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生存八十二年，作文五十八年，今年将出全集九十三卷的托尔斯泰，即使将一本《奔流》都印了关于他的文献的目录，恐怕尚且印不下，更何况登载记念 的文章。但只有这样的材力便只能做这样的事，所以虽然不过一本小小的期刊，也还是趁一九二八年还没有全完的时候，来作一回托尔斯泰诞生后百年的记念。

关于这十九世纪的俄国的巨人，中国前几年虽然也曾经有人介绍，今年又有人叱骂，然而他于中国的影响，其实也还是等于零。他的三部大著作中，《战 争与和平》至今无人翻译；传记是只有　Ｃｈｒｏｌｅａ〔７８〕的书的文言译本和一小本很不完全的《托尔斯泰研究》〔７９〕。前几天因为要查几个字，自己和 几个朋友走了许多外国书的书店，终竟寻不到一部横文的他的传记。关于他的著作，在中国是如此的。说到行为，那是更不相干了。我们有开书店造洋房的革命文 豪，没有分田给农夫的地主——因为这也是“浅薄的人道主义”；有软求“出版自由”的“著作家”兼店主，没有写信直斥皇帝的胡涂虫〔８０〕——因为这是没有 用的，倒也并非怕危险。至于“无抵抗”呢，事实是有的，但并非由于主义，因事不同，因人不同，或打人的嘴巴，或将嘴巴给人打，倘以为会有俄国的许多“灵魂 的战士”（Ｄｏｕｋｈｏｂｏｒ）〔８１〕似的，宁死不当兵卒，那实在是一种“杞忧”。

所以这回是意在介绍几篇外国人——真看过托尔斯泰的作品，明白那历史底背景的外国人——的文字，可以看看先前和现在，中国和外国，对于托尔斯泰的评价是怎样的不同。

但自然只能从几个译者所见到的书报中取材，并非说惟这几篇是现在世间的定论。

首先当然要推Ｇｏｒｋｙ的《回忆杂记》〔８２〕，用极简洁的叙述，将托尔斯泰的真诚底和粉饰的两面，都活画出来，仿佛在我们面前站着。而作者 Ｇｏｒｋｙ的面目，亦复跃如。一面可以见文人之观察文人，一面可以见劳动出身者和农民思想者的隔膜之处。达夫先生曾经提出一个小疑问，是第十一节里有 Ｎｅｋａｓｓｏｖ这字，也许是错的，美国版的英书，往往有错误。我因为常见俄国文学史上有Ｎｅｋｒａｓｓｏｖ〔８３〕，便于付印时候改了，一面则寻访这书 的英国印本，来资印证，但待到三校已完，而英国本终于得不到，所以只得暂时存疑，如果所添的“ｒ”是不对的，那完全是编者的责任。

第一篇通论托尔斯泰的一生和著作的，是我所见的一切中最简洁明了的文章，从日本井田孝平〔８４〕的译本《最新露西亚文学研究》重译；书名的英译 是《Ｓｋｅｔｃｈ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ｉｓF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ｃｅｎｔ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Ｌｉｔｅｒｔｕｒｅ》，但不知全书可有译本。原本在一九 二三年出版；著者先前是一个社会民主党员，屡被拘囚，终遭放逐，研究文学便是在狱中时的工作。一九○九年回国，渐和政治离开，专做文笔劳动和文学讲义的事 了。这书以Ｍａｒｘｉｓｍ为依据，但侧重文艺方面，所以对于托尔斯泰的思想，只说了“反对这极端底无抵抗主义而起的，是Ｋｏｒｏｌｉｅｎ－ｋｏ〔８５〕和 Ｇｏｒｋｉ，以及革命底俄国”这几句话。

从思想方面批评托尔斯泰，可以补前篇之不足的，是Ａ．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的讲演〔８６〕。作者在现代批评界地位之重要，已可以无须多说了。 这一篇虽讲在五年之前，其目的多在和政敌“少数党”〔８７〕战斗，但在那里面，于非有产阶级底唯物主义（Ｍａｒｘｉｓｍ）和非有产阶级底精神主义 （Ｔｏｌｓｔｏｉｓｍ）的不同和相碍，以及Ｔｏｌｓｔｏｉｓｍ的缺陷及何以有害于革命之点，说得非常分明，这才可以照见托尔斯泰，而且也照见那以托尔斯泰 为“卑死的说教者”〔８８〕的中国创造社旧旗下的“文化批判”者。

Ｌｖｏｖ－Ｒｏｇａｃｈｅｖｓｋｉ〔８９〕以托尔斯泰比卢梭〔９０〕，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的演说里也这样。近来看见Ｐｌｅｋｈａｎｏｖ的 一篇论文《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和Ｌｅｏ　Ｔｏｌｓｔｏｉ》〔９１〕的附记里，却有云，“现今开始以托尔斯泰来比卢梭了，然而这样的比较，不过得到否定底的 结论。卢梭是辩证论者（十八世纪少数的辩证论者之一人），而托尔斯泰则到死为止，是道地的形而上学者（十九世纪的典型底形而上学者的一人）。敢于将托尔斯 泰和卢梭并列者，是没有读过那有名的《人类不平等起原论》或读而不懂的人所做的事。在俄国文献里，卢梭的辩证法底特质，在十二年前，已由札思律支〔９２〕 弄明白了。”三位都是马克斯学者的批评家，我则不但“根本不懂唯物史观”〔９３〕，且未曾研究过卢梭和托尔斯泰的书，所以无从知道那一说对，但能附载于 此，以供读者的参考罢了。

小泉八云〔９４〕在中国已经很有人知道，无须绍介了。他的三篇讲义，为日本学生而讲，所以在我们看去，也觉得很了然。其中含有一个很够研究的问 题，是句子为一般人所不懂，是否可以算作好文学。倘使为大众所不懂而仍然算好，那么这文学也就决不是大众的东西了。托尔斯泰所论及的这一层，确是一种卓 识。但是住在都市里的小资产阶级，实行是极难的，先要“到民间去”〔９５〕，用过一番苦功。否则便会像创造社的革命文学家一样，成仿吾刚大叫到劳动大众间 去安慰指导他们（见本年《创造月刊》）〔９６〕，而“诗人王独清教授”又来减价，只向“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说话（见《我们》一号）〔９７〕。但过了半 年，居然已经悟出，修善寺温泉浴场〔９８〕和半租界洋房中并无“劳动大众”，这是万分可“喜”的。

Ｍａｉｓｋｉ〔９９〕的讲演也是说给外国人听的，所以从历史说起，直到托尔斯泰作品的特征，非常明了。日本人的办事真敏捷，前月底已有一本《马 克斯主义者之所见的托尔斯泰》〔１００〕出版，计言论九篇，但大抵是说他的哲学有妨革命，而技术却可推崇。一篇的主意也一样，我想，自然也是依照“苏维埃 艺术局”的纲领书的，所以做法纵使万殊，归趣却是一致。奖其技术，贬其思想，是一种从新估价运动，也是廓清运动。虽然似乎因此可以引出一个问题，是照此推 论起来，技术的生命，长于内容，“为艺术的艺术”〔１０１〕，于此得到苏的消息。然而这还不过是托尔斯泰诞生一百年后的托尔斯泰论。在这样的世界上，他 本国竟以记念观念相反的托尔斯泰的盛典普示世界，以他的优良之点讲给外人，其实是十分寂寞的事。到了将来，自然还会有不同的言论的。

托尔斯泰晚年的出奔，原因很复杂，其中的一部，是家庭的纠纷。我们不必看别的记录，只要看《托尔斯泰自己的事情》〔１０２〕一篇，便知道他的长 子Ｌ．Ｌ．Ｔｏｌｓｔｏｉ便是一个不满于父亲的亲母派。《回忆杂记》第二十七节说托尔斯泰喜欢盘问人家，如“你想我的儿子莱阿，是有才能的么？”的莱阿， 便是他。末尾所记的Ｔｏ　ｔｈｅ　ｄｏｃｔｏｒ　ｈｅ　ｗｏｕｌｄ　ｓａｙ：“Ａｌｌ　ｍｙ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尤为奇特，且不易解。托尔斯泰死掉之前，他的夫人没有进屋里去，作者又没有说这是医生所传述，所以令人觉得很可疑怪的。

末一篇〔１０３〕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不过可以知道一点前年的Ｉａｓｎａｉａ　Ｐｏｌｉａｎａ的情形。

这回的插图，除卷面的一幅是他本国的印本，卷头的一幅从Ｊ．Ｄｒｉｎｋｗａｔｅｒ编的《Ｔｈｅ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１０４〕，他和夫人的一幅从《Ｓｐｈｅｒｅ》〔１０５〕取来的之外，其余七幅，都是出于德人Ｊｕｌｉｕｓ　Ｈａｒｔ的《托尔斯泰论》和日本译的《托尔斯 泰全集》里的。这全集共六十本，每本一图，倘使挑选起来，该可以得到很适宜的插画，可惜我只有六本，因此其中便不免有所迁就了。卷面的像上可以看见 Ｇｏｒｋｙ看得很以为奇的手；耕作的图是Ｒｉｅｐｉｎ〔１０６〕于一八九二年所作，颇为有名，本期的Ｌｖｏｖ－Ｒｏｇａｃｈｅｖｓｋｉ和藏原惟人的文章 里，就都提起它，还有一幅坐像，也是Ｒｉｅｐｉｎ之作，也许将来可以补印。那一张谑画（Ｃａｒｉｃａｔｕｒｅ）〔１０７〕，不知作者，我也看不大懂，大约 是以为俄国的和平，维持只靠兵警，而托尔斯泰却在拆掉这局面罢。一张原稿，是可以印证他怎样有闲，怎样细致，和Ｄｏｓ－ｔｏｉｅｖｓｋｉ〔１０８〕的请女 速记者做小说怎样两路的：一张稿子上，改了一回，删了两回，临末只剩了八行半了。

至于记念日的情形，在他本国的，中国已有记事登在《无轨列车》〔１０９〕上。日本是由日露艺术协会电贺全苏维埃对外文化联络协会；一面在东京读 卖新闻〔１１０〕社讲堂上开托尔斯泰记念讲演会，有Ｍａｉｓｋｉ的演说，有Ｎａｐｒｏｎ女士的Ｅｓｅｎｉｎ〔１１１〕诗的朗吟。同时又有一个记念会，大约 是意见和前者相反的人们所办的，仅看见《日露艺术》〔１１２〕上有对于这会的攻击，不知其详。

欧洲的事情，仅有赵景深〔１１３〕先生写给我一点消息——“顷阅《伦敦麦考莱》十一月号，有这样几句话：‘托尔斯泰研究会安排了各种百年纪念的 庆祝。十月末《黑暗的势力》和《教育之果》在艺术剧院上演。Ａｎｎａ　Ｓｔａｎ－ｎａｒｄ将《Ａｎｎａ　Ｋａｒｅｎｉｎａ》改编剧本，亦将于十一月六日下 午三时在皇家剧院上演。同日下午八时Ｐ．Ｅ．Ｎ．会将为庆祝托尔斯泰聚餐，Ｇａｌｓｗｏｒｔｈｙ亦在席云。’“又阅《纽约时报》十月七号的《书报评论》， 有法国纪念托尔斯泰的消息。大意说，托尔斯泰游历欧洲时，不大到法国去，因为他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所以不大欢喜法国的文学。他在法国文学中最佩服三个 人，就是Ｓｔｅｎｄｈａｌ，Ｂａｌｚａｃ和Ｆｌａｕｂｅｒｔ。对于他们的后辈Ｍａｕ－ｐａｓｓａｎｔ，Ｍｉｒｂｅａｕ等，也还称赞。法国认识托尔斯泰是很 早的，一八八四年即有《战争与和平》的法译本，一八八五年又有《Ａｎｎａ　Ｋａｒｅｎｉｎａ》和《忏悔》的法译本。Ｍ．Ｂｉｅｎｓｔｏｃｋ曾译过他的全 集，可惜没有完。自从Ｅｕｇèｎｅ　Ｍｅｌｃｈｉｏｒ　ｄｅ　Ｖｏｇüｅ在一八八六年作了一部有名的《俄国小说论》，法国便普遍的知道托尔斯泰了。

今年各杂志上更大大的著论介绍，其中有Ｍ．Ｒａｐｐｏｐｏｒｔ很反对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说他是个梦想的社会主义者。但大致说来，对于他还都是很崇敬的，罗曼罗兰对他依旧很是忠心，与以前做《托尔斯泰传》时一样。”

在中国，有《文学周报》和《文化战线》〔１１４〕，都曾为托尔斯泰出了记念号；十二月的《小说月报》上，有关于他的图画八幅和译著三篇。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鲁迅记。

八

这一本校完之后，自己觉得并没有什么话非说不可。

单是，忽然想起，在中国的外人，译经书，子书的是有的，但很少有认真地将现在的?化生活——无论高低，总还是文化生活——绍介给世界。有些学 者，还要在载籍里竭力寻出食人风俗的证据来。这一层，日本比中国幸福得多了，他们常有外客将日本的好的东西宣扬出去，一面又将外国的好的东西，循循善诱地 输运进来。在英文学方面，小泉八云便是其一，他的讲义〔１１５〕，是多么简要清楚，为学生们设想。中国的研究英文，并不比日本迟，所接触的，是英文书籍 多，学校里的外国语，又十之八九是英语，然而关于英文学的这样讲义，却至今没有出现。现在登载它几篇，对于看看英文，而未曾留心到史底关系的青年，大约是 很有意义的。

先前的北京大学里，教授俄，法文学的伊发尔（Ｉｖａｎｏｖ）

和铁捷克（Ｔｒｅｔｉａｋｏｖ）〔１１６〕两位先生，我觉得却是善于诱掖的人，我们之有《苏俄的文艺论战》和《十二个》〔１１７〕的直接译本而且是译得可靠的，就出于他们的指点之赐。现在是，不但俄文学系早被“正人君子”们所击散，连译书的青年也不知所往了。

大约是四五年前罢，伊发尔先生向我说过，“你们还在谈Ｓｏｌｏｇｕｂ〔１１８〕之类，以为新鲜，可是这些名字，从我们的耳朵听起来，好像已经是 一百来年以前的名字了。”我深信这是真的，在变动，进展的地方，十年的确可以抵得我们的一世纪或者还要多。然而虽然对于这些旧作家，我们也还是不过“谈 谈”，他的作品的译本，终于只有几篇短篇，那比较长些的有名的《小鬼》，至今并没有出版。

这有名的《小鬼》的作者梭罗古勃，就于去年在列宁格勒去世了，活了六十五岁。十月革命时，许多文人都往外国跑；他却并不走，但也没有著作，那自 然，他是出名的“死的赞美者”，在那样的时代和环境里，当然做不出东西来的，做了也无从发表。这回译载了他的一篇短篇——也许先前有人译过的——并非说这 是他的代表作，不过借此作一点记念。那所描写，我想，凡是不知道集团主义的饥饿者，恐怕多数是这样的心情。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鲁迅。

九

这算是第一卷的末一本了，此后便是第二卷的开头。别的期刊不敢妄揣，但在《奔流》，却不过是印了十本，并无社会上所珍重的“夏历”过年一样，有 必须大放爆竹的神秘的玄机。惟使内容有一点小小的结束，以便读者购阅的或停或续的意思，却是有的。然而现在还有《炸弹和征鸟》〔１１９〕未曾完结，不过这 是在重要的时代，涉及广大的地域，描写多种状况的长篇，登在期刊上需要一年半载，也正是必然之势，况且每期所登也必有两三章，大概在大度的读者是一定很能 够谅解的罢。

其次，最初的计画，是想，倘若登载将来要印成单行本的译作，便须全部在这里发表，免得读者再去买一本一部份曾经看过的书籍。但因为译作者的生活 关系，这计画恐怕办不到了，纵有匿名的“批评家”以先在期刊上横横直直发表而后来集印成书为罪状，也没有法子。确是全部登完了的只有两种：一是《叛逆 者》，一是《文艺政策》。

《叛逆者》本文三篇，是有岛武郎最精心结撰的短论文，一对于雕刻，二对于诗，三对于画；附录一篇，是译者所作；插画二十种，则是编者加上去的， 原本中并没有。《文艺政策》原译本是这样完结了，但又见过另外几篇关于文艺政策的文章，倘再译了出来，一切大约就可以知道得更清楚。此刻正在想：再来添一 个附录，如何呢？但一时还没有怎样的决定。

《文艺政策》另有画室先生的译本，去年就出版了。听说照例的创造社革命文学诸公又在“批判”，有的说鲁迅译这书是不甘“落伍”，有的说画室居然 捷足先登〔１２０〕。其实我译这书，倒并非救“落”，也不在争先，倘若译一部书便免于“落伍”，那么，先驱倒也是轻松的玩意。我的翻译这书不过是使大家看 看各种议论，可以和中国的新的批评家的批评和主张相比较。

与翻刻王羲之〔１２１〕真迹，给人们可以和自称王派的草书来比一比，免得胡里胡涂的意思，是相仿佛的，借此也到“修善寺”温泉去洗澡，实非所望也。

又其次，是原想每期按二十日出版，没有迟误的，但竟延误了一个月。近时得到几位爱读者的来信，责以迟延，勉以努力。我们也何尝不想这样办；不过 一者其中有三回增刊，共加添二百页，即等于十个月内，出了十一本的平常刊；二者这十个月中，是印刷局的两次停工和举国同珍的一回“夏历”岁首，对于这些大 事，几个《奔流》同人除跳黄浦江之外，是什么办法也没有的。譬如要办上海居民所最爱看的“大出丧”，本来算不得乌托邦〔１２２〕的空想，但若脚色都回家拜 岁去了，就必然底地出不出来。所以，据去年一年所积的经验，是觉得“凡例”上所说的“倘无意外障碍，定于每月中旬出版”的上一句的分量，实在着重起来了。

孙用先生寄来译诗〔１２３〕之后，又寄一篇作者《Ｌｅｒｍｏｎｔｏｖ小记》来。可惜那时第九本已经印好，不及添上了，现在补录在这里——

“密哈尔·古列维支·莱芒托夫（Ｍｉｋｈａｉｌ　Ｇｕｒｉｅｖｉ－

ｔｃｈ　Ｌｅｒｍｏｎｔｏｖ）在一八一四年十月十五日生于莫斯科，死于一八四一年七月廿七日。是一个俄国的诗人及小说家，被称为‘高加索的诗 人’的，他曾有两次被流放于高加索（１８３７，１８４０），也在那儿因决斗而死。他的最有名的著作是小说《我们的时代的英雄》和诗歌《俄皇伊凡·华西里维 支之歌》，《Ｉｓｍａｉｌ－Ｂｅｙ》及《魔?怼返取！?

韦素园先生有一封信，有几处是关于Ｇｏｒｋｙ的《托尔斯泰回忆杂记》的，也摘录于下——点，现从城里要来一本原文的Ｇｏｒｋｙ回忆托尔斯泰，解答如下：

１．《托尔斯泰回忆记》第十一节Ｎｅｋａｓｓｏｖ确为　Ｎｅｋ－ｒａｓｓｏｖ　之误。涅克拉梭夫是俄国十九世纪有名的国民诗人。

２．“Ｖｏｌｇａ宣教者”的Ｖｏｌｇａ是河名，中国地理书上通译为涡瓦河，在俄国农民多呼之为‘亲爱的母亲’，有人译为‘卑死的说教者’，当系 错误。不过此处，据Ｇｏｒｋｙ《回忆杂记》第三十二节原文似应译为‘涡瓦河流域’方合，因为这里并不只Ｖｏｌｇａ一个字，却在前面有一前置词（ｚａ）故 也。

以上系根据彼得堡一九一九年格尔热宾出版部所印行的本子作答的，当不致有大误。不过我看信比杂记写得还要好。”

说到那一封信，我的运动达夫先生一并译出，实在也不只一次了。有几回，是诱以廿言，说快点译出来，可以好好的合印一本书，上加好看的图像；有一 回，是特地将读者称赞译文的来信寄去，给看看读书界的期望是怎样地热心。见面时候谈起来，倒也并不如那跋文所说，暂且不译了，〔１２４〕但至今似乎也终于 没有动手，这真是无可如何。现在索性将这情形公表出来，算是又一回猛烈的“恶毒”的催逼。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五日，鲁迅记。

十

文，〔１２５〕在这一本里已经终结了，我相信于读者会有许多用处，并且连类来看英国的批评家对于批评的批评。

这回译了一篇野口米次郎〔１２６〕的《爱尔兰文学之回顾》，以译文而论，自然简直是续貂。但也很简明扼要，于爱尔兰文学运动的来因去果，是说得 了了分明的；中国前几年，于Ｙｅａｔｓ，Ｓｙｎｇｅ〔１２７〕等人的事情和作品，曾经屡有绍介了，现在有这一篇，也许更可以帮助一点理解罢。

但作者是诗人，所以那文中有许多诗底的辞句，是无须赘说的。只有一端，当翻译完毕时，还想添几句话。那就是作者的“无论那一国的文学，都必须知 道古代的文化和天才，和近代的时代精神有怎样的关系，而从这处所，来培养真生命的”的主张。这自然也并非作者一人的话，在最近，虽是最革命底国度里，也有 搬出古典文章来之势，编印托尔斯泰全集还是小事，如Ｔｒｏｔｋｙ，且明说可以读Ｄａｎｔｅ和Ｐｕｓｈｋｉｎ〔１２８〕，Ｌ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则以为古代 一民族兴起时代的文艺，胜于近来十九世纪末的文艺。但我想，这是并非中国复古的两派——遗老的神往唐虞，遗少的归心元代——所能引为口实的——那两派的思 想，虽然和Ｔｒｏｔｓｋｙ等截然不同，但觉得于自己有利时，我可以保证他们也要引为口实。现在的幻想中的唐虞，那无为而治之世，不能回去的乌托邦，那确实 性，比到“阴间”去还稀少；至于元，那时东取中国，西侵欧洲，武力自然是雄大的，但他是蒙古人，倘以这为中国的光荣，则现在也可以归降英国，而自以为本国 的国旗——但不是五色的〔１２９〕——“遍于日所出入处”了。

要之，倘若先前并无可以师法的东西，就只好自己来开创。拉旧来帮新，结果往往只差一个名目，拖《红楼梦》来附会十九世纪式的恋爱，所造成的还是 宝玉，不过他的姓名是“少年威德”〔１３０〕，说《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因风而起者便不免是涂面剪径的假李逵——但他的雅号也许却叫作“突变” 〔１３１〕。

卷末的一篇虽然不过是对于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Ｐｅｒｃｙ　Ｂｌｉｓｓ的《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ｏｏｄ－Ｅｎｇｒａｖｉｎｇ》的批评， 〔１３２〕但因为可以知道那一本书——欧洲木刻经过的大略，所以特地登载了。本卷第一，二两册上，还附有木刻的插图，作为参考；以后也许还要附载，以见各 派的作风。我的私见，以为在印刷术未曾发达的中国，美术家倘能兼作木刻，是颇为切要的，因为容易印刷而不至于很失真，因此流布也能较广远，可以不再如巨幅 或长卷，固定一处，仅供几个人的鉴赏了。又，如果刻印章的人，以铁笔兼刻绘画，大概总也能够开一新生面的。

但虽是翻印木刻，中国现在的制版术和印刷术，也还是不行，偶而看看，倒也罢了，如要认真研究起来，则几张翻印的插图，真是贫窭到不足靠，归根结 蒂，又只好说到去看别国的书了。Ｂｌｉｓｓ的书，探究历史是好的，倘看作品，却不合宜，因为其中较少近代的作品。为有志于木刻的人们起见，另举两种较为相 宜的书在下面——《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ｏｄｃｕｔ》ｂｙ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Ｆｕｒｓｔ，ｐｕｂF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ｏｈｎ　 Ｌａｎｅ，Ｌｏｎｄｏｎ．４２ｓ．１９２４．《Ｔｈｅ　Ｗｏｏｄｃｕｔ　ｏｆ　Ｔｏ－ｄａｙ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ｂｙ　Ｍ．Ｃ．Ｔａｌａｍａｎ，ｐｕｂF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ｏ　 Ｌｔｄ．，Ｌｏｎｄｏｎ．７ｓ．６ｄ．１９２７．〔１３３〕上一种太贵；下一种原是较为便宜，可惜今年已经卖完，旧本增价到２１ｓ．了。但倘若随时留心着 欧美书籍广告，大概总有时可以遇见新出的相宜的本子。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日，鲁迅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