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老太太对澹台智珠说：“这老爷子是咱们胡同7 号大院里的老胡，孩子们都管他叫胡爷爷……刚才我们扯闲篇还提到你呢……老胡当年不光听过尚老板的戏，还听过绿牡丹、芙蓉草的戏哩！都是在烟袋斜街口外头那儿听的。当年那地方叫”北城游艺园“，早先光有单弦、大鼓、相声什么的，曹宝禄、魏喜奎、王佩臣……都跟那儿唱过。王佩臣的 ”醋溜大鼓“，听著真跟吃 ”八达杏“似的……后来才有戏班子偶尔来露露。对了，于连泉于老板——筱翠花，当年也跟这儿露过；也有次一路的，象梁小鸾、黄玉华……咳呀，瞧我，一扯就扯个老远，成了 ”十八扯“了！”海老太太说话一贯虚虚实实，没准谱儿，这澹台智珠是知道的，她只 “嗯”、“哈”地敷衍著。谁知海老太太意犹未竟，又冲著胡爷爷自豪地说：“智珠在我们院最仁义了，别看是个名角儿，一点儿也不拿大（摆架子叫”拿大“，”不拿大“就是没架子。）；你以后想看智珠的什么戏，甭客气，给我递个话，我去找智珠，她一准儿不驳我的面子，准有你的票！……”说到这儿又转过头来向澹台智珠：“智珠，是不是呀？”

澹台智珠便对胡爷爷说：“您别客气，您想看就让海奶奶带话儿……您看了多给提意见！”

胡爷爷感激几至于涕零：“哟，那可——让我怎么说好呢？算我福气，遇上好人了呗！”

海老太太还要叨唠什么，澹台智珠忙对他们说：“我得赶著办点事儿去，改日再聊吧！您二位歇著，歇著！”

两位老人频频向她哈腰点头：“你忙吧，忙吧！慢走，慢走！”

澹台智珠便横穿过马路，朝前走去。她估计那二位老人一定还望著她的背影，便加快了脚步。

这场遭遇，冲淡了澹台智珠原来的烦恼。她边走边想：自己有一天，不也会老的吗？你看海老太太如今一张脸就象核桃壳儿，瘪著个嘴说话，实在难看；可是她也一定有过二八青春，也想必有过引以自豪的年月……但今天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去，她只能倚仗著回忆，倚仗著从我澹台智珠身上 “借光”，才能使自己和别人确定她的价值……人生都有个从盛到衰的过程，谁能永远处在峰尖上？自己已经年过四十，还能蹦达几天？何必把眼前的事情看得那么了不起？……她又想：人老了，退出竞争了，倒也是件好事。那胡爷爷，不就是经常在胡同里翻垃圾桶、捡废纸的那个老头吗？他捡了好多年了，听说他就靠卖那捡来的废纸为生——对了，听同院詹丽颖说过，他有儿子，但儿子儿媳妇对他都不好，让他一个人住在一间只有四平方米大的小屋里；儿子屋里有电视，却不欢迎他去看，嫌他身上有味儿，只给了他一个早该淘汰的小半导体收音机，电池还得他自己掏钱买，怪不得他只听过我的唱，而没从电视上看见过我的演出呢……詹丽颖这人真活跃，其实她搬到这儿比我还晚几年，怎么就知道胡同里那么多的事儿！……

不过，胡爷爷一到那鼓楼根下，到了老人堆中，看来也就同别的老人平起平坐；对了，刚才一瞥之中，不是看到吴局长了吗？他正跟人杀象棋呢。吴局长现在不是局长了，他离休了，就住在隔壁院里；他还当著区商业局局长时，不还来找过我，请我到他们局的先进工作者发奖会上清唱吗？后来我把整个剧组都带去了，给他们演了出《柜中缘》，那时候他主持大会，好神气啊！可现在他也加入了这个 “老头会”，跟卖过菜的、蹬过三轮的、糊过顶棚的……乃至于还捡著烂纸的胡爷爷一起晒太阳、聊天、下棋！……人生也真有意思，没长大的时候，大家都差不多，一块儿玩，一块儿闹；越往大长，差别就越显，人跟人就竞争上了；可到老了的时候，瞧，就又能差不多了，又一块儿玩，一块儿聊……

澹台智珠这么胡思乱想著，走过了 “马凯餐厅”，走过了烟袋斜街街口，走过了百货商场，一直走到义溜胡同边上了，才猛地清醒过来——啊，我是来找公用电话的啊，怎么竟把自己火烧眉毛的事情撂一边去了！

义溜胡同旁边，是地安门邮局的报刊杂志门市部，也兼卖供应集邮爱好者的成套邮票。澹台智珠发现自己陷在了一群青少年居多的“邮迷”中。她早听说这二年兴起了 “集邮热”，几乎每发行一套新票，人们都要抢购一通。老实人天不亮就到邮票发售处排长队，刁钻鬼想出许多种办法 “捷足先登”，竟有一买就买几十元上百元的，据说有的十几岁的中学生，也一买就至少是一个 “大全张”；跟邮局里的营业员熟识时，买零票能得著 “边票”（带印张边缘部分的邮票），“边票”当中又有什么“色谱边票”、“署名边票”、“编号边票”……也不知道都图的是什么？难道真是为了欣赏吗？为了艺术吗？看来不少人是把邮票当成了 “不会贬值的信用券”、“利息最高的储蓄单”，有的人简直就是为了倒买倒卖，从中渔利。一张刚从门里面买下的新票，一出门就能八分的卖一毛五，一毛的卖三毛——因为外面总有懒得排队而获票心切的“邮迷”。真不象话！听詹丽颖说，同院那位不常回家的慕大夫，也是个 “邮迷”呢，难道她也会拿著个集邮本儿，站到这种人群当中，从事 “现场交易”吗？想来不至于吧？她那么一个文文静静的女同志，搞医务的，怎么也迷上了邮票呢？世界上的事情，就总这么新鲜！……

一个把头发烫得全是波浪的小夥子，凑到澹台智珠面前，？？眼问：“您有”猴票“吗？出不出？……”

澹台智珠慌忙躲开了：“我可不集邮，我是过路的！”

她想：真讨厌！想办件事就这么难——总有人打岔！她本能地横穿过马路，来到大街东面，啊，邮局！正好——她推门走了进去。太好了！玻璃隔音间里的公用电话正好闲著，总算是吉人自有天相！

走进隔音间，她从衣兜里掏出小小的通讯录，立即查到了她们团长家里的电话号码。

其实她早该来打这个电话。尽管团长一贯宠著 “师姐”，毕竟他得秉公办事；倘若容忍“师姐”这种“挖墙脚”的卑劣行为，看吧，不要多久，团里肯定大乱！

她怕占线。团长家电话十打九占，咦，这回倒一打就通了。她听见那边问：“哪一位呀？”

她仿佛不是在打电话，而是面对著团长本人，晃著脑袋，娇嗔地说：“我呀！您连我的嗓音都听不出来了吗？我还没”塌中“哪！”

也许是那边电话线出了毛病，团长竟一个劲儿地问：“谁？我听不真——哪一位？”

“哟！”澹台智珠嗲声嗲气地说，“您真听不出来吗？奴家澹台智珠是也！”

“啊啊——”对方告诉她，“你找你们团长吧？他不在呀，他出去了——我是他家里人。你晚上再来电话吧！”

对方“夸搭”把电话挂断了。澹台智珠不觉一楞。细一想，那声音也确乎不是团长。自己竟没弄清接电话的是谁就撒上了娇！她回忆到自己刚才的声音，想象出自己刚才的贱相，蓦地脸红了。

她曾经反省过她们——不仅她一个，包括几乎所有戏校毕业出来的女孩子们——在领导面前的这种娇态。当她们刚毕业的时候，才十九二十岁。当她们初放光华的时候，也不过二十出头，那时候在领导面前说话嗲气一点，做派佻达一点，似乎还情有可原——年纪既轻，且又是唱戏的职业……可是，很奇怪，当她们已经三十几四十岁以后，不少人却还时时不自觉地延续著这种在领导面前的撒娇做派，她本以为自己算其中较为清醒的，没曾想临到打这个电话，却把劣根性暴露无遗！呸！贱相，真是何苦！真是丢人！

……团长不在家，怎么办呢？……乾脆，直接给那“师姐”打个电话，她家楼下就有公用电话，自己的通讯录上有她的电话号码，直截了当地向她发出质问，看她怎么回答！

一不作，二不休，打！她拨通了电话，让传呼者去叫 “师姐”。传呼者非要她说出她这里的电话号码，让她先挂上，等“师姐”来了再打给她，她只好照办。

她站在电话隔音间里，等“师姐”给她回电话。时间过得真慢。

她既盼那电话快点打来，又怕电话铃过早地响起来——即将要“短兵相接”了，她的战略战术却还没有确定！

她听见一阵响声。偏头一看，原来是隔音间外面有人等著打电话，嫌她站在里头发呆，敲那玻璃门催她要打快打。

她心里更加烦乱起来。她忽然悟出——“师姐”是不会给她回电话的，“师姐”哪会那么愚蠢呢？她刚才要不挂断电话，拿著话筒让传呼的人去把“师姐”叫下来，那倒还可能让“师姐”上当……现在怎么办呢？

她盲目地翻动著通讯录，忽然，她心头一动——她立即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当她在家里仰靠在沙发上时，她也闪过这个念头：给一位著名的评论家打电话。这位评论家曾经写过关于京剧旦角表演艺术的评论，对她也有所提及，并且他们在戏曲界的一些座谈会、茶话会上多次聚谈过，对她很是关怀，很有鼓励……她想，也许到头来这位有著相当权威性的评论家，在这关键时刻能给予她宝贵的帮助？……

电话一打就通了。评论家的女儿接的电话，说她父亲刚刚开始午睡。

澹台智珠顾不得许多了，她恳求地说：“如果他还没睡著，劳驾你给请一下……我实实在在是有急事！”

那女儿叫去了。评论家真是个好人，他很快便来同澹台智珠通话。

澹台智珠激动地把整个情况讲了一遍，倾诉出了自己的全部苦恼和困惑：“……我该怎么办呢？是认倒楣，听凭团里随便再给我拨个京胡和小鼓来，凑合著演呢？还是跟那没良心的冤家争夺到底，把那老赵和老佟拢住？还是乾脆撂挑子，吹灯拔蜡？……跟您说实在的吧，出现这号情况，我认为不是偶然的。我的思想全乱了，也不知道该怎么认识！您看，我把难题出给您了，我知道您本来是只管就戏论戏，不管搭班子这些个机构问题……可我实在是没辙了，万般无奈，求您给我捋捋思路，想想辙……”

评论家坦率地在那边说：“唉呀，这倒真是个原来没有接触过的新问题呢。现在改革之风吹遍了各个角落，你们团的这种动向，我看也是无风不起浪啊！究竟该怎么组织艺术生产？怎么既鼓励志同道合的艺术追求，又防止相互拆台？怎么既打破平均主义的 ”大锅饭“，又保证年轻的艺术家有一定的经济上的竞争能力？怎么确定合理竞争的起跑线？……确确实实都很需要仔仔细细地研究讨论！不过，澹台智珠同志，我以为你倒也不必这么苦恼，这么慌乱，更不必悲观。我以为波动一下是好事，听说你们团这些年年年亏损——”

“可不是，”澹台智珠证实说，“年年月月要国家补贴！”

“所以说，不搞体制改革不得了啊！”评论家对她说，“你应当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深一点。”挖墙脚“当然是不对的。”不辞而别，另上别船“确实也让人恼火。可是这种波动也恰恰说明，原来的体制是脆弱的，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当然，我一下子也还想不清楚，或者，我们当面细谈谈！”

澹台智珠高兴而且感激，她说她巴不得现在就去拜访，评论家表示欢迎。打完电话出来，澹台智珠几乎忘记交费。

可是，当她走出邮局，来到喧阗的街头时，她的心情又灰暗下来了。评论家的那些话语，当时听著，颇有顿开茅塞的感觉，但此刻一想到“师姐”那傲慢的嘴脸，心里又堵上了石头。改革团里的弊端，让“波动”朝著健康的方向发展，谈何容易！

评论家住得离鼓楼很远，需要乘坐公共汽车，澹台智珠朝汽车站走去。蓦地，她想到了李铠。李铠回家了吗？如果他仍旧没有回家，会在哪里？在干什么？天哪，他会不会干出荒唐事来？小竹呢？怎么刚才跑出家来的时候，没看看小竹在不在他姥爷屋里；小竹该不会找不到爸爸，倒把自己弄丢了吧？唉，事业，生活，你们可真太沈重了，让我怎么禁受得起！

一阵风迎面吹来。澹台智珠把围巾围得更紧。她走到了车站。

22

一位编辑遇上了一个文学青年。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那天的《北京日报》第四版广告栏中，有这样一则广告：当天《北京日报》的读者中，大约很少有注意到这则广告的，读到而产生出一种惶恐感的，更绝无仅有——那仅有的一位，便住在我们已经相当熟悉的那个钟鼓楼附近的小四合院中。

前面我们介绍这个四合院时，提到在前院的西边，有个用带月洞门的短墙另隔出来的小院。那小院里住著一对中年夫妇，男的叫韩一潭，是个有著三十年经验的诗歌编辑，女的叫葛萍，是个有著二十七年教龄的小学教师。他们的独生女儿韩向红已经三十岁出头，早已结婚另过，外孙子都快满五周岁了。

由于韩一潭夫妇那住房的位置，位于这个四合院的 “死角”，且又有一道短墙将他们的居住区与其余部分隔开，加上他们生性不喜交际，所以尽管他们一结婚就住进了这个小院，却始终未与院里其他住户打成一片。一九八二年年初，住里院北屋的张奇林晚饭后翻阅《光明日报》时，看到一篇揄扬优秀编辑的文章。那篇文章里介绍到“辛勤的淘金者韩一潭”，说韩一潭每天要审阅近千首自发投诗，大都味同嚼蜡，毫无新意，但他坚持一首首认真地读下去，偶尔发现一首闪光的好诗，他便高兴得情不自禁，立即报送主编，予以扶持……有一回他刚读完一首只有十二行的好诗，便被叫走开会去了，开完会回来，他发现办公桌被好心的同事整理了一番——因为窗外的风把他满桌散乱的纸张刮到了地下，人家便为他拾起垛齐；他从那垛齐的稿堆中再寻那首好诗，怎么也找不著了，非常懊丧，有人劝他不要找了，因为来稿者不过是无名小卒，其诗文只有十二行，按编辑部规定是可以不予回音、不予退稿的；他却不能忘怀，他费时一下午，翻遍桌上、抽屉中所有的纸片，去寻觅那首小诗，竟毫无踪影……第二天，他下了更大的决心，甚至趴到地上，搜寻柜橱下面，终于从柜橱下蛛网密布的角落里，找到了那首小诗。最后那首小诗被发表了出来，给作者极大的鼓舞，在首次成功的激励下，那作者的创作热情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又陆续发出了许多短诗，组诗，目前竟俨然成为所在省份的一颗文学新星。

当记者问到韩一潭从这桩事中总结出什么经验时，韩一潭风趣地说：“我的经验教训是——必须去买一方镇纸，压住我桌上的每一篇稿纸，不让它们被风刮跑。”他那办公桌上，后来果真出现了一方铜制镇纸……张奇林读完有关韩一潭的报道，不禁感叹地说：“各行各业部需要韩一潭这种伯乐啊，我们局里要多几个韩一潭，事情就好办多了嘛！”

当时他的女儿张秀藻在一旁咯咯咯地笑了：“爸，您知道吗？韩一潭就住在咱们院里！”张奇林吃了一惊：“邻居？”张秀藻笑得更凶了：“爸，您的官僚主义真够可以的！韩一潭就住咱们前边西小院里，您到现在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