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即我们的兄弟们希望能用自己的“莫瓦”讲话，用它教育孩子，写商店招牌，这为什么会使我们如此怒不可遏呢？甚至米哈伊尔·布尔加 科夫（在他的小说《白卫军》中）在这个问题上也受到了不正确的感情的影响。既然两个民族过去没有完全融合到一起，既然我们之间有不同之处（只要他们，少数 人，有这样的感觉就够了），这很令人痛苦！但事已至此，有什么办法！既然错过了时间，——那主要是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错过的，双方关系主要不是在沙皇时 代而是在共产党当政时期尖锐化的！——他们要分离出去。我们为什么要生气呢？是舍不得敖德萨的海滨浴场？舍不得切尔卡塞的水果？

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是很痛心的，因为在我的血液里，在我的心理上和思想里，都有乌克兰和俄罗斯两者的结合。但是，在劳改营里同乌克兰人的长期友好交往使我深深理解了：他们为此痛苦了多么久啊！我们这一代人不可避免地要为老一代人的错误付出代价。

跺着脚喊叫：“这是我的！”那是很容易的。而要说一句：“谁想生活，就让他生活吧！”那就不知要困难多少倍。在二十世纪末期，我们不应该仍旧生活在使 我们最后那位不太聪明的皇帝伤透脑筋的那个空想的世界里了。不管看来多么奇怪，但事实是：“先进学说”关于民族主义正在衰落的预言并没有实现。在原子和控 制论的时代，它——民族主义——不知为什么反而兴盛起来了。这样一个时刻正在到来：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必须履行我们关于自决权和独立的全部诺言。而 且我们应该主动地使它兑现，不要等待别人在火堆上烧死我们，在河里淹死我们或者砍掉我们的脑袋。我们究竟是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一点，我们不能靠疆土之 广大，被保护民族之众多来证明，而只能靠行动之伟大来证明，还要靠我们放弃了那些不愿意和我们一起生活的土地之后在自己土地上的精耕细作来证明。

对乌克兰的处理将是异常痛苦的。但是，现在就应该看到总的发展趋势。既然过去多少世纪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那就是说，该是我们来表明自己明智的时候 了。我们必须交给他们自己去决定。是交给联邦制派，还是交给分立派？那就要看他们之间谁能说服谁了。不让步，则是愚蠢，是残酷。我们现在越是温和、忍让和 通情达理，那么将来重新恢复统一的希望也就越大。

让他们自己生活，自己去试试吧。他们很快就会感觉到：分离出去并不能解决他们的所有问题。

不知为什么，让我们在长长的马棚车房里住了很长时间，没往斯捷普特种营押送。自然，我们并不着急，我们在这里很愉快，到了那里只会不如这里。

我们这里也不乏新闻消息，每天都有人拿来半张破报纸。常常是我念给全屋的人听，而我总是带着感情念，那里也确实有应该带着感情念的东西。

那些日子正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解放十周年纪念。我们牢房里的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中间有些人懂俄语，他们把这些消息翻译给别 人听（这时我就稍停一停）。当那些人听到在他们的国家里有史以来第一次建立起了怎样的“自由和繁荣”的生活时，他们竟失声痛哭起来了，上下铺的人一齐大 哭。这些从波罗的海沿岸来的人（他们占整个递解站人数的近三分之一），每人都丢下了一个破碎的家庭。不，如果还有“家庭”，那就算是不错的了，有些人的 “家庭”也正在跟着另一批押解犯人被同样地押往西伯利亚。

但是，最使我们这些递解中的囚犯心情激动的当然还是关于朝鲜的消息。斯大林的闪击战在那里失败了。联合国的志愿军已经召集起来。我们把朝鲜看作第三次 世界大战中的西班牙。（很可能斯大林就是把它当作第三次大战的彩排而开始的吧。）特别使我兴奋的是联合国的士兵们：看，他们那个旗子多有意思！这个旗帜什 么人不联合呢？它简直是未来的人类总体的雏形！

使我们厌恶的是，我们不能有比厌恶更进一步的行动。“我们死掉也不要紧，只要那些在幸福生活中看着我们死亡而无动于衷的人们能够安然无恙就行！”—— 难道我们能够这样想吗？不能，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绝对不能！我们确实在渴望着暴风雨的来临！‘人们也许会感到惊奇：“人怎么可能有这种无耻的、绝望的思想 呢？你们难道没有想到在监狱外面的广大人民要遭受战争灾祸吗？！”“但是，狱外的人们可一点也没有想到过我们呀！”“那么说，你们怎么啦？竟然希望爆发世 界大战？”“可是你在一九五O年就给这些人判刑判到七十年代中期，那么他们除了希望发生世界大战之外还能希望什么别的呢？”

现在，当我回忆起当时我们那些虚幻而有害的希望时，自己也感到荒唐。全面的核毁灭不管对谁来说都不是出路。何况，即使不用核武器，任何一种战争状态都 只能成为国内暴政的借口，会加强国内暴政。但是，如果我不讲出真实情况，不说出我们在那个夏天的实际想法，那么，我写的历史就被歪曲了。

罗曼·罗兰那一代人年轻时曾因为担心战争爆发而苦恼，而我们这一代囚徒则相反，我们是因为没有战争而苦恼。这就是政治犯特种劳改营当时的真实精神状 态。我们就是被逼到了这种地步。世界大战带给我们的只会是两种可能：或者是加速死亡的到来（从炮楼上扫射我们，像德国人干的那样在我们的食品里放毒和使用 杆菌），或者，也许会是取得自由。不管是哪一种，都能更迅速地得到解脱，总比拖到一九七五年的刑满期好些。

彼佳·帕-弗就是这样打算的。彼佳·帕-弗是我们牢房里从欧洲回国的人中最后一个活下来的人。战争刚刚结束时，所有牢房里塞满了像他这样从欧洲回来的 质朴的俄罗斯人，但是，那时候回国的人早都已进了劳改营或者入土了，没回来的人也都下决心不回来了。可是这个彼佳是怎么回事？他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正 常人谁都不再回国的时候，自愿回到祖国来的。

战争爆发的时候他正在哈尔科夫市的职业学校学习，他是战时强迫动员到那里去学手艺的。不久，德国人来了，又把他们这帮半大孩子强迫送到了德国。他这个 “东方奴隶”在那里一直呆到战争结束。他在那里养成了一种心理状态，认为人应该尽量使生活过得轻松些，不要像自己小时那样被人强迫去劳动。在西方，他利用 了欧洲人的轻信态度和边境控制不甚严紧的状况，把法国的汽车开到意大利，再把意大利的车开到法国，减价出售，从中谋利。但是，他在法国到底还是被查出来， 他被捕了。这时，他给苏联驻法大使馆写了封信，表示愿意回到他亲爱的祖国去。帕一弗当时是这样盘算的：如果蹲法国监狱，他就不得不呆到刑期的最后一天，而 他有可能被判十年徒刑。回到苏联呢，他由于叛国罪可能被判刑二十五年，但是，他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滂沱大雨已经开始落雨点了。而苏联呢，据他说，开战 后连三年也保不住。因此，还是去苏联监狱更有好处。大使馆的朋友们自然是很快就来接收他了，并且拥抱了彼佳·帕一弗。法国当局欣然同意把这个盗窃犯移交给 苏方。大使馆里集结了大约三十名像帕一弗这样的和有类似情况的人。使馆把他们用轮船舒舒服服地运到了苏联的摩尔曼斯克。靠岸之后，放他们到市内去游逛游 逛，然后，就在一昼夜之内又把他们一个个全都逮捕起来了。

现在，在我们牢房里，彼佳能够代替西方的报纸（他曾仔细阅读过西方报刊关于克拉夫琴科案件的报导），也能够代替剧院（他可以轻巧地用嘴吹奏西方音乐）和电影（他给我们讲述西方影片的内容，边讲还边表演）。

古比雪夫的递解站多自由啊！各牢房的人有时可以在大院子里相遇。还可以透过窗外的罩斗同院里的囚犯谈话。去厕所时可以走近家属工棚的敞开的、钉了铁栅 栏、但没装罩斗的窗子去看看，那里住的是带着孩子的女犯人（她们也都是从波罗的海沿岸一带和西部乌克兰抓来的）。在两座马棚牢房之间的墙上有一个小孔，我 们把它叫做“电话”，每天从早到晚小孔两边总是各有一名好事者半躺半卧着互相交换消息。

这种自由更加刺激了我们的好斗心，我们更感到自己脚下的土地十分牢固，而看守我们的人们脚下的土地却似乎就要燃烧起来了。于是，在院里散步的时候，我 们也不免要昂起头来望望那灰白的闷热的六月天空。假如这时在那天空中出现敌人的轰炸机编队，我们是既不会惊奇，也不会害怕的。我们的生活实在不像生活了。

从卡拉巴斯递解站来的、往相反方向去的人们带来了一些谣传，说那里出现了小传单，上面写着：“受够了！”我们互相鼓气，情绪越来越激昂，以至在鄂木斯 克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炎热的夜晚，大家都像从蒸笼里出来一样，热汗直流，这时候看守们却把我们塞进乌鸦车，挤得满满的。我们便从车厢里对看守们喊起 来：“等着瞧吧，兔崽子们！杜鲁门会来收拾你们的！把原子弹扔到你们头上！”可是看守们却一声没吭。他们也感觉到了我们这方面的力量在增长，而且我们深信 自己是正义的。我们非常渴望真理的实现，甚至宁愿在同一颗炸弹之下和这些刽子手们同归于尽。我们所处的境地没有什么可丢失的。

不写下这个情况，就无法揭示五十年代古拉格群岛的全貌。

鄂木斯克的牢狱是关押过阳思妥耶夫斯基的，这可不是匆匆忙忙用木板钉起来的古拉格系统下的递解站。这是沙皇叶卡捷琳娜时期建造的威严的监狱，特别是它 的地下室。要是找拍电影的场景，没有比这地下牢房更合适的了。四方形的小窗口就是一条通向地面的斜坑道的下端。根据这条三米深的斜坑道便可以看出车房的墙 是用什么构成，有多么坚固了。牢房里没有所谓的屋顶，它是一个形成穹隆状的倾斜的大石洞。有一面墙湿淋淋的，不断地渗出水来，滴到地上。早晚这里漆黑一 片，即使在晴朗的白天牢里也是昏暗的。看不见老鼠，但是总感觉到它的存在。本来石穹隆有些地方就低得只有一人多高，但监狱当局还是想方设法在这里修了两层 睡铺下铺刚刚高出地面一点点，只有脚踝骨那么高。

我们在使人放纵的古比雪夫递解站期间发展起来的那种模糊的反抗精神，看来，遇到这样的监狱之后总该被压服了吧。但是，并没有！每天晚上，在蜡烛般微弱 的十五支光的电灯下，敖德萨大教堂的长老，谢了顶的、瘦长脸膛的德罗兹多夫老头，还是照例要站到坑道窗口的底端去，用低低的声音，满怀着迎接生命的终结的 无限感慨，唱起他那支古老的革命歌曲：

秋天的夜晚，一片漆黑，

它有如背叛的行径，恰似暴君的乖戾。

而这座监狱，在雾气中挺立的

这可怖的幽灵，却比秋夜还黑！

他只是唱给我们听。不过，在这里，即使大声喊叫，外面也听不见。他唱的时候，可以看见他尖突的喉结在那干瘪的、青铜色的脖子皮肤下面滚动。他边唱边抽泣，他在回忆，在脑海中一幕幕重温过去几十年俄罗斯人民的生活。他的内心战栗感染着我们：

虽然这里一片沉寂，

但监狱绝不是坟地。

而你，看守人呀，

且莫疏忽大意！

在这样的监狱里，听这样的歌声！“一切都是合拍的，一切都是和我们这些囚犯们所等待的东西合拍的。

听完他的歌。我们就在黑暗中，在阴冷潮湿中收拾收拾睡觉了。是啊，此时此刻还有谁的话语能温暖我们的心呢？

这时，仿佛是对这期待的响应一样传来了一个声音，这是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斯帕斯基说话了。他的声音好像是阳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所有主人公的混合声 音。这声音时而高亢得无法攀援，时而又低沉得令人窒息，它既不单调，也不宁静，仿佛随时可能变成哭泣、变成痛苦的呐喊。即使是布列什科-布列什科夫斯基笔 下的廉价小说《红色马顿那》之类，要是用这种声音，用这种充满信念、痛苦和憎恨的声音读出来，也会像是关于罗兰的史诗那样激动人心。所以，真实也罢，完全 是臆造也罢，反正他所讲的故事已经作为一个史诗铭刻在我们记忆里了，他讲到维克托·沃罗宁曾徒步急行军一百五十公里奇袭托列多，给阿尔卡扎尔要塞解了围。

其实，要把这个斯帕斯基本人的一生写成小说的话，它在小说中也未必会是最糟糕的一部。斯帕斯基青年时就曾参加过“冰上进军”“，整个内战时期他一直南 征北战。后来流亡到意大利。在国外修完了俄国芭蕾舞课程（好像是跟卡尔萨维娜学习的），又在俄国某伯爵夫人家里学会了一手做细木家具的漂亮手艺。（后来， 在劳改营里，无人不夸他的好手艺：他自制了一套小巧的木匠工具，用它给劳改营的头头们做了一张小桌，线条优美一，轻便漂亮，使他们大为惊讶。不错，这张小 桌子他整整做了一个月。）后来，他曾随着芭蕾舞剧团在欧洲各地巡回演出。在西班牙战争期间，他替意大利拍摄过新闻记录影片。后来，他用了一个稍为有点变音 的意大利人名字——若万尼·帕斯基——在意大利军队里当了少校。于是，一九四二年夏天他便随部队又来到他的故乡顿河一带。尽管当时总的形势是苏联军队仍在 继续后退，但他指挥的那个营在这里很快就落入了苏军包围圈。斯帕斯基本人原想拼命冲出去，但是组成该营基本力量的那些意大利孩子们吓哭了；他们想活命！这 时斯帕斯基少校动摇了，终于挂出了白旗。他自己是有机会用一颗子弹了此一生的，但那时他却产生了好奇心：想看看苏联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他本来能够作为意 大利军普通战俘在四年之后被送回意大利的。但是，他身上的那种俄罗斯人本性憋不住了，他同俘虏他的苏军军官们无话不谈，以至忘乎所以了。一失足成千古恨！ 既然你不幸是个俄国人，你本该像讳言自己的花柳病一般对此讳莫如深呀，否则，哪里会有你的便宜！先关了他一年，后来又在哈尔科夫的国际战俘营（也还有这样 一个营呢，里面关押着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日本人等）里关了三年。在他已经被关押四年之后——这四年除外——又到了他二十五年！哪里还要等二十五年呀，在 这苦役营里，他已注定不久就要死去了。

我们进了鄂木斯克监狱，然后又被转押到巴夫洛达监狱。这两处监狱之所以同意接受我们这批犯人，是因为这两个市的当局有一个重大的疏忽：至今还没有建立 专门的速解站。巴夫洛达市甚至更加可耻：连黑乌鸦囚车也没有，因而只好让我们这些囚犯排着队从车站走到监狱，经过好几个街区，也只好不怕居民看见了。革命 之前和革命之后的头十年就是这样押解犯人的。我们通过的几个街区没有一条柏油马路，没有自来水管，只见一排排木造的平房沉在黄沙里。实际上只是从监狱的两 层砖房开始才有点像个城市样子。

但是，用二十世纪的眼光来看，这所监狱给人的感觉不是恐怖，而是宁静，不是可怕，而是可笑。宽敞寂静的小院，屋边墙角处长出一点可怜的小草，用木板隔 开的放风场地也不显得可怕。二层楼上的牢房的窗子只钉着稀疏的铁栅栏，窗外没有装“笼口”，可以站到窗前去研究外面的地形。窗子下面，就在脚下，在狱墙和 外面的院墙之间，铁链拴着一只大黄狗，时而像是发现了什么动静似地曳着铁链跑几步，汪汪两声。但它也不像监狱里的狗，样子不可怕，不像那些专门训练来咬人 的狼狗。一身蓬松的浅黄毛说明它是一只普通种的看家狗（哈萨克斯坦有这样一种狗），而且，它已经老得不行了。这狗倒像那些好心肠的老年看守，这些人都是从 军队调来的，他们毫不隐讳自己已经为这狗一般的看守职务所苦恼了。

越过狱墙，可以看到街道、卖啤酒的小铺子、路上的行人和呆立着的人——他们是来给犯人送东西或是等着取回容器的。再往远看就是住宅区，平房组成的一片片街区，额尔齐斯河的河湾，甚至可以看见河对岸很远的地方。

岗楼上的哨兵刚刚把留下了“牢饭”的空篮子退还给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小女孩接过篮子，一抬头看到了我们正站在窗口向她挥手致意，但她却装作若无其 事的样子从容不迫地、庄重地向啤酒小铺的房后走去了，她怕岗楼上的哨兵看到她。可是，一到房后，她就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她放下篮子，举起双手使劲朝我们 不住地挥动，边挥手边笑！然后，她用手指作出各种圈圈点点的动作，向我们表示：“写吧，写小纸条吧！”又在空中划了一条抛物线，表示：“扔下来，扔给 我！”然后又向市区那边指了指，意思是：“我送去，替你们转交!”然后她又把两手张开，好像在说；“还有什么事？还能帮你们作点什么？朋友们？”

她做这一切时是那么诚恳、直爽，丝毫不像我们那些备受欺凌虐待的狱外的自由人们，不像那些被弄得昏头昏脑的公民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这样的时刻到了吗？或者只是在哈萨克斯坦如此？须知，这里的居民中几乎有一半人是流放来的呀！……

可爱的无畏的小女孩啊!难为你那么快就学会、就正确地掌握了监狱生活这门科学！世界上仍旧存在像你这样的人，这本身该是多么令人欣慰啊！（我这眼角里 是不是夺眶欲出的喜悦的泪水？）……请你，无名的女孩子，接受我们的敬礼吧！啊，要是全国人民都像这样该有多好！那就谁也不敢来关押他们了！那些可诅咒的 爪牙就会统统完蛋！

当然，在我们的棉背心里还藏着几节铅笔芯断头。也有几小块纸片。可以从墙上抠下一小块灰泥来，用细线把小条子缠上，扔到她的眼前去。但是，我们在这个巴夫洛达市确实没有任何事情要求她帮忙的。所以我们只是向她鞠躬道谢，挥手致意而已。

我们被带进了沙漠地带。甚至那质朴僻静的小市巴夫洛达后来想起来都像一个灯火辉煌的大都市。

现在，斯捷普特种劳改营的押解队把我们接收了。（不过，幸而还不是杰兹卡兹甘的劳改营分部。我们一路上都在祷告命运之神，千万不要把我们弄到铜矿 去。）来了几辆大卡车接我们，车帮加高了很多，车身前部装着铁栅栏以保护那些冲锋枪手并把我们像野兽一样隔开来。我们被紧紧地塞到车里，蜷着腿坐下，脸朝 车后。我们就这样在坎坷不平的路上整整颠簸摇晃了八个小时。冲锋枪手坐在驾驶室的顶篷上，枪口一直对准我们的后背。

那些少尉们、上士们则坐在驾驶室里。我们这辆车的驾驶室里坐的是一个军官的妻子和她的一个五六岁的女孩。每当汽车停下来休息时，小女孩就跳下去，在草 地上跑，采集野花，大声和妈妈说话。对于冲锋枪、军犬、从车里露出头来的丑陋的囚犯们，她都毫不在意。我们这个可怕的世界并没有使草地和野花在她心目中有 所逊色，她甚至没有向我们这边投过来哪怕是好奇的一瞥……这时，我想起了札哥尔斯克特种监狱里的准尉的小儿子。那个小孩最喜欢的游戏是：叫两个邻居孩子把 手背在身后（有时还把他们的手绑起来）在路上走，他自己则拿着根子走在旁边押解他们。

有其父必有其子！父亲过什么生活，孩子们就玩什么游戏……

我们渡过了额尔齐斯河。汽车经过一大段浸了水的草地，然后行驶在平坦的沙漠上，黄昏时停下来休息。这时，飞驶的车轮带起的浅灰色旋风也随着平息下来， 我们沉浸在额尔齐斯河的气息中，沉浸在沙漠之夜的清新空气和蒿草的芳香中。我们满身尘土，面向走过来的方向（绝对不许回头看前进的方向），沉默着（绝不许 讲话），心里想着那个未来的特种劳改营，它的名称人像是俄罗斯人起的。换乘“斯托雷平囚车”时，车顶上吊看我们的“卷宗”，我们看到过那上面有劳改营的名 称——埃克巴斯图兹。但是谁也想不出它在地图上的位置，只有奥列格·伊万诺夫中校记得这是一个煤矿。我们还曾设想它的位置在距中国边界不远的地方（某些人 甚至为此而高兴，同为他们还没有认识到中国比我国还要坏得多）。原海军中校布尔科夫斯基是个新犯人，也是判刑二十五年的。他对谁都不屑一顾。本来嘛，他是 共产党员，是被错抓的，周围这些人都是人民的敌人。但对我还算另眼看待，因为我曾经是苏军军官，而且没有当过德国俘虏。他帮我想起了在大学学过、但早已忘 记的东西：在秋分的前一天在地上划一道正午线，在九月二十三日那天，从九十度中减去太阳处于中天时的高度，就能得出我们所在地的地理纬度数。尽管求不出经 度来，但能知道纬度也多少算一种安慰了。

我们的汽车不停地往前开。天黑了。根据夜空中明亮的星辰，我们才明确地知道：我们正在被押往“南南西”的方向。

后面汽车车灯的光柱里，一缕缕灰尘在飞舞。其实，道路上空尘土飞扬，只不过在灯光下才看得见。我这时有一种奇特的幻觉：似乎整个世界都是漆黑的，整个世界都在摇晃，只有这些尘土的微粒在发光，在飞旋，在画出未来的不祥图景。

我们是被押往哪个天涯海角啊？去哪个洞穴啊？我们注定要在什么地方进行我们的革命呢？

蜷着的腿已经麻木，觉得已经不是自己的腿。半夜时我们来到了用高高的木板墙围起来的劳改营。在漆黑的沙漠中，在离开沉睡的黑呼呼的村庄不远的地方，这片营地被四周岗楼上的灯光照得通明。

又按各人的案情点了一次名（“一九七五年三月！”）。然后，把我们带进两道高大的门内去度过今后的四分之一世纪。

全营都在沉睡，但所有工棚的窗子都透出明亮的灯光，仿佛那里的生活正在沸腾。夜晚不熄灯，这就表明，这里实行的是监狱制度。工棚的门从外面用沉甸甸的挂锁反锁住，在一个个明亮的长方形窗孔里可以看到黑色的铁栅栏。

出来接人的生活助理员的身上缝着许多块号码布。

在德国法西斯的集中营里人们身上是带着号码的，这你在报纸上看到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