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江泽民谈中国的脊梁

19日下午3时半， 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会见。

张浚生先生陪我走进客厅时，江总书记到厅门口迎客想见，厅内已到的有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丁关根、港澳办主任鲁平、新闻办主任曾建徽、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

江总书记先说：“查先生久仰了，今日初次见面，我们十分欢迎。你的小说在内地有很多读者，许多领导人也很爱看。我没有仔细读过，但翻阅过，知道你的小说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地理背景、中国文化传统、人情风俗等等。”

我谦逊一番后说：“这次来北京，人大、政协正在开会，各位都很忙碌，前来打扰，很过意不去。”

江：“查先生来，我们总是欢迎的，很有兴趣和你谈谈，交换意见。人大、政协的会开得很好，很顺利。你是1924年生的，还是浙江口音，乡音未改哪，鬓毛却也未衰。你比我大两岁。”他转口问丁关根，丁是1929年生，江苏无锡人；鲁平是上海人，周南是山东人，都比江泽民小一岁，曾建徽小2岁。

江泽民说：“我们年纪都差不多，也都是在胜利前后和解放前上的大学，都经历过民族和国家的艰危困苦，有许多思想感情是共通的。我读你的政论文章，有些地方能起共鸣。”

他指着茶几上的一本《明报月刊》一月号，说：“比方说你这篇文章中谈到民主的发展，各国国情不同，发展的方式和速度各有不同。英国自大宪章开始到妇女有选举权，足足经过了700 年之久。这一点我很同意。英国人本来是尊重传统的、喜欢切合实际而循序渐进的民族。他们到现在还有上议员，所有贵族议员全部是皇室任命的，并非民选。彭定康先生怎么到香港来忽然搞这么一套。你这篇文章的英文翻译我也看过了。”他指指《明报月刊》旁边放的几页英文复印本，有几行底下划着红线，相信是他新闻记者时表示同意的。

他问起一般香港人对于中英争议的看法。我说工商界人士大都不赞成彭督的方案，一般职工和青年学生则支持，目前双方的人数大概差不多，也或许低薪人士和青年支彭的人数略多。一般而论，普通香港市民对于争执的内容实在并不明白，大家只希望中英谈判合作，香港社会稳定繁荣，平衡过渡，不希望突然有急剧的改变。所以鲁平主任在记者招待会中肯定宣告中国不会提早收回香港，所谓“另起炉灶”乃是完全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办事，香港股市立即大升。这可以充分反映了香港工商界的观点。

此后有30分钟左右的时间谈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和英国的政治局势。我总的印象是，江泽民并没有太激烈的主张和言辞，但对原则和外交立场十分坚持，表示没有退让半步的可能。他说：“中国人是有脊梁的，决不会对外国人的无理压力弯腰。”他说：任何外交上的磋商谈判，双方当然可能各自作出合理的让步，以换取对方的让步，由此达成协议。但协议既然成立，就决不容许食言反悔，言而无信。就算是面对有组织的西方国家强大压力，我们也决不会屈服。中国自解放以来，从来没有不遵守国际公约、协议的纪录。中英联合声明我们必定严格遵守，基本法的规定要切实执行，和外国达成的谅解和协议必须照办。

他说：“‘中国人是有脊梁的’这句话是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说的。他有民族气节。他是浙江人，你们浙江文人很多，宋朝的大诗人陆游也是浙江人。他的诗词我想有三个方面，‘红酥手，黄滕酒’的《钗头凤》是爱情方面的；许多田园和抒情诗词是冲淡洒脱方面的；后世人最重视的是他的爱国诗，尤其‘死去原知万事空’那一首，几乎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知道、不赞赏的。”

他说：“我是学电机工程的，丁关根同志也是学科技的，我们都是上海交大毕业。我不搞文艺，但喜欢文艺，关根同志也是。”

此后他和我谈了一串中外文艺作品：

他最近借了俄国一部电影的录像带来看，是根据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拍摄的，他说这表现了旧俄时代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

托尔斯泰的另一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他说，那可说是俄国《红楼梦》，通过家庭生活来反映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束缚。

莎士比亚的戏剧 Timon of Athens，他觉得剧中主角狄蒙斥骂雅典人崇拜金钱、生活腐化、朝三暮四、品格卑鄙的部分十分淋漓痛快。我想他特别提到莎士比亚这部比较次要的剧作，当是其中含有强烈的政治内容，以及当时雅典人“一切向钱看”的心态淹没了高尚的情操，这种危险的精神状态值得注意。

他关于鲁迅所说“中国的脊梁”，我回到香港后查阅鲁迅《且介亭杂文》，这句话出于《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 作于1934年9月。该文的最后三段是：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人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以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欲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

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七谈到香港、西藏

后来又谈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他说：“‘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保证是一定要实现的。关于内地和香港人的关系，我曾说过一句‘河水不犯井水’。香港就有人说，我只说‘河水不犯井水’，没有说‘井水不犯河水’，意思是井水可以犯河水。其实我们中国人有许许多多歇后语，两句话说了前一句，就包括了后一句，用不着全部说完这么罗嗦。我说‘河水不犯井水’，就包括了‘井水不犯河水’的含义。查先生你的小说中不是有很多歇后语么？这是中国语文的一种特色。”

“努力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是我们的长期国策，那是决不会改变的。”

他说：“我到过香港三次。一次是1965年，一次是1980年，第三次是1983年，那时我是电子工业部部长，出国访问，经过香港。新鸿基的冯景禧先生招待我去参观股票交易所，香港人叫做‘金鱼缸’的。那次住在新华社的招待所，靠山面海，风景好得很。香港的经济发展很有成绩，我一直很注意。”

“香港人大都要求稳定繁荣，凡是支持香港稳定繁荣的，得到香港人拥护，破坏稳定繁荣的，香港人就反对。其实香港要稳定繁荣，中国何尝不要稳定繁荣？全世界都需要稳定繁荣。中国12亿人永远站在稳定繁荣一边，一方面要坚持和平，另一方面是坚持原则，不容许别人乱七八糟的乱搞。”

他接着谈到西方国家对于西藏的干预，谈到他去西藏视察的经过，那一次是和丁关根同去的。他说先在青海过一夜，分阶段的适应高山气候，也即是“循序渐进”的应付困难环境；不过去向班禅喇嘛的遗体致敬时，室内空气不畅，酥油灯烟雾缭绕，还是感到有些晕眩。

“美国人老是根据不准确的资料，说我们欺压西藏人，可是我们每年给西藏补贴多少个亿啊，他们不是不知道，就是不提。西藏解放前，西藏一部分穷人是奴隶。北京有一个关于西藏的展览馆，有很多实物。穷人给奴隶主斩手、斩脚、剥皮的情状都可以看到。美国前总统卡特和我会见时，曾说西藏本来有600 万藏人，现在其中大部分是汉人，说西藏地方给汉人占了。其实西藏自治区人口300万，其中藏人290万，汉人只有8万。

西藏高原那样空气稀薄的地方，汉人长住是受不了的。在四川、青海、甘肃境内的藏人另有200多万。 我拿具体的资料给他看，卡特笑了，他说他手头的资料中，居然说四川成都也属西藏。”

“1997年之后，香港不用缴税给中央，中央也不给香港补贴。可是现在我们每年给西藏补贴，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公路等等现代化设施。汉人人多，经济力量大，对于兄弟民族，我们是一贯支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