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姥娘将五十年前饿死人的大旱灾，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我说：
“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
姥娘：“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我姥娘今年九十二岁。与这个世纪同命运。这位普通的中国乡村妇女，解放前是地主的雇工，解放后是人民公社社员。在她身上，已经承受了九十二年的中国历史。没有千千万万这些普通的肮脏的中国百姓，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反革命历史都是白扯。他们是最终的灾难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但历史历来与他们无缘，历史只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所以俺姥娘忘记历史一点没有惭愧的脸色。不过这次旱灾饿死的是我们身边的父老乡亲，是自己人，姥娘的忘记还是稍稍有些不对。姥娘是我的救命恩人。这牵涉到另一场中国灾难——一九六○年。老人家性情温和，虽不识字，却深明大义。我总觉中国所以能发展到今天，仍给人以信心，是因为有这些性情温和、深明大义的人的存在而不是那些心怀叵测、并不善良的人的生存。值得我欣慰的是，仗着一位乡村医生，现在姥娘身体很好，记忆力健全，我母亲及我及我弟弟妹妹小时候的一举一动，仍完整地保存在她的记忆里。我相信她对一九四二年的忘却，并不是一九四二年不触目惊心，而是在老人家的历史上，死人的事确是发生得太频繁了。指责九十二年许许多多的执政者毫无用处，但在哪位先生的执政下他的黎民百姓经常、到处被活活饿死，这位先生确应比我姥娘更感到惭愧。这个理应惭愧的前提是：他的家族和子孙，决没有发生饥饿。当我们被这样的人统治着时，我们不也感到不放心和感到后怕吗？但姥娘平淡无奇的语调，也使我的激动和愤怒平淡起来，露出自嘲的微笑。历史从来是大而化之的。历史总是被筛选和被遗忘的。谁是执掌筛选粗眼大筐的人呢？最后我提起了蝗虫。一九四二年的大旱之后，发生了遮天蔽日的蝗虫。这一特定的标志，勾起了姥娘并没忘却的蝗虫与死人的联系。她马上说：
“这我知道了。原来是飞蚂蚱那一年。那一年死人不少。蚂蚱把地里的庄稼都吃光了。牛进宝他姑姑，在大油坊设香坛，我还到那里烧过香！”
我说：
“蚂蚱前头，是不是大旱？”
她点着头：
“是大旱，是大旱，不大旱还出不了蚂蚱。”
我问：
“是不是死了很多人？”
她想了想：
“有个几十口吧。”
这就对了。一个村几十口，全省算起来，也就三百万了。我问：
“没死的呢？”
姥娘：
“还不是逃荒。你二姥娘一股人，三姥娘一股人，都去山西逃荒了。”
现在我二姥娘、三姥娘早已经不在了。二姥娘死时我依稀记得，一个黑漆棺材；三姥娘死时我已二十多岁，记得是一颗苍白的头，眼瞎了，像狗一样蜷缩在灶房的草铺上。他的儿子我该叫花爪舅舅的，在村里当过二十四年支书，从一九四八年当到一九七二年，竟没有置下一座像样的房子，被村里人嘲笑不已。放下二姥娘、三姥娘我问：
“姥娘，你呢？”
姥娘：
“我没有逃荒。东家对我好，我又去给东家种地了。”
我：
“那年旱得厉害吗？”
姥娘比着：
“怎么不厉害，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往地上浇一瓢水，‘滋滋’冒烟。”
这就是了。核对过姥娘，我又去找花爪舅舅。花爪舅舅到底当过支书，大事清楚，我一问到一九四二年，他马上说：
“四二年大旱！”
我：
“旱成甚样？”
他吸着我的“阿诗玛”烟说：
“一入春就没下过雨，麦收不足三成，有的地块颗粒无收；秧苗下种后，成活不多，活的也长尺把高，结不成籽。”
我：
“饿死人了吗？”
他点头：
“饿死几十口。”
我：
“不是麦收还有三成吗？怎么就让饿死了？”
他瞪着我：
“那你不交租子了？不交军粮了？不交税赋了？卖了田地不够纳粮，不饿死也得让县衙门打死！”
我明白了。我问：
“你当时有多大？”
他眨眨眼：
“也就十五六岁吧。”
我：
“当时你干什么去了？”
他：
“怕饿死，随俺娘到山西逃荒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