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月初十，东京人轻松愉快地送走了北伐大军。在检阅场上，宣抚副使蔡攸出尽洋相。这一幕演出成为那几天人们谈笑的绝好资料。还有人模拟他的动作，不断在腰间摸索，忽然一个失手，宝剑“豁朗朗”地坠落地上。这很快就风靡了东京城，在以后一段时间内，“豁朗朗”一声就成为臼子舍人的代名词。

在那段时期中，东京人的确对他们毕生从未经历过的战争发生莫大的兴趣，彼此见了面，都要以有关战争的火热的新闻作为谈话内容，并且把有关战争的真实的、真假参半的以及完全虚构的消息相互传播，似乎非此不足表显出他是个时髦人物。

东京人之所以对战争具有这样大的兴趣，首先因为它是“毕生未经历过的事情”。人们对于新鲜事物都感到兴趣，除非他是个保守派。一切住在大城市里的时髦人物最怕的事情莫过于送他一顶保守派的帽子。

再则在大军刚要出发的几天内，有那么多的人被直接和间接卷进了这场战争，从而使他们以及和他们有关系的人不得不对它关心起来。

史大郎是家住在九桥门街的一个青年小伙子。他爹在当地开家熟肉铺子。大郎的活动范围早就超越过他爹的社会地位而高攀上一批达官贵人的衙内、舍人们，成为他们与街混儿、泼皮之间的媒介体。大郎一向生活得那么活泼、愉快，成为那个地段的“子弟班”中的核心人物。谁料到高三公子把他拉上一把，居然混进北伐军的队伍中当名小军官。他一走，地方上少了个惹事生非的领头人，倒惹得大家对他想念不止。这就是一个因为战争而引起大家关心的人。

再如潘楼街一家规模宏大的成衣铺子，一向以裁制仕女时装出名。人们都知道它是高俅的长兄、眼泡皮底下生个大肉瘤、绰号叫做“司马师”的高杰的本钱。这家成衣铺从正月以来忽然添挂出一块“本店重金礼聘高手名师精制衣甲旗帜”的招牌，承揽了北伐大军全部的衣甲旗帜等项业务，发了一大笔横财。这不但引起同行的公愤，也使得广大市民都为之愤愤不平。因为东京人信奉的经济分配原则是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使，反对独揽垄断。违背了这个原则，就要受到公众的唾弃。果然有一天，衣甲业行会的会头带了百十个同业，声势浩大地把这家成衣铺的招牌砸了，吓得“司马师”只敢从后门溜走。在街道上作壁上现的市民们都为之拍手称快。这又是一件因为战争引起的社会新闻。

在那段时期中，人们到处都可以听到类似的新闻和消息。把它们积累起来就给战争造成一种看得见、听得到、闻得出、摸得着的现实的感觉。东京人不但都是时髦派，又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对现实的事物一向就十分敏感。

再则，凡是分得出胜负的玩意儿，例如年轻子弟赛锦体①，庙会看相扑、端午节参观龙舟竞渡等等，东京人莫不感到兴趣。恰巧战争也可以归入这一范畴中，何况这场战争又被当局者描绘得如此轻易就可以获得胜利。小关索李宝在一场角抵中打败他的对手还得流一身汗哩，哪能这样容易就打胜仗？老实说，东京人不怕打不赢伐辽的这一仗，只怕赢得太容易了，看不过瘾。譬如说：龙舟竞渡的一方把对手拉下六七十丈，那就要使乘兴出城去参观的观众们败兴而返了，他们一定会口出怨言道：“这是各归各的划船，算得什么竞渡？”东京人喜欢的是只差分秒毫厘之间的胜负，他们希望看到的战争的胜利也就是那种只差一点就险险乎被对方打败的胜利，这看起来才叫人兴致勃勃地过瘾哩！

可是当六军出发以后，前面的一种因素逐渐减少了，而胜利的捷报也没有像他们预期那样很快传送到东京来。东京人虽然喜欢只有几微之差但又要是立等可取的胜利，旷日持久的结果不合他们的脾胃。东京人当初似乎没有想到这一点，这真是大煞风景。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人们对战争的兴趣减少了。到了一个月以后很少再有人谈起战争、关心战争，只有亲人在军队里的家庭才是例外。可是例外之外又有例外，有的家庭虽有人参加战争，家里人只当他出门去做买卖，根本不关心他的命运。这是因为他们既没有战败的思想准备，也没有把战争和死亡、危险等令人不快的概念联系起来。

这种对战争冷淡的程度，到了五月下旬一度达到冰点。

“前天看见你家大郎回家来了！”有人问到他的邻居。这个大郎就是家住在九桥门街的那个活泼、愉快的小伙子史大郎。他的出征曾受到邻居们热烈的关心。现在他悄悄地开小差回来了，自然也会在一些人中间引起疑问。

“可不是他们那一伙都回来了。”大郎的爹不痛不痒地回答。

“大郎在前线可好？”

“他的事情谁知道。”

“前线打了胜仗不曾？”

“天知道。”。

“大郎这一回来，还去不去了？”

“天知道。”

“他们在前线一个多月都干了些什么？”

“吃饭屙屎，”大郎爹从熟肉店老板对现实利害关系的精明的盘算出发，认为这个要涉及到领头开小差的高三公子的名誉问题，最好还是不谈或少谈。他急于要摆脱那个喋喋多问的邻居，不耐烦地说，“这一进一出的大事，不分前线后方，到处都是一样的。”

“吃饭屙屎，谁不知道。俺问的是他见过几仗，杀了几个辽兵？”

“天知道。”

“他要不回前线去了，官府里岂不要查究他？。

有了高三公子的撑腰，还怕官府的查究？这显然属于愚不可及的愚问了。他不屑回答。

他的邻居不甘就此罢休，有意提起四月间为他大郎送行饯别时的那种盛况，借以提高他的兴趣。没料到他回答了一个更加冷淡更加严厉的字。

“瓒！”

哄动九城，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成为头条新闻的伐辽战争居然下降到“瓒”，使得这一位可敬的邻居大惊失色。

但是熟肉店老板是正确的，一方面固然涉及到实际利害，一方面他也看到伐辽战争在人们心目中早已冷下来了，他的英雄儿子的归来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只有这个不识相的邻居偏要掘根究底地追问不休，他不是个“瓒”货是什么？

（二）

东京人衡量新闻的价值，不是决定于它的重要性，而是决定于它的新鲜感。一切头号新闻都不具有凝固性，因为一切新鲜的事物都不可能永久保持新鲜。汴河中网得的鲤鱼，要不是趁着新鲜烹治吃了，虽有冰窖可以冷藏，到头来只好腌了当咸鱼吃。虽说咸鱼也有它的市场，毕竟咸鱼的价值大大低于鲜鱼。新闻也是一样，总是新陈代谢的，一切冷藏过、腌过、腊过的新闻，势必要变成“旧闻”，乖乖地让位于新的“新闻”。

加速战争新闻代谢的是五月中旬开封府公人破获了一件惊天动地的“鬼”公案。

有人利用已经炎热起来但在那里并不潮湿的气候，“垄断”了一段久已堙塞的地下水道，进行名副其实的黑市买卖。起初只是依靠一两盏鬼火，在暗中摸索着做些小买卖，吃亏便宜，一半凭手气、碰运道。他们自己称之为“鬼市”。后来营业范围扩大了，索性把大段的地下水道分隔成为一个个小房间，招引得大批男女前来饮酒作乐，赌博幽会。这时虽然已经明烛辉煌，人语喧闻，其热闹的程度不亚于地面上的“樊楼”（丰乐楼）和东西鸡儿巷之盛，但他们自己还是谦逊地称之为“鬼樊楼”。

东京人对于法律概念是模糊的，执法者——破获这件公案的公人头儿开封府尹盛章本人就经常在地上的“樊楼”摆酒席宴客，也免不了要赌博作乐，并且还以参加更高级的执法者殿前司都指挥使高俅在东鸡儿巷赵元奴家里邀集的欢宴为荣，如果有那么一次不在被邀之列，就要惴惴然唯恐有什么灾难临头了。河北都转运使詹度、河北转运判官李邺经常派人、有时自己也抽空到京师来，把大批军需物资在市场上抛售，然后又叫人出面收购了，再以重价转售给转运部门。所有这些都是在法律保护下公开进行的，谁也没有提出异议。为什么仅仅隔开三尺地皮，在“鬼樊楼”中饮酒作乐，在“鬼市”作些将本就利的买卖，转售一部分军用剩余物资，饮些官儿们盏底余沥，就算是犯罪呢？谁也不能够解释这个问题。

更加奇怪的是：“鬼市”、“鬼樊楼”的经营者和入股者自己先就有了犯罪意识，感觉到在这里开张营业，招徕顾客，不太有保障，要找个可靠的后台靠山。他们找的后台不是别人，正乃是专管这一类犯科作恶的案件的高俅和盛章。前台与后台成立了默契，四六折账，前台每天用大秤秤了上百两银子给后台送去，他们都欣然笑纳了，人们管高俅叫“大掌柜”，管盛章叫“二掌柜”，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内幕之内还有内幕，据说包庇黑市，坐地分赃的还不止高、盛两个，内押班张迪也轧一脚，被称为“内掌柜”。这项小小经纪是通了天的，据内掌柜透露，“凭咱家一句话，还有人敢在官家面前道个‘不’字？”可是台后老板之间有时分肥不均，闹起窝里反，掌柜们一翻脸，把小伙计作筏子，连带顾客们一起遭殃，被捉进官里去。为什么日进斗金的后台老板不但逍遥法外，还老着面皮高坐在堂皇上审讯这干人犯？而钻营一些蝇头微利的小伙计倒要锒铛入狱、吃官司、打屁股？这个问题，谁也解决不了。

东京人对于吃喝玩乐的门槛虽然精通，对于司法问题却是不求甚解的。他们接受法律的统治，承认铁索、狴犴和板子的权威性，准备有朝一日也去尝尝它们的滋味，这就是朝廷赋予他们的特权。至于对法律的解释权，那是属于执行者的事情，他们无权过问，也漫有兴趣去进一步探索。

他们只对发明创造这件闻所未闻的地下奇案感到兴趣，特别对于“鬼樊楼”这个新颖奇巧的名称大为激赞。

所有进不去樊楼的人因为把“鬼”字按在樊楼上面而产生了痛快感，他们本来也把在地面上的樊楼中进出的人看成为另外的一种族类——鬼。这种族类经过不断膨胀发酵，早已失去人的正规化的形式了。

反之，有资格在地面上的樊搂进出的人也因为这个奇巧的名称而产生了自豪感，他们本来就把进不去樊楼的人看成为另外的一种族类——鬼。这一族类必须经过一番加工改造后才能升格成为一个人。

进不进得去樊楼恰巧是把东京人划分为两大类的自然标准。但不管哪一类都对这个案件感到兴趣，都因为把这个鬼字按到对方头上去而感到舒服。因此这一件哄动全城的公案，能够在一段时期里，取代战争，保持了头号新闻的荣誉地位。

东京人在自己的生活轨道上熟练地滑行着。

没有一件新鲜可喜的事情会遭到他们的冷遇和歧视，但他们也同样追求原来生活轨道中的一切。他们还是忙着逛相蓝、赶庙会，在这个新的季节里，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每天骑马、乘轿或者步行着涌到万胜门外的金明池去看“小傀儡”、“小秋千”等永远看不厌的精彩节目。金明池是京郊著名的风景区、游乐场和大市集。人们宁可跑十多里路到这里来尝尝著名的“水饭”，“摩睺罗饭”、“水螺蛳”和簇新应市的“凉水绿豆汤”等等，虽然这些小吃同样也可以在城里吃到，而且比这里供应的还要价廉物美。

不忘故旧，旧中翻新，新的又要刻意求精，东京人的生活轨道就是这样螺旋上升的。

唯一的不同，就是一年一度在金明池举行的龙舟夺标竞渡，今年由朝廷明令宣布暂停一年。推迟的公开原因是参加比赛的双方——代表宫廷的龙翔队和代表水军的虎翼队，都有许多好手到前线去参加战争了，剩下的成员不足成队，比赛只好暂缓。只有这一件令人扫兴的事情，才使人淡淡地想到离开京师一千里外的河北地面还有一场近乎端阳节龙舟竞渡这种性质的伐辽战争尚在进行，还没有分出胜负——一场多么令人厌烦的竞赛。此外，再也没有人想起或谈到这场战争了。

东京人像当初对这场战争这样狂热一样容易地冷淡它和忘却它，它早已被抛出东京人的日常生活轨道以外了。

不但老百姓如此，官方似乎也同样忘记了这场战争。

朝廷的文武官员也是熟练地在仕宦生涯的轨道上滑行着，什么都没有改变，什么都没有遗漏。当然他们也要旧中翻新，新的刻意求精——在明争暗斗、尔虞我诈的技术技巧上。他们照样在一些人面前做矮子、在一些人面前充胖子，得意者在朝堂上弹冠相庆，失意者在十里长亭外黯然消魂。这一切似乎都还按着老调子进行，但事实上已发生不少新的变化。

入内内侍省都押班张迪这部活的《缙绅录》敏感地反映出官场的浮沉升降。他不是对某些人更加笑颜相对，喜气迎人，便是对某些人把面孔拉得更长了，觌面相逢，也不屑点一个头，竟然扬长而过。他的这架政治气候测温表每天都在指示寒署炎凉、晴雨干湿，显出高度的灵敏性。

当前的政治气候是在朝的王黼一派人的气温更加上涨，在野的蔡京一派人的气温更加下降了。除了张迪的面部表情不断变化外，还有下列一事为证。

五月初，致仕公相蔡京借大相国寺一连三天拜梁王忏，大做水陆道场，为祖宗荐福。现任太宰王黼当然要去拈香行礼，这是礼所当然的。王黼到了大相国寺只行了一个礼，说两句应酬话，打起轿子就走，前后不过一炷香的时间。这是在朝派应有的权利，使他们易地以处，也是这样做的，谁也不能提出异议。

引起轩然大波的，是王黼行经大殿时，一眼瞥见佛龛前的黄幡上写着蔡京一长串的官衔，这些官衔虽然在事实上已经失去时效，成为“瓒”货了，但写在黄幡上却还是十分辉煌的。王黼不禁对自己嘀咕了一句：

“不想蔡元长时至今日还有许大官衔！”

姑不论这句话包含着多少讽刺意味，也不说“时至今日”这四个字藏有什么机锋，蔡京自从当上执政以来，人们对他的称呼也不断高升，由“大资”到“参知”，到“相公”，再升到人臣的颠峰“公相太师”，已经历有年所，他的这个元长的表字至少在口头上已被人家遗忘了二十年之久了。不想一旦热锅子里忽然爆出一颗冷栗子，王黼有意忘记了他在仕途上要比蔡京晚进三十年的事实，忘记了他本来就是蔡京的门下，受过他的赏识、提拔，多年来相公公相不离口，叫得比别人更亲热、更响亮的事实，今天忽然在大庭广众间，当着蔡京子侄的面，直称起蔡京的表字来。在情理以内的架子，大家固然习以为常，事情做得过火了，叫人下不得台，就会引起反响。叵耐蔡京的门下人，包括哼哈二将余深、薛昂在内，明明听见了，不以为忤，反而逢迎拍马，无所不至，恨不得一躬到地，把王黼一直送回相府。就中薛昂表现得格外起劲，他一个劲儿地拉住王黼的轿杠，跟着轿班走路，口中还念念有词道：

“太宰目前正在百尺竿头，青云直上，将来勋业功德，当与伊吕比隆，正当于三代中求之。眼前区区，何足道哉！”

这番话迅速回传到蔡京的耳朵里，元长的称呼已叫他十分受不了，何况又是“眼前区区，何足道哉”，简直是把他看成了一堆垃圾。公相今天总算尝到薛大鼻子的滋味了，他一时沉不住气，不由得指着两尊正在斗法的罗汉塑像，发挥道：

“上首两尊罗汉斗争，兀自胜负来分，叵耐下首的小鬼，先已倒向一边。怎知佛门森严，轻易出得门去，休想再回进来。”

薛昂的倒戈酝酿已久，本是意中之事，但是一向以涵养功夫出名的蔡京，居然说了这样一句缺少含蓄的话，恰恰说明在目前朝局的斗争中，他所处的劣势地位。懂得这一点，就不用奇怪在那三天的道场中，善打抽丰的张迪居然托病不出，仅仅派了一名中等内监，代表他去相蓝行礼。

（三）

但是，蔡京反攻的机会来到了。

五月二十六日的败讯，只隔开三天工夫，二十九上午已传到东京。在朝派的王黼照例是不动声色，尽量把消息封锁起来。在迫不得已的场合中，也只肯按照童贯上奏的调子，承认前线发生一些小进退，我军坚守阵地，把败耗缩小到最低限度。

反之，在野派蔡京的一伙从王黼躲躲闪闪的言论中，参透了事实的真相。然后他们做了与王黼完全相反的事情，把消息尽量扩大传播，并且别有用心地把事实夸大到前线的西军已全面崩溃，战祸可能要迅速蔓延到京西、京东路，不久东京城也将受到威胁的危险的程度。

封疆问题历来是党派斗争中一个绝好把柄，在野派总是要抓住这个把柄，对在朝派大肆攻击的。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蔡京一伙人十分明白在这个关系到大家切身利害的问题上扳倒了王黼，就意味着蔡京的东山再起。目前的朝局，主要是他们两派人互为更迭，官家手里并没有准备着第三副班子。王黼下野之日，就是公相再度登场之时。因此他们的攻击宣传中，特别强调要追究战败的个人责任，进而追究发动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他们郑重声明，公相本人自始至终都是反对这场战争的。谓予不信，有诗为证。于是他们就高吟起公相给蔡攸寄去的诗：

“百年信誓当深念，六月王师好少休。”

诗中的涵意如此明显，难道还需要什么诠释吗？

随着以后几天败讯连续传来，蔡京的一伙声势大振。据传官家已有整整三天没有接见王黼，在他亲笔写给童贯的诏旨中也有“朕从此不复信汝矣！”这样一句分量极重的话。这些传闻，张迪不仅亲口加以证实，并且还隐善扬恶，尽量扩大影响。这时蔡京的喽罗们纷纷归队，连破门而去的哼哈两将，也想重新皈依佛门，惴惴然唯恐祖师爷记恶在心。不肯把他们重新录入门墙了。

在此期间，王黼进不到宫里去，就不分昼夜地前往张迪的别邸里去候见他。前后共达七、八次之多，都被张迪托词有病挡住驾。

刚在旬日之前。张迪曾借口有病，没有亲自去相蓝为太师荐祖的佛事行礼。如今，他又以同样的理由挡住王黼的驾。连病名都不用更换，真所谓“一鸡两吃”，妙用无穷。其实他又何尝有过一点伤风咳嗽、拖清水鼻涕吐浓痰？那天，正好是官家御用书画鉴定家勾龙大渊②邀他去出席私宴。勾龙大渊曾经为官家主持摹刻《大观帖》，是官家在这方面的私人顾问，虽无正式名分，却是经常见得到官家，可以说几句话的亲信人员，他的邀请决不能拒绝。于是张迪把王黼撇在门外，自己鲜龙活跳地跑到勾龙大渊家里赴席。这是一个带有私人性质，只有少许知交参加的亲密的宴会。在朝局可能发生大变动的时会中，这种性质的宴会最配张迪的胃口。他抓住一个机会。就跟另一个高级内侍谭稹谈开了：

“王将明找了咱一、二十遍，咱与王将明各走各的道儿，混不到一块，见了面又有什么好说的！”虽然是跟谭稹密淡，他故意把嗓音提高到可以让全席的宾主都可以听清楚的程度。这是他张迪发表政见的论坛。他们有权利可以听到它。他把这句话说得十分明确，毫不含猢，然后加上说，“办起朝廷大事来，毕竟要数公相太师斫轮老手。王将明这只花木瓜，中看不中吃，咱早跟官家说过，要提防着点儿，否则，迟早要吃他的亏。”

没有一件后来发生的事情不在他当初的意料之中，并且事前都早对官家作过种种提示和暗示，可惜官家当时没有领会他的意思（这最后的半句话照例是咽在喉咙里，要听的人自己体会出来）。如果他张迪不是这样一个先知先觉者，怎配在官家面前长久地当这份体面差使而不出差错？

张迪的仕宦艺术显然又提高一步了。他蓦地想起有个大漏洞需要去填补一下。不待席终，他就匆忙地站起来，向主人家告辞道：

“前日公相太师有事相蓝，咱偏偏告病在家，不得前去拈香展敬。今日痊愈了，正好顺道去太师府弯弯，向他告个罪。”

除了以上两大派的明争暗斗以外，这时朝廷外还存在着第三种力量，它就是太学生们。太学生触觉灵敏，反应迅速，对社会舆论往往起着带头作用。这时太学生们也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得战败的消息，发表起议论来。太学生最惯用的形式是不知道珍惜笔墨地向朝廷上《万言书》，有时还超过万言，竟达到二万、三万言以上。大约除了他们本人以外，很少有人能够卒读终篇的。他们推本溯源，把这场战争失败的原因归之于近来年的朝政腐败，并且一视同仁地把主持这场战争的童贯、王黼和最初建议这场战争的蔡京统统列入于可诛的奸贼之列，把他们看成为一丘之貉，并没有在朝、野两派斗争中作左右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