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不记得他还有过另一种生活，像家中一些还没烧掉发黄的老照片，想来令人有点忧伤，但太遥远了恍如隔世，也确实永远消失了。被警察查封的北京他那家，曾保留他已故的父亲留下的一张全家福合影，是他那大家庭人口最齐全的一张。他祖父当时还在，一头白发，已经中风了不能言语，躺在一张摇椅上。他是这家的长子长孙，照片上唯一的孩子，夹在祖父母之间，穿的开裆裤，露出个小鸡，却戴的一顶美式船形帽。那时一场八年的抗战刚打完，另一场内战还没打响，照片在花园里的圆门前拍的，满园子开的金黄的菊花和紫红的鸡冠花，夏天的阳光十分灿烂，那是他对这花园的记忆，照片上却沾了水迹变得灰黄。背景上，图片后的那两层英式楼房，下有廊，楼上有栏杆，住的便是这一大家。照片上他记得有十三人，这不吉祥的数字，有他父母和他的叔叔姑姑们，还有个婶婶，可除了那位在美国的大姑和他之外，连同圆门后的楼房竟全都从这世界上消失了。

　　他还在中国的时候，有回路过这座城市，找过这院落，原本在他父亲工作过的银行后面，但只有几楝盖了也有若干年灰砖的简易居民楼。问起进出的人有没有过这样一个院落，都说不清楚。可他记得这楼房的后门，石台阶下便是一片湖水，端午节那天，他父亲和银行里的同事都挤在石阶上看龙船比赛，扎彩的龙船敲锣打鼓，来抢临湖一家家后门口用竹竿挑出的红包，包里自然有赏钱。他三叔、小叔、小姑还带上他下船，去湖里捞过新鲜的菱角。可他从没有去湖对岸，即使再绕到湖那边反过来观望，远远的怕也辨认不出这如梦一般的记忆。

　　那是一个败落的家族，太温和太脆弱，这时代不宜生存，注定后继无人。他祖父去世之后，他父亲在银行里当主任的好差很快也丢了，这一家便迅速败落。唯有他好唱两句京剧的二叔！仗着是民主人士同新政权合作了没几年，转而又打成右派，从此沉默寡言，一坐下来便打瞌睡，随后成了个提不起精神干瘪的老头，硬撑了些年，便无声无息死了。他这一大家人不是病死的便是淹死的，自杀的，发疯的，或跟随丈夫去劳改的，而后也就断了香火，留下的只是他这样的孽种。如今只有他那位大姑妈，曾经是笼罩他们全家的阴影，前些年据说还健在，但自从拍那照片之后他再也没有见过。他这大姑的丈夫当时在国民党空军中服役，做地勤的，没扔过炸弹，逃到台湾后没几年就得病死了。他这姑妈怎么去的美国，他却无从知道，也没费心再去打听。

　　可他过十岁生日时，老习惯依照农历才九周岁，这一家还人丁兴盛，那生日也过得很热闹。早起下床穿上新衣服和新皮鞋，皮鞋那时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是过分的奢侈。还收到许多礼物，风筝、跳棋、七巧板啦，外国的彩色铅笔和打橡皮塞子的汽枪啦，上下两册有铜版画插图的“格林童话全集”；而红纸包的几块银元是他祖母给的，有大清帝国的龙洋、袁世凯的大光头和蒋介石一身军装的新银元，敲起来音色也都不同，后者晶晶的，不如当当作响的袁大头那么厚重，都搁到他的一个放集邮册和各色玻璃弹子的小皮箱里了。随后一大家人便去馆子吃蟹黄小笼汤包，在一个有假山还养一池金鱼的花园饭店里，摆了个特大的圆桌面，方才坐得下。他头一回成了一家的中心，坐在祖母身边，该是才去世不久他祖父的位置，仿佛就等他来支撑门户。他一口咬了个滚烫的汤包，新衣上溅满油汁，也没人斥责他，大家都笑，却弄得他十分难堪。他所以记得，大抵也因为刚脱离孩子的朦胧而自觉成人，才感到狼狈。

　　他也还记得他祖父过世的时候，那灵堂里挂满了孝幛，像戏园子里的后台，比他那小孩子的生日要有趣得多。一班和尚敲敲打打，还一边念经，他掀动孝幛钻进钻出，煞是好玩。他母亲要他穿上麻鞋，他勉强接受了，可头上要缠块白布，却死活不肯，嫌不好看。那大概是他祖母的意见，他父亲却不能不头缠白布，穿的却是一身白色亚麻的西装。吊唁的来宾也大都穿西装，打领带，太太们都是旗袍、高跟鞋。其中有位大大会弹钢琴，唱的是花腔女高音，像羊叫那样颤抖哆嗦，当然不是在这灵堂，而是有那么一次家庭晚会上，那是他头一次听见这样唱歌，止不住笑。他母亲在他耳边低声斥责他，可他还是忍不住笑出声来。

　　他记忆中，祖父去世那时像个难得的节日，没丝毫悲伤。他觉得老人家早就该死了，中风已久，白天也总躺在摇椅上，归天只是早晚非常自然的事，死亡对他来说还唤不起恐惧。而他母亲的死，却令他震惊，淹死在农场边的河里，是早起下河放鸭子的农民发现的，尸体已鼓涨漂浮在河面上。他母亲是响应党的号召去农场改造思想，死时正当盛年，才三十八岁，在他心中的形象便总那么美好。

　　他儿时的礼物中有支派克金笔，是他父亲在银行里的一位同事送给他的。他当时拿了这位方伯伯的笔玩得不肯撒手，大人们认为这是有出息的徵兆，说这孩子没准将来会是个作家。这方伯伯竟十分慷慨，便把笔给了他。这不是他过生日那时，而是更小的时候，也因为他写过一篇日记，差不多八岁吧。本该上学可瘦弱多病，是他母亲教他识字读书的，又教他用毛笔在印上红模的楷书本子上一笔一划，他并不觉得吃力，有时一天竟描完一本。他母亲说，好了，以后就用毛笔写日记吧，也省些纸张。买来了有小桔子的作文本，即使写满一页，得耗掉半天时间，也算是他的作业。他的第一篇日记写的大约是：雪落在地上一片洁白，人走过留下脚印，就弄脏了。是他母亲宣扬的，弄得全家和他家的熟人都知道。他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把梦想和自恋都诉诸文字，便种下了日后的灾难。

　　他父亲并不赞成他成天守在屋里看书写字，认为男孩子就要顽皮些，出去见世面，广交际，闯天下，对当作家不以为然。他父亲自认很能喝酒，说是嗜酒倒不如说逞能，他们那时候叫做打通关，也就是酒席上同每一位一个个分别干杯，要有三桌或是五桌都转上一圈，还能顶下来方为好汉。有一回便不醒人事给抬回家来，搁到楼下他过世的祖父那张躺椅上，家中正巧男人们都不在，他祖母、他妈和女佣都没法把他爸弄到楼上的床上去。他记得竟然从二楼窗口放下绳子—不知怎么的便将躺椅和人吊了起来，缓缓拉将上去，他父亲高高悬空！醉醺醺还面挂微笑，在他记忆中摇摇摆摆，这便是他父亲的一大业绩，就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幻觉，对一个孩子来说，回忆和想像也很难分得清。

　　十岁以前的生活对他来说如梦一般，他儿时的生活总像在梦境中。那怕是逃难，汽车在泥泞的山路上颠簸，下着雨，那盖油布的卡车里他成天抱住一篓橘子吃。他问过他母亲是不是有这样的事，他母亲说那时橘子比米还便宜，村里人给点钱便随人往车上装，他父亲在国家的银行做事，银行有押运钞票的警卫，家眷也随银行撤退。

　　如今梦境中多次出现他家的故居，不是他祖父一家住过有圆门和花园的洋楼，而是他外婆留下的一楝带天井的老房子，也死去了的外婆那小老太太，总在一口大箱子里翻腾什么。梦境中他是从上俯视，那房子没有天花板，下面一间间木板壁隔开的房间却空寂无人，只有他外婆匆匆忙忙在箱子里翻找个不息。他还记得他家有一口老式的上过彩漆的皮箱，衣箱底藏了他外婆的一包房契和地契，那些产业其实也早已典当或卖掉了，等不到新政权来没收。他外婆和他妈烧掉那色发黄的烂纸时很慌张，他没有告发也因为没人来查问过。可要是真盘问到他，他也很可能告发！当时他觉得他妈和他外婆同谋在销毁什么罪证，尽管她们都很疼爱他。

　　这梦境是在几十年之后，他早已到了西方，在法国中部图尔市的一个小旅馆里，老旧的百叶窗油漆剥落，半掩的窗外隔着半透明的纱帘，梧桐树叶子之间透出阴灰的天，他醒来还恍恍惚惚，在刚才的梦境中，站在那老宅子内没倒塌的阁楼墙角，扒在一根摇一欲坠的木栏杆往下俯视，门外是南瓜地，南瓜藤里的瓦砾堆中他还抓过蟋蟀。他还清清楚楚记得，梦境中那由板壁隔开曾经有过许多房客的一间间房，住户却都消失了，如同他那外婆，如同他有过的生活。那种生活回忆和梦境混杂在一起，那些印象超越时间和空间。

　　因为是长子长孙，他一家人也包括他外婆，都对他寄予很大希望，可他从小多病，令他们很操心，给他多次算过命。第一次他记得是在个庙里，那是他父母带他一起在庐山避暑，那里的仙人洞是个名胜，边上有座大庙，也开个招待游人的斋堂和茶座，庙里清凉，游人不多。那时上山坐的是轿子，他在母亲怀里，手紧紧捏住前面的扶杆，还止不住望边上的深渊看。他离开中国之前，旧地重游，自然已有公共汽车直达，却没找到这庙，连废墟也荡然无存。可他记忆中清清楚楚记得，这庙里的客堂挂了一副长轴，画的是一脸麻子的朱元璋，说是自明代便供奉，朱元璋当皇帝之前曾在此避难，这么具体而复杂的事不可能出自孩子的幻想。朱元璋麻脸的画像，几年前他在台北故宫博物馆的珍藏中居然看到了。那么这庙子就确实存在过，那记忆便并非幻觉，那老和尚给他算命也就确有其事。老和尚当时大声喝斥道：“这小东西多灾多难，很难养啊，”还在他额头上重重拍了一巴掌，令他一惊，但是没哭。他所以记得，也因为一直受骄惯，还不会挨打过。——许多年后他重新对禅宗有了兴趣，再读那些公案才醒悟到，这或许就是老和尚给他最初的人生开导。他不是没有过另一种生活，之后竟然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