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被推进一个白晃晃的大厅，光线刺眼，叫人难受，我不得不把眼睛眯了起来。这样，我就看清了厅里有张桌子，在它后面坐着四个家伙，他们都是文职人员，正在看阅文件材料。另一些囚犯都已被集中在大厅深处，我们得穿过大厅去与他们会合在一起。他们之中有几个是我认识的，其余的大概都是外国人。排在我前面的两个，都是圆圆的脑袋上长着金黄色的头发，颇为相像，我猜想他们都是法国人。矮小的那一个，不停地把自己的裤子往上提，他显然很焦躁紧张。

就这样耗了将近三个小时之久；我被搞得昏昏沉沉，脑子里一片麻木，空白；不过，大厅里很暖和，使我感到很舒服，因为一天二十四个钟头以来，我们一直冷得在打哆嗦。看守们领着囚犯一个个来到那张桌子面前。那四个家伙就讯问囚徒的姓名与职业。对大多数人的提问仅止于这两点，有时，他们也东问一句，西问一句，如：“你是否参加过破坏军需品的活动？”“九日那天上午你在干什么？”他们并不听回答，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他们不时一言不发，眼睛直瞪着前方，然而又开始写写画画。他们问汤姆他是否确实在国际卫队里服役过；汤姆不能否认，因为曾经从他上衣里搜出过有关的证件。对余安，他们什么也没有问，但是，他说出了自己的姓名之后，他们在纸上写写画画了好久。

“我的兄弟若塞才是无政府主义者，”余安这样对他们说，“你们知道他已经跑了，至于我，我不属于任何党派，我从来都不过问政治。”

那几个家伙不作回答。余安又说：

“我没有犯任何事，我不愿意代替别人受罚。”

他的嘴唇哆嗦起来，一个看守制止他说下去，把他带走了。于是，轮到了我：

“你名叫马普罗·伊比埃达？”

我回答说：“是的。”

其中一个家伙瞧了瞧卷宗，向我发问：

“拉蒙·格里躲在哪里？”

“我不知道。”

“从六日到十九日，你一直把他藏在你的家里。”

“没有的事。”

他们写了记了一阵，看守们叫我出去。在走廊里，汤姆与余安在等着我，他们两旁各站有一名看守。我们一起往前走，汤姆问其中的一个看守：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看守反问他。

“这是一次讯问还是一次审判？”

“这是审判。”看守回答说。

“是吗？他们会把我们怎么办？”

看守冷冷地回答他：

“判决会在你们的牢房向你们宣布。”

用来当牢房关押我们的，实际上是医院的一间地下室。由于穿堂风，那里面冷得很厉害。整个夜里，我们都冷得发抖，在白天，也好不了多少。前五天，我是在总主教府的一间牢房里度过的，那是一个地牢，大概是在中世纪时期造的，由于囚犯很多，关押的地方太少，他们就把犯人随处安置，顾不得是什么地方。离开那个地牢，我并不觉得可惜，因为我在那虽未受冷挨冻，但单独囚禁时间长了，简直就叫人精神上难以忍受。关在医院的地下室里，我毕竟有同伴。余安沉默寡言，因为他一直陷于恐惧之中，何况，他年纪太轻，没有多少话可说。汤姆倒是一个健谈的人，而且，他精通西班牙语。

在地下室里，有一条长凳，四只草垫。看守们一把我们带回来，我们就坐下来，一言不发地干等着。过了一会儿，汤姆开口了：

“我们完蛋了。”

“我也这么想，但我认为他们对小家伙是不会怎么的。”我说。

“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向小家伙问罪，他只不过有一个当了战士的兄弟，仅此而已。”汤姆说。

我瞧了余安一眼，他那样子就像没有听见我们的谈话。汤姆继续说下去：

“你知道他们在萨拉哥斯是怎么干的吗？叫犯人躺在公路上，用卡车在犯人身上开过去。这是一个摩洛哥籍的逃兵告诉我们的，他们说用这个办法可以节省子弹。”

“这可不省汽油。”我说。

我对汤姆有些恼火，他不该讲这种事。

他可偏要继续讲下去：“一些军官在公路上走来走去，监督执行，两手插在口袋里，嘴上叼着烟。你以为他们会帮那些被压的人早点断气？甭想!他们把那些人扔在那里叫喊，有时要叫喊个把钟头才死。那个摩洛哥人说，头一次见到的时候，他恶心得差一点要呕吐。”

“我不相信他们在这里也那么干，”我说，“除非他们真的缺子弹。”

光线从四个气窗与一个圆洞里射进来，那个圆洞开在地下室的顶上，朝向左边，可以直接望见天空。上面的洞口平时有一个圆盖封着，正是从这个洞口，人们把木炭往地下室里倒。在洞口的下面，还残留着一大堆炭屑；这燃料本来是给医院取暖用的，但是，战事一起，病人全都撤走，这堆没有用过的炭就留在那里。下雨时，如果上面没有把圆盖盖上，雨水就直接落在炭堆上。

汤姆开始颤抖起来。

“真见鬼，我打起哆嗦来了，”他说，“你看，停了一下又打起来了。”

他站了起来，开始做做体操，每做一个动作，衬衣都张了开来，露出他雪白而多毛的胸膛。他又躺在地上，举起两腿，在空中作剪刀式的动作，这使我看到了他肥大的屁股在发抖。汤姆是一条结实的汉子，但他脂肪过多。我想像着，枪弹或者刺刀不久就要穿进这一大堆软乎乎的肉里，就像穿进一大块黄油里一样。如果他身材干瘦，我就不会有此想像。

我并不确切地感到寒冷，但我的肩膀与胳臂都失去了知觉。我不时觉得自己少了一点什么东西，于是，我开始在周围找我那件上衣，这时我突然记起他们没有把上衣还给我。这更叫人心里感到窝囊、痛苦。他们经常拿走我们犯人的衣服，分给他们的士兵，只让我们穿着衬衣，而给我们穿的裤子，则是住院病人在炎热盛夏穿的那种布裤。过了一会儿，汤姆从地上爬起来，气喘吁吁地坐在我的身边：

“你暖过来了吧？”

“真见鬼，还没有暖过来，但是我已经累得喘不过气来了。”

将近晚上八点的时候，一个军官带着两个长枪党的家伙走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一张纸，他问看守：

“这三个人名叫什么？”

“斯丹波克，伊比埃达，米尔巴。”看守回答。

军官戴上他的夹鼻眼镜，看着他的名单说：

“斯丹波克……斯丹波克，在这里，你被判处死刑，明天早晨枪毙。”

他又继续看他的名单。

“其他两人也判处死刑。”他说。

“这不可能，”余安说，“决不会有我。”

军官以惊讶的神情瞧着他：

“你叫什么名字？”

“余安·米尔巴。”

“没错，你的名字就在上面，你被判处死刑。”军官这样说。

“我没有犯任何的事。”余安说。

军官耸了耸肩膀，转过身来对着汤姆与我。

“你们是巴斯克人吗？”

“谁都不是巴斯克人。”

他露出不耐烦的神情：

“他们告诉我，这里有三个巴斯克人。我才不浪费时间去找他们。那么，你们当然是不愿意要神父的罗？”

我们根本没有搭理。他又说：

“有一个比利时医生待会儿就来，他被批准来跟你们一起度过今夜。”

他行了个军礼，走了。

“我刚才跟你是怎么说的，咱们全齐啦。”汤姆说。

“是的，”我说，“这对小家伙，未免太狠了。”

我这么说是为了表示我的公正，其实，我并不喜欢那个小家伙。他的脸面特别嫩，恐惧与痛苦却使那张脸变了形，毁了他面孔原有的轮廓。三天前，他还是一个娇弱型的小男孩，颇能讨人喜爱；而现在，他的样子却像一个年老的男妓，我想，即使他被释放，他永远也不可能再变得年轻。对他表示一点怜悯，那倒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我讨厌怜悯，而他又一直使我反感。他听了判决后，什么也没有说，但他变成了死灰色，他的脸、他的手都变成了死灰色。他又坐了下来，圆睁着两眼，盯着地面。汤姆是个好心肠的人，他想去挽小家伙的手臂，但他满脸厌烦，猛然把汤姆甩开。

“随他去吧，”我低声地说，“你瞧，他马上就要哭了。”

汤姆勉强地听从了我的话；他本来很想去安慰小家伙；这样可以使他为别人的事操心，而不至于想到他自己。但这却正造成我的烦恼：我之所以从未想到过死，是因为我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情况，而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摆在面前，此时此地，除了想到死以外，别无他事可做。

汤姆又说话了：

“你杀过人吗？”他问我。

我没有答话。他就告诉我，从八月初以来，他杀过六个人；他并不了解我们面临的处境，我看得很清楚，他是故意不去了解的。我自己也完全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我寻思着，惨遭此难，是不是会很痛苦，我想到了子弹，想像着他们一阵滚烫的弹雨如何射进我的身体。所有这些想像，与真实情景是两回事；我很镇静，因为我毕竟还有整整一夜去理解死亡。过了一会儿，汤姆停止说话了，我从眼角眄了他一眼，我发现他也变成了死灰色，样子很凄惨；我想：“事情开始了。”天色差不多完全黑下来了，昏暗微弱的光从气窗透进来，那堆煤炭在天空下形成黑污污的一大堆；从顶板上的那个圆窟窿朝外望，可以看见一颗星星，今夜将是晴朗而寒冷的。

地下室的门打开了，进来两名看守。他们身后跟进来一个金黄头发的男人，他穿着一身哔叽军服。他向我们行了个礼：

“我是医生，”他说，“我被批准在今晚这个痛苦的时刻来给你们提供帮助。”

他的语音清晰悦耳。我对他说：

“你来这里要干什么？”

“我听从你们的吩咐。我将尽我的可能，减轻你们在今夜几个钟头里的精神负担。”

“你为什么到我们这里来？医院里还有好些别的犯人，整个医院都关满了犯人。”

“我是被派到这里来的。”他含含糊糊答了一句。

“哦!你们爱抽烟吧，嗯？”他赶忙改变话题，“我有香烟，还有雪茄。”

他给我们递上英国香烟与上等雪茄，但我们拒绝了。我直盯着他的眼睛，他显得很不自在。我对他说：

“你来我们这里不是为了同情怜悯。而且，我认识你。我被捕的那天，我看见你在军营的院子里同法西斯分子在一起。”

我还想继续说下去，但突然之间不知是什么抓住了我，我忽然对这个医生的出现毫不感兴趣了。在平日，当我盯住一个人以后，我是绝不会放开他的。可是现在，我却连说话的愿望也丧失了；我耸耸肩，挪开我的眼睛。过了一小会儿，我抬起头来，那医生正带着好奇的神情在观察我。两个看守坐在一个草垫上。那个瘦高个子看守彼得罗在转动自己的两个拇指，另一个看守不时摇晃着自己的脑袋，以防打瞌睡。

“你要点灯吗？”彼得罗突然问医生。医生点头作肯定的表示。我想，他的智商大概跟一段木头同样多，但毫无疑问，他并不是一个坏人。从他那双又蓝又冷的大眼睛来看，我觉得他之作恶造孽主要是因为缺乏头脑。彼得罗走了出去，很快就端着一盏煤油灯回来了，他把灯放在长凳的一角。灯光昏暗，总比没有好，昨天夜晚，他们就是让我们在黑暗中度过的。油灯在地下室的顶板上形成一个圆形的光圈，对它，我凝视良久，心醉神迷。一会儿，我突然清醒过来，那光圈消失了，我觉得自己被一沉甸甸的大物压在下面，这大物既非死亡的

概念也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无以名状的东西。我的两颊像火一样在燎烧，我的脑袋也在疼痛。

我晃动晃动身躯，打量我的两个同伴。汤姆两手抱着头，我只看得见他白胖白胖的颈项。小家伙余安的样子更是可怜，他张着嘴，两只鼻孔也在发抖。医生走到他身边，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好像要安慰他，但他的眼睛仍是冷酷的神情。接着，我看见这个比利时人的手偷偷地沿着余安的手臂摸下去，直到他的手腕。余安任他这样做，毫无反应。比利时人用三个指头捏着余安的手腕，脸上带着心不在焉的神情，不时，他稍为后退一点，略事转动身躯，用背对着我，挡住我的视线。但我身往后仰，就看见了他掏出他的表来，一边计时，一边紧捏着小家伙的手腕不放。过了一会儿，他松开手指，让余安那毫无生气的手掉了下来，他走了开去，靠着墙壁坐下来，然后，仿佛突然想起了某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必须马上记录下来以备忘那样，从口袋里拿出一个记事本，在上面记了几行字。“这个卑鄙的家伙，”我愤怒地想，“只要他来按我的脉，我就要给他狗脸上一拳。”

他没有到我跟前来。但我感觉得到他在注意我。我抬起头来，也瞧着他。他用一种平淡的语气对我说：

“你没有发觉，这里，大家都冷得在打哆嗦吗？”

他的样子好像感到很冷，他的皮肤变成了紫色。

“我不冷。”我回答他说。

他仍然继续注视着我，带着冷酷的眼光。突然，我明白了，我用手去摸自己的脸，我发觉自己已被汗水湿透。在此地下室，正值严寒季节，冷空气不断流通，而我却在出汗。我把手指插进我的头发，由于出汗，头发已黏结得像毛毡；这时，我又发觉，衬衫也湿了，扒附在我的皮肤上：原来我出汗至少已有一个钟头之久，而我却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但这却逃不过这个比利时猪猡的注意；他早就看见汗珠在我脸上滚动，他一定这样想过：这是准病理的精神恐惧状的表征，同时他一定觉得自己是处于正常状态并为此而感到骄傲，因为他感觉到冷，他没有出汗。我真想站起来，走过去把他的狗脸打得稀巴烂，但是，我刚动了一下身子，我的羞恼与愤怒就消散了；我又颓然在长凳上坐下，心里无情无绪，一片漠然。

我只满足于用手帕揉擦我的脖子，因为现在我感到汗珠从头发里流到了颈项，使我觉得很不舒服。不多久，我就放弃了揉擦，擦也没有用，我的手帕早已经拧得出水来了，我仍然在不断流汗。甚至屁股上也流汗，我湿透了的裤子已粘在板凳上。

小家伙余安突然开腔说话：

“你是医生吗？”

“是的。”比利时人回答。

“是不是痛苦……要很长时间？”

“哦!在……的时候吗？不，不，很快就会完的。”比利时用一种慈父般的声调这么说。

他那神情就像在安慰一个付了就诊费的病人。

“但是，我……我听别人说……经常要发射两次排枪。”

“有时的确要打两次，”比利时人点点头说，“第一次排枪可能没有命中要害。”

“那么他们要重新上子弹，再瞄准一次吗？”

小家伙考虑了一下，又用沙哑的声音加上一句：

“这可很费时间!”

他非常害怕咽气时的痛苦，他一心只想这件事，这在他那样的年纪，是很自然的。我却对死想得不多，我的汗流不止，并不是因为对咽气时的痛苦心怀恐惧。

我站了起来，一直走到那堆炭屑旁。汤姆吓得一跳，他向我投射了憎恨的一眼，因为我的鞋子发出嘎嘎声，惹得他发了火。我心里捉摸着，自己是不是也像他那样已经面无人色了，我看见他也在流汗。天空美极了，没有任何光线射进我们这个阴暗的角落，我只要抬起头来，就可以看得见大熊星。但是，此时此地，我的感受与前几天完全不同了：前天，我从总主教府的那个地牢里，也可以望见一大片天空，那一天的每个时辰都唤起我不同的回忆。清晨，天空一片寒凛的淡蓝，使我想起大西洋之滨的海滩；中午，我望见太阳，就想起塞维尔的一个酒吧间，在那里我一边喝白葡萄酒，一边吃鱼与橄榄；下午，我被笼罩在太阳的阴影下，这时我就想起被深沉阴影笼罩着的半个竞技场，而另外半个竞技场却在阳光下明媚灿烂；像这样从头顶上的天空来想见世界各地，的确令人难过。而现在，我仰望天空，愿意望多久就可以望多久，天空已不再勾引起我的任何回忆。我宁愿如此。我又走回去，靠近汤姆坐下。一大段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汤姆低声说起话来，他经常需要说话，他不说话，就理不清自己的思绪。我想，此时他是在对我说，可他并没有瞧着我。毫无疑问，他是害怕看见我这副面无人色、汗流不止的样子，我们俩人一模一样，彼此可以从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的形象，比两面镜子更糟。他瞧着比利时人，那个活着的人。

“你明白吗？你，”他说，“我，我搞不明白。”

我也低声说起话来，我也望着比利时人。

“怎么，有什么事？”

“我们马上就会碰见我也弄不明白的事。”

在汤姆周围发出一股特别的气味。我觉得我的嗅觉这时对气味比往常更为敏感，我冷笑着说：

“你马上就会明白的。”

“这事不大清楚，”他固执地说，“我倒很想鼓起勇气，但至少得让我知道……你说，先要把我们带到院子里，是吧，接着他们就在我们面前排成一行。他们有多少人呢？”

“我不知道。总有五个或者八个吧，不会更多了。”

“好的。就算他们有八个，头头会对他们喊一声：瞄准，我就看见有八个枪口对着我。我想，到那时我一定想往墙里钻，我会使尽全身的力气用背脊去钻那道墙，墙顶着我，我钻不进去，就像在噩梦中那样。所有一切，我都想像得出来。啊，你真不知道我多么能想像所有的这一切。”

“得啦!”我对他说，“我也想像得出。”

“那一定很遭罪。你知道，他们专瞄准眼睛和嘴巴，把面孔打得稀巴烂，”他恶意地这么说，“我现在就已经感觉到那些伤口了；一个钟头以来，我的脑袋和脖子都感到疼痛，这并不是真正的疼；但比真疼更糟，这是我将在明天早晨遭受的疼痛。可在那之后又怎么样呢？”

我很理解他想说的是什么，但我装出不理解的样子。至于那种挨枪子的痛楚，我也感觉到了，在我的身体里，仿佛有那么一簇小伤口在隐隐发疼。这种感觉，我很不习惯，但是我和他一样，不把这看得很重。

“在那之后，”我狠狠地这么说，“你就入土呗。”

他开始一个人自言自语了，但眼睛始终盯着比利时人。比利时人好像没有在听。我知道这家伙到这里来是要干什么，我们想什么，他不感兴趣，他来是为了观察我们的身体，我们活生生被死折磨的身体。

“这就真像在噩梦里一样，”汤姆说，“你想思索点什么，你什么时候都觉得就要达到目的了，就可以进行理解了，但思绪一下又溜走了，你再也找不到它，它丢失了。我对自己说，在那之后万事皆空。但我竟然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有好些次，我几乎能够理解了……但思绪又再次丢失，我于是又重新开始去想疼痛，去想子弹，去想放枪声。我是个唯物主义者，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发誓：我绝不会神经失常。但是也有不正常的情况。我竟看见了自己的尸体。这本来不是不可能的，但是，看见我的尸体的，却是我自己，是我自己的眼睛。看来，我必须做到再进行思索，思索在那之后我再看不见任何东西，也听不见任何东西，而世界仍然为活着的人们继续存在。巴普罗，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思索这个。你可以相信我，我过去也曾彻夜不眠等待着某件事的发生。但是，现在这件事完全不同，它突如其来，我们没法事前有所准备。”

“闭嘴，”我对他说，“你要我叫一个神父来听你的忏悔？”

他不答话。我已经注意到他渐渐在用一种毫无表情的声音自居为预言家在说话，并把我称为巴普罗。我很不喜欢这样，但是，看来爱尔兰人皆都如此。我模模糊糊觉得他身上发出了尿臭。实际上我对汤姆一直并无好感，我也看不出为什么仅仅由于我们将一道去死我就要对他增加好感。如果是同别的人，情况就不同了，譬如同拉蒙·格里，情况就会不同。但是，在汤姆与余安之间，我却一直感到孤独。我倒觉得这样更好些，因为，如果我跟拉蒙在一起，我也许会多愁善感。然而，现在我却坚强得可怕，此时此地，我要继续保持这种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