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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9-1786年主持“恶政”的田沼意次,经过很多学者的研究。他的生活与政策,反映着18 世纪后期(相当于中国的乾隆年间)的江户幕府状态。田沼并没有放弃传统的重农政策,他也主持开垦新地。不过他的企划注重扩大幕府工商业的收入。在他主持之 下,政府控制的矿业大为扩充。他尤其着重铜产的增加,以便连同海味的出产,增强对中国的国际贸易。他发行新银币,大量加铸铜币铁币,促成通货贬值。在他督 导之下,株仲间得到政府的承认,只要向幕府交纳年例。田沼也大规模批准商人专利。他希望利用商人的资本,透过幕府,放债于缺乏现款之大名。
田 沼的经历表现着“侍”这个社会阶级仍有很大的流动性。他以低级之侍(600石)风云际会成为大名,擢升为老中,取得首相的地位,结果又在政治场合中失败, 几乎失掉全部所有。可见江户时代之封建,本身已无从保持一成不变的姿态。田沼政策所及,更显示他在对付城市经济时充满活跃性,已非中国传统经济所可比拟。 中国清政府也无从控制幕府所能掌握之财政工具。但是封建体制一日未除,低层机构中各种事物就无法公平而自由地交换。私人财产权也不能有确切的保障。而且私 人资本在公众事业之中占有特殊比重,也只是若隐若现,根本缺乏法制之支持。这种长时间的昧旦局面,也是世界历史中之所仅有。
至 19世纪,此中矛盾仍然无法消除,城市经济继续发展,只有使幕府和大名的地位更感到困难,以农村及稻米为本位的组织,在财政上无从应付金融经济所掌握的社 会。1830年到1843年中国已领受到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经验,在日本则称“天保时代”。天灾叠出、饥谨流行、不仅乡民暴动,城市间的穷人也在捣毁居 奇商人的库房,政府除了镇压之外,也在经济方面寻求对策,首先巩固本身的财政地位,这连串的政策,世称“天保改革”。
一个很 明显的现象则是天保改革之中,“幕”与“藩”采取的态度截然不同,江户由水野忠邦任“老中首座”,他主持的改革大致不离传统“文治”的风格,例如奖励勤 俭、遣返进入城市中之农民、取缔奢侈品及娱乐、强迫降低物价、限制工资、厘定金及铜币之兑换率、执行货币改铸、解散株仲间。由大名作主在各藩颁布的政策, 也同称天保改革,则采取比较积极的步骤,有些政策顺着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不和潮流作对,如执行均田、减轻赋税、整理债务、扩充公卖。长州将赋税作较公平 的调整,将藩之债务作长期借款的安排。水户将某些专卖改由藩之会所经营,萨摩广植甘蔗,以砂糖库存为保证,发行票据,得以买卖借垫,藩债则改为250年之 无利债款,另筹储备金付息。结果因其政策不合时宜,组织也缺乏灵活弹性,而致“幕”之改革缺乏成效。各藩之改革则大抵成功。经过此番改革,日本之中央政府 更为软弱,“雄藩抬头”。政治体系之需要改组更为迫切。
以上的发展容易引起读者揣想,要是没有外界的压力,日本前途如何?是 否再产生长期的内战,有如16世纪织田与丰臣出现之前,最后产生一个与城市经济互为表里的军政府?或者像中国一样,从农民之间出现一个明太祖式的领导人 物,将国民经济的组织向后推,以适应他的政治体系?这样的猜想虽有趣,却不是研究历史的正途。当日事实之发展,是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给日本有识之士一个很 大的教训。所谓雄藩已在提倡“富国强兵”。而且佩里(CommodoreMatthewPerry)要求开国之前,英法舰队已开至琉球,荷舰已入长崎。北 面则早在田沼意次时代,已提议与俄国通商。世界历史的发展已要求日本历史与西洋文化汇合。
将明治维新讲成马克思式阶级斗争, 是日本史学历来争辩的题目。本书无意在意识形态中揣测,只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日本在德川幕府后期构成资本主义体制之原则,如资金流通、经理雇用和支持企业带 服务性质之因素,都已大致俱在。而且城市经济的继续发展有利于将以上原则更具体化,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此时最大之缺陷,即是缺乏一种法律上的系 统,合理地支持此种组织与运动。幕府既不愿放弃本身存在之价值,也无力作180度大转变,则将天皇推拥出来主持这样的组织与运动,不失为一种理想的解决方 案。皇室过去无权无势,反能因之不受羁绊,符合新体制之需要。何况天皇也有蛰伏的威信。(“天皇”本为唐朝皇帝的尊号,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即称天皇天后。) 所以即称“王政复古”,“明治维新”,或者“尊王攘夷”,同有促成这样转变的功效。
明治维新可以算作日本进入资本主义的转捩点,因为流动性之私人财产权由此更日趋巩固。
我 们今日追叙100多年前明治时代改革之成功,诚是将历史简化,把一个艰苦的局面易化。1860年及1870年间,维新志士应付的问题,是要取消占全国人口 6%之特权阶级的特权,包括他们自己本身在内,废除200多个地方政权,放弃传统习惯,创造一个现代化、中央集权的体制。而工作尚未开始,新国家已受外强 不平等条约之束缚。日本除了煤及铜之外,又缺乏工业原料,以致开国后对外贸易产生巨额入超。上文一再提及的财阀也并非自始即拥有雄厚财力,能立即应付新政 府之需要。三井在德川末期已濒于破产,其冒险参加倒幕运动,有孤注一掷的情势。三菱的创始人岩崎弥太郎,维新前夕才在土佐开始露面。所以日本之进入资本主 义体制,并非财阀挟持政府,而系政府竭力扶植私人资本。新政府不愿意接受外间的投资,于是只有加紧对农村的索取。一时农民负担之重,引起若干历史家强调, 他们所付的土地税供应了政府的国家资本;他们所付的地租,又供应了企业家的私人资本。
我们所谓日本较容易地进入资本主义体 制,乃是与别的国家比较,其历史背景内已有很多因素有利于此种体制之展开。即使其功用不一定能与新时代之需要衔合,其组织上之一般原则仍能迁就适用。即农 村能承受“原始累积资本”之负担,也系维新紧接着长时间的封建体制,一般农民同样地被威逼,并不觉得上端的改头换面对他们的生活应当产生剧烈变化。甚至外 界的压力也发生了积极的作用。不平等条约无非关税不能自主,和治外法权的羁绊。在企图脱离这些束缚的时候,日本只有竭心尽力地使民法和刑法现代化,因此更 加速接受了西方的法律观念和法庭程序。以这些新制度之组织,加诸传统的习惯与纪律,于是明治维新在历史上造成奇迹。
日本进入 资本主义时期,也是外间军国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之日。新体制因外界压力而诞生,自此无法避免强度的功利主义和国家主义影响。很多当事人看不清历史上 的因果关系,总以为明治维新的成就出于领导人物的行止优越与道德高尚。况且资本主义的效率也容易与日本人传统的长处相混糅。所以不少人物总以为以日本的领 导能力加诸近邻各国,不难造成共存共荣的局面。这也就是大东亚主义和大东亚共荣圈种种设想动机之所在。因此从长远来看,江户开户、明治维新、甲午中日战争 以迄太平洋战事,都有密切关系。
德国——国家主义支持资本主义,还是新资本支撑国家?
欧洲的民 族国家每个历史背景不同,符合着“各有千秋”的概说。当中最奇特之处,无逾日耳曼民族和新兴德国之关系。此二者既非两位一体,又不能分割。虽然互相重叠, 可是又不能首尾一致。历史上之日耳曼民族由东向西南迁徙,在意大利则成伦巴底人(Lombards),在法国则为诺曼(Normans)及勃艮第 (Burgandians)人,在英国则称盎格鲁萨克逊人(Anglo-saxons)。此外瑞典、挪威、丹麦、荷兰的土著也算日耳曼民族。这些在德国以 外之人民,各自树立了他们个别的民族性格,事实显然不在话下。可是迄至1871年,留居在今日德国的道地日耳曼人既操德语,又在历史上长期地表现了他们显 著的民族性格,并且在文学哲学音乐与艺术各方面树立了他们的专长,却尚没有自己的国家。在地理上提到德国,说的人和听的人都不难臆度其大概境域之所在。可 是要画一条确切的国界,则在东西南北都有困难。而且神圣罗马帝国之存在,增加了此中混淆,这帝国之皇帝名义上由德国境内重要之王子主教选举上任。实际上除 了一次例外,亘四个世纪全由哈布斯堡家以遗传方式蝉联王位。哈布斯堡为奥地利王室。本来奥地利人也是道地耳曼人,也算道地德国人,而哈布斯堡王室经常与外 国王室联姻,自己倒带上了外国色彩。被他们视为家产的领域跨地极广,包含着不同的民族,也牵涉到不少的国家。因之神圣罗马帝国也摊上了若干国际性格。
如 此古怪的局面终在1871年打破。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即德国皇帝位,幕后全由俾斯麦操纵主持,他在1864年一战而胜丹麦,自此北方疆域成定局。1866 年第二战胜奥地利,“大德国”的观念被推翻,奥匈帝国跨地过广,成分过于复杂,自此被摈弃于藩篱之外。“小德国”以普鲁士为盟主,因之南方疆界也成定局。 东部的国界则已在瓜分波兰时成定局。因此待俾斯麦之第三战于1870年打败拿破仑三世,获得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才又将 西部的疆界划分妥当。统一的工作在10年之内完成。俾斯麦的外交手段曲折圆滑,军事行动则靠事前准备周到,到头爽快利落,诚为19世纪之奇人。伊藤博文和 李鸿章都拜见访问过他,希望从“铁血宰相”的口头之间获得若干兴邦的秘诀。今日之教学欧洲史者一律犹盛道此人满腹经纶、眼光远大、手段谲辣,才能成此奇 事。
可是过去100多年来历史所增加之纵深,使我们产生不同的看法。第二帝国(即威廉之德国,有别于神圣罗马帝国之第一帝国 及希特勒所倡导的第三帝国)之成立,与德国社会之进入资本主义的体制这一运动相重叠。俾斯麦展开了马基雅弗利的作风,因时就势造成了他个人的丰功伟业,事 诚有之。然则在他后面的社会运动与经济力量早已蓬勃进展,无从抑止,其范围超过奇人奇事的尺度。
德国在19世纪初期便于改 造,主要由于土地面积与人口数目大小适中,宜于组成一个和英法相埒的民族国家。这时其社会及经济条件虽落后,其中也有性质上之不同,但无剧烈程度上之参 差。这国家既无过去之中央集权体制,也不像中国过去之体制在地方上遗留的因素足以成为新组织的障碍。另一方面则新兴民族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已有英法的 历史事例,大势所趋,很少人会在这时候打算从中阻挠,一般人心趋向改革,只有温和派与过激派之不同。即宗教亦未曾在统一过程中产生问题。对外战争不仅使人 民同仇敌忾,而且就此发挥了新国家的功能。
缺乏一个有效率的中央政府,在德国已有数百年之历史。自宗教改革期间算起,德国的 疆域即由王子、公子的国土,主教区与大主教区以及自由城市的辖境并合组成。历来三等不同性质之单位,各在100左右。即在19世纪初年,总数仍为314。 此外尚有1475个帝国武士(Reichstritter)也各有封邑。今日之旅游者溯莱茵河而上,仍可以看到两岸的山头留存着断壁颓垣的城堡,每隔5英 里、10英里必有一座。河上交通之枢纽则有昔时之关卡。其政权既如此粉碎,其体制必须属于封建,因非如此不能保持如此互不相属之小单位的对称与均衡也(中 国只春秋之前有之)。
自17世纪以来,德国又多次成为国际战争之战场。三十年战争(1618-1648)时德国经过高度的破 坏,人口与牲畜都曾剧减。汉撒同盟(HanseaticLeague)一度执北欧商业之牛耳,有不少德国自由城市加入。可是17世纪以后英荷为海上之威 权,早已取而代之,即德境最享盛名之银行家富格氏(Fuggers),也在此期间因西班牙王室赖债(1607)而破产。总之,德国初期经济早熟,各部分早 因各种原因而偃旗息鼓。又经过18世纪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接下来的拿破仑战争,外国军队不断进出德境。拿破仑扬威之日,法军 占领德国重要城市与海港。普鲁士既被摊赔款154000000法郎,还要供应占领军。而最给德国经济打击的无过于拿破仑之“大陆系统” (continentalsystem),此举原为法国报复英国海上封锁而设,而德国向外输出谷物价格大跌,传统上之亚麻布工业失去海外市场,船舶与运输 当然也为之锐减。
迄至19世纪初年,德国显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其经济一般落后的情形大概可以概述于次:除了莱茵河西岸之外, 土地所有大概仍保持封建体制。穑夫缺乏行动自由。地主之产业也受遗传顺序之限制。一般的说来,即是私人财产权缺乏现代化的规定,各人都生活于村落之公社 中,受习惯法支配,因此土地亦无法有效使用。工业生产受同业公会管制,物品只供应本地的狭窄市场。拿破仑战争之前,对英输出只有输入的1/6。本国所出的 丝织品、天鹅绒、金银器具、五金用品及工具与兵器,则限于高级人士之用,数量有限。行政区域分划过小,是其基本弱点。德国虽有自然赋予之优良水道系统,只 因为关卡林立,阻挠物品流通,无从发挥最大功能。此外“很多道路不过森林中开辟的小径”。在日后德国2000万至2500万人口中,70%住在乡村。全国 只有5个城市人口超过6万。其中以柏林为最大,在1820年有人口20万,其他“都会里的人口”也只以居留于数千人至一两万人的市镇为主。一般人民的生活 程度较英法为低。主要食品为马铃薯,盐渍鲱鱼已属珍品。19世纪初期机器已由外间输入,但是大都只有示范作用,“有如实验室和博物馆内之品目”。
可 是德国地理环境优越,物产矿藏丰富,文化人士及知识分子思想成熟,纵使工商业没有赶上时代,商业枢纽和制造中心都已存在,可容日后增进与展开。1806年 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败于耶拿(Jena),在多方面讲可谓因祸得福。拿破仑首即“修正地图”,使“巴黎成为德国之地产公司”。此不外指其削除帝国武士之封 邑、取消僧侣的掌辖、利用迁移归并等办法,大为减少了德国境内行政单位的数目。原有34个宗教人物主持之主教区,经他裁减,只有两个余存。原有51个自由 城市经他指划,只有6个余存。112个与时代脱节的亲王公侯藩邑也一并取消。这归并统一的运动打破了传统的惰性,一经发动以后,只进无退,不可遏止。他又 废除了神圣罗马帝国。虽说他企图在德国西部树立亲法傀儡政权,可是经过他的主持,凡他控制力量所达之处,到处施行拿破仑法典,原则上全民平等,私人财产权 获得保障。即算大陆政策阻碍了国际贸易,也仍扶助了若干工业发展,如日后德国有名的甜菜制糖及其他化学工业,又如萨克逊尼(Sat-ony)之纺织工业, 因为不受英国之竞争,才有了发展的机会。此外两端大军进出,当然引起交通开发,法国工程师在德国修筑公路,尤有实质贡献。
而 且不止此也。普鲁士战败之后,面临法国颁布的改革,也趁机会大事更张。即向拿破仑缴纳军费赔款和承应参加征俄之役,也不得不对内有一番体制上的整顿,凡此 都替19世纪下半期的德国培植了组织上的条件。所以多难兴邦,有时强邻压境,反是除旧布新的一种机会,可能产生积极效用。
普 鲁士原为布兰登堡(Brandenburg)领主,在波兰兼有采邑,也曾一度臣属于波兰。其都城在波茨坦(Potsdam)而不在柏林。只因1701年布 兰登堡国王自称普鲁士国王,才产生了如斯一个国家名目。亘18世纪,他和他的继承人又在德国内外沿着波罗的海更西向莱茵河拓土,所创的普鲁士领域,东西左 右不相衔接,分割而成半打以上之单位,总面积已达全德1/3,已有抗衡奥地利,自命为德国盟主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