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举行以后又过了些天，不是马上，而是等他们搬进新居之后，福斯迪克夫妇回乡下去看她的父母。

“你当然一定会感到厌烦，但是是你勇敢面对现实的时候了，”塞尔玛说，她要让丈夫感到他们几次推迟回家的时间，他是负有责任的。

丈夫清了清嗓子，并没有反驳。他驾驶着汽车。他选择两辆汽车中间的一个空隙，猛地冲了过去。尽管平常他并不冒这种险。他是个谨慎的人。他这辆车是英国造的，半新不旧，不很长，也不低，颜色不错但并不耀眼。总之，从这辆车看不出他的经济状况。他也仅仅是为了这个原因，才选了这辆车。

“你那儿风大，”福斯迪克先生终于说，因为作为一位最近才得到认可的丈夫，他该想到做一些能表示自己的柔情而又实际的事了。

“没什么，”他的妻子说。这几个星期以来，由于健康的原因她一直在休息。

但他还是心不在焉地，或者是带着一种“比她懂”的神气，探过身去，把她那边的车窗玻璃摇了起来。

她微笑着，懒洋洋地喘着气，用手套拂了拂车窗。她本来或许会说，对于自己的爱情生活她非常满意，但是觉得这样一承认就跟她开始在学习的那种高雅情趣背道而驰了。但她确实沉浸在爱之中。她惊奇地想着她那所房子。下午，经过粉刷的墙壁在月桂树的掩映下闪闪烁烁。或者站在暮色之中，悄悄地望过去，那幢房子似乎是一个由灯光组成的固定的框架。房屋四周，别人栽种的树木参差不齐的、难以驾驭的树影摇晃着。

他们结婚以后，父母亲曾经来过一次。如果他们在举行婚礼时没有露面，显然是因为怕陷入窘境。但是在一个下午，他们单独来访时，他们就轻手轻脚表现得很有礼貌。他们带来些鸡蛋和个头特别大的橘子。看到父母亲举止如此谨慎，女儿片刻间感到难过，她知道她为什么必须丢弃他们。可是很快，当她把一双手插进羊毛衫的口袋里时，摸着毛衣，又恢复了现实中的感觉。

“当然，他们是好人，”现在，她把脑袋缩在皮领子里说。

“什么？”福斯迪克先生问。他的教名是达德利。

开车的时候，他不喜欢分散注意力。他是个很认真的人。他的认真，实际上是他最大的虚荣。这自然并无坏处，但有时也会变得叫人无法忍受。

“我妈和我爸，”塞尔玛·福斯迪克说。

就好像他的注意力对于她正在陈述的这些想法是很必要的。

她被母亲来他们家作客时带着的那块烟水晶迷住了。那块水晶周围镶着小国石头。小时候她曾经见过，后来忘了。

“我承认，我妈太好冲动。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可我的父亲，你不能不承认，他的人品是相当难得的。”

福斯迪克先生开着车，向公路皱着眉头。平常情况下望着公路是应该眉头舒展的。

“能有什么问题？”他问道。

“很难肯定说是什么问题，”妻子说。她细看着她那副手套，又把它往手上更紧、更严实地套了套。“无非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地了解对方，而又总是了解得不够。”

在他们结婚很短的这一段时间内，福斯迪克先生就已经很为妻子而感到惊讶了，而且常为她所表现出来的聪明才智而骄傲——如果他还没有发现人性中圆滑的成分的话。

塞尔玛·福斯迪克叹了一口气。她单身的时候，读了许多书。有时候她看那些非得看完的书，看得连鼻孔都发痛了。不过她确实有许多个无事可干的下午。

“在我看来。他们是挺实在的人，”律师说。对于他，纯朴是个一俊遮百丑的东西。

“你并不喜欢他们，”妻子说。不过她说得轻松自在，这便免除了丈夫的罪责。丈夫是她自己选择的。跟他在一起，她仍然感到快活。

“纯粹胡扯，”丈夫笑着说。他的性情显然很和善。“不过，我又不是跟他们结婚。”

他们爽朗的笑声十分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他们的脑袋在直挺挺的脖颈上面转过来，望着对方的脸。在这样的时候，对父母亲什么样不忠的事情，塞尔玛·福斯迪克都能做出来。

我为什么要和塞尔玛结婚呢？达德利·福斯迪克心里想。

一开始，谁都奇怪，达德利·福斯迪克怎么能被事务所里这个姑娘迷住呢？她有能力，这当然是事实。可她是个面色苍白的姑娘，甚至有点瘦骨伶仃，胳膊肘尖尖的，脊椎骨的上半部分在冷漠的皮肤下面看得清清楚楚。她对梳理那头亮闪闪的头发始终怀着极大的热情。她那浅浅的、金光闪闪的头发总是梳洗得很漂亮。如果有点儿乱，刚好显得自然，绝无披头散发之感。她那张嘴也只是用手指轻轻抹上一点点口红。人们惊讶，在这个着重表现的艺术时代，她居然喜欢细心雕琢。因为她的着意打扮人们是难以察觉的。但她最终总能像空气一样，巧妙地潜入人心。她具有一种浮动的本能。比如她说话的声音，她就曾经下功夫训练过一番。有一阵子，还花了相当一部分薪水。以后人们就总能记着她的声音了。如果仔细想想，确实觉得她的声音特别悦耳。有教养、不紧张、声调控制得体，但又不模棱两可。人们在电话里听声音就猜得出她的性格。或者傍晚，她从办公楼的电梯走出来的时候，一看见她，就能猜出她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塞尔玛·帕克经过不断改善的声音在达德利·福斯迪克和那些没完没了的、让人恼火的事情或者不快之间飘荡。她的声音在对那种小小的精神不安或某些无关紧要的年长的亲戚逝世表示同情，以及对天气表示自己的看法时，都是那样恰如其分。她的声音对那些慷慨激昂的、怒气冲冲的人一概无动于衷。因为激昂也好，愤怒也罢，经常令人遗憾地发生。她能令人难以置信地使那些比法律本身懂得更多的委托人服服帖帖。因此，当这位帕克小姐那双冷冰冰的手里拿着某件令人敬畏的契约或者合同，态度超脱而又实实在在，从那间屋子再走过去的时候，或者把一封她肯定他会签字的信放在她雇主的办公桌上的时候，并不是谁都高兴。

有的人为福斯迪克遗憾，认为他对她的信任是太冒险了。但是他自己开始喜欢这一点。有时候，她俯身在他的写字台上——距离恰到好处，尚有一臂之遥——拿着一支铅笔，解释某项条款。他闻得见她头发的气味。他被她手腕上的表迷住了。等她脚步非常轻盈地走出去，那扇校了一层台面呢的门一开一关只不过像是喘了一口气，这位律师便解开背心上的一个钮扣，像塞尔玛·帕克先前描述过的那样，挺了挺肚子，翻了一页纸，又翻了一页。

“帕克小姐上哪儿去了？”他问道。

人们说，帕克小姐患流行性感冒了。

于是他体会到了拿不定主意时的那种焦灼不安了。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些穿着裘皮外套、戴着珍珠项链的漂亮女人们对于条款、措词乱提建议。他由此明白，塞尔玛·帕克对于他是必不可少的了。就这样，他跟她结了婚。

如果他做这件事的动机是出于一种直觉，而不是经过一番思考——对于一个如此有理性的人来说，这自然是十分少见的——因此很自然有时候他会忘记或者感到奇怪自己为什么会采取这样一个举动。比如现在，在这辆小汽车所造成的这个与外界隔绝的世界，在这条离城郊越来越远的大路上，在初春湿漉漉的景色之中，他正在试图记起是什么使他微微感到有些不满意。但是想不起来。他只感觉到沿着他正行驶的公路拉起的这道铁丝网做成的篱笆和妻子身上那件很贵重的黑色裘皮外套。那是什么皮子来着？反正他是给她穿在身上了。雨水打在车窗玻璃上，宛若条条流动的小溪。尽管他不时摇起车窗，雨水还是射进来，溅在他的脸上。他身上还干着的地方因为与一片片雨水淋湿的地方相连，早已失去了意义。那种湿乎乎的感觉使人想起未经探测的更为冰冷的深潭，以及无法预言的种种事件。他驱车行驶的时候，不时做出一副苦相。尽管他在心里说，这场雨对土地还是很有好处的。

这两个人就这样开车行驶着。从汽车外面看，他们显得小巧玲班，还颇有点傻乎乎的。毫无疑问，他们来这儿是有目的的。但是因为没把别的力量、别的因素考虑进去，这个目的便不明确。就像一块表里面那些小小的、精巧的、颤动着的发条，人在这辆镶着玻璃的汽车里颤动着，运行着，有时候简直濒临混乱的边缘，可是由于看不见摸不着的技术上的原因又恢复正常了。

过了一会儿，塞尔玛·福斯迪克打开她的鳄鱼皮手提包。这是她在悄悄留意到那些让她看了害怕的女人拎这种包之后，她才买的。她打开包，说：“你吃糖吗？达德利。”

“不，谢谢，”他皱着眉头回答。

他的态度很明确，不想吃。

可她还是掏出一个小纸包要吮一块糖。这是她的习惯，为了得到某种安慰。她依旧保持着这种习惯。

她吃的大概是块麦芽糖。可是她的丈夫皱着眉头想起那些小糖块儿或者口香糖散发出一股类似紫罗兰的味道——一种合成剂的气味，在让人烦躁的下午，在火漆和油墨的气味之上飘荡。

塞尔玛自己却好像听到打完一行字之后打字机响起的铃声。尽管麦芽糖淡淡的气味在某种程度上解除了过去的负疚。她想起那些紫颜色的口香糖和有时候下午他转过脑袋时的那副样子。那时候，许多规矩的要点她还没有掌握，但是她正抓住很昂贵的东西在这条道路上摸索前进，这些事情在他心里令人气恼地翻腾着。有些女人的眼睛不只是看她的衣服。她脸红了。

“为什么有的人嘴里总得吮点儿什么呢？”她的丈夫问道。

塞尔玛·福斯迪克耸了耸肩，眼睛朝旁边瞅着，显然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

雨水从灰蒙蒙的苍穹落下来，敲打着车窗玻璃。

她把窗玻璃摇下来，把那个可怜巴巴的、热烘烘的小白纸袋扔了出去。纸袋傻乎乎地落在地上。

“你不该那样吃糖，”她的宽宏大量的丈夫笑着说。他看着她，很为自己在她身上表现出的力量而高兴。

如果他那双干瘦的手没有握方向盘的话，他准会在她瘦骨嶙嶙的脊背上拍打两下。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吃法，”塞尔玛说。她能很快接受教训。“麦芽糖在我的手提包里变粘了。”

她继续朝四周的乡野东张西望。自从有了地位，这种地方对于她已经变得索然无味，无足轻重了。她看到，尽管自己不在这里，这些乡村也还是模模糊糊继续存在着。但是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而存在就不明确了。目的在树叶与树叶紧紧相连的树海上飘动。一片片牧场又显得那么富饶了。可是屹立在牧场之上的还是显示着贫穷的房屋。这些房屋要嘛摇摇欲坠，要嘛像是用铁皮、铁丝支撑起来的。一股潮湿的鸡粪味儿不时钻到小心翼翼开着的汽车中来，在各种设备间缭绕。

现在，塞尔玛·福俾迪克真希望他们没来这儿。她看了看她那只镶钻石的小表。不一定是为了看时间，而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些有实际意义的行为使自己进一步确信，什么事儿都会有个结果。出于同一个原因，她已经开始听法语课，而且成了几个慈善机构委员会的委员，尽管她很谨慎，总是在听，在看。

“这已经是到他们那儿的路了，”她说，故意显得自己和周围的地理环境并无关系。

丈夫那张脸由于集中精神准备应付必须面临的种种情况而显得瘦削。

“这一定是他们的车了，斯坦，”母亲说。她从星期一才洗过的窗帘后面张望着。

她在脸上搽了点粉，看起来像是落了一层霜。因为她那张脸由于年纪大了，也由于某种悔悟，本来就已经很白了。因此，粉抹在脸上并不和皮肉“合作”。身上的衣裳也一样地“不合作”。那当然是她最好的衣服，深蓝色，料子粗糙，但质量相当好。衣服四周皱巴巴。要嘛，默利·芬莱依森裁衣服就是这个裁法。胳肢窝不合适，有一个地方还有条缝。当然，只有别人才看得见。不过，这位母亲还是挺体面的。她还在那件厚厚的衣服上面缝了个白衬领。她总是很仔细、很漂亮地洗烫这种白颜色的东西，稍稍浆一下，使得它们看起来不失其洁白的本色。

父亲下定决心，要让别人觉得他很快活，值得信赖。他预料到，他跟他的女婿——这位律师，在某些不常谈及的问题上一定会陷入沉默。不过，他并不因此而沮丧。他们在他们那幢房子的一个房间里等待着。这个房间由于陌生人的到来越发显得普通而又普通，看起来好像不再是他们的房子了。他在那里面来回踱步，听着脚下的靴子吱吱嘎嘎地响。

“你擦过靴于了吗？”艾米·帕克问。

“擦过了，”他说，伸出脚让她看。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事情重要到不让她过问的地步了。”

“斯坦，”她边说边用手拍打着他身上的尘土，“你喜欢这个人，这位律师吗？”

“对于他，我没有什么可反对的，”岳父说。

她笑了起来，就像个小姑娘，摇动着她那妇人的躯体。那副样子让人厌恶。不过丈夫已经习惯这副让人厌恶的样子了。

“永远不会有人去告发你，”她笑着说。

但她的丈夫继续一本正经地说；“他看起来是个好人。”

“话是这么说，”她说，不再笑了，而且好像刚才也没有笑过。

“光是一个好人还不够。”

她停下话头。他的眼窝比平常更深了，一双眼睛并不觉得刺痛。她不止一次地试图搜寻出女婿的优点。已经失败了，但还要再试试。就好像她不相信她所无法触及到的那些东西就不存在。

“不管怎么说，他的车挺不错，”斯坦·帕克说。他下决心要让妻子高兴。

他的所有动作都让人感到愉快。大多数时候，他那双眼睛里有一种淡淡的自信。他发现，不抱什么希望更易于忍受。他还发现对妻子的一种钟爱之情。这种感情不像爱情那样可怕。

艾米·帕克听见泥浆飞溅的声音之后，又向外看了看。车已经来了。

“哦，斯坦，”她说，“我想，我们最好还是出去接接他们吧，你说呢？”

天气这么阴冷。她因为正在颤抖，紧挨着他，恢复一点儿热力，还因爱抚而重温那熟悉的感觉。于是他们一起走了出去，因为非发生不可的事情总还是要发生的。四个人在那株日久年深的玫瑰花旁相遇了。花丛弹出小水珠，落在脸上，穿透他们的肌肤，花枝揪扯着他们皱巴巴的衣裳。一阵亲吻和握手。四个人面面相觑，都希望能认出一点他们熟悉的东西。

“啊，亲爱的，路上一定很不好走吧，”艾米·帕克对女儿说。“达德利，在这样的天气，当然，没有一样东西能让你看到它们最佳的状态。”

话虽这样说，艾米·帕克还是雄心勃勃，要在今天扮演一个从未扮演过的。了不起的角色。

“我对他说过了，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塞尔玛说。她已经意识到，尽管她办事果断，但忍耐力还是不大。

她整理了一下她那身质地挺好但在这样的天气也显不出什么好的衣服，接受了父亲的亲吻。这一吻比她记忆之中的父亲的吻似乎更漫不经心。她瞅他那双靴子。她开始对自己看到的所有那些东西好奇地微笑。就好像这样或许就能证明，这都是她新获得的、既可笑又让人感动的经验。她特别愿意瞅着父亲。他是个可爱的人。他使她生出这样的希望。男人们对于大多数女人都较少自信屈此也就更容易接受。

“达德利对乡村生活一无所知。不过他愿意学学，”塞尔玛说。在眼下这种情况，她在自然而然会产生的冷嘲热讽和因父亲而唤起的善心之间犹豫不决。

“塞尔玛有个弱点，总爱把别人心里的想法说出来，”律师笑着说。

他正把背心下面的肚子高高地挺起来，然后又收回去z一只生着斑点的干巴巴的手摸着秃头上的皱纹。

“有什么好看的，他都可以看看嘛。不过，我们这儿也没多少可看的东西，”斯坦·帕克很轻松地说。

母亲和女儿都很惊讶，甚至有点气恼，他居然可以跟他的女婿——一个不带感情色彩的男人毫不拘束地谈话。她们心里很疑惑。当他挪动脚步，要领这位律师从水淋淋的树木中间走开的时候，便越发满腹狐疑了。

“可还在下雨呢，斯坦，”艾米·帕克说。她又恢复了她的控制能力。“我想，我们还是该先喝杯茶。”

塞尔玛又想起那些厚厚的、似乎是深不可测的白杯子。

“天一会儿就晴了，”母亲说道，尽管她对晴不晴并不怎么在乎。她或多或少是按照自己定下的框框去想象天气的。

“已经晴了。瞧！”斯坦微笑着说，把手举起来做成个圆圈儿。

只有极少的雨滴在飘洒。清冷、宽厚的蓝天占了上风。他因自己的力量而发笑。当初这一切会显得至关重要，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因此在自己家门口他是那样惬意、轻松自如。年轻时那种不善谈吐的弱点都抛在了身后，尽管对于比较清楚的未来，他也还是看不清一条出路。

“这个布局没法更好了，”他边说边领亲戚们四处走走。

“真是不可思议，”律师笑着，向天空和小路张望。还在矮树丛中这儿瞅瞅那儿瞧瞧。

斯坦·帕克为这个茫然不知所措的男人而遗憾。他心想，要是有相处的机会，他或许会喜欢他。当然，这种机会不大会有。

“可是太泥泞了，”母亲嘟哝着说。她低下头，朝那些早已熟知的树枝皱着眉。

他们绕来绕去绕到母牛圈栏。路上堆着一堆堆圆形的粪肥。他们从空牛栏的砖地上走过去，又沿着雨水积成的水湾走过去。树枝在他们脚下吱吱嘎嘎地响着，母牛用青紫的舌头舔着鼻子，抬起头望着他们。他们沿着已经耕过的土地走着，玉米将从那里破土而出。母亲和女儿正谈一块台布的事儿。那是一件结婚礼物，在洗衣店被一个铁模子弄脏了。母亲知道怎样去掉那块污渍。

“这一切都非常有趣，”律师说。他用脚尖踢了踢一条垄沟。“这土多肥。这里的生活真了不起，富有成果。”

因为这是他自己的生活，斯坦·帕克便从来不把这生活想象得这样了不起。这生活占有他，可是还从来没有什么东西将达德利·福俾迪克占有。也许除了他的妻子。突然，他觉得自己也希望能被别的什么东西所占有。被某种激情，甚至是某种邪恶的感情。风从南边某个角落吹来，吹皱了他身上的雨衣。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什么都丢开，来乡村生活呢，亲爱的？”他回过头对妻子大声说。

“为什么？”她想了想，慢慢地拉了拉皮领子，蹭着面颊。“因为到头来你会讨厌的。”

在风的吹拂下，他的两条腿显得古怪、可笑。

达德利·福斯迪克看关于人们如何生活的种种报告、材料看得太多了，现在突然间被真正的生活气息灌醉了。这气息从耕耘过的土地和湿漉漉的山丘向他扑面飞来。天空布满了滚动着的云。风吹打着他的胸口。然后，妻子的话又使一个可笑男人的幻觉回归于他。他不因那些话而生气，那些话的本意也许就是要伤害他。因为他应该为自己瞬息间的轻率而受到指责。于是他喉咙里发出一阵响声，是表示同意，也可能是表示自己以受妻子的指责为快。他继续在这村野风光中漫游，在他尚未生活于其间的风光中漫游。直到最终葬身于那风光之中，他是不可能完全领略其中的奥妙的。

可怜的家伙，斯坦·帕克心里说，可是这有什么要紧吗？没什么要紧的。已经不再有什么关系了。这样脚步轻轻地从风中走过更容易些。这风儿不再与他作对了。没有任何形式的对立。上帝的反对也已从他心中隐退，使他轻松愉快、无忧无虑。他曾经为信仰而折腰。每一片树叶或者每一卷卷起来的树皮，都因其内含而显得沉重。在林中空地中间迎风走着的这个男人已经被掂量过了。他那双坦率的眼睛由于风的刺激，有点儿泪水汪汪。他的下眼皮因为年岁大了，稍微下垂，给人一种裸露着的伤口的印象。妻子不喜欢他这个样子，可又不知道该怎样启齿。

“他知道，他跟我一样，不喜欢把手弄脏，”塞尔玛说，目光追随着丈夫达德利·福斯迪克的脊背。“不过，我还喜欢读点关于农村的书。”

“你读的书多吗，亲爱的？”母亲语气含糊地问。因为她不大相信这会是一种消遣。

“我永远也赶不上别人，”塞尔玛老老实实地承认。“现在我已经开始读了。”

“我想，那只不过是消磨时间吧，”艾米·帕克说。“尽管你能读的那些东西我连一半也不明白。书上说的和生活中的事情不一样。”

“用不着一样，”塞尔玛叹了一口气，这纯粹是浪费时间。

“哦，是的，一定是那样，”艾米·帕克说。“全都不一样。书里头的人跟真人是不一样。他们非得那样不可，要不然可叫人受不了。”

要是对着镜子照一照的话，她的头发就会让她感到窒息。

“这是关鸡鸭的地方，德斯迪克先生……达德利，”她觉得有必要说几句。“我们不是正经养鸡。只有几只下蛋鸡。这是些小母鸡。”

她并没有打算领他们到这儿来，可是他们已经从这条路上走了过来。

律师朝铁丝网那面凝视着，或许因为那几只鸡微笑着。

“看样子，你对家禽很感兴趣？”艾米·帕克问。

“不，”他说，“说不上。以前我没想过鸡鸭。”

烂泥中升起一股潮湿的鸡粪味儿。

“哦，这些玩意儿真气味，”岳母说。

我简直要大声叫了。塞尔玛·福斯迪克心里想。她穿着那件贵得让人难以置信的外套。要是从前，这外套是不会属于她的。

“去喝你那杯茶怎么样啊，老伴？”斯坦·帕克说。

这是件很明智的事，于是他们都回屋了。

前面这间房子已经准备好用茶点了。屋里还插着几束早开的玫瑰。这些玫瑰有的已经开成娇嫩的花儿，可是另外一些因为采的时候花苞太小，永远不会开放了，看起来就像生了病似的。屋子里一股长时间没有住人的那种霉味儿。所有家具在塞尔玛·福斯迪克看来都是黑蜡烛的，一而且那么不顺眼。她在那些家具之间若有所思地踱步。她很惊讶，自己居然能从这样一些实实在在的事物间逃脱。或者从她先前那个自我中逃脱。她怀疑她的旧我是否隐藏在这些红木家具中间。于是她迫使自己赶快回到眼前的事情上来。似乎是为了完全彻底地从那遐思中解脱，她把手套从那双修长的手上脱下，手上的戒指毫无愧色地闪烁着。

艾米·帕克人还未到，喘气声就先传过来了。她提来一把上了釉子的大茶壶，一块黄色的糕饼，一个玻璃托盘上还放着些大块烤饼。

她说：“你见鲍凯老两口了吗，塞尔？”

有时候，她就爱这么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瞎问，问着谁算谁。逢着这样的时候，她可能会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只不过为说而说。

“没有，”塞尔玛·穆斯迪克答道。她阴沉着脸看着她的杯子。“我没见他们。”

“鲍凯老两口？”她的丈夫问道。他对于自己不认识或者不理解的东西一概报以微笑，不管是鲍凯老两口还是那个盛烤饼用的直立着的多节的玻璃托盘。

“是几位亲戚，”塞尔玛边说边咬下一小块烤饼。“有一阵子，我跟他们住在一起。”

她的脸上一副和颜悦色的表情。她也许能够承认鲍凯夫妇这门亲戚，却不会认身穿染了色的兔皮半大衣的过去的那个自己。那是在她吃花生糖、看杂志的年纪。那时候，她曾经因为肺部的阴影难受了好几个月，可也只能通过通信的办法治疗。

“他们很善良，”她说，扔掉一块面包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