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开始服刑的时候，那望不到尽头的漫长刑期压倒了我，同古拉格群岛世界的初步接触把我摧毁了。因而我绝对不曾相信有朝一日我的心灵还会逐渐地振作起来，会随着岁月的流逝不知不觉地，像登上夏威夷的洛阿火山一样，登上那看不见的“群岛”的高峰，并且会站在那山巅上镇定自若地纵目四顾整个“群岛”，甚至还会被这难以置信的海洋的万顷波涛的光辉所吸引。

刑期的中间一部分，我是在一个黄金般美好的小岛上度过的，那里给囚犯吃得饱，给水喝，囚室里也温暖、清洁。为了换取到这一切，要求于我们的并不多：只须在书桌旁边坐十二小时，满足首长的愿望。

可是，我却忽然失掉了享受这种清福的兴趣！……因为我已经摸索到f监狱生活的某种新的意义。回顾过去，如今我觉得莫斯科的红色普列斯尼亚监狱的“专用犯人”对我们的劝告—一“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得争取不落到一般劳动里去！”——实在是太可怜了。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简直无法与所得到的东西相比。

监狱启发了我的写作愿望。如今我把全部时间都投到这一爱好中去，对于公家的工作厚着脸皮能拖就拖。我要直起腰来，这对我来说比黄金岛上的黄油和白糖显得更加珍贵了。

于是，我们几个人便被人家给“弄直了腰”——决定把我们押往特种劳改营。

押往特种劳改营的过程是漫长的，花了整整三个月（十九世纪骑马也比这快得多）。路上我们走得那么缓慢，甚至这段路就像是生活中的整整一个阶段，它长得似乎连我的性格和观点都在这期间改变了。

但旅途中一直是兴致勃勃的、愉快的、这旅行颇有意义。迎面吹来的微风清新而令人振奋，那是苦役刑的风，也是自由的风。四面八方凑近来的人和事都向我们表明：真理在我们这边！在我们这边！绝不在审判和监禁我们的人们那边。

到达熟悉的布蒂尔卡监狱，欢迎我们的是小窗户里进发出的女人的尖叫声，那大概是些单身监禁的囚犯在叫：“救人呀！打死人啦！打死人啦！”喊叫声随即就在看守的巴掌中被憋回去了。

在布蒂尔卡的“转运站”里，把我们和一些一九四九年判刑的新犯人混编在一起。他们这些人的刑期都很可笑，不是一般的“十元券”（即十年），而是“四分之一”（世纪）（即刑期二十五年）。每当他们在无数次的点名中报告自己的满刑日期时，听来简直像是在故意捉弄人：“一九七四年十月！”“一九七五年二月！”

坐这么长时间的牢！简直不可想象。必须搞到一把老虎钳，把铁丝网剪断才行。

这种二十五年的刑期本身就会给囚犯们造成一种新的品质。政权当局已经朝着我们使出了所能使出的一切招数。现在轮到我们，囚犯们，说话了。我们要说出自由的语言——说出那些不可能再受约束和威胁的话，说出我们一生中未曾说过的、而对于明确态度、团结战斗又是必不可少的话。

我们是在喀山火车站上，在“斯托雷平囚车”中，从车站的广播喇叭里听到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的。战争的第一天上午北朝鲜人就穿过南朝鲜人的坚固防线前进了十公里，而后，北朝鲜人却硬要使世界相信是他们先受到攻击的。任何一个上过前线的甚至最傻的战士都可以判断出：首先发起进攻的正是在第一天就大步前进十公里的一方。

这个朝鲜战争使我们也感到了兴奋。我们这些不安分的人个个都盼望着暴风雨的来临！因为没有暴风雨，没有暴风雨，没有暴风雨的话，我们是注定要慢慢地被折磨死的！

过了梁赞，初升太阳的红色光芒从囚车上钉死的小窗孔直射进来。站在我们这个格子对面的年轻押解兵被照得眯起了眼睛。押解兵确实像个押解兵的样子：每个格子里塞进我们十五个人，只发给咸鲱鱼吃。不过，确实还给送点水来，早晚两次还放出去解手。因此，我们对他并没有什么不满的。但是，这个小伙子却忽然心不在焉地、甚至是毫无恶意地脱口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他说我们是人民的敌人。

这可不得了了！我们这个格子和隔壁格子的人一齐向他喊起来：

“我们是人民的敌人，那么为什么集体农庄里没有东西吃？！”

“一看就知道，你这小子也是农村来的，你大概还想留在部队超期服役吧。当个哈巴狗！大概你也不想再回去种地了吧？”

“如果我们是敌人，那你们干吗还把这乌鸦囚车涂上别的颜色呢？可以公开地押运嘛！”

“喂，孩子！我有两个像你这么大的儿子都死在前线了。可我呢，倒成了敌人，是吗？”

已经有许久许久没有从我们的口里飞出过这一类的话语了！我们喊出的都是些最普通的道理，都是些可以看得见的事，因而它也是难以驳倒的。

一个超期服役的军士走过来帮助这个不知所措的小伙子，但是，他并没有把谁揪到禁闭室去，也没有记下谁的名字，他只是帮助他的弟兄招架而已。这个现象又被我们认作新时期到来的迹象了。（其实，一九五0年会有什么“新”时期呢？！）木！这只是一种迹象，它表明新刑期和新建的政治犯劳改营在囚犯中间造成成了一种新关系。

我们同两名押解兵的争论后来发展为纯粹的论据竞赛了。年轻的士兵们瞅着我们，已经不敢再把我们这个格子和隔壁格子的任何人叫做人民敌人了，他们企图用报纸上和政治教材里的话来反驳我们，可是，尽管他们还没有认识到，但确已感觉到自己的话是多么虚伪、多么言不由衷了。

“你们看看，孩子们！你们往窗外看看！”我们对他们说，“看你们把俄罗斯搞成什么样子啦！”

窗外是一片撒满烂麦秸的、坎坷不平的、破烂贫困的国土（我们的火车走的是鲁札耶夫线，外国人向来不走这条线）。假如当年的拔都汗看到的俄罗斯的土地是这种样子的话，他也许就不会来夺取立了。

在一个叫托尔别耶沃的寂静的小站上，我们看到一位老人从站台上走过去，脚上穿着树皮鞋。一个乡下老大娘站在我们的小窗前，透过车窗上的和里面的两层铁栏杆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们这些紧紧挤在上展板铺上的人们。我们的老百姓观看“不幸的”人们时从来都是用这种眼光看的。几滴稀疏的泪珠顺着她那衰老的脸滚下来。她呆痴地站在那里看着，就像我们中间有她的亲生儿子似的。“不许看，老大娘！”押解兵的声音并不粗暴。老大娘甚至连头也没回一下。她身旁站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辫子上结着白色带子。小姑娘的眼神更加严峻，严峻得与她的年龄很不相称，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眨也不眨一下。看那样子，我想，她一定是把我们的模样永远深深地印在脑海里了。火车轻轻地开动了。老太婆举起污黑的手指郑重其事、不慌不忙地朝着我们画了个十字。

在另一个车站上，一个穿花布连衣裙的姑娘毫不拘束、毫无惧色地走到我们窗子近前，急急忙忙地问我们：你们是根据哪一条判刑的？刑期多久？“躲开！”正在月台上来回巡逻的押解兵对她喊叫但姑娘却说：“你要把我怎么样？我自己也是和他们一样的！喂，你把这包香烟交给小伙子们吧！”她随手从提包里掏出一包香烟。（我们原也猜想她可能也坐过牢。在这样一些到处流浪的人中间，多少人已经在“群岛”上受过教育了啊！）“躲开！要不，把你也关起来！”押解队副队长从车厢里跳出来对她喊叫。她朝着他那个超期服役的脑袋轻蔑地瞥了一眼，说：“去你妈的！……”接着又鼓励我们说：“……别理他们！小伙子们！”然后就傲然走开了

我们一路上就是这样走的。所以，我们并不认为押解人员会感到他们是代表人民的。我们越往前走情绪越高，越感到正义在我们这边，整个俄国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快要结束了，这种行当快要结束了。

在古比雪夫的递解站里，我们歇脚“晒太阳”足足歇了一个多月。在这里也遇到了奇迹。忽然，旁边四室里传来了刑事惯犯的歇斯底里的喊叫声（这些家伙连喊叫的声音都特别难听、刺耳）：“快来呀！救命呀！法西斯分子打人啦！法西斯分子！”

这可是新鲜事！我们这些“法西斯分子”竟敢打刑事惯犯？从前可总是挨他们打的呀。

但是，不大一会儿就重新分编了房间，我们这才知道：刚才的事并没有什么稀奇，它只不过是一个先声。有个叫帕维尔·巴拉纽克的人，生得膀宽腰圆，胳膊像小树一般粗，两只大手既随时准备握手，也随时准备给人以打击。他黑黑的脸膛，鹰鼻子，与其说像个乌克兰人，不如说更像格鲁吉亚人。他是个刚从前线回来的军官，曾用高射机枪击落过三架敌机；本来提名要授予他英雄称号的，但是被部队里的特别处给否定了。从前他也进过惩戒营，但从那里戴着勋章出来了。现在他被判刑十年。按新刑期来说，十年算是“小孩子的刑期”了。

他是从诺沃格勒-沃伦斯克监狱里来的，一路上早就领教过刑事惯犯那一套了，而且已经同他们打过架。刚才，他正在隔壁房间的上铺安静地跟别人下棋。本来这屋里住的都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人，可是管理员却忽然要塞进来两个刑事惯犯。这两个家伙漫不经心地叼着白海牌香烟，一进来便到靠窗子的铺上去清理他们的“合法”位子。其中一个边开玩笑说：“哼，我就知道又把咱们塞到土匪窝里来啦1”这时，还不大了解刑事惯犯的天真的维利耶夫就想给他们打打气，便说：“我们不是土匪，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你呢？”“我吗？挪用公款。是个有学问的人！”他们把靠窗睡的两个人赶开，把自己的背包放到“合法”位子上，接着就到各铺上去查看别人的背包，开始找碴儿。而那些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怎么样呢？不，他们当时还是老样子，丝毫没有反抗。六十个大男人俯首贴耳地等着那些人过来抢他们的东西。这些不容别人反抗的惯犯们的嚣张气焰有一种施定身法的效果她们心里有数，监狱当局总是会给他们撑腰的）。巴拉纽克这时似乎仍在下棋，可是他那两只大眼睛早在扫着这两个人了，暗自盘算着该怎么动手。当其中一个刑事惯犯走到他铺前时，他就用耷拉在床边的一条腿狠狠地朝着那个家伙的脸踢了过去，随即跳下床来，抓起马桶上的木盖子朝第二个人的头上打去。就这样，他狠狠地用木头盖子轮流打他们两个。木盖子打裂了，他便抓起那四公分方木制的十字接头来继续打。两个刑事惯犯开始求饶了。不过还得承认，在他们的哀叫声中也有点幽默，他们并没有放弃逗人笑的企图，只听他们说：“哎，你这是干什么？你怎么能用十字架打人!？”“你好像不疯嘛，怎么欺负别人呢？”但是，巴拉纽克是了解这些人的，他并不住手。这时其中一个便冲到窗前去喊叫：“来人呀！法西斯分子打人啦！”

两个刑事惯犯一直记恨在心，后来他们曾几次吓唬巴拉纽克说：“你身上可有股子死尸味！咱们走着瞧！”但是，以后没敢再逞凶。

我们房间里很快又同母狗（狗腿子）们发生了冲突。有一次。我们正在放风并趁机松动松动，女看守命令一个狗腿子去催促厕所里的人快出来、催就催吧，可是他那副傲慢的神气（对待“政治犯”嘛！）却惹恼了一个刚开始服刑的年轻人。神经质的沃洛佳·格尔舒尼正想制止他，可是那狗腿子一拳就把年轻人打翻在地了。要是从前，犯第五十八条的人也许就忍气吞声了，可是此刻一个叫马克西姆的阿塞拜疆人（他曾杀死了他们集体农庄的主席）向狗腿子身上扔了块石头，同时巴拉纽克过去朝他的下巴给了一拳。这时狗腿子抽出刀子照巴拉纽克划了一刀（他们这些给看守当帮手的人有时带着刀子，这对我们来说并不稀奇）。狗腿子拔腿向看守跑去，巴拉纽克在后面紧追。这时我们都被迅速赶进了四室。监狱的军官们来了，他们查问是谁手的，并且威胁要对有这类“匪徒行径”的人延长刑期．（内务部人员当然心疼那些母狗）。巴拉纽克流着血，挺身而出：“是我打的。只要我活着，今后还要打这帮龟孙子！”监狱的“教父”马上警告我们：“你们这些反革命分子没有什么可骄傲的，还是老老实实装哑巴更安全些！”这时候，沃洛佳·格尔舒尼又出来说话了，他是在大学一年级被抓来的，几乎还是个孩子，他和那个曾经指挥社会革命党人战斗团的格尔舒尼不仅是同姓，他还是那个人的亲侄子。“不许你叫我们反革命分子！”他像一只公鸡似的伸着脖子朝着监狱的“教父’”喊道，“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我们又是革命者！只不过是要革苏维埃政权的命！”

啊，多有意思！总算活到了这么一天！而那个“教父”却只是把脸一沉，蹙蹙眉头，也就把话咽下去了！没有把谁再关进禁闭室。看守们、军官们也都灰溜溜地走开了。

原来在监狱里也可以这样生活呀！？可以打架？可以顶撞他们？大声把你想说的话讲出来？我们白白地忍受了多少年啊！哭鼻子的人就是该挨打！我们曾经哭过鼻子，所以人们就打我们。

我们将要被送到一些新的、神话般的劳改营去，那里的人都像纳粹分子一样佩带着号码。但是，那里都是政治犯，总可以摆脱这些普通刑事犯的纠缠了。或许到了那里就可以开始那样生活了吧？沃洛佳·格尔舒尼是个圆脸尖下颌的孩子，长着一对黑眼珠，苍白的面孔上总是闪耀着希望。他说：“等咱们到了特种劳改营，可得好好辨别一下．到底该‘跟着谁走’。”多么天真的孩子啊！他是真地认为，到了那里就会真地接触到各党派的各式各样的思想，听到他们的辩论，了解各种纲领，各种地下活动。“跟着谁走”？好像我们真有这种选择自由似的！好像那些填发共和国逮捕令的人们和编组押解犯名单的人们事先还没有替我们决定命运似的！

我们住的牢房是旧马棚改建的。棚子很长，原先放两排牲口槽的地方现在摆了两排双层板床，过道中间有一些歪歪扭扭的圆木柱子支撑着古老的屋顶勉强不会塌下来，两边墙上的窗口也是典型的马棚窗子，只是为了从外面往里扔干草时不落到牲口槽外面。现在这些窗口也都戴上“笼口’‘（安在窗外遮挡视线的罩斗）了。这间牢房里共住囚犯一百二十名，什么人都有，大半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人，大都是些没有文化的庄稼汉。这是因为那一带正在进行第二次清洗，凡是不想自愿参加集体农庄的，或被怀疑为不愿参加的人，全部被抓起来了。此外，还有不少西部乌克兰人，即所谓的“奥乌恩”分子和那些胆敢收留奥乌恩分子在家里过夜或给他们吃过一顿饭的人。再就是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抓来的人了，他们中间很少是初次被捕的，大部分是第二次被捕的所谓“二进狱者”。当然，还有几个外国人。

我们这些人全是被押往同一个特种劳改营的（从派工员口里听说，是押往斯捷普拉格）。我仔细地观察着这些人，是命运把我们牵到一起了。我努力去理解他们。

我觉得特别使我难过的是那些爱沙尼亚人和立陶宛人。虽然在这牢房里面我与他们处于同样地位，但我内心却感到在他们面前无地自容，仿佛是我自己把他们抓进来的。他们都是些纯朴、勤劳、信守诺言、安分守己的人。他们怎么会也落到这种绞肉机中来了呢？他们没有招惹任何人，平静地过着自己丰衣足食的生活，社会道德比我们这里还要高尚。可是，忽然，只因为他们住在我们近旁而且挡着我们去海洋的路，他们就有罪了。

“作一个俄国人真可耻！”——当年俄国扼杀波兰的时候，赫尔岑就曾经这样激动地说过。今天，面对着这些不喜争战而且毫无防御的人民，我感到作一个苏联人有双倍的耻辱。

我对拉脱维亚人的感情还要复杂得多。这里似乎有某种命运之手在捉弄着我们。这是他们自己播下的种子呀。

那么，乌克兰人呢？我们已经很久不使用“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这个提法了，我们只说“班杰拉分子”，而且这个词在我们这里已经变成一个十足的骂人的词了，以至谁也不再去思考一下它的实质。（还有，我们使用“匪徒”这个词也是这样的。按我们习惯的用法是：凡是为了我们而杀人的都是“游击队员”，而凡是杀我们人的都是“匪徒”，包括一九二一年的唐波夫省的农民在内。）

而问题的实质则是：尽管有过一个时期，在千年前的基辅罗斯时代，我们大家确实曾经组成过统一的民族，但是，从那以后这个民族就分裂了，多少世纪以来我们和他们的生活、习惯、语言都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了。所谓的“重新统一”本来就是十分困难的。尽管或许曾有人抱有过这种重新组织从前那种兄弟大家庭的真诚愿望，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利用过去三个世纪的时间。俄国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位政治家，他能认真地想一想：怎样才能使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结成亲人，怎样才能消除双方之间的隔阂和创伤。（假如没有隔阂和创伤的话，一九一七年春天也就不会组织什么乌克兰委员会，也不会有以后的“拉达”了。不过二月革命时期他们只要求实行联邦制，谁也没想分离出去。这种残酷的分裂肇始于共产党当政的年代。）

布尔什维克在取得政权之前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并没有遇到困难。一九一七年六月七日的《真理报》上发表过列宁的这样的话：“我们把乌克兰和别的非大俄罗斯人地区看作被俄国沙皇和资本家们所兼并的地方。”他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在乌克兰已经组织起中央权力机构——中央“拉达”了。而且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还通过了一个《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这该不是开玩笑的吧？当时这个宣言宣布俄国各族人民拥有直至分立的自由权和自决权，那该不是欺骗人的吧？半年之后，苏维埃政府曾请求德意志帝国协助苏维埃俄国同乌克兰签定“和约”并划定双方的准确国界，而在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四日列宁同乌克兰黑特曼——斯柯罗帕德斯基共同签署了这项和约。列宁的这一行动表明，他完全容忍了乌克兰从俄国分离出去，甚至容忍乌克兰在分离出去后成为君主国！

但是怪了。德国人刚被协约国打败（这总不该影响我们对待乌克兰的原则吧1），黑特曼也跟着他们垮台，布尔什维克的那点实力比彼得留拉的力量稍微大点了，——布尔什维克马上越过了他们承认的边界线，把自己的政权强加在同一血统的兄弟们身上。不错，在那以后的十五到二十年中，我们曾不遗余力地、甚至是勉强地利用“莫瓦”——乌克兰的语言——大作文章，使那里的弟兄们相信他们自己是完全独立的，而且是随时可以从我们这里分离出去的。但是，当他们在战争结束时刚一表示想要这么作的时候，我们却宣布他们是“班杰拉分子”，并开始追捕、拷打并处决他们，或者把他们关进劳改营了。（其实“班杰拉分子”也和“彼得留拉分子”一样，都只不过是一些不愿意在异族政权统治下生活的普通乌克兰人而已。当他们了解到希特勒也并不给予他们曾经许诺的自由时，他们便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同希特勒作战。但是，我们对这一点却缄口不言，因为提这一点对我们不利，就像我们从来不提一九四四年的华沙起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