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曼一恼火，就忽略了塔玛拉对他和孩子们的一片忠心，忽视了她一贯帮助

他和其他人这一事实。就是在他离开家庭、搬到一间带家具出租的房间里时，她也

总是来帮他打扫屋子，给他带来食物。他生了病，她照顾他，给他h 衣服，帮他洗

衬衣。她还帮他抄写论文，尽管在她看来，这些论文的观点是反人道主义、反男女

平等而且是令人沮丧的。

“她是不是变得冷静些了？”赫尔曼问自己。“让我想想，她今年多大了？”

他讲不出她确切的年龄，不过她的年纪比他大。赫尔曼试着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来，

他把一些肯定发生过的事情拼凑起来。孩子们从她身边被带走了。她中了枪弹；身

上带着子弹到一个异教徒家里去避难。她伤口痊愈后，偷偷地逃到俄国。这一定发

生在一九四一年以前。嗯，这些年她都是在哪儿过的？一九四五年以来我怎么没听

到过她的消息？事实上，赫尔曼没找过她。他从来不看意第绪语报上那些寻找失散

的亲属的名单。有人碰到过这样尴尬的处境吗？赫尔曼问自己。没有。得经过千千

万万亿年，他这各种事情都凑在一起的情况才会重复出现一次。赫尔曼又想笑了。

天上哪一个神在他身上做着试验，就像那些德国医生在犹太人身上做试验一样。

火车停下了，赫尔曼一跃而起——第十四街！他登上楼梯，走到街上，向东一

拐来到公共汽车站，等候往东开的公共汽车。清晨天气凉爽，但是现在越来越热。

赫尔曼的衬衣贴在背脊上。他的衣着中有什么东西使他感到不舒服，不过他分辨不

出是什么。是领子，还是付裤上的松紧带？也许是皮鞋？他走过一面镜子，看到自

己的影子：消瘦，憔怀，略微有点拘偻，戴着一顶破旧的帽子，裤子皱里吧卿。他

的领带是扭歪的。几小时前他刚刚刮过胡须，可是这会儿又冒出了黑糊糊的一层了。

“我不能这副模样去那儿！”他惊慌地对自己说。他放慢脚步。他向店铺的橱窗里

看。也许他可以买一件便宜的衬衫。也许附近有一个可以熨一熨外套的地方。至少

他可以把皮鞋擦一擦。他在一个擦皮鞋摊前停住脚步，一个黑人孩子用手指在鞋上

抹了些鞋油，隔着鞋把赫尔曼的脚趾弄得怪痒的。暖和的空气中充满了尘土、汽油

味、柏油味和汗臭，令人作呕。“这种空气，人的肺能忍受多久啊？”他感到纳闷。

“这样一种对生命有害的文明能持续多久？他们都将闷死——先会发疯，然后窒息。”

那个黑孩子说了几句关于赫尔曼鞋子的话，不过赫尔曼听不懂他的英语。他只

听到每一个字的第一个音节。这孩子半裸着身子，他那方方的脑袋上全是汗。

“生意怎么样？”赫尔曼问，想跟他说说话，那孩子回答：“挺不错。”

3

赫尔曼坐在从联合广场开往东百老汇的公共汽车内，望着窗外。自从他到美国

以来，附近地区都变了模样。眼下许多波多黎各人住在那儿。整个街区的建筑都已

拆除。不过人们还可以不时地看到一块用意第绪语写的招牌，一所会堂，一所犹太

法典学院和一个养老院。这个地区有一所建筑是齐甫凯夫同乡会总会所在地，赫尔

曼急于避开它。公共汽车驶过犹太餐馆、一家意第绪语影剧院、一家礼拜沐浴室、

一间专供出租的、举行婚礼和成年礼用的大厅和一家犹太殡仪馆。青年男子留着长

鬓脚，比他在华沙看到的还要长，头上都戴着宽边丝绒帽。在这个地区和威廉斯堡

桥对面居住着匈牙利哈西德派信徒，松克兹、皮尔兹和波波夫拉比们的追随者，他

们怀着古老的仇恨。有些偏激的哈西德派信徒甚至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境界。

赫尔曼在东百老汇下了车，从地下室的窗外他瞥见一群留着胡子的男人正在学

习《犹太教法典》。浓眉下一双双眼睛闪烁着学者的敏锐神色。他们那高高的额头

上的皱纹使赫尔曼想起羊皮纸上的一道道横线，那是为了便于抄写者书写用尺划的。

这些老人的脸上反映出一种像他们读的书那么古老的、难以消失的悲伤。有一刹那，

赫尔曼开玩笑地想到一个念头：参加到他们中间去。还要过多久他也会成为一个白

胡子老头呢？

赫尔曼想起了一个犹太同胞告诉他的关于里布。亚伯拉罕。尼森。雅罗斯拉夫

在希特勒入侵波兰前几个星期到达美国的情况。他在卢布林开一家小型出版社，出

版珍本宗教书。他曾经去牛津抄写在那儿发现的一份古老的手稿。一九三九年他来

到纽约寻找印刷这部手稿的出资者，由于纳粹的入侵，他没能回到卢布林。他失去

了妻子，但是在纽约他和一个拉比的未亡人结了婚。他已经放弃出版牛津那部手稿

的打算，开始编一部那些死于纳粹之手的拉比的作品选集。他现在的妻子谢娃。哈

黛丝帮助他。为了纪念在欧洲殉难的人，他俩自愿每星期哀悼一天———星期一。

这一天，他们斋戒，不穿鞋，只穿着袜子坐在矮凳上，遵守守丧期的各种规矩。

赫尔曼走近在东百老汇的那幢楼，抬头瞥了一眼里布。亚伯拉罕。尼森住的一

楼的窗户。窗户的下面一半挂着帘子。就像老家的那些窗户一样。他走上短短的一

截台阶，按了按门铃。开始没有人应门。他以为自己听到有人在门背后小声说话，

似乎屋里的人正在争论到底让不让他进去。门慢慢打开了，一位老妇人，显然是谢

娃。哈黛丝，站在门口。她又矮又瘦，满脸皱纹，嘴巴凹陷。鹰钩鼻上架着一副眼

镜。她穿着高领的衣服、戴着软帽，看起来完全像是虔诚的波兰女人。她的外表看

不出一点在美国的痕迹，她的态度也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匆忙或兴奋的现象，看来丈

夫和妻子这样的重逢似乎每天都有发生。

赫尔曼招呼她，她点点头。他们默默地走过一段长长的走廊。里布。亚伯拉罕。

尼森站在起居室里，他是个矮胖子，身子有点佝偻，脸色苍白，长着一大部灰黄色

的胡须，两鬓的头发蓬乱。他的额头很高，脑袋上扣着一顶扁平的无边便帽。灰黄

色的眉毛下棕色眼睛里流露出自信和悲伤的神情。从一件没扣钮扣的长袍里，可以

看见他穿在里面的那件宽大的有穗子的衣服。甚至房间里的气味部是属于过去的：

煎洋葱的、蒜头的、菊营的和蜡的气味。里布。亚伯拉罕。尼森盯着赫尔曼，他的

目光似乎在说：“言语是多余的。”他朝通向另一间房间的那扇门瞟了一眼。

“叫她进来，”他对妻子说。老妇人平静地离开了房间。

里布。亚伯拉罕。尼森说：“真是个奇迹！”

似乎过了很长时间。赫尔曼又一次想象自己听到了小声的争论。门开了，谢娃。

哈黛丝领着塔玛拉来到屋里，就像领一个新娘走到结婚华盖下去一样。

赫尔曼立即看到了一切。塔玛拉老了一点，但是看起来年轻得令人惊奇。她穿

着美国人穿的衣服，而且肯定去过美容院了。她的头发乌黑，有一种刚染过的不自

然的光泽，脸颊上搽着胭脂，眉毛全拔掉了，指甲是红的。她使赫尔曼想起一条放

进热烤箱里重新烤过的不新鲜的面包。她的淡褐色的眼睛似乎在斜视他。在这以前，

赫尔曼会发誓说，他完全记得塔玛拉的面貌。但是眼下他注意到有一点他已经忘了

：在她的嘴角上总是挂着一道皱纹，使她的脸上总带着一种烦恼、怀疑和嘲弄的神

气。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同样的鼻子、同样的颧骨、同样的嘴型、同样的下巴、

嘴唇和耳朵。他听见自己说：“希望你还认得我。”

“是的，我认识你，”她回答说。这是塔玛拉的声音，尽管稍微有些变化——

也许是由于声调谨慎的缘故。

里布。亚伯拉罕。尼森向他妻子做了个手势，他俩双双离开了房间。赫尔曼和

塔玛拉沉默了很长时间。

“她干吗要穿粉红衣服？”赫尔曼想。他的窘困心情已经消失，而且产生了一

种恼火的感情：这个女人看到他们的孩子被拉走杀害，竟允许自己穿这种式样的衣

服。现在他为自己没有换上好衣服而感到高兴。他又成了原来的赫尔曼—一那个和

妻子不和睦的人那个离汗妻子的丈夫。“我一直不知道你还活着，”他说。他对自

己的话感到害臊。

“这是你永远不知道的事情，”塔玛拉像从前那样尖声回答。

“嗯，坐下吧，坐在这儿沙发上。”

塔玛拉坐了下来。她穿着长统尼龙袜。她把缩到膝盖上面的裙子往下拉了拉。

赫尔曼默默地站在房间对面那头。赫尔曼突然想起，刚刚死去的人的灵魂就是这么

相遇的，他们还不懂死人的语言，仍然说着活人的话。“你怎么到这儿来的——坐

船吗？”他问道。

“不，坐飞机来的。”

“从德国来？”

“不，从斯德哥尔摩。”

“这许多年你都在哪儿？在俄国？”

塔玛拉似乎正在考虑他提出的问题，接着说：“对，在俄国。”

“今天早上我才知道你还活着。一个亲眼目睹的人跑来告诉我，他看见你给打

死了。”

“他是谁？没有人活着出来。除非他是个纳粹。”

“他是个犹太人。”

“不可能的。他们打中了我两枪。到现在我身体内还留着一颗子弹，”塔玛拉

说，指了指她左边的臀部。

“能不能取出来？”

“也许在这儿美国可以。”

“你好像是死里逃生。”

“是的。”

“这事发生在哪儿？在纳伦采夫？”

“发生在市郊的一片田野上。晚上我设法逃了出去，尽管我伤口流着血。要不

是天下雨，纳粹会发现我的。”

“那个异教徒是谁？”

“保尔。采洪斯基。我父亲跟他有过生意往来。我到他那儿，心想，‘现在可

能发生什么事呢？最糟就是他去告发我。’”

“他救了你命？”

“我在他那儿住了四个月。他们不能相信任何医生。他是我的医生。他和他的

妻子。”

“从那以后你听到过他们的消息吗？”

“他们已经死了。”

两人都不说话。然后塔玛拉问：“我叔叔怎么不知道你的地址？我们只得在报

上登广告。”

“我自己没有单独的公寓，我是和别人合住的。”

“那你也可以把地址留给他。”

“为什么？我不见任何人。”

“为什么不见？”

他想回答，但就是讲不出话。他从桌旁拉过一把椅子，在椅子边上坐了下来。

他知道他应该问问她孩子们，但是他做不到。就是在他听到人们谈论健康地活着的

孩子们的时候，他都会产生某种近似于恐怖的感觉。每次在雅德维林或玛莎表示想

给他生个孩子时，他往往改换话题。在他写的文稿中夹有小的切维德和大卫的相片，

但是他从来不敢看。赫尔曼没有像一个父亲应该对待孩子们那样对待过他们。有一

个时期，他甚至否认他们的存在，扮演单身汉的角色。眼前是塔玛拉——他的罪行

的见证人。他担心她会哭出来，但是她保持着镇静的态度。

“你什么时候知道我还活着？”他问道。

“什么时候？战后。由于一次奇怪的巧合。我的一个熟人—一实际上，是好朋

友——在用一张慕尼黑来的意第绪语报纸包东西，刚好在报上看到了你的名字。”

“你那时在哪儿？仍然在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