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埃尔·杜特莱

　　这二十世纪暴力与残酷漫延，触及的国家之广，受害者之多，前所未有，如今人都承认。从阿尔明尼亚的种族灭绝和消灭犹太人，到南京大屠杀，乃至前不久南斯拉夫的种族清洗和卢旺达的屠杀，种种惨剧，都说明了尽管科学技术一个世纪来取得了难以想像的进步，人却仍在想方设法消灭行为与想法不同的同类，而不是去谋求对话与讨论。传播通讯虽然已如此发达，这些悲剧的真相要揭露出来却依然困难重重。死亡营的囚徒们一再说过，正是想要作见证才使得他们能苟活下来，可一旦到了能说话的时候，转述竟往往也如此艰难。意大利小说家普利莫·勒委留下他那本无情的见证《要还是个人的话》，选择了自杀。乔治·散普兰在《书写与人生》一书中表明，只有通过文学才能接近经历过的现实而表述得令人满意。

　　了解恐怖的人虽然作了这许多努力，可是那些“否认主义者”却仍在对真相散布怀疑，阿尔明尼亚的种族屠杀哪怕早已过去，有关的国家却从未公开承认。欧洲至今有人还否认纳粹死亡营的真相，日本某些人士也把南京屠杀的人数尽量减少。因此，明白真相的人们的见证就个分必要。中国从本世纪中叶以来发生的那些事件，欧洲的新闻报导却令人吃惊，无论是“大跃进”、“反右派”，还是所谓的“文化革命”，对中国人生活的真相毫不了解。更糟糕的是，法国某些知识分子，法共一些老的“同路人”，受到毛批判苏联的诱惑，竟也唱起对当时的共产制度的颂歌。他们从中看到对斯大林官僚体制的质疑，便想当然以为人民能自由言论，想像一种直接的民主的新形式在北京诞生了。他们拒绝了解真相，而香港很早就有文革的消息，一些西方的汉学家运动伊始便试图介绍，他们相反却继续吹嘘不已。

　　毛泽东以后，热潮消退，幻觉很快破除，令人目瞪口呆，来自中国的报导越来越多。然而，中国并未出现作家索尔仁尼琴激发的那一类的现象：对苏联劳动营的见证有力推动了这种制度的崩溃。张贤亮揭露了中国“劳改”的若干面貌，但他的社会状况减弱了他揭发的意义。百花齐放运动中北京人民大学的女英雄林希翎新近在法国出了本从各方面来说都引人入胜的回忆录，但同文学毫无关系。相比之下，杨绛的文字尤为珍贵，对知识分子只因为是知识分子便有步骤加以镇压作了很有意思的描述。有其重要历史意义的著名“伤痕文学”就不谈了，它停留在历史的摩尼教的视野里，并不敢揭露悲剧的那些深刻原因。之后的新一代作家，不愿意直接触及悲剧，也由于他们年龄的关系，往往不甚了解。

　　高行健的努力是独特的。他而临文革的悲剧之前已深深掌握了中外文化。他多次说过他如何得力于会法文才接触到外国现代文学，而他从儿时起对艺术与文学的感触又如何得力于他家庭环境的精神开放。文革期间，他不得不销毁大量的手稿。这之后，他首先致力于对形式的思考。（他那些短文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在中国介绍西方现代文学，起到了先驱的作用。）他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对戏剧的试验，其实是为了更好地说出真实，他找到了表述荒诞与非现实的一种方式。

　　在高的作品中形成了一种理论，其实也是一种生存的艺术。唯有艺术与文学才值得人活，也才能让人活下去，唯一的出路便是逃亡。逃亡也是《灵山》这部小说的根由。在这部小说中，高行健把他收集在短篇小说集《给我老爷买鱼竿》中已试验过的文学观念，诸如我、你、他不同人称的变换，无情节，相对于“意识流”的“语言流”等等，都加以运用，同时开始呈现中国的现实，而又把梦境与现实，令人惊骇与色情的景象，历史知识与神话和民间故事交织在一起。高行健重新接上中国白话小说传统的同时，创造了一部全然具有现代性的作品。《灵山》在瑞典和法语国家取得极大的成功之后，还继续从事绘画与剧作的高行健，又在他新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圣经》中回到同真实的联系。这书名就已含意甚多，这部书，这部圣经，并非是一本旨在教育全人类的样本，它仅仅诉诸一个人，或者，悉听尊便，它只反应孤单单的一个人的情感。它也从不属于任何主义，（这些赫赫昭著的“主义”本世纪之初，曾是陈独秀与胡适争论的焦点），高行健恰如在他的《没有主义》一文中那样，一概拒绝。自然，所有这些并不一定就构成一部好小说。然而，文学创作的魔力就以他那作家与戏剧家的才能在此全力展开。通过一个以“你”或“他”指称的人物同一位年轻女人的对话（而这位德国的犹太女子并非来得偶然），这真实竟变得如此贴近。儿时的温馨，对人事的醒觉，然后接触到残暴，痛苦与创伤都一无掩饰，有些段落十分严酷，引导出既是对人自身也对这半个世纪来中国经历过的悲剧的深刻思考。

　　高行健幸亏出逃，先从中国，随后浪迹全世界，他幸亏深深置身于艺术与文学的实践，同时又对行将结束的这一个世纪导致人类濒临深渊的那些偌大的原则和伟大的意识形态一概拒绝，才创造了这样一部令人如此困惑又如此着迷的作品。人们终于得到了这世纪末中国小说的伟大之作，始终不放弃最大胆的文学手段，给世界上这片土地带来一束强光。

　　（作者为法国爱克斯普罗旺斯大学中文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