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愤慨的喧哗。同志们已经忍无可忍了！他们啪的一声合上我的书，甩到一边，朝它吐口水。

——归根结底这是蛮不讲理！这是诽谤！他在哪里找真正的政治犯？他写的都是些什么人？什么神甫、技术贵族、拖鼻涕的中学生之流……真正的政治犯是我们！是我们这些坚定不移的人们！是我们这些正统的、水晶般纯洁的人们（奥威尔称他们为“无不同政见者”）。我们即使在劳改营里依然百分之百地忠实于唯一正确的……

不错，从我国的书报上看，唯一坐过牢的就是你们。唯一受过苦的就是你们。文章里也只许写你们。好，那么就谈谈你们吧。读者能同意这个准则吗？政治犯应当是知道自己为什么坐牢并且是信念坚定的人。如果同意这一点，答案就有了：我们的坚定不移的先生们尽管自己被捕，仍然忠于唯一正确的……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信念可谓坚定，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坐牢。因此不能算做政治犯。如果我的准则不高明，我们就采用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的准则。她在自己的五次服刑期内有时间对它做周密的思考。下面就是：“政治犯是具有如果加以放弃便可获得自由的那种信念的人。如果没有这种信念，他只是政治囚奴。”照我看是个不坏的准则。各个时代因思想意识受迫害的人都符合这个准则。所有革命党人都符合这个准则。“尼姑们”、高级僧侣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工程师帕尔钦斯基等人也都符合。可是正统派们却对不上号。因为：哪里有人家逼迫他们放弃的那种信念？没有。因而正统派们，虽然说出来不好听，就跟那个裁缝、那个聋哑人、那个俱乐部看大门的一样，是属于束手无策、糊里糊涂的牺牲品的类别。但这帮人是带傲气的。为了把话说得准确，先把对象明确一下。在这一章里要谈的是什么人？是所有尽管遭到逮捕、侮辱人格的侦讯、冤枉的判决以及随后的劳改营生活的煎熬等等这一切，依然保持了共产主义意识的人们吗？不，不是所有的。这个共产主义信仰对于其中的一些人确是发自内心的，有时候是他们残余的生命的唯一意义，但是：——他们不以它来指导自己用“党的”态度对待难友；在监室和工棚里的争论中不朝难友们叫喊说他们被关进来是“正确的”（而我被关是“不正确的”）；——不忙着向营长公民（或行动特派员）声明：“我是共产党员，”不利用这个公式在劳改营里谋生存；——现在谈起过去时，不认为劳改营的主要的和唯一的横暴行为是把共产党员关在里面，至于其他的人，那都算不了什么。一句话，这是一些把共产主义信念藏在心里，而不是经常挂在嘴边的人。似乎这只是个人的人品问题，但不止于此：这样的人在外边一般都不是大官，在劳改营里则是普通的苦力。阿维尼尔·鲍里索夫，乡村教师，就是一例：“您记得我们的青年时代吗？我是一九一二年生的。当时我们最高的幸福就是穿一身粗布料子缝的‘青年突击队’绿制服，斜扎一根武装带。当时我们把金钱和一切私物都不放在眼里，只要一声召唤，要我们去干什么就去干什么。我十三岁就加入了共青团。可是您看，当我刚满三十四岁的时候，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就宣布我触犯了五十八条的差不多所有分条。”（我们以后会知道他在外边的表现。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还有一个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维诺格拉多夫，我跟他一起坐过牢。他年轻的时候是个火车司机（不是只干过一年，像某些自称放牛娃出身的苏维埃代表那样），在工农速成中学和学院毕业以后当了线路工程师（也不像某些人一出校门就干上党的工作），是个相当不错的工程师（在“天堂岛”里他做过喷汽发动机涡轮的复杂的气体动力学计算工作）。诚然，一九四一年在莫斯科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摊上了一个党支书的职务。一九四一年十月形势危急（十六日和十七日）的日子里，他打电话请求上级指示。电话没人接，他跑去找，发现区委、市委、省委都没有人，像被一阵风刮得没影了，办公大厅空荡荡。而更高一级的机关他好像没有去过。他回到本单位说：“同志们！领导人全跑了。但是我们共产党员要自己起来进行防御！”他们进行了防御，但是就为了“全跑了”这句话，那些跑掉的把他这个没有跑掉的关进牢里八年（罪名是“反苏鼓动”）。他是个不声不响的劳动者，是个肯为别人做出牺牲的朋友。只是在推心置腹的谈话里他才吐露说，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坚持自己的信仰。但他从来不拿这个当一张王牌打。

还有地质学家尼古拉·卡利斯特拉托维奇·戈沃尔科，他在沃尔库塔只剩下一口气，还写了一首《斯大林颂》（并且保留到现在），但不是为发表的，不是想靠它得到优待，而是发自内心的。他在矿上一直藏着这首颂歌！（尽管有什么必要藏着呢？）有时候这样的人始终不渝地保持着信念。有时候（例如从美国费城来的匈牙利人科瓦奇，他是当年来我国在卡霍夫卡附近建立公社的三十九户人中的一员，是一九三七年被捕的。）在恢复名誉之后不再接受党证。有的人脱离得更早，如另一个匈牙利人萨鲍，国内战争期间西伯利亚游击队的队长。他一九三七年就在监狱里宣布：“如果能出去，我要把我的游击队员立刻召集起来，发动整个西伯利亚，打到莫斯科，把这些畜牲们赶下台。”上面说的两种人，我们在这一章里都不谈。（况且凡是像这两个匈牙利人一样不干了的，正统派们自己就会把他们除名。）笑话式的人物也不在考察之列。他们在监室里假装正统派，只是为了让当局安插的耳目给他向侦查员打个“好”报告；如像波德瓦尔科夫（儿子）这一号的，他在外边张贴过传单，可是在斯帕斯克劳改营里跟所有对当局不怀好意的人，包括自己的老子，大声争论，目的是想借此改变自己的厄运。我们将要在这里考察的正统派，是属于下面一类的：他们首先在侦查员面前，然后在监狱牢房里，然后在劳改营里，逢人必显示其思想的正统，现在又以这种色彩回忆劳改营的往事。由于奇特的物竞天择的结果，这些人全都不会是干苦力活的。这样的人一般在被捕前身居要职，处在令人羡慕的地位。他们在劳改营里最不甘心被消灭，最狂热地争取爬到高出于普遍的零的地位。这类人包括所有掉进班房的侦查员、检察长、审判员和劳改干部。也包括所有的理论家、书呆子和卖狗皮膏药的（作家谢列市里亚科娃、季亚科夫、阿尔丹-谢苗诺夫也只能归入此类，别无他处）。我们也要理解他们，我们不要说风凉话。人家栽下去是很痛的。“砍树难免木屑飞”——这一向是他们为当局辩护的铿锵有力的谚语。忽然他们自己被砍成木屑飞起来了。

普罗霍罗夫-普斯托维尔这样描写一九三八年初在曼佐夫卡（贝阿拉格的一个特种营）里的一个场面。当地的全体土著很惊奇地看到，带来了一批从未见过的“特殊人物”。当局极端机密地把他们与其余人分开看押。像这样的一批新犯人谁也没有见过：革面大衣、“莫斯科”式毛皮帽、波士顿呢和哔叽料子的西服、式样讲究的半高腰和浅腰皮鞋（到了十月革命二十周年，高级人士对于普通工人不敢问津的衣着已经很懂得讲究了）。由于管理上的疏忽或者是故意拿他们取笑，没有发给他们工作服，让他们穿着哔叽衣服和锃亮的皮鞋在没膝盖深的稀泥里挖地沟。其中的一个在车道木板接缝的地方把一辆装水泥的手车弄翻了，水泥洒出来。小偷作业班长跑过来，一边骂娘一边捅着闯祸者的脊背；“用手捧起来，窝囊废！”那人发疯似地叫起来；“你怎么敢侮辱人？我是前共和国检察长。”大颗的泪珠顺着他的脸颊滚下来。“我管你他妈的什么共和国检察长，死狗！把你的狗脸按进这摊水泥，你才像个检察长呢！现在你是人民的敌人，你就得给我拉磨！”（不过工地主任出面袒护了检察长。）

如果你说这事出在一九一八年集中营里的沙皇时期的检察长身上，谁也不会产生怜悯的想法：大家一致认为那些人不算人（那些人以前要求给被告判的徒刑，是一年、三年、五年）。而对我们自己的苏维埃的、无产阶级的、尽管是穿着波士顿呢料子西装的检察长，怎么能不怜悯呢（他要求判的刑，不是十年，就是最高的）。说他们捧得很痛——这几乎等于什么也没有说。遭受这样的打击，这样激毁灭，而且是从自己人手里，从亲爱的党手里，而且显然是平白无故地。他们怎么也想不通。要知道他们在党的面前完全是清白的，在党的面前他们完全是无罪的。这使他们难受到这种程度，以至在他们中间连提“你是为什么被抓的？”这个问题都被认为是犯忌，是非同志式的。如此拘泥小节的囚犯，他们可算是唯一的一代！我们在一九四五年可是大大咧咧，刚见面就像说笑话似地哇哩哇啦地大谈自己入狱的经过。请看这都是一些怎样的人吧。奥利加·斯利奥斯贝格的丈夫已经被捕，现在来人搜查，要连她一起抓去。搜查进行了四小时，在这四小时里她一直在整理鬃刷工业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各项记要。没有整理出来的纪要比永远丢下的孩子更叫她放心不下。连指挥搜查的侦查员都忍不住劝她：“你还是先跟孩子们告个别吧！”请看这都是一些怎样的人吧。

伊丽莎白·茨维特科娃一九三八年在喀山长期犯监狱里收到十五岁的女儿的信：“妈妈，请来信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罪？……我宁愿你说你是无罪的。如果这样，我就不入团，并且为了你我决不原谅他们。如果你是有罪的，我就不再给你写信，并且要恨你。”在潮湿的像棺材似的牢房里，面对一盏昏黄的电灯，当妈妈的心如刀割：没有共青团，女儿怎么生活？怎么能让她憎恨苏维埃政权？倒不如让她憎恨我吧。于是她写道：“我是有罪的……你要加入共青团！”落到自己心爱的刀斧之下，还要为它的明智而辩护——这太痛苦了！这是人的心忍受不了的！但是一个人若把神赐的灵魂托付给人为的教条，势必付出如此的代价。即使目前，任何一个正统派都还会肯定茨维特科娃做得对。即使今天也没法使他们相信，这是“把幼小者引上邪路”，母亲把女儿引上了邪路，败坏了她的灵魂。

请看这都是一些怎样的人吧。E·T·提供了揭发她丈夫的真心诚意的证词——为了帮助党，什么事都可以做！噢，对这种人很可以同情，如果他们现在终于理解了当日自己的可悲。哪怕他们今天放弃了当时的观点，这一章也可以完全换一种写法。但是现实应验了玛丽亚·达尼埃良的幻想：“有朝一日我能出去，我将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地生活下去。”忠实？照我们看是冥顽不灵。这些发展论的信徒把放弃本人的任何发展看做是对发展论的忠实。

正如坐了十七年牢的尼古拉·阿达莫维奇·维连奇克说的：“我们始终相信党——我们没有信错！”忠实还是冥顽不灵？不，他们在监室里和人争论，为当局的一切行为辩护，决不是故意表现，不是出于虚伪，他们需要进行意识形态的争论，是为了维持自己的正确感，不然的话，离发疯就会不远了。对所有这些人不是大可表示同情吗？但是，这些人对于自己吃了哪些苦头倒看得很清楚，可是自己在哪方面错了，却一点也看不见。一九三七年，以前没有抓过这类人，一九三八年以后抓的也寥寥无几，因此有了“三七届学生”的说法。本来这样说也可以，但是不要模糊了整个画面。要知道即使在抓这种人达到最高峰的几个月，走进监狱的农民、工人、青年、工程师和技术员、农艺师和经济工作者，以及普遍的宗教信徒，照旧是络绎不绝的。“三七届学生”能说会道，又能利用出版和广播，他们制造了一个“三七年传奇”，包括两点内容：

1．如果说苏维埃政权抓过人，那只是在一九三七年。应该讲的，应该表示愤慨的，仅仅是一九三七年。

2．三七年被抓的，仅仅是他们。

文章里都这么写：在这可怕的一年，最忠诚的共产党员干部身陷囹圄：有加盟共和国中央书记，省委书记，省执委主席，军区、军和师的司令员，元帅和将军，省检察长，区委书记，区执委书记……我们在本书开端已经描述了三七年以前流向群岛的各条水流的规模、它们各持续了多长时间、人数达到几百万。可是后来的“三七届学生”们在当时对这些连眼皮也没有眨过一下，认为这一切都是正常的。他们内部讨论这个问题有些什么说法我们不得而知。当波斯特舍夫还不知道自己也是在劫难逃时，曾如此说：一九三一年在司法人员会议上：“必须保持我们对阶级敌人和堕落分子（“堕落分子”这个名词真了不起！这个帽子给谁戴不上？）的惩罚政策的全部严厉性和残酷性。”一九三二年：“不难理解，……即使把他们放在消灭宜农运动的炉火里烧过……我们也决不可忘记，这个昨天的富农在精神上并没有缴械投降……”还有：“千万不可使我们惩罚政策的矛头变钝。”矛头倒是够锐利的，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可是炉火也够热的吧？P·M·格尔是这样解释的：“当逮捕只波及我不认识或不大知道的人们的时候，我和我的熟人们对于这些逮捕是否有根据（！）没有发生过怀疑。但是我的亲近者和我自己被捕了，在监禁中我遇到了几十个最忠诚的共产党员，于是我……”总之，抓“社会上”的人，他们心安理得。抓到他们“共同体里”的人，他们就“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了。斯大林打破了原先似乎十分牢固的禁区。他们以前过得这么快乐，全靠了有这么个禁区。当然你会大吃一惊的，当然你会莫名其妙的！人们在监房里心情激动地发问：“同志们！你们知道是谁发动了政变？见谁夺了本市的权？”当他们知道了命运确已不可挽回，还久久地哀叹和呻吟；“要是伊里奇活着，决不会发生这种事！”（这是什么事？难道不是先前对别人做过的事？见本书第一部第八——九章。）

可是人家毕竟是管过国家大事的！知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高深的理论家！他们是怎样经受这个考验的？对于这个没有尝过滋味的、报纸上没有阐明过的历史事件（历史事件总是突如其来地砸到头上的），他们是怎样消化和领会的？由于多年被人牵着鼻子走在一条错道上，他们提出了一些惊人深刻的解释。

一、这是外国特务机关十分狡猾的勾当；

二、这是大规模的暗害活动！暗害分子钻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另一种说法是：内民员部里钻进了德国间谍！）；

三、这是地方上内务人员搞的阴谋。

三种情况都归结为：我们丧失了警惕性，该我们自己负责！斯大林全不知道！斯大林不知道这些逮捕。一旦知道了，会把坏人一网打尽，把我们放出去！！

四、党内真的发生了可怕的背叛（但是为什么？？），国内敌人成堆。关在这里的人大多数是该关的，他们已经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反革命。在监室里要提防这些人，不要当着他们的面说话。只有我自己是完全冤枉的。嗯，也许你也是！（梅哈诺申，原来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也赞成这个看法。换句话说，如果把他放出去，不知道他还要抓多少人呢！）

五、这些镇压措施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少数没有丧失自制力的理论家这样说。位普列汉诺夫世界经济学院的教授。这种解释倒是对的。他能这么迅速而正确地理解到这一点，值得钦佩。但是他们没人能对规律性本身做出解释，只是从常用的乐器箱子里拣出一支笛子来吹吹；“历史发展的需要呀！”反正随便什么事都可以模模糊糊地这样说，并且你总是正确的。）持此说者，自然不怪罪斯大林——他仍是完美无暇的太阳。在这些妙不可言的解释的背景上，纳罗科夫（马尔琴科）的《虚量》一书中人物的想法在心理学上似乎是很讲得通的：这些抓捕全不过是一出戏，是对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的考察。要你做什么你就该做什么，谁要是什么字都签，不怨恨——他将来定能大受提拔。如果忽然有个像白俄罗斯书刊检查员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雅什克维奇这样的老党员在监室的角落里用嘶哑的声音说：斯大林根本不是列宁的左右手，他是一条狗，他不死，就没有好事！其他人就会朝他扑去，拳打脚踢，并且赶紧报告自己的侦查员。

想象不出一个“无不同政见者”的脑子里哪怕有一秒钟时间闪出过斯大林也是要死的念头。一九三七年降临到纯正的正统派的头上的时候，这些人正是处在如此生动活跃的思想水平上。他们对受审判有怎样的精神准备？显然就像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里的帕尔松一样：“党难道能逮捕无罪的人吗？我要对法庭说：‘谢谢你们在还能挽救的时候挽救了我！’”他们给自己找到了什么出路？他们的革命理论给他们提示了哪些有效的办法？他们的办法和他们的解释同样地妙不可言。人抓得越多，上面发觉错误越快！所以要拼命多咬出一些姓名！多做异想天开的假供，尽量多牵连无辜的人！他们不能把全党都抓进来呀！（斯大林并不要抓全党，他只要抓头头和党内的老资格。）

在俄国各党派当中，共产党员是搞自我诬陷的头一名这个“多咬出人名”的旋转木马的发明权理应属于他们。俄国的革命党人还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说这个理论是鼠目寸光？说他们的思维能力太贫乏？我心里觉得——不对。这里的问题全在于他们的恐惧。理论不过是掩盖他们软弱性的方便伪装。他们一向自我标榜（其实早已没这个权利）为革命者，可是往自己骨子里看上一眼，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原来他们是一点儿压力也顶不住的。上述“理论”就免除了他们和侦查员对抗的必要性。如果他们能明白这个道理也好：斯大林一定要搞这次清党，是因为想把党拉到比自己低的水平上（尽管是不过如此的一个党，他的天才也不足以使他站得比这个党更高）。他们当然更不记得不久以前他们还在帮助斯大林摧毁反对派，甚至摧毁他们自己。斯大林一贯提供给他的意志薄弱的牺牲品以冒险的机会，造反的机会。这种游戏颇使他感到满足。这只爱玩的老虎想出来一个主意——逮捕中央委员需经全体其他中委的同意！在装得像煞有介事的中央全会、中央会议的进程中，一份文件沿着各排座位传阅，它用无人称的句号指出：收到了针对某某中委的材料，建议各中委同意（或不同意！……）开除此人出中央。（有专人监视着文件在谁手里耽搁得太久。）于是乎全体都签上了自己的大名。联共中央委员会就是以这种方式枪毙自己的。（斯大林老早就看透了并且考验过了他们的软弱性：党的上层人物一旦接受了高工资、内部供应、高干休养所，并视为应得之物，他们就陷进了圈套，他们就挺不直腰了。）审判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的特别法庭是由谁组成的？布柳赫尔！叶戈罗夫！（还有C·A·图罗夫斯基。）

至于那件年代久远的事，他们更加忘记了（恐怕根本没有读到过），那就是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吉洪大主教致人民委员会的信。态度强硬的大主教在吁请赦免和释放无辜者的时候写道：

“因此，从创世以来，所有杀害先知的罪，……都要这一时代的人偿还。”（路加福音11：50），“凡动刀的，一定在刀下丧命。”（马太福音26：52）

这些话当时听起来似乎可笑，不可能。他们哪里想得到历史有时候也知道复仇，也会像寻求快感似地搞一场迟到的因果报应。但是它往往为这场报应选择一些奇特的形式和意想不到的执行者。如果年轻的图哈切夫斯基镇压唐波夫省破产农民得胜归来时在火车站上没有遇到另一个玛鲁霞·斯皮里多诺娃“朝他脑门里打进一颗子弹，十六年以后，这件事由一个没有学成的格鲁吉亚神甫（指斯大林——译者注）完成了。如果沃洛申描述的一九二一年春在克里米亚遭枪杀的妇女和儿童的诅咒未能撕裂库恩一的胸腔，这件事则由他的第三国际的同志们完成了。彼得斯、拉齐斯、别尔津、阿格拉诺夫、普罗科菲耶夫、巴利茨基、阿尔图佐夫、丘德诺夫斯基、德边科、乌博列维奇、布勃诺夫、阿拉弗佐、阿尔克斯尼斯、阿伦什塔姆、黑克尔、吉季斯、叶戈罗夫、日洛布、科夫丘赫、科尔克、库佳科夫、普里马科夫、普特纳、尤·萨布林、费尔德曼、P·埃德曼；还有温什里希特、叶努基泽、涅夫斯基、纳哈姆凯斯、洛莫夫、卡克腾、科西奥尔、鲁祖塔克、吉卡洛、戈洛杰德、什利希特尔、别洛博罗多夫、皮亚达科夫、季诺维也夫——他们全成了那个小个子红头发屠夫的刀下鬼，而我们怕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考察清楚这些人在过去的十五至二十年当中亲手或通过签字作了哪些恶。斗争？他们没人做过斗争的尝试。

假如说坐进了叶若夫的牢狱以后斗争很困难，那么在自己被捕的前一天为什么没有开展斗争？难道当时还没有看出苗头？原来他们的祷告全是这一句词儿：“但愿躲过这一关！”奥尔忠尼启则为什么自杀？（如果是被杀，为什么坐以待毙？）列宁的忠实伴侣克鲁普斯卡娅为什么没有斗争？为什么她一次没有出来公开揭露，像罗斯托夫亚麻厂的那个老工人那样？莫非真地担心丢老命？一九○五年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首届“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成员阿拉雷金和斯皮里多诺夫为什么要在对自己的无耻诬告上签名？当过那个“工农代表苏维埃”主席的舒宾更甚于此，他签字证明一九○五年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根本不存在什么“工农代表苏维埃”。这是为什么？怎么能够这样唾弃自己的一生！这些“无不同政见者”现在每当回忆一九三七年，就知道哼哼唉唉地谈冤案，谈暴行。可是谁也不提他们实际有过但没人利用过的斗争的机会。这件事他们永远也做不出解释。而且利用上述论据进行争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被关进监狱的忠实信徒们的全部智慧足以破坏政治犯的老传统。他们回避政见不同的难友，对他们保密，谈到侦讯中的暴行时把声音放低，不让非党员听到，上帝保佑更别让社会革命党人听到。

“不能给他们提供反党材料！”叶夫根尼娅·戈尔茨曼在喀山监狱里（一九三八）反对各监室间敲墙联络：她身为共产党员，不能同意做违犯苏维埃法律的事！送来报纸，戈尔茨曼总是坚持要同监室的女犯们仔细阅读，而不能随便看看。E·金兹布尔格回忆录中关于监狱的部分提供了“三七届学生”的隐秘材料。死硬派尤利亚·安年科娃要求全监室的人：“不许拿看守员寻开心！他在这里代表苏维埃政权！”（真是这样吗？一切都颠倒了！让沙皇监狱里桀骜不驯的女革命者们通过神奇的水晶球看看这个场面吧！）

女共青团员卡住·希罗科娃在搜身室里问金兹布尔格：你瞧那个德国女共产党员把金子藏在头发里。这可是我们苏联的监狱，我们该不该把这件事报告看守员？跟金兹布尔格一起乘七号车厢（这节车里差不多全是女共产党员）去科雷马的叶卡捷琳娜·奥利茨卡妮给她的有声有色的回忆补充了两个惊人的细节。有钱的犯人交出钱，到站台上去买青葱，该着奥利茨卡妮在车厢里接这些葱。她依照社会革命党人的老传统、唯一的想法是平均分配给车厢里的四十个人。但马上有人制止她：“谁出的钱分给谁！”

“我们不能养活叫花子！”

“我们自子都不够！”奥利茨卡娅简直发了傻：这些人是政治犯吗？……“三七年入学”的女共产党员们就是如此！第二个插曲。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递解站的洗澡房里，女犯们被迫光着身子在一排看守员面前通过。没什么，她们找到了自我安慰。在解往以后各站的途中，她们已经在车厢里唱：从来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无不同政见者”们就是带着这样的一套世界观，处在这样的思想水平上，登上了漫长的劳改历程。这些对逮捕、侦讯、总的形势从一开始就没有弄懂的人，由于顽固和忠诚（也许是由于走投无路）在整个这条道上都将认为自己是光明使者，宣称只有自己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对于周围的一切他们既已下定不去注意也不去理解的决心，对下面这件他们最害怕的事，他们更要努力不去注意了：劳改犯怎样看待他们？生活犯，“五十八条”（“被清算的富农”之中活下来的人现在正服完第一个十年）怎样看待他们？他们这些新来的“三七届学生”在衣着、举止、言谈方面都还是与众不同的。瞧这些神气活现的狭公事包的人也进来了！瞧这些坐专用小汽车的人也进来了！瞧这些实行配给制的时候从内部商店买东西的人也进来了！瞧这些在疗养所吃得肥肥胖胖在休养地乱搞女人的人也进来了！可是我们只为了一颗白菜一根玉米棒子就被人家按“八七”法令送进来劳改十年。他们咬牙切齿地对新来的人说：“在外头你们整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整整你们了，”（但这是办不到的，正统派们很快能得到优厚的安排。）E·金兹布尔格描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场面。监狱里的护士问她：“您是站在穷人一边，是为农庄庄员们坐牢，这是真的吗？”这样的问题几乎是难以置信的。也许是因为狱中的护士关在里面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才提出这个傻问题。而农庄庄员和普通劳改犯是有眼力的，他们一下子就认出这些人来，伤天害理的强迫“集体化”正是这些人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