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贝克又在梦中飞了起来——蟋伏着身子疾驰过一片平原，被一群穿着宽松外套的男人包围着。他看到面前有一座俄国的炮座，一根枪管从沙袋之间伸出来，对着他，像是死神的眼睛。他眼见那堵围墙直接向他冲过来，越来越大，直到遮住了所有的视线——然后整个影像变黑。那一定是巴拉卡瓦，然后他站在里昂桥上。精神号还有玛丽皇后号刚刚才随着一阵爆炸沉入大海中，一个传讯的人冲上来大叫说：

“皇家公主号已经爆炸了！”

比提向前弯下身去，他的语气平静，但大声地盖过炮火声吼着说：

“贝克，我们这艘破船今天似乎有点问题。转向两点钟方向，靠近敌人的船。”

之后的景象就像平常在加菲猫和古托狗漫画里看到的一样。他跳下马背，冲过火车站，然后用身体挡住子弹。正当这个时刻他吸入最后的一口气，警察署长过来在他被打开的胸口上挂上一面奖牌，并解开一卷类似羊皮纸的卷轴，卷着他的舌头说：

“你已经被升为国家委员，薪水变成B3等级。”

总统在月台上蟋成一团，头上还戴着他的帽子，然后一阵烧灼的痛楚刺痛了他，然后他就睁开眼睛。

他躺在自己的床上，整个人浸在汗水中。那些回锅梦变得越来越糟糕。这一回古托狗看起来像是前巡逻员艾瑞克森；总统加菲猫则像个优雅、古老的绅士；警察署长还是警察署长。而比提则如一九一九年在比斯马克时一样，被月桂树花圈和傲慢的空气包围着。

他的梦一如往常，充满了荒谬的怪诞的情节。

大卫·比提从没说过“转向两点钟方向，告近敌人的船。”根据现有的资料显示，他的命令是：“契特菲尔德，我们这艘破船今天似乎有点问题，转向两点钟方向准备靠岸。”当然，对这个梦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差异。转向两点钟方向，在这种情形下，就等于是转向敌人。

在以前的梦中，古托看起来像是约翰·加罗汀，而那把枪是哈默里型的。而现在，当他变成艾端克森的时候，他的枪也变成德林加手枪。此外，只有费罗伊·詹姆斯·亨利·索默谢特当然还是穿着宽松的外套在巴拉卡瓦那儿。他的梦里既没有诗韵，也没有什么道理。

他起身脱下睡衣，然后洗个澡。冰冷的水使他打了一阵寒颤，也让他想到李。

在往地铁的路上，他想起自己昨天下午那些不正常的行径。

他坐在维斯保加房间里的书桌旁，突然感觉到一种不愉快的孤独感。

库尔保进来打声招呼，问他可好，这是个狡猾的问题。他准备好的答复是：

“哦，不太坏。”

库尔保只现了一下身就离开了。他全身是汗，似乎非常匆忙，在门口时他说：

“韩斯街的那件案子应该算是解决了，而且我们有很好的机会可以当场逮到莫斯壮和莫伦。对了，你手上那件上锁的房间的案子办得如何？”

“还可以。无论如何，比我预期的好。”

“真的吗？”库尔保说。停了几秒之后，他说：“我认为你今天看起来比较有精神，再见。”

“再见。”

然后又留下他独自一个人，他在想着斯维瓦。

同时他想到李，她给他的比他预期的多，就一个警察的观点来看。她提供了三个思考的方向，也许可以算四个：斯维瓦吝啬得有些病态，至少有好几年；他一直把自己关在房子里虽然里面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斯维瓦病了一段日子，而且在死亡前不久还到放射科诊所去看过病。

斯维瓦可能藏了一些钱吗？如果是的话，又在哪里？

还是有什么事吓倒斯维瓦了吗？如果是的话，那又是什么事？在他的窝里惟一让人想到可能有价值的、被锁住并闩在房间里的事物，就是他自己的生活。

斯维瓦到底患了什么鬼病？放射科诊所说是癌症。而无论如何，假如他是个快完蛋了的人，他还有什么好躲的？也许他害怕某个特定的人？那，是谁？

而如果他真像其他人形容的那么小气，他为什么要找一个比较贵，而又属于次等的房子来住？

一大堆的问题，难以理解的问题。但不是全都无解的，只是无法在几个小时里就找到答案，它们可能要花好几天的时间。为什么不可能是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呢？也许要好几年，或许也要一辈子。

而弹道的调查又是怎么了？这是他应该着手弄清楚的。马丁·贝克拿起电话。今天真不是个好日子。他拨了六个电话，四个在一个女孩子说“请等一会儿”之后就被挂断了。最后他终于找到那个十七天前曾经打开过斯维瓦胸腔的女孩。

“当然，”她说。“现在我想起来了，有个警察找我去挖出那颗子弹。”

“探员巡官隆。”

“我想是他，是的，我不太记得了。不管怎么样，不是稍早的那一个家伙就是了，我是指亚道·加斯塔森。他似乎没有什么经验，他开头总是说‘当然’或‘这样’。”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

“噢，就如我上次告诉你的，刚开始警察似乎根本不注意这个，没有人要求做弹道的对比，最后还是那个北方佬打电话来要我做的。其实我也不完全知道应该怎么处理那颗子弹，但是……”

“哦？”

“把它丢掉好像不太对，所以我把它装进一个信封里面，然后记下一些要点，像它是怎么来的等等，就把它当作是一件谋杀案来看待。可是我一直到后来才知道要拿到实验室去做化验，而且很紧急。”

“那你怎么处理那信封的？”

“我把它放到一边去，然后忘记放在哪儿。我是新来的，所以没有自己的档案柜，可是最后我还是找到而且送出去了。”

“拿去检验？”

“哦，那就不关我的事了。我只是想，如果做弹道检验的人拿到它应该就会知道怎么做，即使是个自杀的案子。”

“自杀？”

“当然，我写在上面了，那个警察一来就说这是自杀案件。”

“嗯，那样的话我就应该打电话找实验室的人了，”马丁·贝克说。“但是还有一件事我想要问你。”

“什么？”

“在验尸期间你注意到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有啊，他开枪杀了自己，在警方的报告里写得很清楚。”

“我说的是其他的事。你觉得斯维瓦有没有可能在生前病得很严重？”

“没有，他的内脏似乎都很正常，但是……”

“但是？”

“但是我没有很仔细地检查他所有的内脏，我只是确认死亡原因而已。所以我只看了胸腔部分。”

“你是说……”

“心和肺，大概就这样吧，它们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已经不会动就是了。”

“除此之外他可能患任何疾病吗？”

“当然，任何疾病，从痛风到肝癌。对了，你为什么问我那么多有关这个案子的问题？你只是做例行的调查而已，不是吗？”

“问题是我们例行工作的一部分。”马丁·贝克说。

他结束了问话，然后想随便找一个实验室里的弹道专家谈谈，不过都找不到人，于是他不得不打电话给那个部门的首长。那是一个叫奥斯卡·亚姆的男人，他是一位有名的犯罪学家，但是却是个讨人厌的人。

“哦，原来是你，是吗？”亚姆酸溜溜地说，“我听说你要调升为委员，不过也许只是传闻罢了。”

“你怎么知道？”

“那些委员不是在外面打高尔夫球、在电视上说些无意义的事，”亚姆说，“要不就是坐在房间里想着自己的前途。反正他们是不可能打电话给我，还问这么多大家都知道的问题。现在又是什么事？”

“我只是想问一个弹道对比的结果。”

“只是？是哪一件案子，如果我可以知道的话？随便一个疯子都会送个案子来，我们现在有一大堆案件堆在这里没有人处理。前几天我们拿到一个米兰德送过来的马桶，那个人想知道有多少人在里面拉过屎。它都快满出来了，当然已经好几年没有清过了。”

“实在有些恶心。”

佛烈克·米兰德曾是凶杀组里的一个警探，许多年前他是马丁·贝克手下的一员大将，不过后来被转到窃案组，上层的人希望他可以控制那里猖狂的窃贼。

“是啊，”亚姆说，“我们的工作是有些恶心，但是似乎没有人了解。警察署长这几年根本没有来过几次，而且去年春天我问他是否能和他谈谈的时候，他写了个便条说他正在为可预见的未来烦恼。”

“我知道你很为难。”马丁·贝克说。

“没错，”亚姆感到有点安慰地说。“你几乎无法想象这里的情况。但是只要有些许的鼓励或谅解，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值得高兴的。不过我们还没遇到过，当然。”

这种人极爱发牢骚，而且是无药可救的；不过也很聪明，对谄媚的话很敏感。

“所以你能熬过来也是很难得的。”马丁·贝克说。

“还不只这样呢！”亚姆现在变得非常仁慈。“这是个奇迹。好吧，你要问什么弹道的问题？”

“那是从一个被枪杀的家伙身上拿出来的子弹。他叫斯维瓦，卡尔·爱德温·斯维瓦。”

“是的，”亚姆说，“我知道这个案子，典型的故事。自杀嘛，他们是这么说的。验尸人员把它送过来，可是没有告诉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不知道是要镀上金，然后送到警察博物馆去或做些什么；还是这是礼貌地暗示我们应该放弃一切，拿颗子弹毙了自己？”

“那颗子弹长得什么样子？”

“那是颗手枪的子弹，击发过的。你没拿到那把枪吗？”

“没有。

“那怎么能确定是自杀？”

一个很好的问题，马丁·贝克在他的笔记簿上记上一笔。

“子弹上有任何特征吗？”

“噢，它有可能是从一把点四五的自动手枪里射出来的，不过这种枪有很多种。如果你把空的弹壳拿来给我们检验，也许我们可以告诉你更多的东西。”

“我还没有找到弹壳。”

“没找到？我可以知道斯维瓦这家伙向自己开了一枪后做了些什么吗？”

“我也不知道。”

“通常像这种身体里有颗子弹的人，行动应该会变得迟缓，”亚姆说。“他们没办法做些什么，大部分的情况下只能躺下来等死。”

“是的，”马丁·贝克说。“非常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的帮忙，也祝你好运。”

“请你不要说笑。”亚姆说。

他放下电话。

原来是这样的。不论斯维瓦是被自己或是别人杀的，都不会有什么差别，只要用一把点四五的枪就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即使没有击中心脏。

但是这次的谈话有什么具体的结果吗？没有武器，甚至连弹壳都没有，光一颗子弹是无法成为证据的。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亚姆说那应该是把点四五的自动手枪，而且他也知道自己不应当对不能够证实的事情骤下结论。所以斯维瓦是被自动手枪杀死的。

而其余的事还是一无所知。斯维瓦似乎不是自杀的，而且也不可能是被别人射杀的。

马丁·贝克继续他的工作。他从银行着手，因为经验告诉他这要花许多时间。没错，瑞典银行的秘密并不像外传的那么严重，还是有数以百计的财务机构在运作，但是它们的利率低得可怜，所以许多小额的存户都比较喜欢把基金存在斯堪地那维亚国家中，而多数是存在丹麦。

他继续打电话。这就是警察的工作，你要到处找人问话，问别人认不认识这个人，他的住址和社会安全号码是这个、那个；这个人的帐户交易情况如何，是否有安全保管箱……

虽然这类问题很简单，但仍有许多人要问。此外今天是星期五，没多久银行就要关门了，期望尽早在下星期开始之前得到任何答案似乎是不切实际的。

他也想知道斯维瓦去检查的那家医院医生的证词，但是这必须等到下星期一才能有结果了。

就他的职责范围而言，这个星期五结束了。此时的斯德哥尔摩正处在一片混乱中，警察变得歇斯底里，而大部分的民众则惊惶失措。马丁·贝克甚至没有发现这一点。从他的窗户看出去，可以看到一条发臭的高速公路和一片工业区，而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它不再像平常那样令人困扰或厌恶。

到了七点钟他还没有回家，虽然他已经下班两个小时，而且也不能再做什么调查访问以让情况更明朗。努力了一天，他只得到一些无关痛痒的消息，最具体的大概就是他的右食指的疼痛了，那是他拨了一天电话的成果。

这一天他最后的任务就是在电话簿里找出李·尼尔森的电话。当然，她的名字出现在里面，但是上面没有标明她的职业。他的手在拨盘上移动的时候，他想到自己不知道要问她什么，至少没有什么关于斯维瓦的事好问了。

要说这是工作上的需要，根本是在自我欺骗。事实上没什么，他只想知道她是否在家；而他真正想问她的事也很简单：我能过去坐一会儿吗？

马丁·贝克的手从电话上移开，然后把电话簿堆到它们平常堆放的地方。接着他就整理书桌，丢掉一些多余的废纸，把铅笔放回他们应该在的地方，也就是笔筒里。

他很小心，慢慢地做着这些事，事实上他是想拖时间。他花了一个半钟头去确定一支原子笔的机械装置已经坏掉，然后才把它丢进废纸篓里。

南区警局里当然还有别人，在不远的地方，他听到几个同事用尖锐、愤怒的声音在讨论一些事情。他对他们正在谈论的事一点也不好奇。

出了大楼后，他走到米茨森马克兰森地铁车站。在那里他必须等一段不算短的时间才会有火车。从外面看，这个火车还不错，但是里面早就被破坏得乱七八糟，椅子歪歪斜斜的，所有能够移走、拆下的都被搬走了。他在旧市区下车，然后走回家。

穿上睡衣后，他翻冰箱找啤酒，又到厨房的壁橱里找酒；可是他知道自己应该是什么都找不到的。

马丁·贝克开了一罐俄国螃蟹，自己做了几个三明治，然后他拿出一瓶矿泉水。食物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个人坐在那里啃着它，实在是沉闷至极。当然，他从星期三开始就沉闷到现在，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严重，可以这么说。

他懒得再做什么了，所以他拿了一本还没看完的书上床。那刚好是雷·帕金写的有关爪哇湖战役的历史小说。他从头读到尾，发觉这本书写得很糟。他不了解为什么有人要把它翻译成瑞典文，他想看看到底是哪一家出版社出的：挪斯帖。

塞缨尔·埃利奥特·莫里森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二大洋的战争》，在那本书中他处理过相同的题材。在九页的文字中，他毫无遗漏地表达出令人振奋的情境，较之帕金以二百五十七页所描绘的画面还要逼真。

在睡觉前，他想到意大利酱面条，同时他对明天有点期望。

一定是这种毫无缘由的感觉让星期六和星期日似乎空虚得令人难以忍受。多年来，他第一次感觉到孤独的痛苦，第一次心情不平静。他出门去。星期日他还搭汽船到马里菲德，但是这并没有什么帮助。即使是在户外，他还是觉得自己是孤立的。他的存在本身就有一些不对劲，有些事他还没准备好。他观察身边的人群，发现他们要不是不知道，要不就是不愿承认自己和他其实有相同的处境。

星期一早晨他再次醒来。古托狗这次看起来像是加罗汀，并且射了一发点四五自动手枪的子弹；而马丁·贝克举行他的牺牲仪式的时候，李·尼尔森出现在他面前，并且问他说：“你到底是在做什么？”

稍后他坐在南区警局里敲着电话。他从放射科诊所开始。最后他得到想要的答案，但是并不是非常满意。斯维瓦在三月六日那个星期一曾经进过医院，但是第二天他就被转到索思医院的传染病部门。为什么？

“我也不太记得，那已经是好久的事了。”接电话的那个秘书好不容易才从一叠文件中找到斯维瓦的名字。“他显然不是我们这里的病人，我们这里没有他的记录，上面只说他是被一个私人医生送到我们这里来的。”

“哪一个私人医生？”

“伯格朗得博士，普通科医师。对，就在这里。我看不懂入院证明上写的是什么，你也知道医生的笔迹都是一样的，而且这张复印的照片不是很清楚。”

“上面的地址呢？”

“他的办公室吗？奥登街三十号。”

“至少地址还算清楚。”马丁·贝克说。

“它就印在边上。”那位秘书简洁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