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者送来了账单，他瞥了一眼，不禁心里咯噔了一下。见鬼，这些人真会敲竹杠。要想过这样体面的生活，非得有钱才行，越多越好。他抬眼望着远处晶莹 的大海和在海滩上行走的体态轻盈的棕色皮肤的少女，望着沿小十字形花坛缓缓行驶的发出嘶嘶声的“卡迪拉克”的汽车和发出咆哮声的“美洲虎”汽车，车中晒得 黑黝黝的年轻司机一眼望着路面，一眼迅速地扫向人行道，看看有没有要搭车的乘客。这一切正是他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自从他把鼻子压在旅行社的玻璃橱窗上， 眼睁睁地看着介绍另一种生活、另一种世界的大张宣传画时起，他就这样想了。那种世界同上下班挤火车和复写三份表格以及喝不冷不热的茶所构成的辛苦而单调的 工作，相去何止万里？在过去的三年中，他差不多已经达到了目的。他已经习惯于精致的服装，昂贵 的饮食，漂亮的公寓，双座轻便汽车和高雅的女人。而现在转身回家就意味着丧失这一切。

豺狼付了账，还留下一笔可观的小费。他跨进了“阿尔法”汽车，离开了美琪大饭店，直向法国的心脏驶去。

克劳德·勒伯尔坐在桌前，疲惫不堪，感到好像他这一生从来没有睡过觉似的，而且今后也没有可能睡觉了。在房间另一角的行军床上，卡龙正打着鼾，他已经整夜没睡觉，搜索各种调查报告中的这个查尔斯·格尔索普现在到底在法国的什么地方。直到天明时，勒伯尔才接过手来。

放在他面前有一大叠从各方面来的有关法国的所有外国人情况的报告。这些报告说：从今年年初开始，没有这样一个叫查尔斯·格 尔索普名字的外国人合法地进入法国边境站，再往前就不好找了。在巴黎或外省的每一个旅馆里也没有这样一个名字的旅客。总之，这个人的名字没有被列在不受欢 迎的名单里，法国有关方面也从未曾注意过。每一个报告送进来后，勒伯尔一定要嘱咐来人再继续找下去，不论多久以前的，都得看看格尔索普是否来过法国。希望 从这里能找出他来法国后是否有一个常住的地方、一处友人的住宅，或者熟识的旅馆。他可能现在仍住在那儿，即使他用一个假的名字。

托马斯警长今天早晨来的电话，对早日逮住这个狡猾的杀手的希望是一个打击。总不能一次又一次地用“从头开始”这个词儿。幸 而到目前为止还只有卡龙和他两人知道，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晚上参加会议的人。寻找格尔索普这个人的做法可能又要放弃了。这个情况他将在今晚10点钟的会上告 诉他们。如果到时他提不出格尔索普以外该找什么人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受到森克莱上校的冷嘲热讽和其余人的沉默的压力。

有两件事使他聊以自慰。一件是他已经拿到格尔索普的半身正面照片和他的外貌情况；虽然他使用假护照时可能要进行化装，但不管怎么说，总算聊胜于无；其次是在会上没有人能提出比他现在所做的更好的办法。

卡龙曾经有这样的想法，可能英国警方在格尔索普出门办事的时候惊动了他，他不敢回去了；而他又没有别的护照可用，因此他就隐蔽起来，把整个行动取消了。

勒伯尔叹了口气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万幸了，但这是不能指望的。英国特警处的报告中说：这个人的浴室里洗漱用具 和剃胡子刀都不见了，而且他的邻居说他是出门去钓鱼的。现在格尔索普却把护照留在家里，这是因为他不再需要它了。别指望这个人会犯那么多错误；我现在对于 这个查尔斯的脾气已经有点摸清 了。”

英、法两国警察在努力搜寻的那个人，已经决定离开车流拥挤的干道公路，从戛纳驶向马赛，然后再折向北，从马赛到巴黎。他也 不准备经过RN7号公路。他知道，每到8月，这条路总是那么拥挤。由于用了杜根这个假名字，而且又有证件，他感到很安全，便决定慢慢地离开海边驶向阿尔卑 斯山，因为地势高可能凉爽一些。他并不着急，现在离开他预备动手的日期还有好几天呢，他是比原计划提前到达法国的。

从戛纳起，他就向北行驶，沿着RN85号公路经过风景秀丽的香水城市格拉斯，然后到达卡斯特兰。这个城市在凡尔登河边，河 的上游有一座高坝，河水驯服地从萨瓦流到卡达拉希和迪朗斯河合流。接着他驾车驶向温泉城市迪涅。平原地带的炽热已经落在他的后面，山间的空气即使在夏天也 是凉快的。当他停车的时候，还感觉到有点热，但在汽车的飞驰中，习习的凉风扑面而来，松林的清香、田野的炊烟布满空中，他像在洗凉水淋浴一样舒服。

经过迪涅后，他的车跨过迪朗斯河。他在河边一家小而幽雅的旅馆里吃了一顿午餐。再往前100多公里，迪朗斯河像一条灰色的蛇，婉蜒在两山丛中的河谷里。山里的河流，只能说像一条溪，河水里浮游着鱼类，两岸满布着青草。

到了下午，他沿着弯弯曲曲的RN85号公路向北，经过锡斯特龙，仍沿着迪朗斯河上游的左岸，直到公路离开河边转向正北直 上，薄暮时分他进入了小镇嘉普。他本来可以再往前开到格勒诺布尔，但他觉得他不必急于赶路，而且8月间在小城市找旅馆会更方便些，所以决定住在乡村式的小 旅馆里。

在镇外的路边，他找到了一家舍尔夫旅舍，原来是萨伏亚公爵狩猎时歇息的房间，依然保持着乡村特色并供应美味的菜肴。旅舍里 有几间空房间，他住下了，洗了澡，穿上了那套灰色夏装，一件丝绸衬衫和针织领带。这时女服务员进来了，他满脸笑容地请求她，她只好答应熨烫他那件在路上穿 皱了的格子上衣，答应明天早晨交还给他。

他在一间墙上镶嵌着木板的餐厅里进晚餐，临窗是满布树木的山坡，松林里传出阵阵蝉声，空气是温热的。当他正在进晚餐的时 候，一个也在餐厅里进餐的身穿短袖袒胸衣服的女人，向餐厅服务员提出说屋里有点凉意，要把窗子都关起来。服务员在关闭豺狼旁边的窗户时，问他是否同意。他 转过脸去看那个女人，40岁不到的年纪，漂亮而有风度，雪白的手臂和高耸的胸部。她只有一个人。豺狼向服务员表示没有意见，同时向服务员身后的女人微微地 点了一下头，那女人向他淡淡一笑。

这顿晚餐是值得赞许的。他要了一份用松木烤的斑纹鳝鱼和用炭火煎的腓利牛排外加香料，罗纳河畔的醇酒，酒瓶上没有招牌，显然是家藏陈酒，是从旅馆老板酒窖里拿出来的。餐厅里每个顾客都喝这样的酒。

在他喝完了冰冻果汁后，听见那个少妇低声对服务员说把咖啡端到休息室里去，服务员鞠躬而退，似乎称呼这女人为“男爵夫人”。过了几分钟，他也要服务员把咖啡端到休息室，他自己则先走了过去。

当晚10点15分时，托马斯接到从出生、结婚和死亡登记处打来的电话。那时他正坐在办公室的窗前，朝外望着已经冷清下来的 街道。这时，餐馆里不再招呼迟来的顾客，汽车也不再往来穿梭了，这一带的办公室已经没有灯光，无人照看，冷落得很。只有这幢特警处的办公楼里却是灯火辉 煌，即使很晚的时候也还是如此。

在一英里外喧闹的滨河市区，死亡登记处也是电灯通明。在这里，贮藏着成百万张死亡的英国人的死亡证。托马斯派来的六名警士 和两名探员还趴在一大叠文件上，偶尔站起来去找那留下来值夜班的登记处职员核对一下文件。那个带队的年长的探员打来个电话，他显得那么疲倦，但口气中却似 乎是乐观的。因为申请护照的人没有死，所以在死亡登记的卷宗里没有他的名字。现在有一个希望出现了，他们有可能从查对成千上万张死亡登记证的折磨中解放出 来了。

“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等托马斯回话后，他宣读了这个名字。

托马斯问：“他什么情况？”

“生于1929年4月3日，地点是桑博恩·费修利，属于圣马尔科教区，在今年6月14日通过正式的手续，填写正式的表格申请护照。第二天护照发下来了。6月17日邮寄到申请书上所写的地址，这个地址可能只是接收邮件的。”

“那么为什么是他呢？”

“因为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在1931年11月8日，也就是他才两岁的 时候，就在他家乡的一次公路车祸中被撞死了。”

托马斯思考了一会儿。“过去一百天之内发出的护照，还有多少份没有检查？”他问。

“大概还得检查三百份。”电话中回答。

“那就让其他人去检查吧，万一其中还有另一个冒充的人呢，”托马斯对他指示说，“把工作小组交给别人负责，我要你到收到护 照的那个地址去查一下。你找到了那个地方就马上用电话告诉我。如果那里有人住着，就去找住户谈话。把有关那个假杜根的详细情况都带来给我，并把存档的那张 附在申请表格上的相片一起带来。我要看一下杜根这小子化了装之后的模样。”

快到11点时，高级探员便来电话了。那地址已找到，是帕丁顿市的一家出售烟草和报刊的小店，就是那种有一扇玻璃窗贴满妓女 的地址广告的小店。店主就住在小店楼上，已被叫起来询问过，他说他经办过替没有固定地址的顾客代收邮件的业务，酌收费用。他记不起有哪个常客名叫杜根的， 不过可能是那个杜根只来过两次，一次是谈妥由该店替他代收信件，第二次就是来领取他所期待的一封信。探员把一张格尔索普的相片给店主看了一下，可是他记不 清了。探员又把护照申请表格上的那张杜根的相片给他看，他说他好像见过这个人，不过说不准。他觉得那个人很可能是戴着墨镜来的。很多到他店里来购买陈列在 柜台后面的色情杂志的顾客都戴着墨镜。

“把他带来，”托马斯命令道，“你自己也回来。”接着他拿起电话，要求接通巴黎。

这天晚上在法国内政部的会议开了一半，电话又来了。

勒伯尔在接电话之前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格尔索普不会用他自己的名字进入法国，除非他乘一艘渔船偷渡进来，或者在某个比 较偏僻的边境处入境。但他认为一个有经验的职业刺客是不肯这样做的，因为在任何地方检查证件时，会发现他 的证件手续不全而遭逮捕，他的护照上没有入境印章。但也没有任何人用查尔斯· 格尔索普这个名宇在法国的旅馆登记入住。总档案馆、边防检查站和巴黎警察局都证实了上述论点，所以会上没有什么争论。

勒伯尔继续分析说，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这个人没有设法弄到一张假护照，他认为并没有受到怀疑。如果是这样话，警察在他 的伦敦公寓就可以把他逮住。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托马斯警长的人在他公寓里发现衣橱里挂的衣服之间有空档，放衣服的抽屉是半空的，洗漱和刮胡子的用具都不 在了。这说明此人离开伦敦出门去了。这个情况也被他的邻居所证实，邻居说格尔索普是驾车到苏格兰去旅行了。对于这一点，无论英国和法国的警察都是不相信 的。第二种可能性是格尔索普弄到了一张假护照，这就是英国警方目前正在搜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能还没有进入法国而在其他某个地方完成他的准备工作， 但也可能他已经未被怀疑地进入法国了。

听他说到这里，几个在座的人都纷纷提出了质问。“你是说他很可能在这里，在法国，甚至已在巴黎的中心？”亚历山大·桑根纳蒂急着问。

“问题在于，”勒伯尔解释说，“他有他的时间表，这只有他知道。我们已经调查了72个小时，仍无法知道我们接触到了这个人 的时间表上的哪一点。我们能够有把握的是，这个刺客除了知道我们已警觉到存在着一项暗杀总统的阴谋之外，并不知道我们取得了什么进展。因此只要我们辨明了 这个用新名字的人的真面目，并且探明了他的行踪，我们就极有希望逮住一个根本想不到自己会落网的人。”

可是会议还是不能平静下来。一想到刺客甚至可能就在距离他们不到一英里的地方，而且在那人的时间表上很可能把暗杀总统的日子就定在明天，他们每个人都焦虑万分。

罗兰上校沉思着说：“当然，也可能那个格尔索普，通过那个他不认识的中间人瓦尔米从罗丹处获悉计划大体上已经暴露后，就离 开他的公寓去销毁他的准备工作的物证。譬如说，他的枪和子弹可能现在已被扔进了苏格兰的某个湖泊。这样，他在回家时，就可以在警察面前显得一干二净。在那 种情况下，想对他起诉便很难了。”

与会者考虑了罗兰的设想，同意的人逐渐增多。

“那么，上校你说说，”部长说，“如果是你被雇来干这件事，当你知道，虽然你的面目尚未暴露，可是计划已经败露，那时候你将采取的就是这样的对策吗？”

“当然，部长先生，”罗兰回答，“如果我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刺客，我就会想到，一定有什么地方保存着我的档案。既然阴谋败露，那么警察登门以至于搜查住所都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因此我一定会把物证销毁，那么有什么地方比一座远离本地的苏格兰湖泊更合适呢？”

会议桌周围向他露出一副副笑容，足以表明那些人是多么同意他的推测了。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他放手不管。我还是认为我们应当找到这位格尔索普先生。”罗兰上校说。

一副副笑容都消失了。好几秒钟，周围一片沉默。

“我还不大懂你的意思，我的上校。”纪博将军说。

“简单得很，”罗兰解释道，“我们发出的命令是要把这个人找到并且消灭掉。他可以把他的阴谋暂时抛开，可是他不一定会把他的装备也都毁掉，只不过为了逃脱英国警方的搜查而把那些东西隐藏起来而已。事后他又可以卷土重来，做一套甚至更难识破的新的准备工作。”

“不过，如果他仍在英国的话，英国警察一找到他肯定就会把他拘留的。”有人说。

“不一定。而且我还真的怀疑他们会不会拘留他。他们或许只是认为他有嫌疑，而没有证据。而我们的英国朋友对于他们所津津乐道的‘公民自由权’真是敏感得要命。我猜他们可能会在找到他后对他进行盘问，然后由于缺乏证据而把他放走。”

“上校说得当然有理，”森克莱插嘴说，“英国警方靠运气偶尔发现了这么个人。他们这种让一个危险人物逍遥法外的做法，真是愚蠢得令人难以置信。罗兰上校的部门应被授权来一劳永逸地使这个格尔索普不能再为非作歹。”

部长注意到勒伯尔在众说纷纭之际一直一言未发，毫无笑容。

“好吧，勒伯尔，你认为怎么样？你是否和罗兰上校一样认为格尔索普现在已在放弃、隐藏或是毁掉了他的装备和准备措施？”

勒伯尔抬眼看了看左右两边排列着的、期待着听他怎么回答的面孔。他平静地说：“但愿上校是对的。但恐怕他是错了。”

“为什么呢？”部长的问话像刀锋那样锐利。

勒伯尔温和地解释说：“那是因为他的推理虽然合乎逻辑，却必须以格尔索普确已决定放弃其行动计划为前提条件，而且要以他真的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为根据。假如他没有做出这样的决定呢？假如他并没有接到罗丹的消息，或是虽然接到却依然决定照样干下去呢？”

顿时一阵叽叽喳喳表示不满和惊慌的声音响起。只有罗兰一言未发。他默默地思考着，从桌子那边凝重地看着勒伯尔。他脑子里想的是勒伯尔真是头脑敏锐，在座的人看来谁也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勒伯尔的思想和他自己的思想一样现实。

就是在这个当口，英国打来了给勒伯尔的电话。这次他去听电话听了20多分钟。他回到会议桌旁后又向大家讲了10分钟，人人都一声不响地听着。

等他说完后，部长问道：“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勒伯尔仍以他冷静的态度从容不迫地说出了他的安排，就像一位将军在部署他的军队一样。会议室中所有的人虽然级别都比他高，却没有一个敢提出异议。

他最后说：“因此，我们就这样投入这场悄悄的、周密的、全国范围的大搜查，要找到这个以新面貌出现的杜根，而英国警方则到 航空公司售票处、横渡海峡的渡口等地去查记录。如果他们先找到他的下落，要是他仍在英国土地上，他们就把他逮捕；要是他已经离开英国，他们就通知我们。我 们如果在法国境内找到了他，就把他逮捕。如果他是在第三国，我们或者等着他毫无疑虑地进入法国时在边境上将他逮捕，或者……采取其他行动。到那时候，我想 无论如何我就可以完成寻找他的任务了。可是，在那个时刻到来之前，各位先生，如果你们能同意按照我的安排去做，我将感激不尽。”

他如此大胆地直言不讳，而且如此有把握地做出保证，实在使在座的人都无言以对。他们只能点点头表示接受。甚至连森克莱·德·维劳本都说不出话来。

直至午夜过后不久回到家中之后，森克莱才有了听他滔滔不绝地发泄怒火的人。他一想起那个令人发笑的、平庸的警察署刑警大队 的副大队长居然是对的，而国内最出色的专家们居然是错的，就不禁怒火中烧。他的情妇露出同情和体谅的态度听着他讲，让他俯伏在他们的床上替他按摩后颈。直 到天快破晓他才入睡。这时她溜出卧室到客厅里去，打了一个简短的电话。

托马斯侦探长低头看着两份分开摆着的护照申请单，以及两张摊开在吸墨水纸上面由台灯的一束灯光照亮的相片。

“咱们再来对照一遍，”他命令坐在他身旁的高级探员，“预备好了吗？”

“预备好了。”

“格尔索普，身高，5英尺11英寸。对吗？”

“对。”

“杜根，身高6英尺。”

“加厚了鞋跟，先生。你穿上特制的皮鞋可以使身高增加两英寸半。娱乐界有不少矮个儿出自虚荣心都是这样干的。何况在领取护照的柜台旁根本不会有人看你的脚。”

“好吧，”托马斯同意，“厚跟皮鞋。格尔索普，头发，棕色。这一点意义不大，浅棕色也是棕色，栗棕色也是棕色，从相片上看来，他的头发似乎是深棕色的。杜根也自称是浅黄色的。”

“这完全可能。一般说来，照片上看一个人的头发总是会稍微深一些的。这要根据拍照的光线以及其他原因，再说他还可以把头发染成浅黄色的，变成杜根的头发颜色。”

“好，我同意。格尔索普，眼珠颜色，棕色。杜根，眼珠颜色，灰色。”

“他戴上隐形眼镜，这太容易了。”

“好。格尔索普年龄37岁了，杜根年龄到4月间是34岁。”

探员解释说：“他必须得写34岁，因为这个真的杜根两岁半时在车祸中死亡，是1929年4月生的，这是不能改变的。但是一个37岁的人，他的护照上写着34岁，这是没有人会问的，人们总是相信护照的。”

托马斯比较着这两张照片。格尔索普看上去身体重些，脸部丰满些，比较强壮。变成杜根以后，他需要改变他的外貌，也许他在第 一次与“秘密军队组织”的头头们见面时已经改变了。在这以后，他一直以杜根的外貌出现，包括在领取假护照的时候。像他这样的人，一定得有本领化装成另一个 人；为了避免让人识别出来，也许要化装几个月。也许就是用了这样狡猾的方法，格尔索普才能够使世界上所有的警察局里都没有他的犯罪档案。如果没有加勒比地 区的酒吧间的谣言，他们就根本注意不到他。但是从现在起，他变成杜根了：头发染过了，而且戴上了隐形眼镜，把身材弄得瘦了一点，还穿上厚底皮鞋。

托马斯把杜根的外貌连同护照号码和照片用电传送往巴黎。他看了一下表，估计在凌晨2点钟时勒伯尔就可以收到。

探员松了一口气，说：“从现在起，就要看他们的了。”

托马斯不同意地说：“不，从现在起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是到各航空公司、各海峡渡口以及通往大陆的火车站的售票处去调查。我们不仅仅要找到他现在是谁，而且要找到他现在到哪儿去了。”

这时候，死亡登记处的电话来了。他们查完了剩下的所有的护照申请书，都没有问题。托马斯对着电话说：“好，谢谢那几位值夜班的办事员，你们全体明晨8点半到我的办公室里来。”

一个警士拿着那家小商铺老板的口供进来了。这个老板已经被送到警察局进行审讯。托马斯很快地看了一下这份口供，和刚才特警处探员在电话中给他讲的差不多。托马斯说：“我们也没有什么依据拘留他，告诉帕丁顿分局，让他回去吧。”警士答应了一声出去了。

托马斯在软靠背椅上往后一靠，想睡一会儿。

这时候，已经进入8月15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