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河滹沱河御河塘泺缘边诸水河北诸水岷江

　　漳河源于西山，由磁、洺州南入冀州新河镇，与胡卢河合流，其后变徙，入于大河。

　　神宗熙宁三年，诏程昉同河北提点刑狱王广廉相视。四年，开修，役兵万人，袤一百六十里。帝因与大臣论财用，文彦博曰：「足财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开，不出于东，则出于西，利害一也。今发夫开治，徙东从西，何利之有？」王安石曰：「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则或东或西，为害一也。治之使行地中，则有利而无害。劳民，先王所谨，然以佚道使民，虽劳不可不勉。」会京东、河北大风，三月，诏曰：「风变异常，当安静以应天灾。漳河之役妨农，来岁为之未晚。」中书格诏不下。寻有旨权令罢役，程昉愤恚，遂请休退。朝廷令以都水丞领淤田事于河上。

　　五月，御史刘挚言：「昉等开修漳河，凡用九万夫。物料本不预备，官私应急，劳费百倍。逼人夫夜役，践蹂田苗，发掘坟墓，残坏桑柘，不知其数。愁怨之声，流播道路，而昉等妄奏民间乐于工役。河北厢军，刬刷都尽，而昉等仍乞于洺州调急夫，又欲令役兵不分番次，其急切扰攘，至于如此。乞重行贬窜，以谢疲民。」中丞杨绘亦以为言。王安石为昉辨说甚力，后卒开之。五年，工毕，昉与大理寺丞李宜之、知洺州黄秉推恩有差。

　　七年六月，知冀州王庆民言：「州有小漳河，向为黄河北流所壅，今河已东，乞开浚。」诏外都水监相度而已。

　　滹沱河源于西山，由真定、深州、乾宁，与御河合流。

　　神宗熙宁元年，河水涨溢，诏都水监、河北转运司疏治。六年，深州、祁州、永宁军修新河。八年正月，发夫五千人，并胡卢河增治之。

　　元丰四年正月，北外都水丞陈祐甫言：「滹沱自熙宁八年以后，泛滥深州诸邑，为患甚大。诸司累相度不决，谓其下流旧入边吴、宜子淀，最为便顺，而屯田司惧填淤塘泺，烦文往复，无所适从。昨差官计之，若障入胡卢河，约用工千六百万，若治程昉新河，约用工六百万，若依旧入边吴等淀，约用工二十九万，其工费固已相远。乞严立期会，定归一策。」诏河北屯田转运司同北外都水丞司相视。

　　五年八月癸酉，前河北转运副使周革言：「熙宁中，程昉于真定府中渡创系浮梁，增费数倍。既非形势控扼，请岁八九月易以版桥，至四五月防河即拆去，权用船渡。」从之。

　　御河源出卫州共城县百门泉，自通利、乾宁入界河，达于海。

　　神宗熙宁二年九月，刘彝、程昉言：「二股河北流今已闭塞，然御河水由冀州下流，尚当疏导，以绝河患。」先是，议者欲于恩州武城县开御河约二十里，入黄河北流故道，下五股河，故命彝、昉相度。而通判冀州王庠谓，第开见行流处，下接胡卢河，尤便近。彝等又奏：「如庠言，虽于河流为顺，然其间漫浅沮洳，费工犹多，不若开乌栏堤东北至大、小流港，横截黄河，入五股河，复故道，尤便。」遂命河北提举籴便粮草皮公弼、提举常平王广廉按视，二人议协，诏调镇、赵、邢、洺、磁、相州兵夫六万浚之，以寒食后入役。

　　三年正月，韩琦言：「河朔累经灾伤，虽得去年夏秋一稔，疮痍未复。而六州之人，奔走河役，远者十一二程，近者不下七八程，比常岁劳费过倍。兼镇、赵两州，旧以次边，未尝差夫，一旦调发，人心不安。又于寒食后入役，比满一月，正妨农务。」诏河北都转运使刘庠相度，如可就寒食前入役，即亟兴工，仍相度最远州县，量减差夫，而辍修塘堤兵千人代其役。二月，琦又奏：「御河漕运通流，不宜减大河夫役。」于是止令枢密院调兵三千，并都水监卒二千。三月，又益发壮城兵三千，仍诏提举官程昉等促迫功限。六月，河成，诏昉赴阙，迁宫苑副使。四年，命昉为都大提举黄、御等河。

　　八年，昉与刘璯言：「卫州沙河湮没，宜自王供埽开浚，引大河水注之御河，以通江、淮漕运。仍置斗门，以时启闭。其利有五：王供危急，免河势变移而别开口地，一也。漕舟出汴，横绝沙河，免大河风涛之患，二也。沙河引水入于御河，大河涨溢，沙河自有限节，三也。御河涨溢，有斗门启闭，无冲注淤塞之弊，四也。德、博舟运，免数百里大河之险，五也。一举而五利附焉。请发卒万人，一月可成。」从之。

　　九年秋，昉奏毕功。中书欲论赏，帝令河北监司案视保明，大名安抚使文彦博覆实。十月，彦博言：

　　去秋开旧沙河，取黄河行运，欲通江、淮舟楫，彻于河北极边。自今春开口放水，后来涨落不定，所行舟伐皆轻载，有害无利，枉费功料极多。今御河上源，止是百门泉水，其势壮猛，至卫州以下，可胜三四百斛之舟，四时行运，未尝阻滞。堤防不至高厚，亦无水患。今乃取黄河水以益之，大即不能吞纳，必致决溢；小则缓漫浅涩，必致淤淀。凡上下千余里，必难岁岁开浚。况此河穿北京城中，利害易睹。今始初冬，已见阻滞，恐年岁间，反坏久来行运。傥谓通江、淮之漕，即尤不然。自江、浙、淮、汴入黄河，顺流而下，又合于御河，大约岁不过一百万斛。若自汴顺流径入黄河，达于北京，自北京和雇车乘，陆行入仓，约用钱五六千缗，却于御河装载赴边城，其省工役、物料及河清衣粮之费，不可胜计。

　　又去冬，外监丞欲于北京黄河新堤开置水口，以通行运，其策尤疏。此乃熙宁四年秋黄河下注御河之处，当时朝廷选差近臣，督役修塞，所费不赀。大名、恩冀之人，至今疮痍未平，今奈何反欲开口导水耶？都水监虽令所属相视，而官吏恐忤建谋之官，止作迁延，回报谓俟修固御河堤防，方议开置河口，况御河堤道，仅如蔡河之类，若欲吞纳河水，须如汴岸增修，犹恐不能制蓄。乞别委清强官相视利害，并议可否。

　　又言：「今之水官，尤为不职，容易建言，侥幸恩赏。朝廷便为主张，中外莫敢异议，事若不效，都无谴罚。臣谓更当选择其人，不宜令狂妄辈横费生民膏血。」

　　已而都水监言，运河乞置双闸，例放舟船实便，与彦博所言不同。十二月，命知制诰熊本与都水监、河北转运司官相视。本奏：

　　河北州军赏给茶货，以至应接沿边榷场要用之物，并自黄河运至黎阳出卸，转入御河，费用止于客军数百人添支而已。向者，朝廷曾赐米河北，亦于黎阳或马陵道口下卸，倒装转致，费亦不多。昨因程昉等擘画，于卫州西南，循沙河故迹决口置闸，凿堤引河，以通江、淮舟楫，而实边郡仓禀。自兴役至毕，凡用钱米、功料二百万有奇。今后每岁用物料一百一十六万，厢军一千七百余人，约费钱五万七千余缗。开河行水，才百余日，所过船伐六百二十五，而卫州界御河淤浅，已及三万八千余步；沙河左右民田，渰浸者几千顷，所免租税二千贯石有余。有费无利，诚如议者所论。

　　然尚有大者，卫州居御河上游，而西南当王供向著之会，所以捍黄河之患者，一堤而已。今穴堤引河，而置闸之地，才及堤身之半。询之土人云，自庆历八年后，大水七至，方其盛时，游波有平堤者。今河流安顺三年矣，设复矾水暴涨，则河身乃在闸口之上。以湍悍之势而无堤防之阻，泛滥冲溢，下合御河，臣恐垫溺之祸，不特在乎卫州，而濒御河郡县，皆罹其患矣。

　　夫此河之兴，一岁所济船伐，其数止此，而萌每岁不测之患，积无穷不赀之费，岂陛下所以垂世裕民之意哉！臣博采众论，究极利病，咸以谓葺故堤，堰新口，存新闸而勿治，庶可以销淤淀决溢之患，而省无穷之费。万一他日欲由此河转粟塞下，则暂开亟止，或可纾飞輓之劳。

　　未几，河果决卫州。

　　元丰五年，提举河北黄河堤防司言：「御河狭隘，堤防不固，不足容大河分水，乞令纲运转入大河，而闭截徐曲。」既从之矣。明年，户部侍郎蹇周辅复请开拨，以通漕运，及令商旅舟船至边。是时，每有一议，朝廷辄下水官相度，或作或辍，迄莫能定。大抵自小吴埽决，大河北流，御河数为涨水所冒，亦或湮没。哲宗绍圣三年四月，河北都转运使吴安持始奏，大河东流，御河复出。诏委前都水丞李仲提举开导。

　　徽宗崇宁元年冬，诏侯临同北外都水丞司开临清县坝子口，增修御河西堤，高三尺，并计度西堤开置斗门，决北京、恩、冀、沧州、永静军积水入御河枯源。明年秋，黄河涨入御河，行流浸大名府馆陶县，败庐舍，复用夫七千，役二十一万余工修西堤，三月始毕，涨水复坏之。

　　政和五年闰正月，诏于恩州北增修御河东堤，为治水堤防，令京西路差借来年分沟河夫千人赴役。于是都水使者孟揆移拨十八埽官兵，分地步修筑，又取枣强上埽水口以下旧堤所管榆柳为桩木。

　　塘泺，缘边诸水所聚，因以限辽。河北屯田司、缘边安抚司皆掌之，而以河北转运使兼都大制置。凡水之浅深，屯田司季申工部。其水东起沧州界，拒海岸黑龙港，西至乾宁军，沿永济河合破船淀、灰淀、方淀为一水，衡广一百一十里，纵九十里至一百三十里，其深五尺。东起乾宁军、西信安军永济渠为一水，西合鹅巢淀、陈人淀、燕丹淀、大光淀、孟宗淀为一水，衡广一百二十里，纵三十里，或五十里，其深丈余或六尺。东起信安军永济渠，西至霸州莫金口，合水汶淀、得胜淀、下光淀、小兰淀、李子淀、大兰淀为一水，衡广七十里，或十五里或六里，其深六尺或七尺。东北起霸州莫金口，西南保定军父母砦，合粮料淀、回淀为一水，衡广二十七里，纵八里，其深六尺。霸州至保定军并塘岸水最浅，故咸平、景德中，契丹南牧，以霸州、信安军为归路。东南起保安军，西北雄州，合百水淀、黑羊淀、小莲花淀为一水，衡广六十里，纵二十五里或十里，其深八尺或九尺。东起雄州，西至顺安军，合大莲花淀、洛阳淀、牛横淀、康池淀、畴淀、白羊淀为一水，衡广七十里，纵三十里或四十五里，其深一丈或六尺或七尺。东起顺安军，西边吴淀至保州，合齐女淀、劳淀为一水，衡广三十余里，纵百五十里，其深一丈三尺或一丈。起安肃、广信军之南，保州西北，畜沈苑河为塘，衡广二十里，纵十里，其深五尺，浅或三尺，曰沈苑泊。自保州西合鸡距泉、尚泉为稻田、方田，衡广十里，其深五尺至三尺，曰西塘泊。自何承矩以黄懋为判官，始开置屯田，筑堤储水为阻固，其后益增广之。凡并边诸河，若滹沱、胡卢、永济等河，皆汇于塘。

　　天圣以后，相循而不废，仍领于沿边屯田司。而当职之吏，各从其所见，或曰：「有兵将在，契丹来，云无所事塘。自边吴淀西望长城口，尚百余里，皆山阜高仰，水不能至，契丹骑驰突，得此路足矣，塘虽距海，亦无所用。夫以无用之塘，而废可耕之田，则边谷贵，自困之道也。不如勿广，以息民为根本。」或者则曰：「河朔幅员二千里，地平夷无险阻。契丹从西方入，放兵大掠，由东方而归，我婴城之不暇，其何以御之？自边吴淀至泥姑海口，绵亘七州军，屈曲九百里，深不可以舟行，浅不可以徒涉，虽有劲兵，不能度也。东有所阻，则甲兵之备，可以专力于其西矣。孰谓无益？」论者自是分为两歧，而廷朝以契丹出没无常，阻固终不可以废也。

　　仁宗明道二年，刘平自雄州徙知成德军，奏曰：「臣向为沿边安抚使，与安抚都监刘志尝陈备边之略。臣今徙真定路，由顺安、安肃、保定州界，自边吴淀望赵旷川、长城口，乃契丹出入要害之地，东西不及一百五十里。臣窃恨圣朝七十余年，守边之臣，何可胜数，皆不能为朝廷预设深沟高垒，以为扼塞。臣闻太宗朝，尝有建请置方田者。今契丹国多事，兵荒相继，我乘此以引水植稻为名，开方田，随田塍四面穿沟渠，纵广一丈，深二丈，鳞次交错，两沟间屈曲为径路，才令通步兵。引曹河、鲍河、徐河、鸡距泉分注沟中，地高则用水车汲引，灌溉甚便。愿以刘志知广信军，与杨怀敏共主其事，数年之后，必有成绩。」帝遂密敕平与怀敏建方田。侍禁刘宗言又奏请种木于西山之麓，以法榆塞，云可以限契丹也。后刘平去真定，怀敏犹领屯田司。塘泊益广，至吞没民田，荡溺丘墓，百姓始告病，乃有盗决以免水患者，怀敏奏立法依盗决堤防律。

　　景祐二年，怀敏知雄州，又请立木为水则，以限盈缩。宝元元年十一月己未，河北屯田司言：「欲于石冢口导永济河水，以注缘边塘泊，请免所经民田税。」从之。时岁旱，塘水涸，怀敏虑契丹使至，测知其广深，乃壅界河水注之，塘复如故。

　　庆历二年三月己巳，契丹遣使致书，求关南十县。且曰：「营筑长堤，填塞隘路，开决塘水，添置边军，既潜稔于猜嫌，虑难敦于信睦。」四月庚辰，复书曰：「营筑堤埭，开决陂塘，昨缘霖潦之余，大为衍溢之患，既非疏导，当稍缮防，岂蕴猜嫌，以亏信睦。」辽使刘六符尝谓贾昌朝曰：「南朝塘泺何为者哉？一苇可杭，投箠可平。不然，决其堤，十万土囊，遂可逾矣。」时议者亦请涸其地以养兵。帝问王拱辰，对曰：「兵事尚诡，彼诚有谋，不应以语敌，此六符夸言尔。设险守国，先王不废，且祖宗所以限辽骑也。」帝深然之。

　　七月，契丹复议和好，约两界河淀已前开畎者并依旧外，自今已后，各不添展。其见堤堰水口，逐时决泄壅塞，量差兵夫，取便修叠疏导。非时霖潦，别至大段涨溢，并不在关报之限。是岁，刘宗言知顺安军，上言：「屯田司浚塘水，漂招贤乡六千户。」

　　五年七月，初与契丹约，罢广两界塘淀。约既定，朝廷重生事，自是每边臣言利害，虽听许，必戒之以毋张皇，使契丹有词。而杨怀敏独治塘益急，是月，怀敏密奏曰：「前转运使沈邈开七汲口泄塘水，臣已亟塞之。知顺安军刘宗言闭五门幞头港、下赤大涡柳林口漳河水，不使入塘，臣已复通之，令注白羊淀矣。邈、宗言朋党沮事如此，不谴诛无以惩后。」诏从怀敏奏，自今有妄乞改水口者，重责之。

　　嘉祐中，御史中丞韩绛言：「宣祖已上，本籍保州，怀敏广塘水，侵皇朝远祖坟。近闻诏旨以钱二百千赐本宗使易葬，此亏薄国体尤甚，物论骇叹，愿请州县屏水患而已。」知雄州赵滋言：「屯田司当徐河间筑堤断水，塘堤具存，可覆视也。宜开水窦六十尺，修石限以节之。」咸可其奏。八年，河北提点刑狱张问言：「视八州军塘，出土为堤，以畜西山之水，涉夏河溢，而民田无患。」亦施行焉。

　　神宗熙宁元年正月，复汾州西河泺。泺旧在城东，围四十里，岁旱以溉民田，雨以潴水，又有蒲鱼、茭芡之利，可给贫民。前转运使王沿废为田，人不以为便。至是，知杂御史刘述请复之。是岁，又遣程昉谕边臣营治诸泺，以备守御。

　　五年，东头供奉官赵忠政言：「界河以南至沧州凡三百里，夏秋可徒涉，遇冬则冰合，无异平地。请自沧州东接海，西抵西山，植榆柳、桑枣，数年之间，可限契丹。然后施力耕种，益出租赋，以助边储。」诏程昉察视利害以闻。

　　六年五月，帝与王安石论王公设险守国，安石曰：「《周官》亦有掌固之官，但多侵民田，恃以为国，亦非计也。太祖时未有塘泊，然契丹莫敢侵轶。」他日，枢密院官言：「程昉放滹沱水，大惧填淤塘泺，失险固之利。」安石谓：「滹沱旧入边吴淀，新入洪城淀，均塘泺也。何昔不言而今言乎？」盖安石方主昉等，故其论如此。

　　六年十二月癸酉，命河北同提点制置屯田使阎士良专兴修朴桩口，增灌东塘淀泺。先是，沧州北三堂等塘泺，为黄河所注，其后河改而泺塞。程昉尝请开琵琶湾引河水，而功不成。至是，士良请堰水绝御河，引西塘水灌之，故有是命。

　　七年六月丁丑，河北沿边安抚司上《制置沿边浚陂塘筑堤道条式图》，请付边郡屯田司。又言于沿边军城植柳莳麻，以备边用。并从之。

　　九年六月，高阳关言：「信安、乾宁塘泺，昨因不收独流决口，至今干涸。」于是命河北东、西路分遣监司，视广狭浅深，具图本上。十年正月甲子，诏：「比修筑河北破缺塘堤，收匮水势。其信安军等处因塘水减涸，退出田土，己召入耕佃者复取之。」

　　元丰三年，诏谕边臣曰：「比者契丹出没不常，不可全恃信约以为万世之安。况河朔地势坦平，略无险阻，殆非前世之比。惟是塘水实为碍塞，卿等当体朕意，协力增修，自非地势高仰，人力所不可施者，皆在滋广，用谨边防。盖功利近在目前而不为，良可惜也。」六年十二月，定州路安抚使韩绛言：「定州界西自山麓，东接塘淀，绵地百余里，可潴水设险。」诏以引水灌田陂为名。哲宗元祐中，大臣欲回河东流者，皆以北流坏塘泺为言，事见前篇。

　　徽宗大观二年十二月，诏曰：「潴水为塘，以备泛滥，留屯营田，以实塞下，国家设官置吏，专总其事。州县习玩，岁久隳坏。其令屯田司循祖宗以来塘堤故迹修治之，毋得增益生事。」大抵河北塘泺，东距海，西抵广信、安肃，深不可涉，浅不可舟，故指为险固之地。其后淤淀干涸，不复开浚，官司利于稻田，往往泄去积水，自是堤防坏矣。

　　河北诸水，有通转饷者，有为方田限辽人者。太宗太平兴国六年正月，遣八作使郝守浚分行河道，抵于辽境者，皆疏导之。又于清苑界开徐河、鸡距河五十里入白河。自是关南之漕，悉通济焉。端拱二年，以左谏议大夫陈恕为河北东路招置营田使，魏羽为副使；右谏议大夫樊知古为河北西路招置营田使，索湘为副使，欲大兴营田也。

　　先是，自雄州东际于海，多积水，契丹患之，未尝敢由此路入，每岁，数扰顺安军。议者以为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陆之便，建阡陌，浚沟洫，益树五稼，所以实边廪而限契丹。雍熙后，数用兵，岐沟、君子馆败衄之后，河朔之民，农桑失业，多闲田，且戍兵增倍，故遣恕等经营之。恕密奏：「戍卒皆堕游，仰食县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执耒耜，恐变生不测。」乃诏止令葺营堡，营田之议遂寝。

　　淳化二年，从河北转运使请，自深州新砦镇开新河，导胡卢河，分为一派，凡二百里抵常山，以通漕运。胡卢河源于西山，始自冀州新河镇入深州武强县，与滹沱河合流，其后变徙，入大河。至神宗熙宁中，内侍程昉请开决引水入新河故道，诏本路遣官按视。永静军判官林伸、东光县令张言举言：「新河地形高仰，恐害民田」昉言：「地势最顺，宜无不便。」乃复遣刘璯、李直躬考实，而会等卒如昉言，伸等坐贬官。

　　四年春，诏六宅使何承矩等督戍兵万八千人，自霸州界引滹沱水灌稻为屯田，用实军廪，且为备御焉。初，临津令黄懋上封事，盛称水田之利，乃以承矩洎内供奉官阎承翰、殿直张从古同制置河北缘边屯田事，仍以懋为大理寺丞，充屯田判官，其所经画，悉如懋奏。

　　真宗咸平四年，知静戎军王能请自姜女庙东决鲍河水，北入阎台淀，又自静戎之东，引北注三台、小李村，其水溢入长城口而南，又壅使北流而东入于雄州。五年，顺安军兵马都监马济复请自静戎军东，拥鲍河开渠入顺安军，又自顺安军之西引入威虏军，置水陆营田于渠侧。济等言：「役成，可以达粮漕，隔辽骑。」帝许之，独盐台淀稍高，恐决引非便，不从其议。因诏莫州部署石普并护其役。逾年功毕。帝曰：「普引军壁马村以西，开凿深广，足以张大军势。若边城壕沟悉如此，则辽人仓卒难驰突而易追袭矣。」其年，河北转运使耿望开镇州常山镇南河水入洨河至赵州，有诏褒之。三月，西京左藏库使舒知白请于泥姑海口、章口复置海作务造舟，令民入海捕鱼，因侦平州机事。异日王师征讨，亦可由此进兵，以分敌势。先是，置船务，以近海之民与辽人往还，辽人尝泛舟直入千乘县，亦疑有乡导之者，故废务。至是，令转运使条上利害。既而以为非便，罢之。

　　景德元年，北面都钤辖阎承翰自嘉山东引唐河三十二里至定州，酾而为渠，直蒲阴县东六十二里会沙河，径边吴泊，遂入于界河，以达方舟之漕。又引保州赵彬堰徐河水入鸡距泉，以息挽舟之役，自是朔方之民，灌溉饶益，大蒙其利矣。八月，诏沧州、乾宁军谨视斗门水口，壅潮水入御河东塘堰，以广溉荫。四年五月，知雄州李允则决渠为水田，帝以渠接界河，罢之。因下诏曰：「顷修国好，听其盟约，不欲生事，姑务息民。自今边城止可修葺城壕，其余河道，不得辄有浚治。」

　　大中祥符七年四月，泾原都钤辖曹玮言：「渭北有古池，连带山麓，今浚为渠，令民导以溉田。」六月，知永兴军陈尧咨导龙首渠入城，民庶便之。并诏嘉奖。天禧末，诸州屯田总四千二百余顷，而河北屯田岁收二万九千四百余石，保州最多，逾其半焉。江、淮、两浙承伪制，皆有屯田，克复后，多赋与民输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虽有其实，而岁入无几，利在畜水以限辽骑而已。

　　仁宗天圣四年闰五月，陕西转运使王博文等言：「准敕相度开治解州安邑县至白家场永丰渠，行舟运盐，经久不至劳民。按此渠自后魏正始二年，都水校尉元清引平坑水西入黄河以运盐，故号永丰渠。周、齐之间，渠遂废绝。隋大业中，都水监姚暹决堰浚渠，自陕郊西入解县，民赖其利。及唐末至五代乱离，迄今湮没，水甚浅涸，舟楫不行。」诏三司相度以闻。

　　神宗即位，志在富国，故以劭农为先。熙宁元年六月，诏诸路监司：「比岁所在陂塘堙没，濒江圩垾浸坏，沃壤不得耕，宜访其可兴者，劝民兴之，具所增田亩税赋以闻。」二年十月，权三司使吴充言：「前宜城令朱纮，治平间修复木渠，不费公家束薪斗粟，而民乐趋之。渠成，溉田六千余顷，数邑蒙其利。」诏迁纮大理寺丞，知比阳县。或云纮之木渠，绕工度溪以行水，数勤民而终无功。

　　十一月，制置三司条例司具《农田利害条约》，诏颁诸路：「凡有能知土地所宜种植之法，及修复陂湖河港，或元无陂塘、圩垾、堤堰、沟洫而可以创修，或水利可及众而为人所擅有，或田去河港不远，为地界所隔，可以均济流通者；县有废田旷土，可纠合兴修，大川沟渎浅塞荒秽，合行浚导，及陂塘堰埭可以取水灌溉，若废坏可兴治者，各述所见，编为图籍，上之有司。其土田迫大川，数经水害，或地势汙下，雨潦所钟，要在修筑圩垾、堤防之类，以障水涝，或疏导沟洫、畎浍，以泄积水。县不能办，州为遣官，事关数州，具奏取旨。民修水利，许贷常平钱谷给用。」初，条例司奏遣刘彝等八人行天下，相枧农田水利，又下诸路转运司各条上利害，又诏诸路各置相度农田水利官。至是，以《条约》颁焉。

　　秘书丞侯叔献言：「汴岸沃壤千里，而夹河公私废田，略计二万余顷，多用牧马。计马而牧，不过用地之半，则是万有余顷常为不耕之地。观其地势，利于行水。欲于汴河两岸置斗门，泄其余水，分为支渠，及引京、索河并三十六陂，以灌溉田。」诏叔献提举开封府界常平，使行之，而以著作佐郎杨汲同提举。叔献又引汴水淤田，而祥符、中牟之民大被水患，都水监或以为非。

　　三年三月，帝谓王安石、韩绛曰：「都水沮坏淤田者，以侵其职事尔。」安石曰：「必欲任属，当以杨汲为都水监。今每事禀于沈立、张巩，何能办集。」七月，帝闻淤田多浸民田稼、屋宇，令内侍冯宗道往视，宗道以说者为妄。八月，叔献、汲并权都水监丞、提举沿汴淤田。

　　九月戊申，遣殿中丞陈世修乘驿经度陈、颍州八丈沟故迹。初，世修言：「陈州项城县界蔡河东岸有八丈沟，或断或续，迤逦东去，由颍及寿，绵亘三百五十余里，乞因其故道，量加浚治。兴复大江、次河、射虎、流龙、百尺等陂塘，导水行沟中，棋布灌溉，俾数百里复为稻田，则其利百倍。」绘图来上，帝意向之。王安石曰：「世修言引水事即可试，八丈沟新河则不然。昔邓艾不赖蔡河漕运，故能并水东下，大兴水田。厥后既分水以注蔡河，又有新修闸以限之，与昔不同。惟无所用水，即水可并而沟可复矣。」故先命世修相度。

　　四年三月，帝语侍臣：「中人视麦者，言淤田甚佳，有未淤不可耕之地，一望数百里。独枢密院以淤田无益，谓其薄如饼。」安石曰：「就令薄，固可再淤，厚而后止。」是月，帝以庆州军乱，召执政对资政殿。冯京曰：「府界既淤田，又行免役，作保甲，人极劳弊。」帝曰：「淤田于百姓何苦？闻土细如面。」王安石曰：「庆卒之变，陛下旰食。大臣宜于此时共图消弭，乃合为浮议，归咎淤田、保甲，了不相关，此非待至明而后察也。」十月，前知襄州光禄卿史炤言：「开修古淳河一百六里，灌田六千六百余顷，修治陂堰，民已获利，虑州县遽欲增税。」诏三司应兴修水利，垦开荒梗，毋增税。

　　五年二月侯叔献等言：「民愿买官淤田者七十余户，已分赤淤、花淤等，及定其直各有差，仍于次年起税。若愿增钱者，不以投状先后给之。」五月，御史张商英言：「尝闻献议者请开邓州穰县永国渠，引湍河水灌溉民田，失邵信臣故道，凿焦家庄，地势偏仰，水不通流。」诏京西路覆实，遣程昉领其事。昉刳河去疏土，筑为巨堰。水行再岁，会霖雨，溪谷合流大涨，堰下土疏恶，莫能御，由此废不复治。闰七月，程昉奏引漳、洺河淤地凡二千四百余顷，帝曰：「灌溉之利，农事大本，但陕西、河东民素不习此，苟享其利，后必乐趋。三白渠为利尤大，有旧迹，可极力修治。凡疏积水，须自下流开导，则畎浍易治。《书》所谓'浚畎浍距川'是也。」

　　时人人争言水利。提举京西常平陈世修乞于唐州引淮水入东西邵渠，灌注九子等十五陂，溉田二百里。提举陕西常平沈披乞复京兆府武功县古迹六门堰，于石渠南二百步傍为土洞，以木为门，回改河流，溉田三百四十里。大抵迂阔少效。披坐前为两浙提举，开常州五泻堰不当，法寺论之，至是降一官。十一月，陕西提举常平杨蟠议修郑、白渠，诏都水丞周良孺相视。乃自石门堰泾水开新渠，至三限口以合白渠。王安石请捐常平息钱助民兴作，帝曰：「纵用内帑钱，亦何惜也。」

　　六年三月，程昉言：「得共城县旧河槽，若疏导入三渡河，可灌西垙稻田。」从之。五月，诏：「诸创置水硙碾碓妨灌溉民田者，以违制论。」命赞善大夫蔡朦修永兴军白渠。八月，程昉欲引水淤漳旁地，王安石以为长利，须及冬乃可经画。九月丙辰，赐侯叔献、杨汲府界淤田各十顷。十月，命叔献理提点刑狱资序，周良孺与升一任，皆赏淤田之劳也。阳武县民邢晏等三百六十四户言：「田沙碱瘠薄，乞淤溉，候淤深一尺，计亩输钱，以助兴修。」诏与淤溉，勿输钱。

　　十二月，河北提举常平韩宗师论程昉十六罪，盛陶亦言昉。帝以问安石，安石请令昉、宗师及京东转运司各差官同考实以闻。还奏得良田万顷，又淤四千余顷。于是进呈。宗师疏至言：「昉奏百姓乞淤田，实未尝乞。」帝曰：「此小失，何罪，但不知淤田如何尔？」安石曰：「今检到好田万顷，又淤田四千余顷，陛下以为不知，臣实未喻。」帝曰：「昉修漳河，漳河岁决；修滹沱，又无下尾。」安石力为辨说。已而宗师与昉皆放罪。他日，帝论唐太宗能受谏，安石因言：「陛下判功罪不及太宗。如程昉开闭四河，除漳河、黄河外，尚有溉淤及退出田四万余顷。自秦以来，水利之功，未有及此。止转一官，又令与韩宗师同放罪，臣恐后世有以议圣德。」安石右昉，大率类此。

　　是时，原武等县民因淤田坏庐舍坟墓，妨秋稼，相率诣阙诉。使者闻之，急责县令追呼，将杖之。民谬云：「诣阙谢耳。」使者因为民谢表，遣二吏诣鼓院投之，安石大喜。久之，帝始知雍丘等县淤田清水颇害民田，诏提举常平官视民耕地，蠲税一料。枢密院奏：「淤田役兵多死，每一指挥，仅存军员数人。」下提点司密究其事，提点司言：「死事者数不及三厘。」

　　七年正月，程昉言：「沧州增修西流河堤，引黄河水淤田种稻，增灌塘泊，并深州开引滹沱水淤田，及开回胡卢河，并回滹沱河下尾。」六月，金州西城县民葛德出私财修长乐堰，引水灌溉乡户土田，授本州司士参军。八月甲戌，诏司农寺具所兴修农田水利次第。九月，又诏：「籍所兴水利，自今遣使体访，其不实不当者，案验以闻。」从侍御史张琥请也。十一月壬寅，知谏院邓润甫言：「淤田司引河水淤酸枣、阳武县田，已役夫四五十万，后以地下难淤而止。相度官吏初不审议，妄兴夫役，乞加绌罚。」诏开封劾元检计按覆官。丁未，同知谏院范百禄言：「向者都水监丞王孝先献议，于同州朝邑县界畎黄河，淤安昌等处碱地。及放河水，而碱地高原不能及，乃灌注朝邑县长丰乡永丰等十社千九百户秋苗田三百六十余顷。」诏蠲被水户夏税。是岁，知耀州阎充国募流民治漆水堤。

　　八年正月，程昉言：「开滹沱、胡卢河直河淤田等部役官吏劳绩，别为三等，乞推恩。」从之。三月庚戌，发京东常平米，募饥民修水利。四月，管辖京东淤田李孝宽言：「矾山涨水甚浊，乞开四斗门，引以淤田，权罢漕运再旬。」从之。深州静安令任迪乞俟来年刈麦毕，全放滹沱、胡卢两河，又引永静军双陵口河水，淤溉南北岸田二万七千余顷，河北安抚副使沈披请治保州东南沿边陆地为水田，皆从之。闰四月丁未，提点秦凤等路刑狱郑民宪请于熙州南关以南开渠堰，堰引洮水并东山直北道下至北关，并自通远军熟羊砦导渭河至军溉田。诏民宪经度，如可作陂，即募京西、江南陂匠以往。

　　五月乙酉，右班殿直、干当修内司杨琰言：「开封、陈留、咸平三县种稻，乞于陈留界旧汴河下口，因新旧二堤之间修筑水塘，用碎甓筑虚堤五步以来，取汴河清水入塘灌溉。」从之。七月，江宁府上元县主簿韩宗厚引水溉田二千七百余顷，迁光禄寺丞。太原府草泽史守一修晋祠水利，溉田六百余顷。八月，知河中府陆经奏，管下淤官私田约二千余顷，下司农覆实。九月癸未，提举出卖解盐张景温言：「陈留等八县碱地，可引黄、汴河水淤溉。」诏次年差夫。十二月癸丑，侯叔献言：「刘瑾相度淮南合兴修水利，仅十万余顷，皆并运河，乞候开河毕工，以水利司钱募民修筑圩垾。」

　　九年八月，程师孟言：「河东多土山高下，旁有川谷，每春夏大雨，众水合流，浊如黄河矾山水，俗谓之天河水，可以淤田。绛州正平县南董村旁有马璧谷水，尝诱民置地开渠，淤瘠田五百余顷。其余州县有天河水及泉源处，亦开渠筑堰。凡九州二十六县，新旧之田，皆为沃壤，嘉祐五年毕功，缵成《水利图经》二卷，迨今十七年矣。闻南董村田亩旧直三两千，收谷五七斗。自灌淤后，其直三倍，所收至三两石。今臣权领都水淤田，窃见累岁淤京东、西碱卤之地，尽成膏腴，为利极大。尚虑河东犹有荒瘠之田，可引天河淤溉者。」于是遣都水监丞耿琬淤河东路田。

　　十年六月，师孟、琬引河水淤京东、西沿汴田九千余顷；七月，前权提点开封府界刘淑奏淤田八千七百余顷；三人皆减磨勘年以赏之。九月，入内内侍省都知张茂则言：「河北东、西路夏秋霖雨，诸河决溢，占压民田。」诏委官开畎。

　　元丰元年二月，都大提举淤田司言：「京东、西淤官私瘠地五千八百余顷，乞差使臣管干。」许之。四月，诏：「辟废田、兴水利、建立堤防、修贴圩垾之类，民力不给者，许贷常平钱谷。」六月，京东路体量安抚黄廉言：「梁山张泽两泺，十数年来淤淀，每岁泛浸近城民田，乞自张泽泺下流浚至滨州，可泄壅滞。」从之。十二月壬申，二府奏事，语及淤田之利。帝曰：「大河源深流长，皆山川膏腴渗漉，故灌溉民田，可以变斥卤而为肥沃。朕取淤土亲尝，极为润腻。」二年，导洛通汴。六月，罢沿汴淤田司。十二月辛酉，置提举定州路水利司。二年，知潍州杨采开白浪河。

　　哲宗元祐以后，朝廷方务边事，水利亦浸缓矣。四年二月甲辰，诏：「濒河州县，积水占田，在任官能为民沟畎疏导，退出良田百顷至千顷以上者，递赏之，功利大者取特旨。」四年六月乙丑，知陈州胡宗愈言：「本州地势卑下，秋夏之间，许蔡汝邓、西京及开封诸处大雨，则诸河之水，并由陈州沙河、蔡河同入颍河，不能容受，故境内潴为陂泽。今沙河合入颍河处，有古八丈沟，可以开浚，分决蔡河之水，自为一支，由颍、寿界直入于淮，则沙河之水虽甚汹涌，不能壅遏。」诏可。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十一月庚辰，赦书略曰：「熙宁、元丰中，诸路专置提举官，兼领农田水利，应民田堤防灌溉之利，莫不修举。近多因循废弛，虑岁久日更隳坏，命典者以时检举推行。」

　　崇宁二年三月，宰臣蔡京言：「熙宁初，修水土之政，元祐例多废弛。绍复先烈，当在今日。如荒闲可耕，瘠卤可腴，陆可为水，水可为陆，陂塘可修，灌溉可复，积潦可泄，圩垾可兴，许民具陈利害。或官为借贷，或自备工力，或从官办集。如能兴修，依格酬奖，事功显著，优与推恩。」从之。

　　三年十月，臣僚言：「元丰官制，水之政令，详立法之意，非徒为穿塞开导、修举目前而已，凡天下水利，皆在所掌。在今尤急者，如浙右积水，比连震泽，未有归宿，此最宜讲明而未之及者也。愿推广元丰修明水政，条具以闻。」从之。

　　岷江水发源处古导江，今为永康军。《汉史》所谓秦蜀守李冰始凿离堆，辟沫水之害，是也。

　　沫水出蜀西徼外，今阳山江、大皂江皆为沫水，入于西川。始，嘉、眉、蜀、益间，夏潦洋溢，必有溃暴冲决可畏之患。自凿离堆以分其势，一派南流于成都以合岷江，一派由永康至泸州以合大江，一派入东川，而后西川沫水之害减，而耕桑之利博矣。

　　皂江支流迤北曰都江口，置大堰，疏北流为三：曰外应，溉永康之导江、成都之新繁，而达于怀安之金堂；东北曰三石洞，溉导江与彭之九陇、崇宁、濛阳，而达于汉之雒；东南曰马骑，溉导江与彭之崇宁、成都之郫、温江、新都、新繁、成都、华阳。三流而下，派别支分，不可悉纪，其大者十有四：自外应而分，曰保堂，曰仓门；自三石洞曰将军桥，曰灌田，曰雒源；自马骑曰石址，曰豉彘，曰道溪，曰东穴，曰投龙，曰北，曰樽下，曰玉徙。而石渠之水，则自离堆别而东，与上下马骑、乾溪合。凡为堰九：曰李光，曰膺村，曰百丈，曰石门，曰广济，曰颜上，曰弱水，曰济，曰导，皆以堤摄北流，注之东而防其决。离堆之南，实支流故道，以竹笼石为大堤，凡七垒，如象鼻状以捍之。离堆之趾，旧镵石为水则，则盈一尺，至十而止。水及六则，流始足用，过则从侍郎堰减水河泄而归于江。岁作侍郎堰，必以竹为绳，自北引而南，准水则第四以为高下之度。江道既分，水复湍暴，沙石填委，多成滩碛。岁暮水落，筑堤壅水上流，春正月则役工浚治，谓之「穿淘。」

　　元祐间，差宪臣提举，守臣提督，通判提辖。县各置籍，凡堰高下、阔狭、浅深，以至灌溉顷亩、夫役工料及监临官吏，皆注于籍，岁终计效，赏如格。政和四年，又因臣僚之请，检计修作不能如式以致决坏者，罚亦如之。大观二年七月，诏曰：「蜀江之利，置堰溉田，旱则引灌，涝则疏导，故无水旱。然岁计修堰之费，敷调于民，工作之人，并缘为奸，滨江之民，困于骚动。自今如敢妄有检计，大为工费，所剩坐赃论，入己准自盗法，许人告。」

　　兴元府褒斜谷口，古有六堰，浇溉民田，顷亩浩瀚。每春首，随食水户田亩多寡，均出夫力修葺。后经靖康之乱，民力不足，夏月暴水，冲损堰身。绍兴二十二年，利州东路帅臣杨庚奏谓：「若全资水户修理，农忙之时，恐致重困。欲过夏月，于见屯将兵内差不入队人，并力修治，庶几便民。」从之。

　　兴元府山河堰灌溉甚广，世传为汉萧何所作。嘉祐中，提举常平史炤奏上堰法，获降敕书，刻石堰上。中兴以来，户口凋疏，堰事荒废，累增修葺，旋即决坏。乾道七年，遂委御前诸军统制吴拱经理，发卒万人助役，尽修六堰，浚大小渠六十五，复见古迹，并用水工准法修定。凡溉南郑、褒城田二十三万余亩，昔之瘠薄，今为膏腴。四川宣抚王炎表称拱宣力最多，诏书褒美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