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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灵与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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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摄影师邀特丽莎去杂志社的自助餐厅喝咖啡:“你那些照片,真有趣,我不得不注意到你拍女人身体时了不起的感觉,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那些女孩子的挑逗姿态!”“在俄国坦克前吻着行人的姑娘?”“是的。你应该是第一流的时髦摄影家,知道吗?你最好首先得当当模特儿,象你这样的人就该碰碰运气。接下去,你可以拍一夹子照片,给新闻部门看看。当然,要出名还得一段时间。但现在我可以为你做点事:把你推荐给花卉栏目的主编,他也许需要一些仙人球、玫瑰什么的照片。”

“非常谢谢你。”特丽莎真心地说。很明显,坐在对面的女人一片好心。但她随后又问自已,为什么要去拍那些那些仙人球?她无意象在布拉格那样来闯遍苏黎世,为职业和事业奋斗,为每一幅作品的发表面努力。她也从无出自虚荣的野心。她所希望的一切,只是逃离母亲的世界。是的,她看得绝对清楚;无论她是多么热衷于拍照,把这种热情转向别的行当也是同样容易的。摄影只是她追求“上进”以及能留在托马斯身边的一种手段。

她说:“我丈夫是位大夫,能够养活我。我并不需要摄影。”

女摄影师回答:“我看不出你拍下这么美的照片之后,能放弃这个行当。”

是的,关于入侵的照片又是另一回事了。她不是为托马斯而拍的,而是出于激情。不是对于摄影本身的激情,而是一种激越的憎恨。时过境迁了,她出于激情拍下的这些照片任何人也不会再要它们了,因为它们不入时。只有仙人球的照片才是永远有吸引力的。可仙人球对她来说,不能引起丝毫兴趣。

她说:“你太好了,真的。可我宁愿呆在家里,我不需要工作。”

那女人说;“你坐在家里,会感到充实吗?”

特丽莎说:“比拍仙人球更充实。”那女人说:“即便是拍仙人球,你也支配着你自已的生活。如果你只是为了丈夫生活,你就没有你自己的生活。”

特丽莎突然生气了:“我丈夫是我的生活,仙人球不是。”

女摄影师好心地说:“你的意思是你觉得自己快

乐?”特丽莎还在生气,说:“当然,我快乐!”那女人说:“只有一种女人能这么说,这种人过于……”她停了停。特丽莎替她说完:“被束缚。这就是你的意思,是不是?”那女人一再控制着自己,说:“不是被束缚,是生错了时代。”“你说得对,”特丽莎若有所思地说,“我丈夫正是这样说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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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整天都呆在医院,把她孤单单地留在家里。不过,她至少还有卡列宁,可以带着他一起去久久地散步!又回到家里了,她想埋头啃啃德文和法文语法,但她感到沮丧,注意力也集中不了,老是回想起杜布切克从莫斯科回来后的广播演说。她完全忘记了他的话,却仍然记得他那战战兢兢的声音。她想着那些俄国士兵怎样在他自己的国家里逮捕了他,一个独立国家的领袖,把他扣押在乌克兰的山里达四天之久,扬言要处死他——正如十年前他们也要处死匈牙利的纳吉——然后把他赶到莫斯科,命令他洗澡,修脸,换衬衫戴领带,告诉他作出决定方免一死,训示他再三考虑自己国家首脑的地位,逼他坐在勃列日涅夫的桌子对面,难命是从。

他回来了,带着耻辱,对他羞耻的民族讲话。如此羞辱不堪以至说不出话来。特丽莎总是忘不了他讲话中那些可怕的停顿。他是太累了?是病了?是他们麻醉了他?还是仅仅没有了信心?如果说杜布切克没有给人们留下什么,至少那些上气不接下气的可怕的停顿,那些面对着全国听众的喘息,留在人们心中了。这些停顿记下了降临这个国家的全部恐惧。

入侵后的第七天,她在某报编辑部里听到了逐个讲话。编辑部一夜之间便变成了一个抵抗组织。在场的每个人都恨杜布切克,谴责他的妥协,为他的耻辱感到耻辱,被他的软弱所激怒。

但这几天在苏黎世的思索,使特丽莎不再对他反感了,“软弱”这个词听起来也不再成其为结论。任何人面对强手都是软弱的,即便象杜布切克那样体魄强壮的人。那种看来无法忍受、令人反感的一时极端软弱,那种格特丽莎与托马斯赶到这个国家来的软弱,现在突然吸引着她。她知道自己是软弱的,她的营垒是软弱的,她的祖国是软弱的,她不得不忠于它们,准确地说就因为它们软弱,软弱得讲话时上气不接下气地呼呼喘息。

她发现自己象被晕眩征服一样,又被这种软弱征服了。而她被征服是因为感到自己软弱。她又开始嫉妒,手又开始颤抖。托马斯注意到了,象往常一样握住她的手,用力抚摸着使它们平静。她却把手抽出来。

“怎么啦?”他问。

“没什么。”

“你要我怎么办?”

“我要你变老一些。老十岁。老二十岁!”

她的意思是:我希望你变得虚弱一些,与我一样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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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列宁不喜欢变动,对搬往瑞士并不欢天喜地。狗的时间不能标绘成直线,不是连续运动依次前推,倒象钟表时针那样绕圆圈推移——它们也都不愿意圈狂地向前跳跃——只是一圈又一圈,一天接一天,依循着同一轨迹运行。在布拉格,托马斯与特丽莎,每添置一把新椅子或搬动一下花瓶,卡列宁都显得不高兴,因为这打乱了他的时间感觉,正如随意改变钟面刻度来愚弄指针一样。

不过,他还是在苏黎世的住宅里很快重新建立了他的老秩序和旧程式。如同在布拉格;他跳到床上向他们问候早安,上午陪特丽莎逛商店,还要露一手显出它走另外的路也同样胜任。

他是他们生活的计时器。绝望的时候,她总是提醒自己,为了他也必须挺下去。因为他比她更软弱,甚至比杜布切克以及他们离弃了的家园更软弱。

有一天他们散步回家。电话铃响了,她拿起话筒问是谁,

是一个女人的声音,用德语找托马斯,语气不耐烦,特丽莎感到有一种嘲弄的味道。她说托马斯不在家而且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电话那一头的女人笑了,连再见也没说就接上了话筒。

特丽莎知道这说明不了什么。这也许是医院的一个护士,一个病人,一个秘书或别的什么人。但她仍然心烦意乱,不能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情。随后,她明白自己已失去了呆在家里的最后一点气力:绝对不能忍受这绝对无所谓的枝节。

在一个陌生国家里生活就意味着在离地面很高的空中踩钢丝,没有他自己国土之网来支撑他:家庭,朋友,同事。还有从小就熟悉的语言可帮助他轻

易地说他想说的话。在布拉格,只有在某种心灵需

要时,她才依靠托马斯;可现在事事都得依靠他。如果在这里他抛弃了她,她怎么办?她一辈子都要在失去他的恐惧中生活吗?

她对自己说:他们的结识一开始就是一种错误。腋下的那本《安娜.卡列尼娜》不过是一个假证件,它使托马斯想入非非。他们相爱,但他们都使对方的生活如地狱一般。相爱的事实,仅仅能证明这不是他们的错,不是他们的行为,以及变化无常的感情的错,而是他们不相配:他是强壮的,她是虚弱的。她就象杜布切克说一个句子停三十秒。她就象自己的祖国,结结巴巴,气喘吁吁,说不出话。可是,当这位强者都弱得不能伤害这位弱者时,弱者也就不得不强起来以离去。她对自己说着这些,把脸贴在卡列宁毛茸茸的头上说:“对不起,卡列宁,看来你不得不又要搬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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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挤进火车厢的一个角落里,把大箱子放在头顶的行李架上,然后坐下来,卡列宁就靠着她的腿蹲着。这时,她老想着她和母亲住在一起时,她供职的那个餐厅里的厨师。那人总是抓住每一个机会在背后侮辱她,不厌其烦地当着每一个人的面问她打算什么时候跟他去睡觉。想起这样一个人真是奇怪。他一直是她最厌恶的典型。可现在,她能想象的,就是仰视着他,对他说:“你总是说想和我睡觉,行,我在这里呢。”

她希望做点什么事以防自己回到托马斯那儿去,希望残酷地毁掉这七年的生活。这是晕眩,一种猛烈的、不可抑制的倒下去的欲望。

我们也许可以称这种晕眩为一种虚弱的自我迷醉。一个人自觉软弱质,决定宁可屈从而不再坚挺,就是被这种软弱醉倒了,甚至会希望变得更加软弱,希望在大庭广众中倒下,希望倒下去,再倒下去。

她试图劝说自己搬出布拉格,放弃摄影师的工作,回到托马斯的声音曾经引诱过她的小镇去。

可一到布拉格,她发现自己不得不花些时间处置各种现实问题,只得推迟离去的日子。

第五天,托马斯突然回来了,卡列宁向他猛扑过去。这一刻,他们还来不及互相作出必要的表示。

他们都感到象站在冰雪覆盖的草原上,冷得直哆嗦。

然后,他们就象两个从未吻过的恋人那样相互靠近。

“一切都好吗?”他问。

“是的。”她回答。

“你去过杂志社啦?”

“打了一个电话。”

“是吗?”

“没有什么事干,我在等着。”

“为什么?”

她没有回答。她不能告诉他,她一直在等着他.

29

现在,我们回到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时刻了。托马斯烦闷得要命而且胃痛得厉害,直到深夜都未能入睡。

特丽莎很快也醒了(俄国飞机在布拉格盘旋,噪音使人无法安眠)。她首先想到他是因为她而回来的,因为她,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现在,他再也不要对她负责了,而她要对他负责。她感到,她似乎还不能把握更多的力量,来胜任地肩负这种责任。

但她立即回想起前一天他出现在房门口之前,教堂的钟正敲六点。而他们第一次见面那天,她下班也是六点。她看到他坐在前面一条黄色的凳子上,也听到钟楼里的钟正敲六点。

不,这不是什么迷信,是一种美感,治疗着她的沈郁,给了她继续生活的新的意志。机缘之鸟再一次飞落肩头闪闪发光。她眼含泪花,倾听着身边的呼吸声,感到说不出的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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