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断喃喃自语，心神恍惚。他说话肯定是为了避免进行思索。他身上发出冲人的尿味，就像害前列腺疾病的老人那样。当然，我是同意他的意见的，他所讲的那些，我也可以讲，因为，我们的死亡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自从我肯定非死不可后，就再没有一件东西在我看来是自然的了，这堆炭屑、这条长凳、这彼德罗的那张狗嘴，没有一件是自然的。只不过，我不高兴去想汤姆所想的那些事。而且，我很清楚，整个夜晚，差不多每隔五分钟，我们都同时想着同样的事，同时流着汗，同时打哆嗦。我偷偷地瞧他一眼，第一次觉得他很奇特，他已经把死亡摆在他脸上了。我的自尊心也感到受到伤害：二十四个小时以来，我生活在汤姆的旁边，我听他说话，我也对他说话，而我又知道，我俩之间毫无共同之处。现在，我们却像双胞胎兄弟那样相像，仅仅因为我俩将一道去死。汤姆抓住我的手，但眼睛并没有望我：

“巴普罗，我问自己……我问自己，人是不是真的会消灭？”

我把手挣脱开，对他说：

“瞧你两只脚底下是什么，混蛋!”

他两脚之间的地上有一摊尿，从他的裤子里，尿还在不断往下滴。

“这是什么？”他惊奇地问。

“你在裤子里撒尿啦!”我对他说。

“你胡说!”他愤怒地说，“我根本没有撒尿，我没有任何这种感觉。”

比利时人走过来，他假惺惺地表示关怀：

“你觉得痛苦吗？”

汤姆没有回答。比利时人看着地上那摊尿，一声不吭。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汤姆凶暴地说，“我向你们发誓，我毫不畏惧，视死如归。”

比利时人不作回答。汤姆站了起来，走到一个角落里去撒尿，他一边走回来一边扣裤子

，他又坐下来，再也不说话，比利时人又在他的小本上做记录。

我们都瞧着他，连小余安在内，我们三个人都瞧着他，因为他是一个活着的人，他有活人的姿势动作，他有活人的烦恼，他在这地下室里冷得打哆嗦，就像所有的活人在此条件下应该打哆嗦一样；他还有一副营养充足、控制自如的肉身。而我们这三个人，对自己的肉身，却已经不再有多少感觉了，至少不像以前那样。我很想摸摸自己的裤子，摸摸自己的两腿之间，但我不敢；我瞧着比利时人，他靠两腿支撑曲着身子，他的肌肉活动自如，而且，他还可以想他的明天。我们这三个人在这里，只是三个丧失了血肉的幽灵，我们都盯着他，要从他那里摄取生命，就像吸血鬼那样。

他终于走到小余安身边。他想抚摸小余安的颈项，是因为职业的需要还是出于慈悲为怀的冲动？如果是发慈悲的话，那也是他在整个夜晚惟一的一次。他抚摸了小余安的脑袋与后颈。小家伙任他抚摸，眼睛一直望着他；而后，突然抓住他的手，面带一种古怪的神情。小余安用两手把比利时人的手握着，这两只手可不招人喜欢，像一把灰色的钳子紧紧夹住比利时人那只红润、胖乎乎的手。我很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汤姆大概也有些担心，但比利时人沉浸在对方的热情之中，他像慈父一样地微笑着。不一会儿，小家伙把这只肥厚红润的手抬到自己嘴边，张口就去咬。比利时人迅速挣脱开，踉踉跄跄退到墙前。他恐惧地注视了我们一会儿，大概突然发觉了我们和他已不是同样的人了。我哈哈大笑起来，其中一个看守吓了一跳，另一个看守熟睡未醒，但他的两眼仍大大张开，露出他的眼白。

我既感疲倦又过于激动。我不愿再去想明天黎明将发生的事，不愿再去想死亡。去想，那是毫无意义的事，只会使我得到一些词语概念与一片空虚。但是，只要我试着去想别的事，我就看见许多枪口对着我。我这样体验被处死的滋味大概总有二十次以上；有一次我甚至以为是真的亲临其境了，其实只是睡着了一小会儿。他们把我拖到墙跟前，我不停地挣扎；我向他们求饶。我吓得惊醒过来，我瞧了瞧比利时人，我担心刚才我在梦里曾发出惊叫。但他在捻弄他的小胡子，肯定他未曾注意到什么。如果我愿意的话，我相信还能再睡一小觉，因为我已经四十八小时没有睡了，疲倦到了极点。但我不想失去我生命最后的两个钟头：天一亮，他们就会来叫醒我，我睡意犹浓地跟着他们走，我连哼一声都没来得及就给毙了，我可不愿这样，我不愿像头畜生那样死掉，我想搞明白死是怎么回事。而且，我也害怕睡着了再做噩梦。我站起身来，在地下室里踱来踱去，并且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我开始回想我过去的生活。一大堆回忆一涌而来，其中有好的回忆，也有坏的回忆——至少我从前是这样将它们分类加以称呼的。回忆中出现好些面孔与好些往事。我想起了一个小家伙的面孔，他是巴伦西亚城过瞻礼节时被牛顶死的一个新郎；我想起了我叔叔伯伯中的一个，拉蒙·格里的面容。我也想起了一些往事：我怎么在一九二六年失业了三个月，我怎么饿得差一点丢了命。我想起了我在格林纳达岛上一条长凳上度过的那一夜，那时，我已经三天没有吃上东西了，我烦躁而又愤怒，我可不愿饿死。这段回忆使我微笑起来。我过去是以一种多么狂热猛烈的劲头去追求幸福、追求女人、追求自由啊!为什么要那样做呢？我曾经想要使西班牙获得自由，我崇拜庇·伊·马卡尔，我参加了无政府主义运动，我曾经在好些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我对所有这一切都非常认真，仿佛我是永垂不朽的。

此时此刻，我有这样一个感觉，似乎我在把自己的一生摆在我的面前，并且这样想：“这真是一个弥天大谎。”这一生既然已经完了，它就一钱不值。我扪心自问，过去我怎么能够和姑娘们在一起散步、打打闹闹呢，如果我那时想像出今天自己会这么完蛋，我是绝不会动一个小指头的。我的一生就摆在自己的面前，它已经结束，就像一只口袋已经封了口，不过，装在其中的一切都并未完成。有那么一刻钟，我也试图对自己的一生作个评判。我很想对自己说，这是美好的一生。但是，我不能对我的一生做出评判，因为它只不过是一份尚未完成的草图；过去，我把我的年华都用来勾画自我永垂不朽的轮廓，反倒对什么都没有真正弄懂。眼下，我没有任何舍不得的东西，因为本来我所舍不得的东西的确有一大堆，如白葡萄酒的美味，还有夏天我在卡迪斯附近一道小湾里的沐浴，而现在，死亡已使所有一切都失去了对我的吸引力，不值得我留恋。

突然，比利时人出了一个好主意。

“朋友们，”他对我们说，“我可以负责——只要军事当局同意——替你们带一封信或一件纪念品给你们的至亲好友。”

汤姆低声抱怨了一句：

“我没有任何至亲好友。”

我没有吭声。汤姆等了一下，然后好奇地打量打量我：

“你不送个信给龚霞？”

我对他这种亲昵的帮腔十分反感：不过，这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我在昨天晚上曾主动跟他谈起龚霞，我本该控制住自己。我与她相处已有一年，即使是昨天，为了能再见到她五

分钟，我也宁愿用斧头砍掉自己的一条胳臂。正是出于这种渴望，我对汤姆谈起了龚霞，这种强烈的渴望，我实在难以控制。而现在，我已经不想再见到她了，我也再无话要对她说。我甚至不想把她搂在怀里，因为我厌恶我自己的肉体，它已经变成了死灰色，它汗流不止，而且我也没有把握在此情况下不厌恶她的肉体。龚霞如果知道了我的死讯，她是会哭的，在几个月以内，她将痛不欲生，即使如此，我仍然得去死。我想念起她那双美丽温柔的眼睛。从前，当她看着我的时候，总有某种东西从她身上传到我的身上，但现在我想，这一切都结束了：如果现在她再看着我，她的眼光只会停留在她自己的眼睛里，而不会传到我身上。我现在孤独无援。

汤姆也是孤独的，但孤独的方式有所不同。他支开两腿跨坐着，面带微笑瞧着那条长凳，神情讶异。他伸出一只手，小心翼翼地去摸木凳，好像是惟恐弄坏某种东西，接着，他急速把手缩了回去，浑身颤抖。如果我是汤姆，我是不会去摸长凳来消遣的；这种方式也是爱尔兰人的滑稽玩意，不过，我也觉得周围的事物都带有一种古怪的样子，它们比平时暗淡模糊了，不像往常那样色彩浓重醒目。只要看一看那条长凳、那盏灯、那堆炭屑，我就感觉得到我是一个将死的人。当然，我无法把自己的死想得那么清楚，但我到处都看到了我的死亡，在各种东西上看到，在这些东西对待我的方式中看到，这些东西都在我面前往后退缩，与我保持距离，小心谨慎，如像人们在濒死的人的床头总是轻言细语那样。汤姆刚才就正是从木凳上见到了他的死亡。

在我目前这种状态中，如果有人来宣布我可以安心回我的家了，他们免我一死，我很可能冷冷淡淡，无动于衷，因为，当一个人永垂不朽的希望幻灭了以后，迟几分钟去死或迟几年去死，反正都一样，并无区别。我现在对任何东西皆无所求，我心如枯井，沉寂冷静。但这也是一种可怕的冷静，其原因在于我的身体，我是在用我身体的眼睛在看，用我身体的耳朵在听，但这身体却不再是我自己，这身体在自行其是地流汗、发抖，我再也不认识它了。我不得不去触摸这身体，去观察它，以便知道它变成了什么样子，仿佛它是别人的而不是我自己的。有时，我还能感觉到它，我感到它在下滑，在急遽下跌，就像坐在往下俯冲的飞机里一样，有时，我则感觉到心脏在跳动。但是，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并不使我安心，所有这些从我身体中产生的一切，都有一种鬼鬼祟祟、令人厌恶的气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待在那里，无声无息，而我只感到有一种重压，有一种邪恶的现实针对着我；我觉得自己似乎与一个巨大的害人虫联结在一起。有时，我摸摸自己的裤子，我发觉它已经湿了；我不知道究竟是汗还是尿弄湿的；为了预防尿裤，我到炭堆前解了小便。

比利时人掏出他的表，看了看时间，说：

“现在是三点半钟。”

混蛋!他故意这么做。汤姆蹦了起来：我们一直没有发觉时间在流逝，黑夜像一个无形的阴暗的东西包围着我们，我甚至想不起来黑夜是什么时候降临的。

小余安开始嚎叫起来，他绞扭着双手，哀求着：

“我不愿意死，我不愿意死。”

他举着双臂，在地下室里跑了一圈，然后扑在一块草垫上，哭泣起来。汤姆用忧郁的眼光看着他，但并不想去安慰他。实际上，安慰也纯系多余：因为小家伙吵得比我们厉害，而他的痛苦却比我们轻。他像一个因发烧反而减轻了病情的病人。当病人连发烧也发不起来时，他的病才是更为严重的。

他仍然在哭：我看得很清楚，他在自己怜悯自己，他其实并没有想着死。有一刹那，仅仅一刹那，我也想哭，由于怜悯自己而想哭。但实际结果却恰巧相反：因我瞧了小家伙一眼，我看见他瘦削的肩膀因呜咽而抽动，我反而变成铁石心肠了，我不能怜悯别人，我也不能怜悯自己。我对自己说：“我要死得有些骨气。”

汤姆站起来，他正好站在那个圆洞底下，开始等候黎明。至于我，我有了精神支撑点，一心只想着我要死得有骨气。但是，自从那个医生把时间告诉我们以后，我内心深处一直觉得时间在流逝，一滴一滴地在流逝。

天还没有亮，汤姆对我说：

“你听他们动起来了。”

“听见了。”

有好些家伙在院子里走动。

“他们来搞什么名堂，总不能在黑暗里瞄准开枪吧。”

过了一会儿，我们再也听不见什么，我对汤姆说：

“你瞧，天亮了。”

彼得罗打着哈欠站起来，把灯灭了，对另一个看守说：

“冷得够呛。”

地下室开始变成灰蒙蒙的了。我们听见远处传来了开枪的声音。

“开始了，”我对汤姆说，“他们大概是在后院动手了。”

汤姆向医生讨了一枝香烟。至于我，我不想要；我既不想抽烟，也不想喝酒。从这时起，开枪的声音一直不断。

“你明白了吧？”汤姆问我。

他还想补充说点什么，但又一言不发了。他盯着那扇门。门打开了，进来一个中尉，还

有四名兵士。汤姆的烟卷从手里掉了下来。

“谁是斯丹波克？”

汤姆不吭声。是彼得罗把他指了出来。

“余安·米尔巴呢？”

“就是倒在草垫上的那个。”

“站起来!”中尉命令说。

余安仍不动弹。两个士兵挟着他的腋窝，扶他站起来，但他们一松手，他又倒了下去。

这两个士兵不知该怎么办。

“像这样受不了的，他不是第一个，”中尉这样说，“你们俩人只需把他架起来就行了，到了外边，问题就会解决。”

中尉转向汤姆：

“来，咱们走吧。”

汤姆夹在两个士兵之间走了出去，另外两个士兵跟在后边，他们从腋窝与腿弯部位架着小家伙。小家伙并没有昏迷，他两眼睁得大大的，泪水沿两颊流下来。当我也起步往外走时，中尉阻止了我：

“伊比埃达是你吗？”

“是的。”

“你在这里等着，待一会儿有人会来找你。”

他们都走出了地下室，比利时人与两个看守也走了出去，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不懂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但我宁愿他们立刻把我干掉。我听见排枪有规律地每隔一会儿就响一阵，每响一阵，我就要颤抖。我真想大声喊叫，揪扯自己的头发。但我使劲咬住了牙关，把手插在衣口袋里，因为，我要死得有骨气。

过了一个钟头，有人来找我，把我带到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里面充满了雪茄烟味，呛得我透不过气来。有两个军官坐在安乐椅上抽烟，他们的膝盖上放着一些文件。

“你名叫伊比埃达？”

“是的。”

“拉蒙·格里躲在哪里？”

“我不知道。”

审问我的那个家伙又矮又胖。他一双冷酷的眼睛藏在夹鼻眼镜的后面。他对我说：

“走近一点。”

我走近他们。他站起来，抓住我的手臂，用一种似乎要把我置于死地的神情盯着我。同时，他使尽全身的气力紧捏我的二头肌。他并不是要叫我吃点苦头，而是在进行事关重大的较量：他想一下就先威压人，使我慑服。他还把嘴里的臭气往我脸上喷，大概也认为有此必要，我们就这么对峙了一会，对我来说，他这种把戏简直使我想笑。要吓唬住一个即将去死的人，这点火候可不够。他没有达到目的，就用力把我使劲推开，他又坐下去，对我说：

“现在，就是要你的命和他的命互相交换。只要你告诉我们他藏在哪里，我们就让你保全性命。”

这两个穿着带饰的军服与长靴，手里拿着马鞭的家伙，同样也是迟早要死的人。他们会比我死得迟一点，但也迟不了很久。他们成天在他们的狗屁文件上找别人的名字，他们追捕这些人，把这些人关押起来或者消灭掉；他们对西班牙的前途问题与其他一些问题，持有他们的看法。他们这些渺小的活动，在我看来既令人厌恶又荒唐可笑：我觉得根本不可能设身处地对他们加以理解，他们简直就是疯子。

那个矮胖的家伙一直盯着我，用马鞭抽打他的长靴。他所有的动作都是精心设计的，其目的在于使自己显得像一头灵敏而凶恶的野兽。

“怎么样，你懂了我的意思吗？”

“我不知道格里在什么地方，”我回答说，“我一直以为他在马德里。”

另一个军官无所谓地摆了一下他那只苍白的手。他的无所谓也是精心设计的。我看穿了他们所有这些渺小的伎俩。我觉得居然有人以玩弄这种小把戏而自得其乐，实在令人惊讶。

“你还有一刻钟可以考虑，”他慢吞吞地说，“把他带到贮藏室去，过一刻钟再把他带回来。如果他还拒不交代，就立即枪毙。”

他们知道自己在玩什么把戏：他们已经叫我等了整整一夜，然后在枪毙汤姆与余安的时候，又让我在地下室等了一个钟头，而现在又要把我关进贮藏室；他们从昨天起，就准备好了这一套。他们以为一个人的神经是经不起这样一拖的，他们想用这个法子来逼我就范。

他们完全打错了算盘。在贮藏室里，我在一只矮凳上坐下，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很衰弱无力，我开始进行考虑。但并不是按他们的指点考虑。当然，我知道拉蒙·格里藏在何处：就在他堂兄弟家，离城四公里。我知道我决不会招出他的藏身处，除非这些家伙严刑拷问，而看来他们并没有想到采用此招。眼前这一切，都是他们周密安排好了的，无可更改，对此我丝毫不感兴趣。只不过，我想理清楚我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我宁愿去死也不愿意出卖格里。为什么呢？我不再爱拉蒙·格里。我对他的友情在这天黎明前一刻已经消亡了，与我对龚霞的爱情、与我对生活的希望同时消亡了。毫无疑问，我仍然敬重他：他是一条硬汉。但并不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准备替他去死；他的生命并不比我的生命更有价值；任何人的生命都是没有价值的。他们叫一个人贴墙站着，朝他开枪，直到把他打死，这个人是我或是格里或是另一个人，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一回事。我很清楚，他比我对西班牙的事业更有用，但是，我现在对西班牙、对无政府主义都不在乎了：任何事物都不再有什么重要性。虽然如此，我仍然在这里，我能够出卖格里来保全我的性命，但我拒绝这么做。这是一种固执，我觉得这的确有点滑稽，我想：

“就该这么固执!”我感到一种奇特的愉快。

他们来找我，把我带回到那两个军官的面前，一只小耗子从我脚下窜过，这使我乐了起来。我转身对其中一个长枪党徒说：

“你看见那只耗子了吗？”

他不搭理我。他阴沉着脸，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而我，我就只想笑，但总算忍住了，因为我害怕一旦笑起来，我就无法控制，笑个不停。那个长枪党留着一撮小胡子，我又对他说：

“你该把小胡子刮掉，笨蛋。”

我觉得他活着让须毛在脸上蔓延实在滑稽可笑。他并不特别认真地踢了我一脚，我一声不吭了。

“怎么样，”那个胖军官问，“你考虑好了吗？”

我好奇地瞧了瞧他们，就像他们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昆虫。我对他们说：

“我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他就藏在墓地里。在一个墓穴里或者在掘墓人的小屋里。”

我这完全是在跟他们开一个玩笑。我想看一看他们是怎么赶紧站起来，扣上皮带，发布命令。

他们一蹦而起。

“我们到墓地去。莫勒斯，你要洛布兹中尉派十五个人来。至于你，”矮胖子又转过来对我说，“如果你讲的是真话，我答应过你的一定兑现。如果你欺骗我们，我会要你付出惨重的代价。”

他们在一阵嘈乱声中出发了，我在几个长枪党徒的看守下平静地等着。我不时微笑起来，因为我想他们不久就会又恼又怒。我觉得自己既愚蠢又狡诈。我想像他们如何掀起一块块墓石，掘开一个个墓穴。我像一个局外人似的想着眼前的这种情景：这个囚徒固执地想要成为一个英雄，而这些留着小胡子的长枪党党徒，这些穿着制服的家伙则在那些坟墓之间忙来忙去，这真是一出令人不能不发笑的喜剧。

过了约半个钟头，矮胖的军官单独回到房间。我想，他该下令处决我了。其他那些家伙大概还留在墓地里。

军官瞧了我一眼，他丝毫没有要严惩不贷的样子：

“把他带回大院子里，和别的犯人放在一起，”他命令道，“等军事行动结束后，再交普通法庭决定他的命运。”

我以为自己没有听懂他的话。我问他：

“那就是说，你们不……你们不枪毙我了？”

“目前无论如何也不会枪毙你，以后，那就不是我管的事了。”

我仍然不懂他的意思。我再问：

“这是为什么？”

他耸了耸肩膀，没有回答我，几个士兵就把我带了出去。在大院子里，有百把个犯人，其中有一些妇女，有一些儿童，还有几个老人。我开始围着中央的草地转来转去，我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而脑子发呆。中午的时候，我们被带进食堂用餐。有两三个人跟我打招呼，我一定是认识他们的，但我并没有搭理：我已经呆若木鸡，不知所措。

将近傍晚时，他们又把十来个新的犯人赶进院子里来。我从其中认出了面包商加尔西亚，他对我说：

“走运的伙计，我真没想到还能看见你活着。”

“他们判处了我死刑，”我说，“后来他们又改了主意，我搞不清楚是为什么。”

“他们在两点钟时逮捕了我。”加尔西亚说。

“为什么抓你？”

加尔西亚从不过问政治。

“我不知道，”他说，“他们要把所有跟他们想法不同的人全抓起来。”

他又低声地说：

“他们抓到了格里。”

我颤抖了起来。

“什么时候？”

“今天早晨。他干了件蠢事。他在星期二离开了他表兄弟的家，因为他俩发生了争吵。愿意藏他的人倒是不少，但他不愿意麻烦任何人。他说，我本想躲到伊比埃巴家里去，但既然他已被捕，我就躲到墓地里。”

“在墓地？”

“是的，他真笨。今天早上，那些家伙自然就到墓地里去搜。这是肯定要发生的。他们在一个掘墓人的屋子里抓到了他，他朝他们开了枪，后来他们把他击倒了。”

“在墓地!”

我周围的一切都旋转起来，我恢复感觉时，发现自己坐在地上，我大笑不止，笑得眼睛里充满了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