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之乐，自建隆讫崇宁，凡六改作。始，太祖以雅乐声高，不合中和，乃诏和岘以王朴律准较洛阳铜望臬石尺为新度，以定律吕，故建隆以来有和岘乐。仁宗留意音律，判太常燕萧言器久不谐，复以朴准考正。时李照以知音闻，谓朴准高五律，与古制殊，请依神瞽法铸编钟。既成，遂请改定雅乐，乃下三律，炼白石为磬，范中金为钟，图三辰、五灵为器之饰，故景祐中有李照乐。未几，谏官、御史交论其非，竟复旧制。其后诏侍从、礼官参定声律，阮逸、胡瑗实预其事，更造钟磬，止下一律，乐名《大安》。乃试考击，钟声弇郁震掉，不和滋甚，遂独用之常祀、朝会焉，故皇祐中有阮逸乐。神宗御历，嗣守成宪，未遑制作，间从言者绪正一二。知礼院杨杰条上旧乐之失，召范镇、刘几与杰参议。几、杰请遵祖训，一切下王朴乐二律，用仁宗时所制编钟，追考成周分乐之序，辨正二舞容节；而镇欲求一稃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钟量，废四清声。诏悉从几、杰议。乐成，奏之郊庙，故元丰中有杨杰、刘几乐。范镇言其声杂郑、卫，请太府铜制律造乐。哲宗嗣位，以乐来上，按试于庭，比李照乐下一律，故元祐中有范镇乐。杨杰复议其失，谓出于镇一家之学，卒置不用。徽宗锐意制作，以文太平，于是蔡京主魏汉津之说，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为度之文，以帝指为律度，铸帝鼐、景钟。乐成，赐名《大晟》，谓之雅乐，颁之天下，播之教坊，故崇宁以来有魏汉津乐。

夫《韶》、《濩》之音，下逮战国，历千数百年，犹能使人感叹作兴。当是时，桑间、濮上之音已作，而古帝王之乐犹存，岂不以其制作有一定之器，而授受继承亦代有其人欤？由是论之，郑卫、《风》《雅》，不异器也。知此道也，则虽百世不易可也。礼乐道丧久矣，故宋之乐屡变，而卒无一定不易之论。考诸家之说，累黍既各执异论，而身为度之说尤为荒唐。方古制作，欲垂万世，难矣！观其高二律、下一律之说，虽贤者有所未知，直曰乐声高下于歌声，则童子可知矣；八音克谐之说，智者有所未谕，直以歌声齐箫声，以箫声定十六声而齐八器，则愚者可谕矣。审乎此道，以之制作，器定声应，自不夺伦，移宫换羽，特余事耳。去沾滞靡曼而归之和平澹泊，大雅之音，不是过也。

南渡之后，大抵皆用先朝之旧，未尝有所改作。其后诸儒朱熹、蔡元定辈出，乃相与讲明古今制作之本原，以究其归极，著为成书，理明义析，具有条制，粲然使人知礼乐之不难行也。惜乎宋祚告终，天下未一，徒亦空言而已。

今集累朝制作损益因革、议论是非，悉著于编，俾来者有考焉。为《乐志》。

王者致治，有四达之道，其二曰乐，所以和民心而化天下也。历代相因，咸有制作。唐定乐令，惟著器服之名。后唐庄宗起于朔野，所好不过北鄙郑、卫而已，先王雅乐，殆将扫地。晋天福中，始诏定朝会乐章、二舞、鼓吹十二案。周世宗尝观乐县，问宫人，不能答。由是患雅乐凌替，思得审音之士以考正之，乃诏翰林学士窦俨兼判太常寺，与枢密使王朴同详定，朴作律准，编古今乐事为《正乐》。

宋初，命俨仍兼太常。建隆元年二月，俨上言曰：”三、五之兴，礼乐不相沿袭。洪惟圣宋，肇建皇极，一代之乐，宜乎立名。乐章固当易以新词，式遵旧典。“从之，因诏俨专其事。俨乃改周乐文舞《崇德》之舞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为《武功》之舞，改乐章十二”顺“为十二”安“，盖取”治世之音安以乐“之义。祭天为《高安》，祭地为《静安》，宗庙为《理安》，天地、宗庙登歌为《嘉安》，皇帝临轩为《隆安》，王公出入为《正安》，皇帝食饮为《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宫为《顺安》皇太子轩县出入为《良安》，正冬朝会为《永安》，郊庙俎豆入为《丰安》，祭享、酌献、饮福、受胙为《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籍田、先农用《静安》。

五月，有司上言：”僖祖文献皇帝室奏《大善》之舞，顺祖惠元皇帝室奏《大宁》之舞，翼祖简恭皇帝室奏《大顺》之舞，宣祖昭武皇帝室奏《大庆》之舞。“从之。

乾德元年，翰林学士承旨陶谷等奉诏撰定祀感生帝之乐章、曲名，降神用《大安》，太尉行用《保安》，奠玉币用《庆安》，司徒奉俎用《咸安》，酌献用《崇安》，饮福用《广安》，亚献、终献用《文安》，送神用《普安》。五代以来，乐工未具，是岁秋，行郊享之礼，诏选开封府乐工八百三十人，权隶太常习鼓吹。

四年春，遣拾遗孙吉取成都孟昶伪宫县至京师，太常官属阅视，考其乐器，不协音律，命毁弃之。六月，判太常寺和岘言：”大乐署旧制，宫县三十六虡设于庭，登歌两架设于殿上。望诏有司别造，仍令徐州求泗滨石以充磬材。“许之。先是，晋开运末，礼乐之器沦陷，至是，始令有司复二舞、十二案之制。二舞郎及引舞一百五十人，按视教坊、开封乐籍，选乐工子弟以备其列，冠服准旧制。鼓吹十二案，其制：设毡床十二，为熊罴腾倚之状，以承其下；每案设大鼓、羽葆鼓、金錞各一，歌、箫、笳各二，凡九人，其冠服同引舞之制。

十月，岘又言：”乐器中有叉手笛，乐工考验，皆与雅音相应。按唐吕才歌《白雪》之琴，马滔进《太一》之乐，当时得与宫县之籍。况此笛足以协十二旋相之宫，亦可通八十四调，其制如雅笛而小，长九寸，与黄钟管等。其窍有六，左四右二，乐人执持，两手相交，有拱揖之状，请名之曰'拱宸管'。望于十二案、十二编磬并登歌两架各设其一，编于令式。“诏可。

太祖每谓雅乐声高，近于哀思，不合中和。又念王朴、窦俨素名知乐，皆已沦没，因诏岘讨论其理。岘言：”以朴所定律吕之尺较西京铜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乐声之高，良由于此。“乃诏依古法别创新尺，以定律吕。自此雅音和畅，事具《律历志》。

自国初已来，御正殿受朝贺，用宫县；次御别殿，群臣上寿，举教坊乐。是岁冬至，上御乾元殿受贺毕，群臣诣大明殿行上寿礼，始用雅乐、登歌、二舞。是月，和岘又上言：

郊庙殿庭通用《文德》、《武功》之舞，然其缀兆未称《武功》、《文德》之形容。又依古义，以揖让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者，先奏武舞。陛下以推让受禅，宜先奏文舞。按《尚书》，舜受尧禅，玄德升闻，乃命以位。请改殿宇所用文舞为《玄德升闻》之舞。其舞人，约唐太宗舞图，用一百二十八人，以倍八佾之数，分为八行，行十六人，皆著履，执拂，服裤褶，冠进贤冠。引舞二人，各执五采纛，其舞状、文容、变数，聊更增改。又陛下以神武平一宇内，即当次奏武舞。按《尚书》，周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请改为《天下大定》之舞，其舞人数、行列悉同文，其人皆被金甲、持戟。引舞二人，各执五采旗。其舞六变：一变象六师初举，二变象上党克平，三变象维扬底定，四变象荆湖归复，五变象邛蜀纳款，六变象兵还振旅。乃别撰舞典、乐章。其铙、铎、雅、相、金錞、鼗鼓并引二舞等工人冠服，即依乐令，而《文德》、《武功》之舞，请于郊庙仍旧通用。

又按，唐贞观十四年，景云见，河水清，张文收采古《朱雁》、《天马》之义，作《景云河清歌》，名燕乐，元会第二奏者是也。伏见今年荆南进甘露，京兆、果州进嘉禾，黄州进紫芝，和州进绿毛龟，黄州进白兔。欲依月律，撰《神龟》、《甘露》、《紫芝》、《嘉禾》、《玉兔》五瑞各一曲，每朝会登歌，首奏之。

有诏：”二舞人数衣冠悉仍旧制，乐章如所请。“

六年，岘又言：”汉朝获天马、赤雁、神鼎、白麟之瑞，并为郊歌。国朝，合州进瑞木成文，驯象由远方自至，秦州获白乌，黄州获白雀，并合播在管弦，荐于郊庙。“诏岘作《瑞文》、《驯象》、《玉乌》、《皓雀》四瑞乐章，以备登歌。未几，岘复言：”按《开元礼》，郊祀，车驾还宫入喜德门，奏《采茨》之乐；入太极门，奏《太和》之乐。今郊祀礼毕，登楼肆赦，然后还宫，宫县但用《隆安》，不用《采茨》。其《隆安》乐章本是御殿之辞，伏详《礼》意，《隆安》之乐自内而出，《采茨》之乐自外而入，若不并用，有失旧典。今太乐署丞王光裕诵得唐日《采茨曲》，望依月律别撰其辞，每郊祀毕，车驾初入奏之。御楼礼毕还宫，即奏《隆安》之乐。“并从之。太常寺又言：”准令，宗庙殿庭宫县三十虡，郊社二十虡，殿庭加鼓吹十二案。开宝四年，郊祀误用宗庙之数，今岁亲郊，欲用旧礼。“有诏，圜丘增十六虡，余依前制。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冬至上寿，复用教坊乐。九年，岚州献祥麟；雍熙中，苏州贡白龟；端拱初，澶州河清，广州凤凰集；诸州麦两穗、三穗者，连岁来上。有司请以此五瑞为《祥麟》、《丹凤》、《河清》、《白龟》、《瑞麦》之曲，荐于朝会，从之。

淳化二年，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和蒙上言：”兄岘尝于乾德中约《唐志》故事，请改殿庭二舞之名，舞有六变之象，每变各有乐章，歌咏太祖功业。今睹来岁正会之仪，登歌五瑞之曲已从改制，则文武二舞亦当定其名。《周易》有'化成天下'之辞，谓文德也；汉史有'威加海内'之歌，谓武功也。望改殿庭旧用《玄德升闻》之舞为《化成天下》之舞，《天下大定》之舞为《威加海内》之舞。其舞六变：一变象登台讲武，二变象漳、泉奉土，三变象杭、越来朝，四变象克殄并、汾，五变象肃清银、夏，六变象兵还振旅。每变乐章各一首。“诏可。

三年，元日朝贺毕，再御朝元殿，群臣上寿，复用宫县、二舞，登歌五瑞曲，自此遂为定制。蒙又请取今朝祥瑞之殊尤者作为四瑞乐章，备郊庙奠献，以代旧曲，诏从之。有司虽承诏，不能奉行，故今阙其曲。

太宗尝谓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后王因之，复加文武二弦。至道元年，乃增作九弦琴、五弦阮，别造新谱三十七卷。凡造九弦琴宫调、凤吟商调、角调、徵调、羽调、龙仙羽调、侧蜀调、黄钟调、无射商调、瑟调变弦法各一。制宫调《鹤唳天弄》、凤吟商调《凤来仪弄》、龙仙羽调《八仙操》，凡三曲。又以新声被旧曲者，宫调四十三曲，商调十三曲，角调二十三曲，徵调十四曲，羽调二十六曲，侧蜀调四曲，黄钟调十九曲，无射商调七曲，瑟调七曲。造五弦阮宫调、商调、凤吟商调、角调、徵调、羽调黄钟调、无射商调、瑟调、碧玉调、慢角调、金羽调变弦法各一。制宫调《鹤唳天弄》、凤吟商调《凤来仪弄》凡二曲。又以新声被旧曲者，宫调四十四曲、商调十三曲、角调十一曲、徵调十曲、羽调十曲、黄钟调十九曲、无射商调七曲、瑟调七曲、碧玉调十四曲、慢角调十曲、金羽调三曲。阮成，以示中书门下，因谓曰：”雅乐与郑、卫不同，郑声淫，非中和之道。朕常思雅正之音可以治心，原古圣之旨，尚存遗美。琴七弦，朕今增之为九，其名曰君、臣、文、武、礼、乐、正、民、心，则九奏克谐而不乱矣。阮四弦，增之为五，其名曰：水、火、金、木、土，则五材并用而不悖矣。“因命待诏朱文济、蔡裔赍琴、阮诣中书弹新声，诏宰相及近侍咸听焉。由是中外献赋颂者数十人。二年，太常音律官田琮以九弦琴、五弦阮均配十二律，旋相为宫，隔八相生，并协律吕，冠于雅乐，仍具图以献。上览而嘉之，迁其职以赏焉。自是遂废拱宸管。

真宗咸平四年，太常寺言：”乐工习艺匪精，每祭享郊庙，止奏黄钟宫一调，未尝随月转律，望示条约。“乃命翰林侍读学士夏侯峤、判寺郭贽同按试，择其晓习月律者，悉增月奉，自余权停廪给，再俾学习，以奖励之。虽颇振纲纪，然亦未能精备。盖乐工止以年劳次补，而不以艺进，至有抱其器而不能振作者，故难于骤变。

景德二年八月，监察御史艾仲孺上言，请修饰乐器，调正音律，乃诏翰林学士李宗谔权判太常寺，及令内臣监修乐器。后复以龙图阁待制戚纶同判寺事，乃命太乐、鼓吹两署工校其优劣，黜去滥吹者五十余人。宗谔因编次律吕法度、乐物名数，目曰《乐纂》，又裁定两署工人试补条式及肄习程课。

明年八月，上御崇政殿张宫县阅试，召宰执、亲王临观，宗谔执乐谱立侍。先以钟磬按律准，次令登歌，钟、磬、埙、篪、琴、阮、笙、箫各二色合奏，筝、瑟、筑三色合奏，迭为一曲，复击镈钟为六变、九变。又为朝会上寿之乐及文武二舞、鼓吹、导引、警夜之曲，颇为精习。上甚悦。旧制，巢笙、和笙每变宫之际，必换义管，然难于遽易，乐工单仲辛遂改为一定之制，不复旋易，与诸宫调皆协。又令仲辛诞唱八十四调曲，遂诏补副乐正，赐袍笏、银带，自余皆赐衣带、缗钱，又赐宗谔等器币有差。自是，乐府制度颇有伦理。

先是，惟天地、感生帝、宗庙用乐，亲祀用宫县，有司摄事，止用登歌，自余大祀，未暇备乐。时既罢兵，垂意典礼，至是诏曰：”致恭明神，邦国之重事；升荐备乐，方册之彝章。矧在尊神，固当严奉。举行旧典，用格明灵。自今诸大祠并宜用乐，皆同感生帝，六变、八变如《通礼》所载。“

大中祥符元年四月，详定所言：”东封道路稍远，欲依故事，山上园台及山下封祀坛前俱设登歌两架，坛下设二十架并二舞，其朝觐坛前亦设二十架，更不设熊罴十二案。“从之。

九月，都官员外郎、判太常礼院孙奭上言：”按礼文，飨太庙终献降阶之后，武舞止，太祝彻豆，《丰安》之乐作，一成止，然后《理安》之乐作，是谓送神。《论语》曰：'三家者以《雍》彻。'又《周礼》乐师职曰：'及彻，帅学士而歌彻。'郑玄曰：'谓歌《雍》也。'《郊祀录》载登歌彻豆一章，奏无射羽。然则宗庙之乐，礼有登歌彻豆，今于终献降阶之后即作《理安之乐》，诚恐阙失，望依旧礼增用。“诏判太常寺李宗谔与检讨详议以闻。宗谔等言：”国初撰乐章，有彻豆《丰安》曲辞，乐署因循不作，望如奭所奏。“从之。时以将行封禅，诏改酌献昊天上帝《禧安》之乐为《封安》，皇地祇《禧安》之乐为《禅安》，饮福《禧安》之乐为《祺安》，别制天书乐章《瑞安》、《灵文》二曲，每亲行礼用之。又作《醴泉》、《神芝》、《庆云》、《灵鹤》、《瑞木》五曲，施于朝会、宴享，以纪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