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对艾玛来说，是一个死气沉沉的日子。一切都似乎笼罩在阴郁的气氛中，外部弥漫着一片迷雾，痛苦沉入了心灵的深处，发出了低沉的呼啸，就像冬天的风吹过一片废墟。这是对一去不复返的时光魂牵梦萦、大功告成后感到的心力交瘁，习以为常的行动忽然被打断，或者经久不息的震荡突然中止带来的痛苦。

　　就像那年从沃比萨回来，合舞的形象还在头脑里旋转一样，她觉得闷闷不乐，灰心失望，甚至麻木不仁。莱昂又出现了，更高大，更漂亮，更温存，更模糊；他虽然走了，但并没有离开她，他还在这里，房屋的墙壁似乎把他的影子留了下来。她的眼睛舍不得离开他走过的地毯，他坐过的空椅子。河水一直在流，后浪慢慢推着前浪，顺着滑溜的河堤流过去。他们在这里散过多少次步，听着水波潺潺地流过长满了青苔的石子。他们享受过多么美好的阳光！多么美好的下午，单单两个人，在花园深处的树荫下！他不戴帽子，坐在一张木条长凳上，高声朗诵；草原上的清风吹得一页一页的书哗哗作响，棚架上的旱金莲簌簌摆动……啊，他走了，他是她生活中唯一的乐趣，是使幸福有可能实现的唯一希望！幸福出现的时候，她怎么不紧紧抓住！幸福就要消逝的时候，为什么不双膝跪下，双手拉住不放？她诅咒自己为什么不敢爱莱昂；她多么渴望吻莱昂的嘴唇。她甚至想跑去追他，扑进他的怀抱，对他说：“是我呀，我是你的了！”但是艾玛一想到重重的困难，心里先就起了一片混乱，而她的欲望却因为后悔反而变得越来越强烈了。

　　从这时起，对莱昂的回忆仿佛是她忧郁的中心；回忆在忧郁中闪闪发光，好像漂泊的游子在俄罗斯大草原的雪地里留下的一堆火。她赶快向这堆火跑去，蹲在火旁，轻巧地拨动快要熄灭的火堆，到处寻找能够把火烧旺的柴草；于是最遥远的回忆和最近发生的事情，感觉到的和想象到的，烟消云散了的对肉欲的渴望，像风中枯枝一样摇摇欲坠的如意算盘，没有开花结果的道德观，已经落空了的希望，家庭里的鸡毛蒜皮，她都集拢了，捡起来，加到火堆里去，使她的忧郁变得暖和一点。

　　然而火焰却越烧越低了，也许是燃料不够，或者是堆积太多。情人不在眼前，爱情也就渐渐熄灭，习惯的压力太大，压得她出不了气；火光映红过她灰色的天空，后来笼罩在阴影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她的头脑昏昏沉沉，误以为讨厌丈夫就是思念情人，怨恨的创伤就是柔情重温。但是狂风一直在吹，热情已经烧成灰烬，没有人来援助，没有太阳照耀。她感到四面八方一片黑暗，自己失落在彻骨的寒冷中。

　　于是托特的坏日子又重新开始了。她认为现在比那时还更不幸，因为她已经有了痛苦的经验，并且相信痛苦是没完没了的。

　　一个女人为了爱情勉强自己作出这样大的牺牲，只好在花哨的小玩艺中寻求满足。她买了一个哥特式的跪凳，一个月买了十四个法郎的柠檬来洗指甲；她写信去卢昂买一件卡什米蓝袍；她在勒合店里挑了一条最漂亮的绸巾；她把绸巾当室内服的腰带用；她把窗板关上，手里拿一本书，穿着这身奇装异服，躺在一张长沙发上。

　　她常常改变头发的式样：她梳中国式的头发，有时云鬓蓬松，有时编成发辫；她把头发中间的分缝留在一边，像男人的头发一样在下边卷起。她心血来潮要学意大利文：她买了几本词典，一本文法，一些白纸。她试着认真读书，读历史和哲学。夜里，有时夏尔忽然惊醒，以为有人找他看病：

　　“就来，”他含糊地说。其实只是艾玛擦火柴的声响，她要点灯看书。不过她读书也像刺绣一样，刚开个头，就塞到衣橱里去了；她读读停停，一本没完，又换一本。

　　她一赌气，就容易走极端。一天，她和丈夫打赌，硬说一大杯烧酒，她也能喝个半杯，夏尔笨得说了声不信，她就一口把酒喝完。

　　艾玛虽然看起来轻飘飘的（这是荣镇的女人议论她的话），但是并不显得快活，习惯使她嘴角上保留了一条固定不动的皱纹，就像失意的政客或老处女的脸一样。她的脸色苍白，好像一块白布；鼻子上的皮朝着鼻孔的方向拉得更紧，眼睛看人显得心不在焉。她在鬓角上发现了三根灰头发，就说自己老了。

　　她时常昏倒。有一天，她甚至吐了一口血，夏尔心里一急，外表也就显得不安。

　　“得了！”她回答道，“这有什么关系？”

　　夏尔跑到诊室里去；他坐在大扶手椅里，胳膊肘拄在桌子上，对着做成标本的人头哭了起来。

　　于是他给他的母亲写了一封信，求她来一趟，他们在一起谈艾玛的事，谈了很久。

　　能够作出什么决定呢？既然她拒绝治疗，那该怎么办呢？

　　“你知道应该怎样对付你的女人？”包利法奶奶回答说，“那就是逼她去做事，用两只手干活！要是她像别人一样，不得不挣钱过日子，她就不会无所事事，胡思乱想，晕头转向了。”

　　“不过，她并不是无所事事呀！”夏尔说。

　　“啊！她有事做！什么事呀？看小说，读坏书，读反对宗教的书，用伏尔泰的话讥笑神甫。还不止这些呢，我可怜的儿子，一个不信教的人总不会有好结果的。”

　　于是他们决定不让艾玛看小说。这似乎不容易做到。好奶奶包下来了：等她路过卢昂的时候，她要亲自去找租书的人，说艾玛不再租阅了。万一书店硬要做这种毒害人心的勾当，难道他们不会告到警察局去？

　　婆婆和媳妇的告别是干巴巴的。她们在一起呆了三个星期，可没有说过几句话，只不过在餐桌上见面时，或者夜晚上床以前问一声好，说一句客套话而已。

　　包法利奶奶星期三走，这是荣镇赶集的日子。

　　广场从早晨起，就挤满了大车，都是车头朝下，车辕朝天，从教堂到客店，顺着房屋，摆了长长的一排。对面是搭帆布棚的小摊子，出卖布帛，被褥，毛袜，还有马笼头和蓝丝带，丝带一头露在布包外面，随风飞舞。地上摆着粗糙的铜器铁器，一边是金字塔形的鸡蛋堆，一边是放着干酪的小柳条筐，垫底的草粘粘地伸出筐外；在打麦机旁边，咯咯叫的母鸡从扁平的笼子里伸出头来。老乡挤进了药房的门就站着不动，有时简直要把铺面挤塌。每逢星期三，药房里总是人满满的，大家挤进去，与其说是买药，不如说是看病，奥默先生的大名在周围的村子里可响着呢。他胆大脸厚，哄得乡巴佬五体投地。他们把他当作比真医生还更伟大的医生。

　　艾玛靠着窗子（她时常靠着窗子看热闹：在外省，窗口可以取代剧院和散步场），望着乱糟糟的乡巴佬，消遣时光，忽然看见一个穿着绿色丝绒外套的先生。他戴了一副黄色的手套，虽然脚上罩着粗皮的鞋罩；他向着医生的住宅走来，后面跟着一个乡下人，低着脑袋，好像心里有事似的。

　　“医生在家吗？”他问在门口和费莉西谈天的朱斯坦。

　　他以为朱斯坦是医生的佣人，就说：

　　“请通报一声：于谢堡的罗多夫·布朗瑞先生要见他。”

　　新来的人并不是为了炫耀他有地产，才把地名放在他的姓名前面，其实只是为了说明他的身份。于谢堡的确是荣镇附近的一片地产，他不久前买下了城堡，还有两个农场，亲自耕种，但是并不太费工夫，他过的是单身生活，人家说他“一年起码有一万五千法郎的收入”。

　　夏尔走进了会客厅。布朗瑞先生指着他的佣人说：他要放血，因为他觉得“浑身有蚂蚁咬似的”。

　　“放血就不痒了，”佣人什么意见也听不进去。

　　于是包法利要人拿来一捆绷带，一个脸盆，并且请朱斯坦端住盆子，然后，他对脸色已经发白的乡下人说：

　　“不要害怕，老乡。”

　　“我不怕，”乡下人答道，“动手好了！”

　　他假装好汉，伸出了粗胳膊。柳叶刀一刺，血就喷了出来，一直溅到镜子上。

　　“把盆子端过来！”夏尔喊道。

　　“瞧！”乡下人说，“人家会说是一小道泉水在流！我的血多红呵！这该是好兆头，对不对？”

　　“有时候，”医官接着说，“开头不觉得怎么样，忽然一下就昏倒了，特别是身体结实的人，像他这样的。”

　　乡下人一听这话，手指头转动的匣子拿不住了。肩膀突然往后一倒，把椅子背压得嘎吱响，帽子也掉在地上。

　　“我早就说过了，”包法利用手指捺住血管说。

　　脸盆开始在朱斯坦手里摇晃；他的膝盖在打哆啸，脸也白了。

　　“太太：太太！”夏尔喊道。

　　她一步跳下楼梯。

　　“拿醋来！”他叫道。“啊！我的上帝：一下子倒了两个！”

　　他一紧张，纱布也绑不好。

　　“不要紧，”布朗瑞先生把朱斯坦抱在怀里，没事人似的说道。

　　他把他抱到桌上，背靠墙坐着。

　　包法利夫人动手解开他的领带。衬衫的带子打了一个死结；她轻巧的手指花了几分钟，才把年轻人颈上的死结解开；然后她把醋倒在她的麻纱手绢上；她一下一下地擦他的太阳穴，并且小心在意地擦一下，吹一口气。

　　赶车的乡下人醒过来了；但朱斯坦还是昏迷不醒，蓝眼珠给灰白的巩膜遮住了，就像牛奶中的蓝花一样。

　　“不要让他看见血，”夏尔说。

　　包法利夫人拿起脸盆。她要弯腰才能把盆子放到桌子底下，弯腰时她的袍子（这是一件夏天穿的袍子，有四道绉褶，黄颜色，腰身长，裙幅宽）就像喇叭花一样摊开在周围的石板地上；因为艾玛俯下身子，伸开胳膊时，有一点站不稳，鼓起来的衣服有些地方紧紧贴住身子，露出了她上半身的曲线。随后，她去拿瓶水来，溶化了几块糖，那时候药剂师才到。女佣人去找他，他正在发脾气；看见他的学徒睁开了眼睛，他才松了一口气。然后，他围着学徒兜圈子，从上到下地打量他。

　　“不中用！”他说，“小笨蛋，的的确确，三个字：不中用！放放血到底算得了什么呀！你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怕的好汉呢！大家看，他就是爬上树梢也不头晕、还能摇落核桃的松鼠呢！啊！对了，说吧，吹牛吧！难道这是将来开药房的人才吗？因为说不定有一天，情况紧急，法院会传你去医治法官的良心呢。那时你可不能毛手毛脚，一定要冷冷静静，说话头头是道，像一个男子汉，否则，就要当大傻瓜了！”

　　朱斯坦没有回答。药剂师继续说：

　　“谁请你来的？你老给包法利先生和太太添麻烦！再说，星期三我更少不了你。现在，药房里还有一大堆人呢。为了关心你，我什么都丢下不管了。得了，走吧！快跑！等着我，不要打了瓶子！”

　　等到朱斯坦穿好衣服走了之后，大家又谈到昏倒的事。包法利夫人从来没有晕倒过。

　　“女人不晕倒，真了不起！”布朗瑞先生说。“其实，有些男人都太脆弱。有一次决斗，我就看到一个见证人，只听到手枪装子弹就昏过去了。”

　　“我呢，”药剂师说，“看见别人出血，我一点也不在乎；但是一想到自己的血在流，若是想得太多，我就要昏倒了。”

　　这时，布朗瑞先生把他的佣人打发走，叫他放心，因为他已经如愿以偿了。

　　“他一心血来潮，倒使我认识了你们，”他又加了一句。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瞧着艾玛。然后，他把三个法郎放在桌子角上，随随便便打个招呼就走了。

　　他不消多久就到了河对岸（那是他回于谢堡必经之路）；艾玛看见他在草原上，在白杨树下走着，走走又放慢了脚步，好像一个有心事的人。

　　“她很讨人喜欢！”他心里想。“她很讨人喜欢，这个医生的太太！牙齿很白，眼睛很黑，脚很迷人，样子好像一个巴黎女人。她到底是哪里来的？那个笨头笨脑的小子又是从哪里搞到她的？”

　　罗多夫·布朗瑞先生三十四岁，脾气粗暴，眼光敏锐，和女人往来很多，对风流事了如指掌。他看中了这个女人，就打她的主意，也考虑她的丈夫。

　　“我想他一定很蠢，不消说，她对他感到厌倦了。他的指甲很脏，胡子三天没刮。他在外头看病人的时候，她呆在家里补袜子。她一定很无聊！想住到城里去，每天晚上跳波尔卡舞！可怜的小娘儿！她渴望爱情，就像砧板上的鲤鱼渴望水一样。只要三句情话，她就会服服帖帖：她一定温柔！可爱！……是的，不过事成以后，怎样摆脱她呢？”

　　隐隐约约预见到寻欢作乐会带来的困难，他又想起他的情妇来了。那是他供养的一个卢昂的女戏子：一回想她的形象，他就觉得腻味。

　　“啊！包法利夫人，”他想，“比她漂亮多了，特别是鲜艳多了。维吉妮肯定在发胖。玩她也没意思。再说，她长臂虾都吃上了瘾！”

　　田野里没有人，罗多夫只听见他的靴子有节奏地碰到草的飒飒声，蟋蟀伏在远处的燕麦下发出的唧唧声。他仿佛又看见艾玛在厅子里，穿着他刚才看到的衣服，他把她的衣服剥光了。

　　“我要把她搞到手！”他喊了起来，一手杖把面前的土块敲了个粉碎。

　　他立刻盘算如何耍手腕。他问自己：

　　“在哪里会面？怎么要她来？她还要不断管孩子、女仆、邻居、丈夫，各种各样的头痛事。去它的吧！”他说，“太花时间了！”

　　然而他又重新想起：“只是她的眼睛，就像钻子一样钻进你的心里。还有梦一般的脸色！……我就爱这样迷离恍惚的女人！……”

　　到了阿格伊山坡高头，他的决心已经下定。

　　“只等找机会了。有啦！偶尔去看看他们，送些野味，送些鸡鸭；需要的话，我去放血；成了朋友，就请他们到家里来……啊！不必了！”他心中又起了一个主意，“不是快开展览会了吗？她会来的，我会见到她的。一开了头，只要大胆，这不就成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