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马扩虽然属于宣抚司编制，却是一个超然于宣抚司共同利害、共同行止的“编外”人员。宣抚司的同僚们不仅不把他看作同僚，还要千方百计地把他排除在他们的小圈子以外。他们一致把马扩看成为一匹不羁之马，甚至是一匹害群之马、一个化外之氓、一名异端分子，总而言之，他是宣抚司机关内部的一个“叛逆”。

西军出身的马扩，对于宣抚司具有一种先天的抗拒性，两者原来就是格格不入的。但这一点还不是他成为叛逆的唯一原因，宣抚司里也有西军出身的人，他们好像是加工过的腌肉、腊肉、风肉，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味道，变得比较可以或者完全可以适应新的工作环境而和新的僚友们沆瀣一气了。

马扩却是一个完全没有希望加工改造的顽固分子。他知道在宣抚司当差，必须随时摆出（或者至少是随时装出）一副对统帅部深恶痛绝、咬牙切齿的表情。哪怕是碰到一件极小的事情，只要是统帅部提供的、主张的，首先就要不分青红皂白地痛骂一通，然后再去弄清楚它的内容和实况，谈起一个统帅部的人员，哪怕他是极为普通的将领或工作人员，也要把他放在明显的敌对地位上加以恶毒的讽刺、怒斥。这样才能取得和宣抚司同僚们和哀共济的效果。换句话说，小范围内的“和衷共济”是要以牺牲大范围的“和衷共济”为条件才能取到手的。

可是这个化外之氓的马扩偏偏不肯按照这个公式跟同僚们“和衷共济”。他不掩盖自己的观点和思想感情。统帅部的主张是错误的，他也反对它，但如果是正确的，他就热烈支持，坚决拥护。他从来不讳言自己的出身以及他跟统帅部大部分人员的亲密关系，他们遭到无端攻击时，他就挺身而出，为他们辩护。他保护朋友的利益时，使用的词汇是尖刻的，有时是激烈的，其激烈的程度比起他们受到攻击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怪不得他的同僚在推举他使辽时，要加上一条“擅长词令”的考语。他一有空，就往统帅部跑，宣抚司的同僚们有时当面讽刺他“回娘家去”。他以一往无前的气概蔑视他们，无视他们，直截了当地承认自己确是回娘家去了。

此外，他丝毫也不像在宣抚司这个权威机构内当差做官的样子，丝毫不具备当差做官应有的常识和正规化的形式。这又是特别触怒他的同僚的一个原困。

一个官僚之所以能够成为官僚，因为他们忠实地按照官场中公认的一整套常识行事，并取得正规化的形式，把它们看成为行事的准则，处世的不二法门。集合这样一批官僚主义者在一个机构里办事，它就成为一个官僚的机构。

在宣抚司当差的常识和正规化的形式是：

对上司，必须维持其上下尊卑的体统，还要想尽办法引起他的注意，博得他的欢心。对同僚，要有“私交”，要相互吹棒，表现得热络非凡，虽然不妨碍在利害冲突之际，彼此在桌面下踢脚，在背心后面放冷箭。对下属，一定要摆出架势，要求他以自己对上司之礼来对待自己。合法的谄媚、合法的两面派、合法的妄自尊大，都是属于常识的范围内。

他们不管有事没事，每天都要到公事房来应卯画押，听候上级的传呼，一直要坐到比法定时间略早一刻才能离开。这一点残余的时间也被他们弄成合法化了。他们只办找到头上来的事情，自己决不找事情去办。他们只对有利于自己的工作感兴趣，决不对一般的公事感到兴趣。

每一个统治机构都是一个小小的社会。宣抚司也是一个小小的社会。作为它的组成成员，首先就要承认它的权威性，遵守这些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制、传统，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它的统治效能。谁要是不承认它，不维护它，不遵守它，谁就是这个机构、这个小小的社会中的“害群之马”，大家就要群起而攻之了。

北宋初期，也许像所有朝代的初期一样有一个行政效率较高的精干的政府。可是经过一百余年的嬗变、腐蚀，政府机构越来越庞大了，政府人员越来越冗杂了，制度条例越来越烦琐了，而行政效率恰得其反，越来越腐朽了。人们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数量往往是质量的反面。

负责伐辽战争的最高权力机构宣抚使司恰巧就是这样一个腐朽的机构，而马扩不幸又是这个腐朽机构中的一匹不可教药的害群之马。他不但不尊重、不承认这些公认的法则和形式，而且是它们的非难者、嘲笑者。他是一个专门根据非常识的原则来行事的人，因为到了他的时代，常识在这批常识家手里早已堕落成为一种庸俗的官僚哲学、一个争权夺利的掩蔽体、一种社会的腐蚀剂。马扩无意去捍卫它。

从他自己的哲学出发，他没有想到要维护机关中上下尊卑的体统，他并不认为童贯、蔡攸等上司值得他尊敬。他对私交有更加认真的看法，他不知道把宝贵的时间泡在公事房中无聊的谈话中有什么好处。两军相交，兵革方殷，多少正经事儿要等人们去办，哪有闲工夫来当面吹捧，背后诋毁？这两者都使他恶心。他知道在他的头顶上并没有一个认真想把事情办好，能把事情办好的头儿。如果头儿没有把合适的工作分配给他做，他宁可自己专找话儿干，因为他自己知道什么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比头儿们清楚得多。

从根本上说，马扩也是一个功利主义者，急功好利，他急的是伐辽之功，好的是复燕之利，对战争有没有好处，就是他衡量事物的唯一标准。他虽然抽象地承认朝廷的权威性，却从来不承认这个凌驾于统帅部之上的宣抚司的权威性，仅仅因为统帅部的腐化程度略逊宣抚司一筹。

他跟宣抚司的同僚们没有共同的哲学基础，共同的思想感情，共同的语言兴趣，他不愿降低自己的水平来迁就池们，适应这个环境。他一直保持着严肃、紧张的精神状态和清醒的头脑，独行其是地干着这一切不是对哪个上级而是对伐辽战争这一项庄严事业负责的工作。如果不是在那发霉起毛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如果没有他这种高尚的情操、高度的事业责任感、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那么他的勇于否定的气质、野马般的性格，可能会越出轨道，变成十分荒唐的了。

马扩以自己的存在否定了宣抚司这个机构以及它的全体人员的存在，因此他不可能避免这样的命运：在常识和正规化形式这两把刀子的乱砍下，被砍得体无完肤。

（二）

马扩到达前线后，就到统帅部去和种师道谈了两次话，把也了解的辽、金情况以及朝廷的意图全都告诉种师道，并转达了赵隆的话。马扩习惯部队中说话简单扼要的特点，最讨厌那种“磨牙式”的聊天，因此种师道虽然在颓唐的心情中，还是把他的话全部听进去，并且加以消化。对于姚平仲的问题，他只是点点头，表示有数了，在他和姚家的全部关系中，他永远不可能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能够点一点头，默认赵隆的意见，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表示他能够从善如流。对于刘延庆的问题，他听了却也怵目惊心。人们根据自身直接受到威胁的程度，往往更多地注意骄横跋扈的挑战者而忽略了庸驽无能的窥伺者。经验丰富的种师道也犯了同样的毛病，一直把姚古当做自己的主要对手，而没有想到刘延庆。现在赵隆的警告，给他敲起了警钟，联系种种迹象，才知道童贯在刘延庆身上下的功夫，确是别有用心的。因此他在军事会议中，竭力反对刘延庆分统西路军。可是军事会议以后，他自己已处于无拳无勇的地位，对刘延庆也就无可奈何了。种师道要马扩捎信到东京去向刘锜致意，把这里的情况对他透露一下。他说“要让信叔知道，军中之事，今非昔比”。这含有希望刘锜利用侍从的地位，有机会向官家进言，以改变现况的意思。还劝赵隆在京好好养病，暂时莫作来前线之想。“军中无用武之地，来了也只是白闲了一双手，无事可干，何如不来？真要用得着他的时候，这里自会捎信去速驾。”此外没有再提出具体的问题和要求，充分表示他处在极度消沉的心境中。

马扩又到种师中军中去找过父亲，交换了东京与前线对战局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估计。由于他的信没有起到他希望起的作用，刘锜又不能参加作战，马政感到很失望。接着马扩又到熙河军中去访问故旧，给姚平仲带去了他哥子姚友仲的口信，并和老战友们交换了对战局的看法。

由于被夺了权，种师道消沉下来了。由于李孝忠事件，广大士兵的士气低落了，包括他父亲在内的军官们对战局都怀着殷忧。但是乐观而活泼的马扩没有让自己感染到这种消极情结，好像当初他在东京时没有被感染到胜利的瘟疫一样。在不很有利的气氛中，他必须振作起来，要多看看好的、有希望、有前途的一面，并努力为它创造条件。他明白笼罩在全军头上的悲观气氛就是意味着战败，而他自己的生气勃勃的行动，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廓清这种气氛，使大家鼓舞起来。他对自己充满了自信心。

杨可胜从前线接纳回来的汉儿们被安置在比较安全的第三线。他连续去访问过几个家庭，与他们恳切地谈了话，借以了解一些敌后情况，从而引起他很大的兴趣和注意。他认为那里也存在着一片可以让他有用武之地的战场，同时也闪过了自己过河去进一步了解敌情的一念。这又是一桩要冒宣抚司之大不韪的行动。他要是在事前声张了，就会引起各种非难和阻挠，还会冒被出卖给敌方的危险，他对同僚们的鬼蜮伎俩是有足够的估计的。如果他在暗中准备，一旦公开了成果，更会招来种种诽谤，甚至会有人污蔑他通敌，这些都可以预料到。

可是他不管这些，他只在等候时机，一旦时机成熟了，就付诸实行。对付宣抚司同僚们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无视他们。

有一天，他到西路军指挥所所在地的范村去传达一项任务。虽然他是一个受到嫉视的僚属，但毕竟还是权威机构宣抚司派来的人，因而受到西路军统领辛兴宗热络的接待。辛兴宗做官的本领远远超过他打仗的本领。马扩十分不舒服地听到和看到辛兴宗从头到尾没有中断过的、还伴随着各种过火表情的各种不同音阶的笑。他的笑只浮在表皮层上，既没有深入腠理，更谈不到出自肺腑。马扩在东京某些商铺中，从希望在他身上作成一笔生意的掌柜脸上曾经看见过这种笑。这使他警惕起来，是不是他带下去的任务可以让辛兴宗做成一笔交易？不，这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任务，不会给他带来特别的好处。似乎在这几年中，辛兴宗已经习惯了这种接待上级机关人员的方式，这是马扩离开西军后才产生的“新事物”，过去部队中是没有的，辛兴宗本人也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使马扩特别感到陌生和刺耳。

公事完毕以后，辛兴宗坚持要设宴招待马扩。他竭力推辞了，说还得到东路军指挥部去传达同一项任务，实在没有工夫吃饭。

“宣赞不肯留在这里，一定要留着空肚子到东头杨家去吃，何乃厚彼薄此？”即使说这么一句带有醋意的话，他仍没有忘记配上一个令他很有希望把马扩留下来的殷勤的笑。

“辛统领说哪里话来？俺带得干粮在此，马上吃两个馍馍，也把这半天对付过去了。大家军务匆忙，怎禁得常常跑来打扰你们？”

“咱们也算得十年老交情了，还不把区区与尊公的交情算在内。”辛兴宗看看实在留不住了，携起马扩的手，把他一直送到营门外，还留下一个后步，呵呵大笑道，“这次把宣赞放过门了，下次可不许为例，咱们言明在先。”

把辛兴宗的印象和他听到有关刘延庆的话联系到一起时，马扩的不舒服的感觉更加扩大了。他在马背上，真的吃了两个馍馍，还解开皮囊，痛痛快快地喝了一袋水（在指挥所里，他带着那样厌恶的心理，把辛兴宗为他准备的茶水看成为盗泉之水，不愿喝一口）。忽然他听到一阵吆喝声和妇女的惨呼声。从战争开始以来，第一线的居民都已撤退，此时此地，发现还有妇女的踪迹和她的惨呼声，这就是不寻常的事情了。他越驰近，就越听得清楚。

“老爷们叫你怎地，你就怎地。你要犟，就打烂你，割碎你，看你还敢强嘴！”

“你—天不听话，就打你、吊你一天，”第二个声音说，“一年不听话，就打你、吊你一年，把你吊成个干葫芦，打成一团肉泥。到那时，才叫你知道老爷们的厉害！”

“休跟那贱人多说，”这是个发号施令的声音，“拿俺刀子来，只在此刻就割碎她！”

回答他们的是一阵“狗强盗”“贼强盗”的怒骂声，是一个决心豁出一条性命来维护人类尊严的呼声。接下去就是暴怒的皮鞭落在皮肉上的噼啪声。

马扩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一跃下马，来不及把它系好，就急忙向一所农舍冲去，一脚踢开了门。他看见四、五个军汉围定一个年轻妇女。她被他们用一根从屋梁上挂下来的粗索子高吊起来，殷红的血从她的皮绽肉裂的脊梁上、胳膊上、腿子上直淌下来，淌得满地都是。

“狗贼们在这里干什么丧心害理的勾当？”马扩怒气冲冲地喝骂道。

军汉们大吃一京，为首的一个麻脸汉子撇开妇女，抡把刀子，恶狠狠地喊道：

“你是哪里钻出来的小野杂种？不睁开狗眼看看，老爷们正在审问奸细，干你个屁事！”

他们确是披着一件合法的外衣来干这桩丧心害理的勾当。如果他们还是第一次这样做，大约也还有点心虚胆怯，可是现在他们已经反复多次干过这类事情，自己也受到这个借口的欺骗，真正认为是在行使朝廷赋予他们神圣的权利了。他们已经把自己放到合法的杀人犯、抢劫犯、职业的刽子手的地位上，不会再感到有什么惭怍之意。

“有这等审问奸细的？”马扩冷笑一声道，“快跟我去见你们的辛统领。”

“去就去，怕什么？”麻脸汉子还是理直气壮地回答，但已经看出什么都不能够吓退这个小子的强硬干预。他阴险地向左右递个眼色，他的党徒们就挺刀挥鞭，一拥而上，乱七八糟地嚷道：“这小子活得不耐烦，撞上了老爷的刀口，管教他身上多开十七八个口子。”

“凯了他，凯了他①，今夜就叫他去赴阎王宴。”

形势忽然变得简单化了，现在只是一把刀子对付三把刀子和一条鞭子的问题。马扩早已有所准备，在他们拥上来以前，就已拔出刀子，稳稳地站住脚跟，紧靠土墙，免得前后受敌。他轻巧地侧一侧身子，闪开左边首先搠来的一把刀，然后迎着麻脸汉子向他正面劈下来的一刀，用刀背使劲一格，刀背和刀刃相接触，发出“铮”的一声，迸出几点火花，登时把那强徒的刀子震落地下。

“好利害的家伙！”那汉子狂吼一声，来不及抬起刀子，转身就走。其余的强徒们也一齐夺后门逃跑。

马扩把他们赶出门外，周囤兜了一圈，先弄清楚自己所处的“战略地位”，这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早就养成的习惯。然后回身进来，用刀尖挑断绳索，把受伤的妇人轻轻地放落在地坑上，让她整好衣服，先叫她喘过一口气来，再问道：

“大嫂可是这里的土著？怎生落到这些强徒们的手里？”

这青年妇人似乎已经用完了她刚才对付强徒威胁和拷打的全部的刚毅力量，忽然软弱地抑制不住地哭了起来。她不断地交替着用双手揉搓着被捆绑得肿起来、发麻的手腕，过了半晌才回答道：

“俺家住在河北，”她困难地举起手指来指着那个方向，“刚在旬日前回得南来。”

“你当家的没在一起？”

“俺男人带俺回南，”妇人抬起头来向马扩看了一眼，用丝毫毋庸置疑的鉴别力在第一瞥中就判断出这是一个完全可以信任的人，不禁又重新呜咽起来，说：“后来又南北来回了两趟，把公婆、兄弟、伯叔兄弟都接回南边来了。前两天他又渡河去接俺娘家的兄弟、姊妹，还未回来，不想今天一早强徒们就……”

“他们借口审问奸细，把你撮弄到这里来了。”马扩的眼睛里发出了火。明明是强盗，却要打起官府的旗号，这是一切暴行中最卑劣的一件。马扩帮助她说完了这一句被呜咽妨碍因而没有能够说完的话。

妇人点点头，又呜咽了一会。

“今天一早，”然后她又咬牙切齿地说，“这伙歹徒，直往俺家里奔。那个麻脸的一把揪住俺的发髻，直着嗓子问：‘你说，你说，你的汉子哪里去了？只在你身上着落人。’不由俺分说一句，一索子就把俺捆上。家里的男子汉都觅食去了，只有婆婆在家，她苦苦哀求。他们哪里听她的，一脚把她踢翻，用鞭子乱抽，嘴里嚷嚷道：‘提得一个奸细，要细细拷问。’就把俺拖到这间空屋里来，一面拷打，一面威胁着说，‘你汉子投敌去了，再也不得回来。你年纪轻轻，顺从了俺们，包管有吃有穿。’俺哭骂着，咬他们的手指，他们就把俺吊起来打。”她说着回手往背上一掳，摊开血污的手给马扩看，“军爷看，他们把俺打成这个样子，倘非军爷相救，俺就跟他们拼了。”

马扩沉思一回，捡起麻脸汉子留下的刀，看清楚了刻在刀把上的字样。又指着土坑上放着的一个包袱，问道：

“这是大嫂的？”

“他们借口查抄，乱翻一起，可有什么好翻的？连个瓦罐儿也不全。只有这两件衣服和俺的一付钏钗，都叫他们包了来，还说是番子给俺家的，是通敌的证据，都要交官。”妇人痛定思痛，又不禁痛哭起来。

“大嫂休得气恼，”马扩安慰她道，“俺陪你去找他们的头儿。”

马扩搀扶妇人上了马，自己牵着，径住范村。到了指挥所门口，不待哨兵通报，径奔里面去找辛兴宗。

“宣赞去而复来，想必有以教我，”辛兴宗高举酒杯，殷勘邀请道，“这是御赐醇醪，俺好不容易得了一瓶。别的慢说，先干一杯。这回宣赞可逃不了。”

他的最后一个笑还未形成以前，就被马扩的怒气冲刷掉了。

“辛统领，”马扩当着他的部下，大声责问道，“看看你的部属干得好事！就在你的眼底鼻下，借口审问奸细，行凶抢劫，殴辱妇人。你身为大将，这等事究竟管与不管？”

“哪有这等事！”辛兴宗也变了颜色，凭着营混子的直觉，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想抵赖和倒打一耙，“凶犯拿到了不曾？宣赞没有真凭实据，可不能给人套上杀头罪名！”

“这是人证，”马扩把妇人推向前去，已经发紫的血块，把她的衣服连皮肤粘成一片，这就足以说明事实的真相，但是要对付像辛兴宗这样的老狐狸，人证还不够。

“这是物证。”马扩又指着包袱和刀子，斩钉截铁地说：“这把刀子是俺亲手从强徒们手上夺下来的，刀把上明明刻着‘胜捷军第六副将范琼’九个字，统领可要看仔细！”

“又是这个范老虎干的事。”辛兴宗暗暗吃惊，想道，“想这个范老虎仗着与刘太尉的交情，手下又有一帮人帮腔，在陈州府闹得人仰马翻，成为军中一霸。辉伯尚且奈何他不得，俺身为客将，怎敢去撩拨他？”但在表面上却也装得义愤填膺，狠猥骂道：

“可恼，可恼！这胜捷军在陈州府住了一年，闹得不成样子。好容易管束紧了，不想今日又出乱子。这范琼干下这等没王法的勾当，定是逃去刘太尉麾下，托庇于他。俺好歹要把他拿来正法，以肃军纪。”然后又向马扩陪笑道，“宣赞休恼，这胜捷军在陈州府的所作所为，尊大人马都监也是亲眼目睹的。如今这支军队虽然调拨归兄弟管辖，却仍与刘太尉通气。说不得，这治军不严之罪，统由兄弟承担，务乞宣赞海涵！”

“统领休说包涵不包涵的话，”马扩还是气恼地说，“这不是你我间之事。我军纪律如此废弛，坏了事，今后怎生与敌人作战？统领纵了他们，今后的部队也就难带了。这个范琼，务必要不徇情面，从刘太尉处拿来，严厉惩处。”说着又把妇人推上前道，“这个娘子刚于旬日前从河北渡河南归，心向朝廷。猝遇强暴，抗节不屈，好生令人可敬。俺今便把她交给统领了。统领要为她妥筹今后之计。对南渡义民，都要一体保护。再有人向他们罗唆，俺可不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