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简直荒谬绝伦了1怎么可能有什么“抵抗支队”？！……可是，如果没有，开会讨论什么？讨论交不交党费的问题？可是党组织并没有来收呀！讨论政治 新闻？那为什么必须开会呢？两个信得过的人（那可得好好想想，究竟谁信得过＊凑到一起，一交头接耳不就足够了吗？剩下就只有一件事要在劳改营里开会了：讨 论我们的人如何才能占据并且把持住所有的杂役职位，而把那些不是我们的人，不是共产党员的，统统踢开，随他们去烧死在伐木场的冰“炉膛”里吧，随他们憋死 在铜矿的毒气室里好了！

此外，实在想不出那些共产党员还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事。

由此可见，早在一九六二年，当小说单行本还没有送到读者手中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决定了日后逐渐偷换古拉格群岛的总路线。而当他们渐渐得知作者并不是天子身边的人，而且完全没有后台时，当他们得知甚至作者本人也不过是个幻影时，那些善于颠倒是非的老手便肆无忌惮了。

他们回过头来又看了看那部小说，这才犹如大梦初醒：哎，我们原先害什么怕呢？！我们干什么要奴性十足地吹捧它呢？“他（索尔仁尼琴）描写的人物是很不 成功的……他没有勇气去窥视人物的灵魂。”他们又分析了一下主人公，也发现：这个人物原来是个“典型的非英雄！”舒霍夫这个人物是“孤独的”，是“远席人 民的”，是个只为填饱肚皮而生活的卑微小人，而且他并未进行斗争！最使大家愤怒的正是这一点：对呀，为什么舒霍夫不进行斗争？！请问，，是让他去推翻劳改 营制度呢？还是希望他拿起枪来到什么地方去？对这一点他们却又不予回答，只是指责：他为什么不斗争？！（这时我已经写好了关于肯吉尔暴动的剧本，但是我没 敢打开我的稿卷发表它……）

他们自己没有向我们显示出哪怕一“尔格”“的斗争精神，现在却以“吨公里”这样的单位来要求我们了！

事情总是这样的：战事过后勇士多．

“说实话，舒霍夫的兴趣十分低级。而个人迷信所造成的最可怕的悲剧在于把一些真正先进的苏联人，把我们国土上的精华，我们时代的真正的英雄们关到铁丝 网里去了。”这些人“也并不反对偶尔多‘搞到’一份烂菜汤吃……不过他们并不是卑躬屈节地去取得它的。”（那么，是怎样取得的呢？这倒很有趣，怎么搞到 的？）

“索尔仁尼琴把重点放在描写折磨人的艰苦环境上面，离开了严峻的生活的现实。”而生活的现实，据说，就在于那些“经过斗争的烈火考验的”、“列宁的党培育出来的”人们……怎么样了呢？斗争了吗？不，没有—…·他们“一直深信无法无天的黑暗时代终将过去！”

“有些作者所描写的饥饿的痛苦是令人信服的。但是，谁能否认思想上的痛苦甚于饥饿百倍呢？”（尤其是在你没有尝过饥饿痛苦的情况下！）

而他们的所谓“思想上的辅苦”，就是他们在思考：将会发生什么事？怎样发生？什么时候宽恕我们？什么时候召唤我们重返领导岗位？

整个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不就只是讨论了一个给什么人树碑立传的问题吗？是给死去的共产党员们立碑！那么，死去的普普通通的伊万们呢？给他们也立碑 吗？不，连提都没有提到他们一句，他们的死一点也不可惜嘛。（《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之所以成为一颗炸弹，就在于它给他们塞进去一个普普通通的伊 万。）

他们在大墙裂缝前飞舞，并不知疲倦地扑扇翅膀已经快二年了。善于编织神话蛛网骗人的人在这期间就编织好了这种蛛网。例如，《消息报》（1964年4月 25日）就担负起了教导我们如何斗争的工作：原来我们应该从劳改营里逃跑I（可惜我们那些逃亡者们不知道该文章的作者叶尔莫洛维奇的住址。否则不是可以跑 到他家去躲一躲吗？……不过，总的说来，这个主意是有害的：如果逃跑成功，不是有损于内务部的声誉吗！）好吧，就逃跑吧，可是，以后怎么办呢？

《消息报》编造税，一九四四年春天有个名叫阿列克谢的人（不知为什么又不肯说出此人的姓氏）似乎从雷宾斯克劳改营里逃到前线去了。在前线，他被一位负 责政治工作的少校（“使劲摇着头驱散了自己的疑虑”）很高兴地录用了，让他在部队服役（这位少校的姓氏也不清楚），而且不是录用他去干点什么普普通通的工 作，而是把他派到团的侦察部队去，而且放他去执行侦察任务！（好）就请上过前线的人说说着，难道那个少校不怕丢掉他的肩章？不珍惜自己的党证？要说是一九 四一年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这样的冒险也许还有可能，可是到了一九四四年，正在建立起严格的汇报制度，而部队里已有除奸组织“死灭尔施”的时候，这位少校敢 这样作吗？）而且这个阿列克谢居然获得了一枚红旗勋章l，（访问，呈报授勋的文件怎么填的？）战后阿列克谢才“急忙转入了后备队”。

第二个例子甚至是有名有姓的了：德国共产党人克萨维尔·施瓦尔茨缪勒，一九三三年从希特勒德国选来苏联，一九四一年因为他是德国人而被捕（这些倒像是 真的）。好了，下面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怎样在劳改营里进行斗争了！正式的通知书上写着：此人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死于奇斯托波尔（进 劳改营不久就死了，特别是对外国人来说这倒很像是真实的），于一九五六年终死者恢复了名誉。那么，他到底在哪儿进行了斗争呢？是这么回事：据传说，一九六 二年有人（一个老太婆呗！）在里加市好像是看见过他．那红星说．助没开．而且批购了一于是人们急忙去查阅劳改营的死亡者登记卡片（一张胡乱断下来的纸）。 谁想到：那上面竟没有死者的照片！哪会有这种事？这就是说，很清楚：他是逃跑了，而且后来这些年一直在进行斗争！那么他怎样斗争的呢？不知道。对谁斗争 呢？不知道。那他现在为什么还不肯公开自己的身份呢？还是不知道。

编造这类童话给我们听的，竟是堂堂权威的政府机关报！

他们是想用这类童话的蛛网遮住已经显露出来的古拉格群岛的影子，不让我们看到它！

在同一份《消息报》上还刊登过另一个童话：就在不久前，有一个人得知给他死去的父亲恢复了名誉。那么，此人，这个做儿子的，此刻的主要感受是什么呢？ 是因为他父亲当年无辜被残害致死而感到愤怒吗？不是。相反，他“感到高兴”！感到“好极”。当他得知自己的父亲“无愧于党”时，他“该有多么幸福啊！”

人们大编其谎言的蛛网，各显其能。这种蛛网一层差一层，一套连一套，终于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个世界给遮住了，使群岛变得模糊不清了。

当他们加紧在裂缝旁边扑扇翅膀、编织这一切的时候，在里面，在大墙的局面，正在搭起脚手架，一些长于此道的“泥瓦匠”正在爬上去：有资格加入这个泥瓦 匠行列的还必须多少能称得上是个作家，还得是亲自受过点苦难的，自己在劳改营里呆过的才行；不然的话，连傻瓜也不会相信他们写的东西。爬上去的有：鲍里 斯·季亚科夫，格奥尔吉·谢列斯特，加丽娜·谢列布里亚科娃，阿尔丹-谢苗诺夫。

他们那股热情就不必说了。他们从一开始就急于上去填塞这道裂缝，在还没有搭起脚手架的情况下他们就自己跳起来，把灰浆抛向裂缝，可惜够不着……

谢列布里亚科娃最卖力气，地搬来一整块石板去堵它，石板很大，看来堵住裂缝还有余呢——她写了一本小说，描写审讯共产党人时的惨状：怎样挖他们的眼睛，怎样用脚踩他们。但是，她热心过度了，人们对她说：你这块石板不合适，不对路，它只能造成新的裂缝。

那么格·谢列斯特呢？这位前全俄肃反委员会部队的旅长早就把自己的小说《天然矿》推荐给《消息报》了。但是，当时这类题材还没有开禁．他算什么人？！ 现在呢，在裂缝出现之前十二天，当人们已经看清将会在什么地方出现裂缝时，《消息报》便把谢列斯特的这贴膏药赶紧贴在那里了。但是膏药没有贴住，裂缝还是 发生了，就像没有贴过膏药一样。

墙上裂缝处还在冒烟。于是季亚科夫又匆匆跑来，抛出自己的《杂役札记》拼命往缝里塞。不料拉克申的评论文章又像砖头一般打在他的头上：季亚科夫被揭露了，原来他在劳改营时一向是只顾自己温饱，不管他人死活的。

不行，这样可不行。必须想个根本对策才好。他们这才认真地开始搭脚手架。

为此花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这期间就暂时靠报刊上的文章勉强招架着，蝙蝠们继续不断地扑扇着翅膀。一旦搭好了脚手架。装好了吊车。砌补裂缝的工作就全 面铺开了：一九六四年七月发表了季亚科夫的小说《遭遇》和阿尔丹-谢苗诺夫的《断崖上的浮雕》，九月又发表了《科雷马纪实》。周年，在马加丹州还出版了维 亚特金的小说《两次诞生的人》。

这就行了。裂缝算是堵塞住了。并且在堵塞处的正面画上了一些完全不同的图画：棕桐树，海枣树，躺在海滨穿着游泳衣的岛上居民。这是古拉格群岛吗？倒也有点像群岛。那么，是不是被人偷换了？是的，是被偷换了……

对于所有这些书，我在前面谈到那些正统派分子时（第三部，第十一章）已经提到了。而如果我与他们之间的分歧仅仅止于对文学作品的评价，那我就根本没有 必要再评论这些东西。可是，既然他们编造的谎言涉及古拉格群岛，那我就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他们在什么地方进行了伪装布景，尽管花费很大力气读完本书的读者 很可能自己也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了。

他们的第一项，也是主要的一项谎言是：在他们的古拉格群岛上没有关押苦苦进平民，没有我们的苦苦通通的伊万们。不管这些作者是单独地还是共同想出了这 一点，但他们的谎言十分一致，即把群岛上的囚犯分为两大类：1）诚实的共产党员（其中又把“热情的非党共产主义者”单独分开）；2）白匪一弗拉索夫分子- 伪警察一班杰拉分子（大杂烩）。

但是，实际上，上述各种人加在一起至多不过占劳改营囚犯总数的百分之十至十五。其他的百分之八十五却在他们笔下不见了，失踪了。而这百分之八十五的人 则是普通的农民、知识分子和工人，是整个犯了刑法第五十八条的人及其他无数不幸的所谓“扰乱社会治安犯”（即偷了一团线或用衣襟包了一些麦德回家的人） 们。这些人之所以在作家们笔下“失踪”，是因为这些作家抱着一片赤诚而没有看到自己苦难的人民！在他们看来，这些芸芸众生既然从伐木场下工回来时没有小声 哼唱《国际歌》，那么这些人实际上等于不存在。谢列斯特在他的小说里隐约提到某些教派的女信徒（甚至没有提男信徒，因为他在男囚劳改营里没有见过信 徒！），或者还在什么地方提到了某个微不足道的破坏分子（即被当作破坏分子的人），还有一个小小的普通犯，如此而已。被放逐到边远地区的多少民族在他们笔 下也不见了。其实，按季亚科夫问劳改营的时期来说，他至少应该看到过从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强制迁移去的人吧？不，没看到！（他们还很不得把西部乌克兰人也都 藏起来，但因为西部马克兰人过于活跃，他们没做到。）

群岛上著居民的整个光谱在他们笔下全模糊了，只添了两条边线！因为这是描画图式所必需的，没有边线就画不出图式来了。

在阿尔丹-谢苗诺夫所描写的囚犯队里唯一出卖灵魂的家伙是什么人呢？是小说人物中唯一的农民杰维亚特金。在谢列斯特的《天然矿》中谁是头脑简单的傻瓜？又是那里唯一的农民戈卢博夫。看！这就是他们对待普通群众的态度！

他们的第二项谎言是：要么根本没有劳改田的劳动，要么那里的劳动就是既不可怕，又不累人、不伤人的轻松工作。他们书里的主人公通常都是不参加真正劳动 的看守帮手（杂役），这些人整天呆在储藏室，坐在会计室的办公桌旁，或者就在卫生所里混日子。（谢列市里亚科娃的小说里描写了十二个囚犯，都住在医院的一 间“称作共产主义定的”病房里。试问，是谁把这些人集中到一起去的？为什么住在这间病房里的全是共产党员？难道不是互相凭着关系拉到那里去休养的 吗？……）而实际上，劳改营里最主要的“吸血鬼”就是那每天十至十二小时的沉重劳动。这劳动也就是充满古拉格群岛上每日全部生活的全部内容。

他们的第三项谎言是说饥饿并没有吞噬劳改营的囚犯，并没有每天夺走十来个患糙皮病和营养不良症的人的生命。那里没有人在村水池里捞东西吃，没有人需要 考虑：该想个什么办法活过今天。（季亚科夫毫不在意地说；“劳动改造营里的制度还算是比较宽大的。”那么，请你本人也去在这宽大的制度下蹲一个时期试试 看！）

他们这三条谎言足以彻底歪曲古拉格群岛的生活现实，使真实性荡然无存，真正的三维空间完全消失了。这样，作者们就可以按照他们总的世界观发挥各自的想 象力，像搭积木、绘画、绣花、编织一样，随心所欲地写作了：在一个臆造的世界里是什么都能办到的。如今便可以用许多篇幅去描述主人公的崇高思想（独断专行 何时结束？何时才能把我们召回领导岗位？），描写他们对党的事业如何忠诚，如何坚信党一定会逐渐纠正这一切错误。也可以描述囚犯们认购公债时的欢乐情绪。 （应该认购公债，而不要留着钱去小卖部买东西吃！）他们就可以把经常沉默无声的监狱描写成充满谈笑声的地方，（卢宾卡监狱的理发师竟会急于打听季亚科夫是 不是共产党员……简直胡说！）也可以在囚犯点名时插进一些从来没有提问过的问题，（“是党员吗？……担任过什么职务？……”）可以编造一些不舍使人发笑， 而只能引起呕吐的所谓“笑话”（季亚科夫编造说）：囚犯党去向自由民的党委书记告状，说有一个自由民诬蔑了他这个囚犯，这位党员！（试问：哪个驴耳朵听得 进这类话？……）或者，阿尔丹-谢苗诺夫就缔造说：一个走在被押解的队伍中的囚犯（基洛夫的老战友，高傲的彼得拉科夫）竟敢迫使整个因犯队伍在途中转向列 宁纪念碑并脱帽致敬，连押解的士兵也不得不摘下帽子！！（访问，这时士兵们用哪只手端着冲锋枪呢？）……

而在维亚特金的笔下，一群来自科雷马的小偷竟也在派工地点自动脱帽悼念列宁。纯系胡诌！（即使真有其事，这也不会给列宁带来多少光彩。）

谢列斯特的《天然矿》则更是一篇彻头彻尾的笑话。究竟要不要把找到的天然矿交给劳改营当局？要考虑这个问题，首先就要有不顾一切的勇气；要知道，弄不 好会被枪毙的！（甚至提这样的问题本身就会被枪毙！）好了，人们交出了天然矿，而将军则反而下令对该作业班进行搜查。可想而知，如果不交出去会怎样？作者 自己不是也提到隔壁的“拉脱维亚人班”吗，那个班在劳动地点和工棚里都受到搜查。所以，这里根本不存在要不要交出天然矿支援祖国的问题。问题是：为了这块 天然矿值得不值得四个人去冒生命危险？小说的整个情节都是为了表现他们的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而臆想出来的。（当然，不被押解的工人们就不同了。而在阿 尔丹一谢苗诺夫的小说里，偷天然矿的人既有民警少校，也有石油工业人民委员部的别委员！）

但是，谢列斯特还是没有看准风向：他在描写劳改营的统治者时过于粗俗，甚至是流露了憎恨，这是正统派分子所绝对不能允许的。而阿尔丹-谢苗诺夫在谈到 那个有名的恶棍、砂金矿矿长时，是这样说的：“他是个精明的组织者！”根据阿尔丹-谢苗诺夫的道德观来看，只要遇到一个好头头，在劳改营里就能够愉快地劳 动和轻松自由地生活了。维亚特金的调子也一样。他描写的那个科雷马的刽子手，“远北建设总局”局长卡尔普·帕夫洛夫，对于自己制造的惨祸要么就是“不知 道”，要么就是“不明白”，或者就已经开始悔悟了。

为了尽量不露破绽，这些作者也不得不在自己画的布景上多少添上几笔真实的细节。于是，阿尔丹一谢苗诺夫描写押解士兵把囚犯来到的金子攫为己有，谁不给 就收拾谁，全然不把制度和法律放在眼里；大部囚犯在零下五十三度的严寒中工作；小偷们在劳改营里享清福；青霉素等药品被头头们扣下来。而季亚科夫则描写了 押送士兵的粗暴；他写道，有一次，在泰谢特火车站上，因为没有来得及摘下囚犯身上的号码，其他乘客得知后便纷纷把食物和香烟扔给囚犯们，而押运的士兵则把 这些东西抢走；他还描述了节日前的严格搜查。

但是，作者们完全是为了取得读者信任才花费这些笔墨的。

至于他们的主要目的，评论家们已经说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