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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的旁边是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个人头模型，那种理发师们用来放假发的头型。萨宾娜的假发架上没有假发，倒套着一顶圆顶礼帽。“这原是我祖父的。”她笑笑说。

这是一种黑黑的、硬硬的圆顶礼帽——特丽莎只在电影里见过，就是卓别林戴的那种。她也笑笑，把帽子拿起来打量了一阵，说：“愿意让我拍一张你戴着它的照片吗？”

这个主意让萨宾娜笑了好久。特丽莎把礼帽放下，拿起照相机开始拍。

约摸拍了一个小时，她突然问：“照点裸体的怎么样？”“裸体照？”萨宾娜笑了。“是的，”特丽莎更大胆地重复她的建议，“裸体的。”

“那得喝酒。”萨宾娜把酒瓶打开了。

特丽莎感到自己的身体虚弱起来，也突然结结巴巴起来。萨宾娜端着酒走来定去，谈起了她爷爷，一个小城市的市长。萨宾娜从未见过他，他所留下的东西就是这顶礼帽以及一张与那小城里的显贵们站在高台上的照片。照片已看不清楚，不知他们站在台上干什么，也许他们在主持某个仪式，为某个重要人物的纪念碑揭幕，那个人或许也曾戴过一顶圆顶扎帽出席过某个公众仪式。

萨宾娜不断地讲礼帽，讲她爷爷，直到喝完第三杯酒，才说：“我马上就转来。”说完闪进了浴室。

她穿着浴衣走了出来，待特丽莎举起相机选择镜头，她把浴衣打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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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照相机既是特丽莎观察托马斯的情人的机器眼，又是遮掩自己的面孔的一块面纱。

萨宾娜花了点时间才把自已的浴衣完全脱掉，这时才发现她所她的境地比自己预计的要尴尬得多。又花了几分钟摆弄姿态，她向特丽莎走去，说：“现在该我给你拍了。脱！”

萨宾娜多次从托马斯那里听到命令：“脱！”这已深深刻记在她的记忆里。现在，托马斯的情人对托乌斯的妻子发出了托马斯的命令，两个女人被这同一个有魔力的宇连在一起了。这就是托马斯的方式，不是去抚摸对方，向对方献媚，或是恳求对方，他是发出命令，使他与一位女人的纯真谈话突然转向性爱，突如其来，出入意外，温和而又坚定，甚至带有权威的口气。而且他还保持着一定距离：那时候他从不碰一下被他命令的女人。他也常常用这种方式对待特丽莎，尽管说得柔和，甚至近乎耳语，可那是命令，她从未拒绝服从过。现在听到这个命令，她燃起了更为强烈的服从欲望。顺从一个陌生人的指令而行动，本身就是一种特有的疯野；而从一个来自女人而非男人的这种命令，疯野中就包含了更多的狂热。待萨宾娜接过照相机，特丽莎脱了衣服，光着身子站在萨宾娜面前，一副缴了械的样子。的确也是缴了械：她用来遮脸和对准萨宾娜的武器是给缴了。她完全是在接受托马斯情人的怜悯。这个美丽的征服使她陶醉，她希望自己光着身子站在萨宾娜对面的时刻永远不要完结。

我想，萨宾娜也被这奇特的场景迷住了：她情人的妻子竟奇异地依顺而胆怯，站在她面前。不过按了两三次快门以后，她几乎被自已的迷醉吓住，为了驱散它，便高声大笑起来。

特丽莎也笑了，两人穿上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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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沙俄帝国的一切罪行都被他们谨慎地掩盖着：一百万立陶宛人的流放，成千上万波兰人的被杀害，以及对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鞑靼人的镇压……这些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却没有留下任何照片资料。迟早这一切将被宣布为捏造的事实。可1968年的入侵捷克可不一样，全世界的档案库中都留下了关于这一事件的照片和电影片。

捷克的摄影专家与摄影记者们都真正认识到，只有他们是最好完成这一工作的人了：为久远的未来保存暴力的嘴脸。连续几天了，特丽莎在形势有所缓解的大街上转，摄下侵略军的士兵和军官。侵略者们不知道怎么办。他们用心地听取过上司的指示，怎么对付向他们开火和扔石头的情况，却没有接到过怎样对待这些摄影镜头的命令。

她拍了一卷又一卷，把大约一半还没冲洗的胶卷送给那些外国新闻记者。她的很多照片都登上了西方报纸：坦克；示威的拳头；毁坏的房屋；血染的红白蓝三色捷克国旗高速包围着入侵坦克；少女们穿着短得难以置信的裙子，任意与马路上的行人接吻，来挑逗面前那些可怜的性饥渴的入侵士兵。正如我所说的，入侵并不仅仅是一场悲剧，还是一种仇恨的狂欢，充满着奇怪的欢欣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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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带了五十张自己全力精心处理的照片去了瑞士，送给了一家发行量极大的新闻图片杂志。编辑和蔼地接待了她，请她坐，看了看照片又夸奖了一通，然后解释，事件的特定时间已经过去了，它们已不可能有发表的机会。

“可这一切在布拉格并没有过去！”她反驳道，用自己糟糕的德语努力向对方解释，就是在此刻，尽管国家被攻占了，一切都在与他们作对，工厂里建立工人委员会，学生们罢课走出学校要求俄国撤军，整个国家都在把心里话吼出来。“那是你们不能相信的！这儿没有人关心这一切。”

编辑很乐意一位劲冲冲的妇女走进办公室，打断谈话。那女人递给他一个夹子，说：“这是裸体主义者的海滩杰作。”

编辑相当敏感，怕这些海滩裸体照片会使一个拍摄坦克的捷克人感到无聊。他把夹子放到桌子远远的另一头，很快对那女人说：“认识一下你的捷克同事吧，她带来了一些精彩的照片。”

那女人握了握特丽莎的手，拿起她的照片。“也看看我的吧。”她说。

特丽莎朝那夹子倾过身子，取出了照片。

编辑差不多在对特丽莎道歉：“当然，这些照片与你的完全不一样。”

“不，它们都一样。”特丽莎说。

编辑与那摄影师都不理解她的话，甚至我也很难解释她比较这些裸泳海滩和俄国入侵时心里在想些什么。看完照片，她的目光停留于其中一张。上面是一个四口之家，站成一圈：一个裸体的母亲靠着她的孩子们，巨大的奶头垂下来象牛，或者羊的奶子。她丈夫以同样的姿势依靠在另一边，阴茎和阴囊看上去也象牛或羊的小乳房。

“你不喜欢它们，是吗？”编辑问。

“都是些好照片。”

“她给这样的题材震住了。”那女人说，“我一看你，就敢说你一定没有去过裸泳海滩。”

“没有。”特丽莎说。

编辑笑道：“你看，多容易猜出你是从哪里来的。共产主义国家都是极端清教徒的。”

“裸体可没有错，”这位女人带着母性的柔情说。“这是正常的。一切正常的东西都是美的。”

特丽莎的脑子里突然闪现出母亲光着身子在屋里走来走去的情景，还有她自己跑过去拉窗帘以免邻居看到她裸身的母亲。她仍然能听到身后的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