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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拂夜奔 三


  李卫公在酒坊街和李二娘在一起,这条街上铺了厚厚的一层酒糟,故而空气里有一股极浓的酱油味,浓到了人在行进时感到阻力的程度。这条街的两面有一些两层的土楼,李二娘就在其中一座二层的卧室的床上。她长得相当漂亮,只不过眼角已经起了鱼尾纹。和李靖做爱时,她用腿围着李靖的腰,脚在卫公身后绕在一起,看上去像个金属线头;双手按在他肩胛骨上,虽然在下面,却显出一种气势汹汹的样子。李靖问她听到什么有关他的消息没有,她说没有。这就是说,头头们派人来打过招呼了。但是李靖觉得她有点不可信,这不光是因为前一天在街上看到了红拂朝他哭,还因为他一到了李二娘家里,李二娘就拉他上床,一本正经的干起这件事来。要是在以前,起码要聊几句天。据我所知,这件事还是让它自自然然的发生比较好,要是一本正经的去干,反而不对头。头头们让她以后照样和卫公上床,在床上听到什么要汇报,她就是这么做的。这说明她片面地理解了为上面服务。
  当然,上面也不会让她白干,每月初五她会收到一张汇票,然后前往邮局,被人像只狗一样拴在栅栏上。顺便说一句,每月初五是国家雇员发薪的日子。这一天大家领了钱,然后就各自按安排行事。比方说,李卫公领了五十两银子,就该老老实实地研究他的微积分,直到头头们研究好了拿他怎么办,就把他做成包子或者砖头。李二娘领了她的二十五两银子,就该老老实实地和李靖做爱,直到李靖做成了包子或砖头,头头们再来研究拿她怎么办。据我的估计,大概是要把她竖着用两辆牛车扯成两半,或者横着腰斩,因为她毕竟是大逆分子李靖的姘头。不到了真正办起来的时候。谁也不会去想头头们要拿我们怎么办。研究过这些事以后,我觉得当头儿实在有趣,假如有可能的话,我也想当当头儿。我的邻居小孙眼角上也起了鱼尾纹,她有三十五岁了,已经离了婚。照我看她还算漂亮,对我也算和蔼。有时我有些非非之想:头头们安排她和我住一套房子,没准已经有了安排。然后我又想,假设他们有了这种安排,下一步又是什么?这么一想就毛骨悚然,宁愿相信没有这些头儿,把我的非非之想全部打消——我还是去想我的费尔马定理较好。因为我上过大学的数学系,现在又在大学里工作,所以头头们更可能是这样安排的。
  现在可以说说李二娘是怎么片面的理解为上面服务的——她拿腿圈住了李靖,半闭着眼睛,嘴里胡七乱八地嚷嚷。其实她并没有得意到非这么嚷嚷不可,但是她觉得还是嚷出来好。这是因为她觉得上面给了她每月二十五两银子,就是让她和李靖做爱,所以应该多卖点力气,刚刚参加工作的人总是这样的。假如上面给到每月一百两银子,她就能把李靖耳膜吵破;假如上面给到一千两银子,她就能把李靖的每根骨头都拆碎。假如是这样的话,就不用拿李靖来做包子了。因为如果是拿死人来做包子,吃下去就会屙肚子,甚至会一命呜呼,这样李靖就又能害死半城的人了。其实上面给她钱是让她汇报李靖说了些什么,但她把这一条放在很不重要的地方了。她没听李靖说了些什么,只顾自己乱嚷嚷。直到干完了以后才问道: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李卫公说道:你今天吃错药了罢?李二娘听了勃然大怒,劈脸就抓,两人就在床上打起来了。李卫公翻白眼时说的话对李二娘原本就深奥,不大容易记住的,这一打记得的就更少了。好在杨素本人是个数学家,看了报告之后还能明白这是一种微分方程的解法。但是李二娘为了表示自己没有白拿上面的钱,就在报告的头上写道:三次达到了性高潮。杨素以为是方程右边有一个三次方项,这样就越搅越糊涂了。
  我现在能够想像李二娘是什么样子的——她梳个马尾辫,穿一身白连衣裙,外罩黑色围裙,看上去不仅像一张黑白照片,而且洋溢着青春活力。像这样一个女人居然会当奸细,实在出乎我的意料。当然,李二娘不会这样想。她觉得自己在为上面工作,是很光荣的事。不管什么时候,上面总是上面,所以我对这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同意见。顺便说一句,她和李靖做爱时那么卖力,不是因为得了二十五两银子,而是因为受到头儿重视,觉得生命有了价值。打完了架,她又和李靖重归于好,并且冲了一碗藕粉给他喝,并且把他送到了门外,叫他以后常来。李靖出了门,马上就置身于一百二十八名公差之中。那些人把他从四面八方围了起来,形成一个方阵,他往东就一齐往东,他往西就一齐往西,所到之处烟尘滚滚。李卫公在其中就如一位指挥官,指挥着自己的连队,不时地发出口令——向左转,向右转之类,假如不喊的话,哪里都去不了。
  不管是谁,遇到了这种情形,都不会想到这是自己变成包子的前兆。与此相反,他只会把自己往好处想,觉得自己现在就当了官。他就这样到处转悠了一阵,显示他的威风,直到天黑了才回家,进了门才发现红拂在家里等着他。发现这个词是相当恰如其分的,因为那一晚上他始终没有看到红拂,只是闻见了她,用指尖触及了她,并且猜到了她就是那个在路上见过的样子古怪的妓女。红拂来告诉他头头们正在考虑拿他做包子、做砖头的事,以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按说李靖当时自我感觉良好,应当不相信。不过作为一个优秀的数学家,分辨真伪是他的长处,所以他还是信了。
  李卫公在洛阳城里惹了事时,不仅李二娘,所有和他有关的人都当了上面的线人,这些人里包括邻居的小孩子,隔壁长胡子的胖老太大,还有市场上的小贩;有些人领津贴,有些人不领津贴。这种情形使我想起了迪伦马特的一个剧本《老妇还乡》。在那个剧里,有一位老太太发了大财,就回故乡小镇去报复那个对她始乱终弃的家伙——她把全镇连地皮带人都买下来了,非要那个欠下孽账的家伙死掉不可。在那个镇子上,每个人都是她的线人,后来终于如愿以偿。李卫公在洛阳城里的情形和那个故事大不一样:首先,他直到最后一刻都蒙在鼓里。当然,他也看出了大家的阴沉脸色,以及目光相接时勉强的笑脸。但是对这种现象有好多种可行的解释——大伙一下子都得了痔疮,皇上驾崩了我还不知道等等,最后一个解释才是我大事不好了。做为一个数学家,天性就是要穷尽一切可能性,所以最后一个解释卫公也想到了,甚至做了应急准备。但是穷尽了一切可能性就等于失去了一切可能性,因为实际上只有一种可能会发生,不能都发生。其次,洛阳城和迪伦马特的小镇不一样,这里的人火了以后虽然会上街闹事,但是心平气和时和头头们是一条心的。头头们叫我们当奸细,杀人,盗墓,抹上番茄酱爬上国宴的菜盘,叫干什么都会去干的。所以用不着收买,我们就是奸细,凶手,盗墓贼,菜人等等,只等头头们一声令下了。
□ 作者: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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