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那些发了疯似地从西方向我国边界的铁丝网爬来，好让我们根据刑法典第七十一条“擅自返回苏俄罪”把他们毙掉的人群在哪里？与科学的预见相反，竟没有出现这种人群，因此，向库尔斯基授意的这个条文就落了空。全俄罗斯唯一的一个这样的怪人就是萨温科夫，但就是对他也没有用上这个条文。可是另一种相反的惩罚——代替枪决的驱逐出境，却广泛地毫不迟延地试用了。

还在起草刑法典的那些日子里，列宁灵机一动于五月十九日写道：

“捷尔任斯基同志！谈谈把为反革命帮忙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的问题。这件事要准备得周密一些。不准备好我们会干出蠢事。……这事应当这样处理：把这些‘军事间谍’全抓起来，而且要不断地抓，有计划地抓，把他们驱逐出境。请将这封信密交（不要复制）政治局委员传阅。”

由于此项措施的重要性和教育意义，这个便条自然具有机密性。苏联国内一刀切似地红白分明的阶级力量配置，单单被这个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的轮廓不清的凝块破坏了。这个旧知识界在思想领域起着真正的军事间谍作用——因此除了把这一团思想淤血赶快刮干净并扔出国境以外，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列宁同志本人已经病倒了，但政治局委员们显然表示了赞同，于是捷尔任斯基同志就实行了捕捉，一九二二年底把将近三百名知名俄国文学家装上了……驳船？……不，装上了一艘轮船送进欧洲垃圾堆（在那里站住了脚并出了名的人中有哲学家洛斯基、布尔加科夫、别尔佳耶夫、斯捷朋、维舍斯拉夫采夫、卡尔萨文、弗兰克、伊林；有历史学家梅尔左诺夫、米亚科金、基泽维捷尔、拉普申等；文学家和政论家瓦尔德、伊兹戈耶夫、奥索尔金、佩舍霍诺夫。在一九二三年初还有分小批驱逐出去的，如列夫·托尔斯泰的秘书布尔加科夫。因交友不慎被牵扯进去的还有一些数学家，如谢利瓦诺夫）。

然而，不断地抓——没有做到。也许是因为流亡者们大喊大叫说这是给他们送来“礼物”，反正弄明白了这个办法也不是最好的，白白地放走了枪决材料，而在那个垃圾堆里还可能长出有毒的花来。于是就放弃了这个办法。以后的清洗办法，或者是去见杜鹤宁，或者是去“群岛”。

1926年批准的（一直到赫鲁晓夫时期）改善了的刑法典把所有以前的分散的政治条文拧在一起，织成一张五十八条的结实的拉网——专门用来干这种捕捞的活儿。捕捞的对象很快就扩大到工程技术知识界——它是特别危险的，因为它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实力地位，并且单靠一个“先进学说”很难加以控制。现在明白过来了，那次为奥尔登博格尔昭雪的审判是错误的。（那时本可以揪出一个挺像样的中心！）——还有克雷连科打的那张包票：“在一九二0——二一年已经谈不到工程师的怠工”也说得太急了。不是怠工，比怠工更坏——是暗害行为（这个词儿好像是沙赫特案件的一名普通侦查员的发明）。

刚刚明白了现在要抓暗害行为，——尽管这个概念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所有工业部门、在各个生产单位，这种行为就一件一件毫不费力地揭发出来了。然而，在这些零零碎碎的发现中还没有完整的意图，执行的技术也不够完美，而这正是斯大林的天性以及我国司法机关的侦缉部门一贯追求的目标。并且我们的法律终于到了成熟期，可以拿出点真正完美的东西叫全世界瞧瞧了！这东西就是一次统一的、大型的、协调得很好的审判，这一次是对工程师们审判。这样就搞起了

11）沙赫特案件（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七月十五日）。苏联最高法院专门庭，审判长维辛斯基（当时还是第一国立莫斯科大学校长），主要公诉人H·B·克雷连科（意义重大的相遇！好似传送法律接力棒），五十三名被告，五十六名证人。真是规模宏大呀！！！

可是，在规模宏大中也包含着这次审判的弱点：如果在每一个被审人身上哪怕只牵三条线，加起来就有一百五十九条，而克雷连科却只有十根指头，维辛斯基也只有十根。当然，“被告竭力向社会揭发自己的严重罪行”，但不是全体，这样做的只有十六个人。十三个人“狡辩”。二十四人则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这就造成了不可容许的口径不一致，而群众一般说是不能理解这种现象的。除了优点（然而都是以前的审判中已经有过的）——被告和辩护人的束手无策，他们无能改变或推倒判决，——这一起新案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别人不说，在有经验的克雷连科看来这是不能原谅的。

我们眼看着就要迈进无阶级社会，现在我们终于有了实现平冲突审判（反映着我们制度的内部无冲突性）的能力。在这样的审判中，法院、检察长、辩护人和被告都应当同心协力地奔向一个目标。

何况，沙赫特案件的规模——只是一个煤炭工业，而且只是顿巴斯一地，与时代是不相称的。

显然，在沙赫特案件结束之日，克雷连科马上就开始另外挖一个容量大的新坑（连他经办沙赫特案件时的两个同事——社会公诉人奥萨德奇和舍因也掉进了这个坑）。不用说，他得到已经抓在雅戈达的坚强手里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整个机关多么热心和熟练的帮助。需要制造出一个全国范围的工程界的组织，然后再把它揭发出来。为此，需要搞出几名为首的有影响的暗害人物来。工程界里谁不知道彼得·阿基莫维奇·帕尔钦斯基就是这么一个绝对有影响的、十分矜持的人物呢？他在本世纪之初就是一个大名鼎鼎的采矿工程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经是军事工业委员会副主席，领导了整个俄国工业为战争出力的工作，它在战争进程中弥补了沙皇备战工作的缺陷。在二月革命后他成了工商次长。他在沙皇时代因进行革命活动受过迫害；十月革命后曾三次被捕入狱（一九一七、一九一八、一九二二）；从一九二0年起是矿业学院的教授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顾问（关于他的详细情形见本书第三部第十章）。

这个帕尔钦斯基也就是被内定为进行一次新的大规模审判的主要被告。然而，轻举妄动的克雷连科，尽管已经有了十年名声响亮的检察长工作经历，在进入对他完全生疏的工程之邦时，不仅不懂材料力学，而且连可能发生的心灵阻抗也一窍不通。克雷连科的选择证明是错误的。帕尔钦斯基经受住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能施展的一切手段——没有屈膝投降，没有在任何胡说八道的东西上签名便死去了。冯-梅克和维利奇科与他一起经受了考验，看来也没有屈服。他们是死于刑讯还是遭到枪决——我们暂时不得而知，但他们证明了，是可以反抗的并且是可以顶住的——从而给后来所有那些著名的被告留下了火辣辣的责难。

雅戈达为掩盖自己的失败，于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公布了一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关于他们三人因进行重大暗害活动而被枪决的简短公告和对其他许多不提名的人的谴责。

白费了多少时间呀！——几乎整整一年！多少审讯之夜呀！多少侦查员的想象力呀！——都落空了。克雷连科不得不一切从头做起，找寻一个有名望、有影响而同时又是很软弱、很容易摆布的人物。但是他对这个该死的工程界实在了解得太差，以至又在各种不成功的试验品上花费了一年时间。从一九二九年夏天起，他在赫连尼科夫身上用了一番工夫，但赫连尼科夫没有同意扮演卑鄙角色就死掉了。费多托夫这个老家伙倒是被制服了，但是他太老，而且又是个纺织工作者，一个油水不大的部门。一年又白白地过去了。全国都在等着一次包罗一切的暗害案的审判，斯大林同志也在等待——而克雷连科的好戏却迟迟不能出笼。只是在一九三0年夏天，不知道难找到并提出了一个对象：热工研究所所。长拉姆津！——于是就把他提起来，前后用了三个月时间排练并演出了一出好戏——我国司法界的真正完美杰作，世界司法界望尘莫及的范例——

12）“工业党”审判（一九三O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七日）。最高法院专门庭，仍是那个维幸斯基，仍是那个安东诺夫一萨拉托夫斯基，仍是我们心爱的克雷连科。

现在已经不存在那些妨碍读者看到我们手头拿的这本完整的速记记录或不让外国记者旁听的“技术性原因”了。

意图宏伟：在受审人席上的是国家的整个工业界、它的各部门和计划机关（采矿工业和铁路运输部门从哪条缝里漏走了，这只有主办者的眼睛才看得见）。同时，节约用材：被告只有八人（考虑到了在沙赫特案件上犯的错误）。

你们会叫起来：八个人能代表整个工业界吗？能，我们甚至感到太多了！八个人当中——光代表作为最重要的国防部门的纺织业的就有三个人。那末想必有成群的证人吧？总共七个，也是在押的暗害分子。那末总会有成堆的作为罪证的文件？图纸？设计方案？指示？通报？意见？检举材料？私人笔记？一概没有！就是说——一张小纸条也没有！国家政治保卫局怎么这样马虎？——抓了那么多人都一张纸条也没有捞到？“有过许多”，但“都销毁了”。因为：“在哪里保存档案呢？”拿到审判庭上来的只是几篇公开的报纸文章——流亡分子的和我国的。可是怎样提起公诉呢？！……咳，有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科在嘛。不是第一天干这号事了。“在一切情况下最好的罪证终究还是受审人的供认。”

而且，是怎样的供认呀，——不是被迫的，这时，忏悔从胸中挖掘出大段大段的独白，一心想说啊说啊，揭发呀，鞭笞呀！让费多托夫老头儿（六十六岁）坐下，已经够了！——不，他死气白赖地还要提供解释和说明！接连五次开庭甚至都轮不上提问题：被告不断地说啊，说啊，解释啊，说完了又请求发言，还要对遗漏的内容作补充。他们用演绎法把起诉所需要的一切内容说得一清二楚，无需提出任何问题。拉姆津在做了若干次长篇说明之后，为了把意思说明白，还像对蠢笨的学生讲课似的作了简要的小结。被告们最怕的是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解释清楚，还有什么人没有被揭发，还有谁的姓名没有点到，还有谁的暗害意图没有说明白。而且什么难听的话都往自己头上扣！——“我是阶级敌人”，“我是被收买的”，“我们的资产阶级思想”。检察长：“这是你的错误？”察尔诺夫斯基：“和罪行！”克雷连科干脆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五次开庭他只是喝茶；吃饼干，或者吃给他送上来的别的东西。

但是这种感情激动的场面被告们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没有磁带录音，可是辩护人奥采普描述：“被告们说话像履行公事，冷冰冰地，好像练熟了，一点也不慌张。”真是想不到！——这样强烈的忏悔的激情——怎么又像履行公事？又是冷冰冰？看来还不仅如此呢，他们各人那篇编得很顺溜的充满悔恨的词儿，也说得有气无力，含糊不清，以至维辛斯基常常请他们说得响一些，说得清楚一些，因为什么都听不见。

辩护方面也丝毫没有破坏审判的严整性：检察长提出的一切建议它都同意，它把检察长的公诉词称做有历史意义的．把自己摆出来的那些理由说成是狭隘的违心之论，因为“苏维埃辩护人首先是苏联公民”，他对被辩护人的罪行“与全体劳动者一起感到愤慨”。（《工业党审判》第四八八页）在进行法庭调查时，辩护人提出一些小心翼翼无关紧要的问题，如果维辛斯基打断他们的话，他们就赶紧缩回去。律师们本来也只为两名没有多大问题的纺织工作者辩护，他们既不对犯罪构成进行争论，也不对行为的评定提出异议，而只是说：能否使被辩护人免于枪决？审判员同志，清考虑什么更有用些，“他的尸体还是他的劳动”？

这些资产阶级工程师们所犯下的发着恶臭的罪行有哪一些呢？请看吧。做计划时降低发展速度（例如，工人群众决心每年增产百分之四、五十，而计划中年产量的增长率总共只有百分之十——三十）。放慢了地方燃料开采的速度。未能以足够速度发展库兹巴斯。利用经济理论上的争论（用不用德聂伯河水电站向顿巴斯供电？修不修莫斯科一顿巴斯的超级干线？）来拖延重大问题的解决（工程师们在争论，事情摆着不动！）。拖延工程设计的审查（没有一眨眼工夫就批准）。讲授材料力学的时候推行反苏路线。安装陈旧设备。使资金呆滞（把它们投入了造价昂贵的和旷日持久的建筑工程）。实施了不需要的（！）修理。对金属材料使用不善（钢材品种不全）。在各车间之间、在原料和加工能力之间造成比例失调（这在纺织部门特别突出：和当年棉花收获量相比，多建了一两座纺织厂）。后来又发生了从低指标一下子跳到高指标的现象。对这个倒霉的纺织工业开始实行了显然是暗害性的加速发展。最主要的是：他们制定了破坏动力工业的计划（但是无论在哪里，一次也没有实行）。因此暗害活动不是表现为个别机器的毁坏，——而是在计划上、业务上的暗害，它应当在一九三0年造成总危机甚至经济瘫痪！所以未能得逞——全是由于存在着群众自下而上的“生产财务对应计划”。（把各项数字翻了一番！）

“那——那——那……”——持怀疑态度的读者想说些什么。

怎么？你们嫌少吗？但是，如果我们在法庭上把每一条都重复倒嚼它五次、八次，那也许就不少了吧？

“那——那——那”——60年代的读者还是拖长声调想说些什么。——所以发生这种事情，会不会正是“生产财务对应计划”造成的？如果任何一个工会会员大会都可以不问国家计委随便改变任何比例，那你的比例难得失调。

啊，检察长这碗饭可不好吃呀！因为决定了要把每句话都公布！那就是说，工程师们也会读的。既是名为蘑菇，就应听人采食！干是克雷连科便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对工程技术的细节问题大发议论，反复审讯！于是各大报的正页和附页便登满了小号字排的技术奥妙。算盘是这样打的，任何一个读者都会傻眼，晚上时间再搭上休息日，他都不够用，这样他就不会从头到尾地读，只会注意到每隔几段重复出现的：暗害！暗害！暗害！

但是，如果还是从头读呢？而且每一行都读呢？

那时候，透过编得既不聪明也不巧妙的令人生厌的自我诽谤，他便看出卢宾卡的绳索担负了一件不能胜任的使命。粗拙的羁绊拴不住翅膀强健的二十世纪的思想。囚犯们人虽被捉，被驯服，被压倒，但思想却不听管束。被告尽管惊恐万状，舌敝唇焦，但仍能来得及向我们吐露全部真情。

请看他们的工作环境。卡林尼科夫：“我们这里造成了一种技术上不信任的气氛。”拉里切夫：“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必须开采四千二百万吨石油（这是上边的命令）……因为在任何条件下，开采四千二百万吨石油反正是办不到的。”（第三二五页）

我国不幸的一代工程师的整个工作就是处于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热工研究所完成了一个足以自豪的主要研究项目，大大提高了燃料的利用系数；从这个情况出发，远景规划里减少了对燃料开采的需求——这就表示他们通过压低燃料平衡的办法进行暗害活动。——运输计划中列入了全部车厢改装成自动挂钩的措施——这是进行暗害，使资金呆滞！（自动挂钩需要一个较长期限才能全面推广和显示经济效果，可是我们要你明天就拿出结果来！）——为了更好地利用单线铁路，决定加大机车和车厢。这应当说是现代化吧？不，这是暗害行为！——因为这就需要花费资金去加固桥梁和线路的上部结构！费多托夫看到，在美国，设备便宜，人力昂贵，而我国情况恰恰相反，所以不能像猴子似地模仿人家，从这个深刻的经济上的判断出发，他得出结论：我们现在没有必要购买适合于传送带生产的价格昂贵的美国机器，最近十年内还是购买木那么完美的英国机器，少花点钱，多用几个工人对我们更合算。反正不管什么机器十年以后总是要更换的，那时再去买贵一些的。这是暗害行为！——他打着节约的幌子，其实是不想让苏联工业拥有先进的机器！——建设新厂不再用比较省钱的混凝土，改用钢筋混凝土，并且说明白一百年之内会显出很好的经济效果——这是暗害行为！使资金呆滞！大量耗费短缺的钢筋！（保存下来镶牙用吗？）

费多托夫在受审人席上干脆痛快地让步说：“当然，如果今天每一戈比都要精打细算，你们可以把这认为是暗害行为。就像英国人说的：我还没有阔气到可以买便宜东西的程度……

他企图委婉地向顽固的检察长解释：

任何一种理论方法都会提出一些准则，而这些准则归根结底都是、（都将被认为是！）暗害性的……（第三六五页）

是啊，一个吓怕了的被告还能怎样说得更明白呢？……对我们来说是理论，在你们眼里就是暗害行为！因为你们只要抓住今天，而毫不考虑明天……

老费多托夫试图说明，由于五年计划的毫无道理的匆忙做法，几十万、几百万卢布是在什么地方白白糟踏的：棉花不是在产地拣选分级，以便给每个厂送去适合用途的品种，而是乱七八糟混杂在一起送去。但检察长不听这些！他抱着冥顽不灵的固执态度在审判过程中上十次地回到回到回到那个比较直观的用积木搭成的问题：为什么要建造“宫殿式的工厂”——高高的楼层、宽大的走廊和太好的通讯设备？难道这不是明显的暗害行为吗？须知这是使资金呆滞，不可挽回的呆滞！！资产阶级暗害分子们向他解释说：劳动部想在无产阶级国家里为工人建筑宽敞的、空气好的房屋（那就是说，劳动部里也有暗害分子，记下来！），卫生部门要求一层的高度为九米，费多托夫降低到了六米——那为什么不降低到五米呢？这就是暗卖行为！（要是降低到了四米半——那就更是胆大妄为的暗害行为：想要给自由的苏联工人造成资本主义工厂里的可怕条件。）他们向克雷连科说明，按照包括设备在内的整个工厂的总造价，这里所涉及的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三，不行，他还是还是还是提出每层楼的高度问题！还有：怎么竟敢安装功率这么大的通风机？它们是为夏天最热的日子设计的……为什么要考虑最热的日子？最热的日子让工人们稍稍蒸发蒸发吧！

其实：“比例失调是先天的……糊涂的组织在‘工程师中心’以前就造成了失调。”（第二0四页）（察尔诺夫斯基）“用不着采取什么暗害的行动……只要采取规定的行动就够了，那时一切会自然发生。”（第二0二页）他不能说得再明白了！要知道这是在卢宾卡蹲了许多个月之后，而且是从被告席上讲的话。采取规定的（即上级糊涂蛋所指示的）行动就够了——不可思议的计划自己就会拆垮自己的台。瞧这就是他们的暗害行为之一：“譬如说我们有生产一千吨的能力，们必须（就是说依照荒谬可笑的计划）生产三千吨，而我们却没有采取措施去完成这个生产指标。”

对于当年官方的、经过审阅的、经过剔除的速记记录来说——应当选，这已经不少了。

好多次，克雷连科把自己的演员们弄到懒得说话的程度——被那些硬要他们重复的胡说八道搞烦了，简直替剧作者难为情，但为了苟延残喘不得不再演下去。

克雷连科：“你同意了？”

费多托夫：“我同意……虽然一般说我不认为……”（第四二五页）

克雷连科：“你确认吗？”

费多托夫；“说实话……在某些部分……好像大体上……是。”（第三五六页）

工程师们（外面还没有被关起来的，经过法庭上对工程师阶层的这番臭骂之后，他们还必须振作精神去工作）——他们是没有出路的。什么都不好。是也不好，不是也不好。往前不好，往后也不好。着急——是暗害性的匆忙做法，不着急——是暗害性的破坏速度。谨慎地发展某一部门——是故意延缓，怠工；服从于任意的跳跃——是暗害性的比例失调。修理、改进、大准备——是使资金呆滞；拼设备——是破坏！（并且所有这些事侦查员将从他们自己嘴里挖出来，办法是：不让睡觉——关禁闭——现在请你举出几个有说服力的例子，说明你可能在哪些方面进行暗害。）

不耐烦的克雷连科催逼：“拿出鲜明的例子来！拿出你的暗害行为的鲜明例子来！”

（会拿出来的，会给你们拿出鲜明的例子来的！总会有人在不久的将来把那些年代的技术史也写出来的！他将给你们拿出所有的例子和非例子。他将对你们发癫痫病似的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种种抽搐都作出评价。我们那时就会知道，多少人民的财富和力量白白糟踏了。我们会知道，所有最好的方案是怎样被断送了的，而执行的却是一些最坏的方案，并且是用最坏的方法。是啊，如果让红卫兵来领导搞尖端的工程师们——那还能有什么好结果？半瓶子醋的热心家们比昏庸的首长们干的事更加荒唐。）

是啊，说得太细了——是不利的，搞得越细，罪行不知怎么的就越够不上枪毙。

但是，别忙，还没有完呢！最主要的罪行还在前面！瞧，就是它，就是它，连不识字的人都觉得又浅显又易懂！！工业党：1·为外国武装干涉作准备；2．从帝国主义者手里拿钱；3．进行间谍活动；4．分配了未来政府中的席位。

再没有二话了！所有的嘴都给堵上了。所有的反对者都低下头去了。于是，只听到窗外传来的游行示威的脚步声和怒吼声：“处死！处死！处死！”

可是——说得稍详细些不行吗？——干吗你还要再详细些呢？……好吧，那就请吧，只是还要更可怕些。一切都是由法国总参谋部指挥的。因为法国没有自己要操心的事情，没有困难，没有党派斗争，只要哨子一吹——大军就会开来进行武装干涉！起初预定在一九二八年进行。但是没有商量好，没有协调好。好吧，那就移到一九三0年。又没有商量妥当。好吧，那就改为一九三一年吧。说实在话，法国并不是亲自要来打仗，而只是把右岸乌克兰的一部分地区攫为己有（作为对全面组织工作的酬劳）。美国——更不会来打仗，但答应派舰队到黑海和波罗的海来进行威胁（为此给它的酬劳是高加索的石油），主要的军人是十万名流亡分子（他们早已东分西散，但一吹哨就会集合起来的）。然后是波兰（给它半个乌克兰）。罗马尼亚（大家都知道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辉煌战绩，这是一个可怕的敌人）。拉脱维亚！还有爱沙尼亚！（这两个小国巴不得抛掉对自己的年轻国家体制的操心，将倾巢而出进行征服）。而尤其可怕的是主要打击的方向。怎么，已经知道了？是的！它将从比萨拉比亚开始，然后，以德聂伯河右岸为依托，直接向莫斯科推进！而在这个致命的时刻在各条铁路上……将发生爆炸？？——不，将造成阻塞！而在各发电站里，工业党也将拧掉塞子，于是全苏联就将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所有的机器都将停下来，其中也包括纺织机器！到处将发生破坏（被告注意！在不公开审讯前不得说出破坏的方法！不得说出工厂的名称！不得说出地点！不得说出姓名政P国的不许说，连本国的也不行！）。请你们再加上到那时候将要实行的对纺织业的致命打击！请再补充上，有二、三个纺织工厂正在暗害性地修建在白俄罗斯境内，它们将成为武装干涉者的根据地！（第三五六页，一点也不是开玩笑。）据有了纺织工厂之后，武装干涉者便会一往无前地冲向莫斯科！但最狡猾的阴谋是：他们想排干库班河下游的低岸和小岛地带、波列西耶的沼泽地和伊尔明湖附近的沼泽（维辛斯基禁止说出确切的地点来，但一个证人说漏了嘴）——那时便给武装干涉者们开放出最短的途径，他们将人不湿脚马不湿蹄地直达莫斯科。（当时鞑靼人为什么那么困难？拿破仑为什么没有找到莫斯科？全是由于波列西耶和伊尔明湖一带的沼泽。他们如果把沼泽排干——白石城就会暴露在他们面前了！）还要，还要请补充上，表面上修建了一些锯木工厂，其实是（地点不要说出来！）飞机库，以便武装干涉者的飞机不至于停放在露天淋雨，而可以滑行到那里面去。还建造了（地点不要说出来！）供武装干涉者居住的房屋（以前历次战争的离乡背井的占领者都是在哪里宿营呢？……）。一切有关的指标，被告都是从神秘的外国主干K和P（姓名决不可说出来，国名也不要说出来！）那里得到的（第四0九页）。而在最近时期甚至着手“准备在红军的个别部队中搞策反”。（兵种不要说出来！部队番号不要说出来！姓名不要说出来！）诚然，这方面什么也没有做，可是曾经图谋（也没有做）在某个中央一级的军事机关里纠集一个金融家和前白军军官的小组（啊，白军？记下来，逮捕！）。还有一些抱反苏情绪的大学生小组……（大学生？——记下来，逮捕。）

（不过，也要适可而止。可别使劳动者懊丧起来，以为现在一切都完蛋了，苏维埃政权过去怎么这样马虎。还要说明这个方面策划的很多，但做到的很少！哪一个工业部门都没有遭受重大的损失！）

但为什么武装干涉终究没有实现呢？有各种复杂的原因。一会儿是因为彭加洛在法国没有当选，一会儿是因为我国的流亡工业家们认为，布尔什维克还没有把他们过去的企业充分恢复起来——让布尔什维克再好好干一阵吧。还有，同波兰、罗马尼亚怎样也商量不好。

很好，武装干涉没有成为事实，但工业党仍是事实！你们听到杂沓的脚步声吗？你们听到劳动群众的怒吼声吗？“处死！处死！处死！”现在上街游行的是那些“一旦发生战争，将不得不用自己的生命和苦难为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人们”。（第四三七页，引自克雷连科的公诉词。）

（看得多么透彻：正是这些轻信的示威者们将要在一九四一年用生命和苦难为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但是，检察长，你的手指头指向哪里？你的手指头指向什么地方？）

那末——为什么是“工业党”呢？为什么是党，而不是工程技术中心？我们可已经习惯于——中心！

不错，是有过一个中心。但我们决定改组为党。这样更像样些。这样更易于在未来的政府中争夺部长席位。这能“动员工程技术群众去争夺权力”。同谁争夺呢？——同其他政党呗！首先是同劳动农民党，要知道那个党拥有二十万人呀！其次——同孟什维克党！那末，中心呢？三个党一起本来要组成一个联合中心。但是被国家政治保卫局粉碎了。好在是把我们粉碎了！（被告们都感到高兴。）

（又粉碎了三个政党，对斯大林面子上多么好看！粉碎三个“中心”能添得了多少光彩！）

既然有党，那就有中央委员会，不错，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诚然，无论代表会议，无论选举，一次都没有举行过。谁愿意，谁就进入，约有五个人。大家彼此相让。主席的职位大家也你推我让。会议也没有开过——无论中央（谁也不记得，但拉姆津记得很清楚，他会说出来的！），无论各工业部门小组，都没有开过会。连人也不知道在哪里……察尔诺夫斯基：“工业党并没有正式成立。”那有多少党员呢？拉里切夫：“党员人数难以计算，不知道确实有多少。”那怎样进行暗害呢？怎样传达指示呢？是这样，谁跟谁在机关里碰到了——口头转告。往后每一个人就自觉地去进行暗害（拉姆津有把握地说有两千党员。既然有两千，那就抓它五千。根据法院的资料，在苏联共有三四万名工程师。那就等于每七个要进去一个，其余六个也要出一身汗）。——怎样同劳动农民党进行接触呢？在国家计委或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遇见了——就一起“策划反对农村共产党员的有系统的行动”。……

我们在哪里已经看到过这种景象呢？噢，是了，是在“阿伊达”里，欢送拉达梅斯出征，乐队奏着乐，站立着八个戴盔持矛的军人，而两千名则是画在后面的布上的。

工业党就是这样的。

但是没有关系，行，能演得好的！（现在甚至不能相信，这在当时看起来是多么可畏，多么严肃。）台词还要多次重复，以便加深印象。每一段情节都要在观众面前出现几遍。这样一来可怕的幻想便成倍地增加。为了不显得平淡无味，被告还要突然地“忘掉了”什么零碎，“企图抵赖”，——这时便会“用交叉供述的方法迫使他们就范”。演出效果和莫斯科艺术剧院舞台上一样生动。

但是克雷连科做过了头。他打算从另一方面对工业党进行剖析——揭示它的社会基础，这种对阶级本质的分析决不会出毛病，于是克雷连科就离开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没有分配角色，转入了即兴表演：让每个人讲讲自己的生平，对革命的态度，怎样堕落到去从事暗害活动。

这一段冒失的插曲，这一个有人情味的场景，突然把整个五幕戏都破坏了。

首先我们惊异地得知——这些资产阶级知识界的台柱，所有这八个人，都是出身于贫苦家庭。农民的儿子、多子女的办事员的儿子、手艺人的儿子、乡村教师的儿子、货郎的儿子……所有这八个人都是清苦求学的，他们自己挣钱来使自己受到教育，而且是从什么年龄开始的——十二、十三、十四岁。有的教课，有的在机车上干活。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挡住他们的求学之路！他们都正常地毕业于实科中学，然后是高等技术院校，成了知名的大教授。（怎能这样呢？告诉我们的是，在沙皇制度下……只有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女才能……年历总不会错了吧？……）

而现在，在苏维埃时代，这些工程师们的处境却很困难：他们几乎不可能使自己的子女受到高等教育（我们想起来了，知识分子的子女——这是最次的品种呀！）。法庭没有争辩。克雷连科也没有争辩（被告们自己赶紧声明，当然，在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这是无关紧要的）。

这些被告在我们眼里开始稍稍有点区别了（直到现在为止他们讲话是很相似的）。他们不同的年龄特征——也就是他们正派程度的特征。将近六十岁或六十开外的人——他们的自白能够引起人们的同情。但是四十三岁的拉姆津与拉里切夫和三十九岁的奥奇金（这就是那个在一九二一年告发了燃料管理总局的人）则是活跃而无耻。关于工业党和外国武装干涉的全部主要供述都是来自他们。拉姆津是这样一个人（在少年得志的情况下），整个工程界都不肯伸出手和他握手，——但是他满不在乎！在法庭上，对于克雷连科的暗示，只要说出四分之一个字，他就能领会，而且马上提供出明确的说法。全部起诉的罪状也正是建筑在拉姆津的记忆上的。他具有那样的自制力和坚决性，的确可以（当然是遵照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示）在巴黎进行关于武装干涉的全权谈判。——奥奇金也是相当走运的：二十九岁的年纪“已经得到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无限信任”。

六十二岁的察尔诺夫斯基教授的情形就不同。在大学里，一群匿名的学生在墙报上围攻他；叫他这个讲了二十三年课的老教授到学生大会上去“报告自己的工作”（没有去）。

而卡林尼科夫教授曾在一九二一年领导了一次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公开斗争！——教授罢教！事情是这样的，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还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就争得了学院自治权（委任职务、选举校长等）。在一九二一年，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的教授们选举卡林尼科夫继任校长，但人民委员部不同意，任命了一个自己选定的人。然而，教授们举行了罢教，学生也支持他们（因为还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大学生）——这样，卡林尼科夫就违背苏维埃政权的意志当了一整年的校长（只是在一九二二年才砍掉了他们的自治权，大概免不了也要抓一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