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可能是上星期，我们看见一辆修锁车停在那儿，等那配钥的人走了后，我去试了试钥匙，发现钥匙开不了门。我想汤姆会给我一把新钥匙，但他后 来一直就没绘过我。要知道，他有我家的钥匙，所以我给西尔·桑德斯打电话询问，你知道房主是应该有钥匙的，但他说他也搞不清楚换锁的事。这不关我的事，但 戈登夫妻俩既然让我帮照看房子，我就应该有钥匙。”他又补充道，“我现在想他们是不是在房里藏了什么东西。”

“墨菲先生，我们请您协助我们破案，除了麦克斯威尔警长，不要将今天的谈话泄露给其他任何人，好吗？如果有自称联邦调查局的、南侯德警察局或纽约州警察局的人来，别睬他们，他们可能是假冒的。有事打电话给麦克斯威尔或彭罗斯警探，好吗？”

“好的。”

贝思问墨菲先生：“你有船吗？”

“现在没有了，既耗力又费钱。”

“有人开船来拜访戈登夫妇吗？”贝思问。

“我有时看见有船停在他们家码头上。”

“你知道是谁的船吗？”

“不知道。有一次有一只快艇挺像他们的船，但肯定不是，船名不同。”

“你看见了船名吗？”我问。

“我有时爱用望远镜看。”

“船名是什么？”

“记不得了，但肯定不是他们的船。”

“船上有人吗？”贝思问。

“没入，我只碰巧看见了船，没看到人上下船。”

“什么时候看见船的？”

“我想想……，大概是六月份，初夏的时候。”

“戈登夫妇在家吗？”

“不知道。”他又补充说，“我用望远镜看会有谁离开屋子，可没看到他们就出来了，然后我就听到马达声，船开走了。”

“你的远视视力怎么样？”

“不太好，但用望远镜看得很清楚。”

“你呢，墨菲太太？”

“跟他一样。”

我猜除了墨菲夫妇说出的这些他们还用望远镜窥视过戈登家，所以我问他们：“如果我让你们看几个人的照片，你们能认出他们有没有来过戈登家吗？”

“可能吧。”

我点点头，好管邻居闲事的人有时会成为有用的证人，可有时候他们就像个廉价监视录像机一样，注意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甚至会感人耳目的事情。

我们又花了半个小时问话，可收获越来越少。事实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墨菲先生竟然在谈话中睡着了，他的呼噜声让我心神不宁。

我起身伸了个懒腰。

贝思也站起来，递给墨菲太太她的名片，“谢谢你们，打扰了，你们如果记起什么别的事来请给我打电话。”

“好的。”

“记住，”贝思说，“我是调查此案的警探，他是我的搭档，麦克斯威尔警长协助我们破案。不要把与此案有关的事告诉其他任何人。”

她点点头，但我不相信面对像中央情报局的泰德·纳什这种人墨菲夫妻俩能抗住不说。

我问墨菲太太：“我们想在你家附近转转，可以吗？”

“当然可以。”

我们跟墨菲太太道别，我说：“很拖歉让墨菲先生厌烦了。”

“现在是他的午睡时间，所以他才睡着的。”

“明白了。”

她送我们到门口时说：“我很害怕。”

“不要怕，”贝思说，“附近都有警察保护的。”

“我们睡床上都可能被人杀死。”

贝思答道：“我们估计凶手是戈登夫妇认识的人，因积怨杀人。你们不必担心。”

“他们要是再回来呢？”

我又烦不胜烦，有点恼火：“凶手干吗要回来？”口气有点冲。

“他们经常返回犯罪现场的。”

“他们从来不会那样做。”

“如果他们想杀死证人，他们会回来的。”

“你和墨菲先生看到谋杀了吗？”

“没有。”

“那你就可以放心了。”我说。

“凶手会以为我们看见了。”

我看了看贝思。

她说：“我会派一辆巡逻车来监视一切，如果你感到紧张或听到什么声音，拨911。”她又加了一句，“千万不要担心。”

阿格尼丝·墨菲点点头。

我开门走出去，外面阳光灿烂，我对贝思说：“她的话有一定道理。”

“我知道，我会处理的。”

我和贝思走过测院，看见那儿树篱的缺口。透过篱笆可以看到戈登家的后面和甲板。穿过篱笆向左看，可以看到港湾，港湾里停着一艘蓝白相配的船，贝思说，“那是港湾警船，我们派了潜水员下水在淤泥和水藻中寻找那两颗小子弹，找到的可能性很大。”

凶杀案发现还不到二十四小时，现场保护要到第二天早晨才撤消，所以我们没有再到戈登家去，不然进去又得签名，我可不想为此又抛头露面。我们沿着墨菲 家一例的树篱走向港湾，树篱越靠海越矮，在离水约三十英尺的地方，我就能越过树篱望出去。我们继续走到墨菲家堤岸与港湾持平的地方，只见左边是墨菲家的旧 浮坞，右边是戈登家的码头。“螺旋体”号船已不在那儿。

贝思说：“海上警局把船弄走了，法医会对船进行检查。”她又问我，“你觉得墨菲夫妇怎么样？”

“我认为是他们于的。”

“干什么？”

“谋杀戈登夫妇——不是直接谋杀。他们在甲板上拦住汤姆和朱迪，纠缠了半个小时，絮絮四四地说周六报纸上登的超市大减价，戈登夫妇烦得要死，于是举枪自杀，脑袋开了花。”

“有可能，那枪呢？”“埃德加把它们改造成卫生纸架了。”

贝思笑起来：“你真可怕，有一天你自己也会变老的。”

“我不会的。”

接下来的几秒钟里，我们都不说话，而是站在那儿凝望着港湾，水也具有炉火一般的催眠作用。终于，贝思问道：“你和朱迪·戈登有过关系？”

“要是有，一开始我就告诉你和麦克斯了。”

“你会告诉麦克斯，而不会告诉我。”

“好吧，告诉你，我和朱迪·戈登没有关系。”

“可你对她挺着迷。”

“每个男人都对她着迷，她很漂亮。”我没忘加上一句，“还很聪明，”好像我真在意女人聪明不聪明似的。有时候我还是在意的，但有时我就忘了聪明也是女人的一个好处。我又说，“对于这样一对年轻性感的夫妻，也许我们该从性的角度考虑。”

贝思点点头：“我们会考虑的。”

从我们站的地方可以看到戈登家院子里的旗扦，上面还飘扬着海盗旗，横梁或杨端上接着两面三角信号旗。我问贝思：“你能把那两面三角旗画下来吗？”

“当然。”她拿出笔记本和钢笔，勾勒出了两面三角旗的草图，“你认为它们与案子有关？某种信号？”

“难道不是吗？它们本来就是信号旗。”

“我觉得它们只是用作装饰，但我们会调查清楚的。”

“好吧，让我们再回到犯罪现场去。”

我们出了墨菲家的地盘，走到戈登家的码头上。我说：“这样，假设我是汤姆，你是朱迪，我们中午离开普拉姆岛，现在大概是五点三十分，我们到家了。我熄了发动机，你先下船去系缆绳，我把箱子抱到码头上，是不是这样？”

“是的。”

“我爬上码头，我们提着箱子的把手开始向前走。”

我们模拟着当时可能的情形，并排走着。我说：“我们抬头看了看屋子，如果有人在甲板上的三层中的任一层，我们都能看见，对不对？”

“对，”贝思表示同意，“假设有人在那儿，但我们认识这个人或这些人，所以继续往前走。”

“好，可你想那个人会走下码头来帮个忙，出于应有的礼貌，于是我们还是朝前走。”

我们继续肩并肩上了第二层甲板，贝思说：“在某个地方，我们发现推拉玻璃门开着，门开着使我们担心，也许会停下来或往回走，因为门不应该开着。”

“除非他们预先知道有人在家等他们。”

“对。”贝思答道，“而那个人肯定有新锁的钥匙。”

我们继续朝房子走去，上了甲板顶层，在距那两个粉笔画出的尸体几英尺的地方停下来，贝思正对着朱迪的位置，我对着汤姆的。我说：“戈登夫妻俩还向前走了几英尺，一分钟或不到一分钟后才死，这时他们看见什么了？”

贝思凝视着粉笔画的尸体轮廓，接着又看了看前面的房子，玻璃门和她的左边及右边，这才开口道：“他们继续向前面二十英尺的房子走去，没有迹象表明他 们想逃离。他们还是并排走着，除了前面的房子，周围没有隐蔽处，而没有人能从房子那么远的地方开枪射中目标的头部。他们一定认识凶手，或者没有对凶手产生 戒备。”

“说得对。我想凶手当时正躺在躺椅上，假装睡着了，所以没下来跟戈登夫妇打招呼。戈登夫妇认识凶手，也许汤姆还冲他或她喊，‘酶，起来帮我们搬埃博 拉疫苗箱。’也可能是说炭疽疫苗箱或钱箱。于是，那家伙站起身，打着哈欠，向前走了几步，快到戈登夫妇面前时拔出手枪，射中他们的脑袋。是不是这样？”

贝思答道：“可能。”她绕过尸体位置，站在凶手站过的位置上，离粉笔尸体轮廓的脚不到五英尺。我移到汤姻当时站的位置。贝思举起右手，用左手握住右腕，指着我的脸说，“砰！”

我说：“他们被射中时没拿着箱子，要不汤姆被击中后箱子会从他手中飞落。汤姆和朱迪是先把箱子放下再遭枪击的。”

“我不能肯定他们是不是带着箱子。那是你的推测，不是我的。”

“那船上的箱子呢？”

“谁知道？哪儿都有可能。约翰，看看那两具尸体，靠得那么近，我怀疑他们是不是真抢着一个长四英尺的箱子。”

我看着尸体位置，贝思的话不无道理，但我说：“他们可能先放下箱子，再向前走了几英尺，走近躺在躺椅上或站在这儿或从推拉门里出来的凶手。“可能吧。不管怎么说，我想戈登夫妇认识凶手。”

“同意。”我回答道，“凶手和戈登夫妇在这儿的相遇不会是偶然的。凶手在房子里朝戈登夫妇开枪比在外面甲板上容易，但他选中了这儿——他就是在这儿开枪射击的。”

“为什么？”

“我能想到的惟一原因是他的手枪是登记过的，一旦成为嫌疑犯，他可不想子弹被找到去做弹道测试。”

贝思点点头，望着远处的港湾。

我接着说：“如果在屋里，子弹可能会嵌进某个地方，他可能无法抹去弹痕，所以他选择用大口径手枪近距离射击头部，子弹直接从射出口落入港湾。”

贝思又点点头：“像这么回事。”她又说，“这种推测倒是改变了凶手的可能形象。他不是拥有未登记手枪的吸毒鬼或杀手，他没有来历不明的枪，而是个拥有登记过的手枪的好公民。你是不是想这么说？”

我答道：“这能解释我在现场的发现。”

“所以你想要当地拥有注册武器的人的名单。”

“是的。”我说，“大口径，登记在册，而不是非法违禁武器，可能是自动手枪而非左轮手枪，因为左轮手枪不可能不发出声音。我们就从这个推断下手吧。”

贝思问：“一个拥有注册手枪的守法公民哪儿去弄到一个非法的消声器呢？”

“问得好。”我把我能想到的凶手可能具有的形象特征又过了一遍，说，“这个案子就是这样，每出现一个合理推断总有个疑点让它卡壳。”

“是啊，”她说，“普拉姆岛有二十校点四五口径自动手枪。”

“不错。”

我们讨论着，想把案情串起来，努力想像自己处于昨天下午五点半而不是今天下午五点半。

透过玻璃门我看见一个穿制服的南侯德镇警察，但他没有看见我们，就走开了。

沉思了五分钟左右，我对贝思说：“小时候，我常跟家人从曼哈顿来这儿，我家是标准美国式的，爸爸、妈妈、吉姆哥哥和林思姐姐。我们在哈里叔叔的维多 利亚式豪宅旁租了一间小屋，总在那儿过两个星期，差点给蚊子咬死。我们找到了有毒的常青藤，鱼钩弄到了手指上，还晒坏了皮肤，但我们肯定还是喜欢来这儿， 因为每年我们都盼着到这儿来，这就是柯里一家每年的南侯德一曼哈顿之行。”

贝思听着，微笑着。

我接着说：“我十岁那年捡到一粒滑膛枪子弹，我激动得要死，我是说，这可是一百年甚至二百年前某个家伙射出的子弹。呛里的妻子，我的阿姨琼思——愿 上帝让她安息——带我到了一个叫做卡茨奥格的小村子，那儿据说曾是卡桥格印第安人村落，她教我怎么找箭头，火堆和骨针，那真是炒极了。”

贝思不说话，看着我，好橡我的话很有意思似的。

我继续说下去：“我记得我整夜睡不着觉，想着滑膛枪弹和箭头，移民和印第安人，英国兵和欧洲大陆士兵，如此等等。在这奇妙的两星期结束的时候，我知道我长大后想成为一个考古学家。我没有能成为考古学家，但这却促使我成为一个侦探。”

我向贝思描绘哈里叔叔家的车道，他们曾将煤灰和蚌壳撤在车道上以减少泥土和灰尘。我说：“一千年后，一个考古学家挖掘到这儿，发现了这些煤灰和蚌 壳，于是他判断这儿曾是个烹任用的火坑。实际上，他发现的是一个车道，但他仍可以使他认为是侥饭火坑的发现适用于他的理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当然。”

“好，下面是我的讲课稿，你想听吗？”

“快说。”

“好，同学们——你们在谋杀现场看到的景象已凝固在过去那一刻，而不再会变动、发展。对于这个静止的景象你们可以创造好几种情节，但这些都只是主观 臆想。一个侦探就像考古学家那样，收集确凿事实和实在的科学证据，但还是会得出错误结论。另外，还得面对一些谎话，似是而非的证词和想帮忙却犯了错的人。 有人告诉你你想要的跟你的臆想一致的情况，也有人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凶手则故意留下了假线索。真相就藏在这团矛盾和谎言里。”我对贝思说，“说到这 里，如果我时间算得准，下课铃就该响了，于是说声‘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的任务就是了解真相。”

贝思说：“太棒了。”

“谢谢。”

“那么，谁杀了戈登夫妇？”她问道。

“见鬼，我不知道。”我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