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新闻、经济、对港政策

我问到新闻领域和文艺领域方面，今后如何进一步开放。

他说：“去年10月我在十四大所做的报告中，提出九十年代改革和建设的十大任务，其中就有大力发展教育、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任务，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建设提高到新水平，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不是八股式的口号，而是真正切切实实的做到。”

“新闻报道必须根据事实，决不是不可以提批评建议，但重点是鼓励全体人民乐观向上，精神奋发。文艺创作也不是不可以反映社会的阴暗面，不过主流应当是振奋人心，激励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我们中国有这样伟大深远的文化遗产，有许许多多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一想起来就令人精神大振。我国历史上多少伟大的人物，干下了多少伟大的事业？12亿人民极大多数是十分可爱的，有许许多多美好的事物可以抒写和歌颂。”

我提到目前社会风气还是有令人忧虑关注的地方，贪污腐败的情况需要密切注意，是否有加强法治的良策。

他说：“这是中央的重点工作之一。这次人大开过之后，我们立刻要快马加鞭的制定许多法规，尤其是经济法规。在经济法规的制订和执行上，我们落后于先进国家很多。中国要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这些方面非快速赶上不可。例如公司股分制度，股票交易制度，就需要尽快完善。

在谈到股分制度时，他说：“目前上海和深圳的股票交易，我们不准备大举在其他地方扩展，要先有良好成绩和经验再说，不能一下子就搞乱了。”

我说在较小规模的乡镇企业和城市私营企业中，不妨鼓励私营合作和股分制度，用以吸收民间融资，发展生产，同时可以减低通货膨胀，节制不正常的奢侈浪费。他点头同意，其后谈到目前税收制度相当不完善，急须改进。他说，“许多个体户和小集体企业，赚钱很多，但几乎不缴税。只要每个小企业多缴几百元税，国家财政就会大大改善。”我说征税制度要做得完善是很不容易的。目前只能说是“藏富于民”的阶段，民间财富多了，国家自然兴旺发达，另一方面也要严格禁止不合理的摊派和非法征税。他说：“要点是建立完善的法治制度，立法和执行都须大大改进。”

谈到外国的大企业经验时，他举了美国、法国、荷兰的许多例子，又提到德国奔驰公司，科威特国家银行占了很大股份，原来的大股东反而变成了小股东，但公司仍然经营很好。他认为中国不少国营公司亏蚀很大，急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方向下改革结构。我说：“好像你刚才所说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IBM、德国的奔驰汽车公司等等，总经理、厂长等等不一定是大股东，都是受薪的雇员。我国许多国营公司国有的所有性质不变，但可以雇用最精明能干的人来管理经营，为国家赚大钱，付给管理人员的薪金酬劳再高，也只占利润的一个极小百分比，胜于年年亏损，国家要补贴。”

他说：“我们目前的重点工作之一，正是人把大中型企业推向市场，使企业真正成为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并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聘请能干的管理、经营人才自然是绝对必需的。至于国有的小企业，甚至可以出租或出售给集体。”

预定谈话的时间是一小时，但江总书记谈兴很高，我看时间已超过了将近半小时，于是说：“请问关于香港问题，江总书记还有什么话要对香港人说？”

他想了一想说：“第一，香港问题在九七之前，是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事，绝对不容许第三者插手干预；在九七之后，是中国的内政，自然不容许外人干涉。有人企图将香港问题国际化，那是绝对办不到的。第二，中国政府严格遵守一切国际协议和承诺，希望别的有关国家也同样严格遵守。第三，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必定要使香港人生活得更加幸福快乐，这是我们的基本国策。”

我说，大多数香港人希望中英恢复以前的和谐合作，希望中英对于解开目前的僵局进行谈判。他说：对于我们来说，谈判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但法治的基础，一是已制订、公布的法律，二是国际条约与协议。倘若不遵守这两者，什么法治、稳定，全都谈不上了。只要英方切实尊重这两点，恢复友好合作是不难的。

临别时，他拿了一叠书送给我，都与我家乡有关，一共十七本，包括《浙江文化史》、《浙江地名简志》、《浙江方志源流》、《浙江民俗研究》等等。其中有一本《两浙轶事》，是浙江省文史研究馆所编，是萧乾先生所编文史笔记丛书中的一套。江总书记笑说：

“这里面有一篇关于你中学时代的事，很有趣，说到你在中学时给训导主任开除的经过。”

九　 钓鱼台宴会席上

当天晚上，丁关根先生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一起参加的有曾建徽先生、张浚生先生。

丁先生还特地约了我围棋老师聂卫平，他们两人是桥牌的牌友。

宴会的气氛很轻松，聂卫平老师谈到在我家吃螃蟹打破纪录，谈到台湾的沈君山先生，谈到教过我围棋的陈祖德、罗建文两位。丁先生问聂老师：“你有几个围棋弟子？”聂：

“最好的弟子是马晓春，但真正拜过师的只有查先生一位。”丁：“你怎么叫徒弟为查先生？”聂：“我崇拜查先生的小说，他年纪又比我大得多，我们是两头大。”丁：“查先生的围棋在香港是不是最好的？”聂（考虑半晌）：“在香港知名人士中第一。”众人大笑。

这句外交辞令其真实还不是很准确，即使在香港知名人士之中，我的围棋也决非第一。

席间当然也谈了些正经事，我问到今后的文化新闻政策。丁先生谈得很开放，他还说，宣传部英文译作Ministry of Propaganda，在国际间形象不好。他客气的说请教，怎样改一个译名。他说苏联共产党的宣传部从前叫Ministry of Propaganda and Agitation（宣传及鼓动部），共产党搞革命，名正言顺的要宣传与煽动。现在中共宣传部的任务改变了，虽然仍管思想、文化、新闻和宣传，但在开放政策下，以提供正确资讯，促进沟通交流、内外友好团结为主要工作。我说美国与法国都在Information与Communication 这两个字眼作过不同选择。丁先生觉得，Communication这字本来很好，但中国过去有“交通部”，易生混淆。他主张今后中宣部的外文译名是 Ministry of Information，但中文名称则不改。

在谈到中国的治安与违法乱纪时，丁先生说，他在任铁道部部长时对此深有体会，但也觉得真正问题并不如一般所想像的严重。他说全国铁路员工400万人，如有万分之一的员工不遵法律规条，每年就有400件案子，报上每天登一件也登不完。但当然决不是说中央对此不加重视，对重犯自当严惩严办。

宴会完毕时，丁先生送我出门时，我问起邓小平老先生的健康情形。他说：“邓公身体不错，去年夏天还在海里游泳。现在偶而还打打牌，脑筋仍和过去一样灵活。他戒烟之后，对健康有明显好处。”

我追忆到十二年前会见邓先生的情景。我一直盼望他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