今日的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公开复活。这里，澄清一下军阀对国民的错误领导所引起的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真相，以资对战争的罪恶性作出反省，同时希望再次向中国人民表示道歉。这是笔者的一点心愿，它使我有勇气来改编自己的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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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日中友好协会的要求，我曾给该会机关报《日本与中国》周刊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那一期写了文章寄去，题为《人人展〈南京大屠杀图〉观后》。这幅《南京大屠杀图》是丸木位里和丸木俊子夫妇于去年三月绘制完成的，这幅画高四米，宽八米，是件巨幅作品。他们曾完成了组画《原子弹灾害图》十四幅。这幅《南京大屠杀图》从埼玉县东松山市的丸木美术馆运来上野之森，首次在东京市民面前展出。
拙稿一经刊登，立即有一位从事日中友好运动的青年朋友寄来明信片。在明信片中，他向我指出了一、两处在我的文章中需要订正的地方，并说该报刊登此文，非同寻常，因为过去报纸有一种倾向，很少报道这类问题，因而感到新鲜。经他这样一说，我才注意到，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虽出版过几本著作和论文集，但除《日中》杂志外，在日中友好方面以及研究中国的团体的机关报、杂志上一次也未曾介绍过此类书籍和发表过书评。
我不会由于自己的著作为朋友们所忽视乃至敬而远之而斤斤计较，但我总觉得这与中国方面的态度有关。丸水位里曾对前去丸木美术馆访问的曾根正哉就《南京大屠杀图》一画这样说：“这是日本人画的东西……曾经制造悲剧、到处破坏的我们……我们日本方面的我们……中国人决不会欢迎，也不会高兴。我想，这一点你也是知道的。“（载《日本与中国》，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号）
迄今为止，以“中日友好”为重的中国人，在接待日本人访华时，绝口不提蒙受日本侵略军的屈辱和痛苦的回忆，也未在感情上流露出来。
对于中国人的宽宏大量、深切体谅，我们非常感激。然而，不论中国人是否保持缄默，作为日本人，无论是谁都不可能对自己所犯下的深重罪孽无动于衷。正因为如此，丸木夫妇才致力于需要非凡勇气的艰巨工作，用绘画形式，向日本群众诉说在中国首都南京呈现的、由日本军犯下的大屠杀事件的可怕情景，并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他们逆流勇进，高举了反战的旗帜。
我之所以在十五年前就着手有关南京暴行的著述，也出于与丸木大妇同样的思想。还有一种不甘落后的心理，认为要像丸木夫妇作为画家而描绘出《南京大屠杀图》那样，身为历史学家而写下有关南京暴行的史书，则是我的责任。
现在，要由我们自己来揭露日本人过去所犯下的罪行，进行这项工作似有些别扭。然而，在今日的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公开复活。这里，澄清一下军阀对国民的错误领导所引起的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真相，以资对战争的罪恶性作出反省，同时希望再次向中国人民表示道歉。这是笔者的一点心愿，它使我有勇气来改编自己的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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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从“中日友好”的原则出发，对日本人绝口不提难以忘怀的仇恨。但是，中国人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者所遗留下来的惨重灾难。中国有史以来的、那些不堪忍受的悲惨回忆不是没有从中国人的头脑中消失吗？中国政府也一直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并通过电视、戏剧、电影或展览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过去的罪恶，从不放松对人民的教育。
毋庸赘述，中国人对访华的日本人所采取的那种体谅态度是中国政府的“中日友好”这一对日政策的体现。不过，我感到从去年起，或者从前几年开始，似乎有迹象表明中国的对日政策有所修正。例如，香港进步电影工作者摄制的影片《未代皇帝溥仪》，一九八二年初在香港上映，获得了圆满成功。映片中所看到的有关日本军暴行的原版片镜头，就是北京政府提供的日本军拍摄的照片。从这一事实可见中国方面的变化。
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化的急剧发展已经不能保持沉默了。为了“中日友好”而沉默也是有限度的。今年七月，以审定教科书问题为契机，中国发动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在宣传活动中，对“南京大屠杀”的声讨尤为激烈。
历时两个月，使日中两国外交关系发生动摇的教科书问题，日本方面保证：因审定教科书问题而引起的歪曲侵华史实，“由政府负责纠正”。于是，这一问题大体上得到了解决。然而，中国当然不会就此收兵，他们对日本政府如何履行其提出的保证，正拭目以待。
教科书问题，犹如一把铁锤落在日本人头上。因为日本人似乎对中国人的宽宏大量忘乎所以，对中国人犯了罪的思想、曾加害于中国人的思想极其淡薄起来。但是，我不认为思想转变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不仅如此，在一部分民间电视台中有两、三个节目主持入至今仍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每当考虑到电视的巨大影响时，不由产生一种令人吃惊之感。
在这种时候贸然出版给人以迎合时尚印象的书籍，我也不是没有羞愧之心，我经反覆考虑之后，认为现在不是保持沉默的时候，于是我在人们的建议下，决定出版新著。
迄今为止，我就南京暴行问题写过两部著作和一部（两册）资料集。两部著作是《南京事件》（一九七二年四月，新人物往来社出版）和《驳南京大屠杀是所谓“无稽之谈”论》（一九七五年八月，现代史出版会出版）；资料集是日中战争史资料8、9《南京事件》1、2（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河出书房新社出版）。其中《南京事件》是对旧著《近代战史之谜》（一九六七年，人物往来社出版）的有关部分加以增订而成的。
在《南京事件》一书中，除收录《南京暴行》（第八十三至二四六页）一篇外，还收录了《芦沟桥事件的爆发》、《第二次上海事变的爆发》两篇文章。《驳南京大屠杀是所谓“无稽之谈”论》一书，由《“砍杀百人比赛”是虚假报道吗》（第十二至一三八页）和《“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吗》（列第一三九至二三四页）两部分组成。 在资料集《南京事件》1（第四一一页）中收录了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方面的有关资料；在资料《南京事件》2中，收译了四篇英文资料（第三四六页）。
我在编著本书时，从前面所述的《南京事件》一书中采用了《南京暴行》的资料，从前面所述的《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论》一书中采用了《“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吗》的资料，并重新加以整理，从根本上作了增订。
也许是因为发生了审定教科书问题吧，人们对所谓的“南京大屠杀”问题的关心有所增强，我分别从原出版单位接到重版旧著的要求，但我作为笔者，未同意不作修改就重版十年或七年之前的著作。幸好出版《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论》的现代史出版会同意了我重新编著的方针。在短时间内，我倾注全力撰写此书，今天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关于南京暴行，我很早就希望能够留下一部舛误较少的基本文献，虽说这是一种奢望。现代史出版会的桥本进给了我实现这一愿望的机会，对此我深表谢意。“
编著本书，是在已出版了几部关于南京事件的著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希望能留下一部实证性的、舛误尽可能少的著作，这也是事实。可是，如果有人问我真能实现这一愿望吗？那我只能回答说，很遗憾，自己虽然渴尽了绵薄之力，却还没有这样的自信心。所以，我预先声明：本书题为定本《南京大屠杀》，决非出笔者之意。再要说明的是，现在一般通称的“南京大屠杀”，我通常称之为“南京大屠杀事件”。
洞富雄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