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屋本来就小，他家的东西虽然堆放得既科学又整齐，但仍然没能给人留出多少驻足的余地。外屋明晃晃的灯光带着喜气洋洋的调子，把里屋映得半亮，相形之下，这儿更透着一股子陈旧暗淡之气，有点悲凉。物是人非，见物思人，他一想到父亲，思绪就要颤动，爸爸，你真的走了吗？你的儿子回来了，他要你呀！他要向你诉诉委屈；他要报答你二十年含辛茹苦、一粥一粟的亲子之爱，他要得到报答你的机会啊！

身边的人太多了，他没法让自己的身心沉浸在回忆和感念中，郑大妈和王大爷高腔大嗓地向他讲着他家那些零碎物件所摆放的位置，他不得静，只好拿了一床被褥、几件衣物，打成个行李卷，告辞了出来。

他又回到了马路上。

南州的夜晚，繁华，美丽。可这重获自由的第一夜，哪里是他的栖息之所呢？他原来是打算好去办公室睡沙发的，但在出了王焕德家门后才想起手中没有办公室的钥匙，一时进退不得，只好硬着头皮漫无方向地顺着大街往前走。白天兴高采烈的心情这会儿竟跑得无影无踪了，还有什么可以让他高兴的呢？下午纪处长那一席居高临下的教诲刚刚在他心里蒙上一层暗淡的阴影，严君转告他的关于施肖萌家道中兴的消息又使他产生了某种莫名其妙的顾虑和不快。他本来是可以立即去找她的，记得在自新河遭到田保善、郑三炮们痛殴后被扔进反省号的那个凄厉的深夜，他是多么疯狂地渴望着能再见她一面，就是加十年刑，就是挨枪子儿也心甘情愿。而现在，当可以自由支配双脚去奔向她的时候，他却不由得踌躇了。严君的话，似乎使施肖萌八个月没给他来信这一悬疑有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她的父亲当了市委政法书记，自己又上了大学，家境人运，今非昔比。刚才关于房子的小插曲就说明，他还是两年多以前的他，而别人，却都随着时间而变化，而前进了。人人都有了自己的新生活，肖萌会成为另一个肖萌，她也许在大学里相知了更为般配的男朋友，而她的家，谁知道呢，谁知道会不会还像过去那样欢迎他这个所谓“教育释放”的劳改犯呢？不不！虽然他想念她，在煎熬中等待着同她的重逢，向往着在一起互叙别情的欢乐；但是此刻，他却高度凝聚起自己的自尊心，他不想用陈旧的往事搅扰别人的快乐，不愿意看到她在自己突然出现时的尴尬，而宁愿把她在自己记忆中的美好形象就那么永久地、固定地保留下去。

坦荡如砥的柏油马路在脚下延伸，路灯像一串串金灿灿的流星甩向天边，和路边鳞次栉比，匠气十足的霓虹灯交相辉映，显示着都市之夜的华美。在油漆得富丽堂皇的红旗剧场门前，硕大的广告牌上赫然画着一个穿着民警制服的姑娘，他不由得站下来看，显然是出自一位不大高明的手笔，女民警的眼睛画得大而无神，下面的一排黑体字写着：“中国歌剧舞剧院来南州公演大型歌剧——星光啊，星光”。他继续往前走，在剧场旁边有个冷饮店，不大的店堂里已经人满为患，可仍然有人竭力想要挤进去，路边还有几个卖西瓜和冰棍儿的棚子，支着明晃晃的大灯泡，此起彼落的叫卖声招徕了一簇簇闲逛的人群。他心绪空茫地往前走，这久违的热闹街景并不能叫他兴奋。一手夹着行李卷，一手拎着手提包，他觉得自己活像只丧家犬一样狼狈。

总不能在马路上走一夜吧？他犹豫了一会儿，向火车站走去。

虽然现在不是火车班次的高峰时间，但宽敞的候车室里仍然拥挤不堪。烟草味儿、汗味儿和西瓜的腐烂味儿混杂着充满了整个大厅。他转了半天，才在一排挤着大大小小的行李包袱和男男女女的候车旅客的长椅上占住了一个可以容他横下身来的空当儿，便怀搂着手提包，头枕着行李卷躺下来。在他的旁边，坐着几个农民装束的人，旁若无人地大声说笑，嘴里喷出叫人发噎的旱烟味儿，不远的地方，几个出差的外地人围在一只大果皮箱边上，正伸着脖子吃西瓜，瓜子吐了一地。有好半天，他就这么一动不动地躺着，眼睛漫无目的地看着，脑子里一会儿乱无头绪，一会儿又是一片空白，时时又害怕有人对他横躺在椅子上，占了过多的位置而不满。又有几个班次的火车开走了，候车的人渐渐稀落下来，也许是因为太乏了，耳边的噪声慢慢遥远了，模糊了，他的眼前朦胧起来……

睡了多久？十分钟？半小时？他突然被一阵嘈闹惊醒，迷迷糊糊听见有人在用无线电话筒大声喊话，又感到身边的人都乱哄哄地应声而起，周围全是杂沓的响动和呼叫，有人在粗暴地推他。

“起来起来！”

“干什么？”他坐起身子，睡眼惺忪地看见一个年轻民警正冲他不耐烦地挥手，“起来，到那边集中，听见没有，快一点儿！”

“集中干什么？”他突然想起来自己已经不是一个犯人了，不由理直气壮地瞪了瞪疑惑的眼睛。

“这是睡觉的地方吗？”年轻民警仍旧是那种训诫的口吻。

“我，我等车。”因为脱口说了句谎，他顿时出了身细汗。

年轻民警棱起嘴角，“最后一班车早就出站了，你等的什么车？”

他一看手表，哎哟，已经十二点多了。冷不防对方又问了一句：“你是本市人吗？哪个单位的？”

他连忙说：“我也是公安局的，是五处的。”

“五处的？怎么跑到这儿睡觉来了？”

没法说。

“你的工作证呢？”

拿不出。

民警冷笑了一声，“起来吧，跟我走。”

没办法，只好夹着行李卷，提着手提袋跟着他往人们集中的一个屋角走去。在候车室的其他地方，一群一群的警察把人们全都往这儿轰，他心里明白，自己头一次在车站“刷夜”，就碰上公安局的“治安清查”了，不由得很别扭。这年轻民警准是把他当成“刷夜”的流氓，或者当成了“盲流”进城的外地人，说不定还以为他是冒充公安人员的诈骗犯，再不就是个精神病呢。

民警把他领到人圈里，毫不理会他的分辩，扭身走开了。他只好在人堆里挨挨挤挤地坐下来。望望四周，大都是些脏衣垢面、其貌不扬的外地人，表情呆板地等候着一个个被叫去接受讯问审查，他们好像对这种清查早都习惯了，反正最后无非是轰走、收容、遣返三种结果而已。

他抱着行李卷坐着，等着，一肚子全是窝囊。轮到把他叫去问话的时候，窗外已经晨光熹微了。

讯问他的是个中年民警，他很注意地打量了一下周志明的相貌，带着几分惊奇的表情问：“你不是外地的吧？干什么的，有工作吗？”

他没好气地回答：“有，市公安局五处的。”

“市局五处的？”中年民警愣了片刻，恍然地压低了声音：“哎呀，你是不是有任务在这儿，让我们搞误会了？”

“不是，我就是在这儿睡觉来着。”反正也懒得多解释了。

“哦？”中年民警不无疑惑地冲他手上的被子卷看了一眼，“那你等一下吧。”他向屋子右面的一扇小侧门走去，大约过了三四分钟，又陪着一个身材高大的民警走出来，周志明把头扭向一边，赌气不理他们。

“马队长，就是他。”中年民警的声音到了跟前，他才转过脸来，目光和那个大个子碰在一起，竟砰然碰出一个火星来！

“马三耀！大黑马！”他惊喜地跳起来，“还认得我吗？”

“哎呀！是你呀！”马三耀一把抱住他，把那个民警吓了一跳。“我正打算找你去哪，我昨天才知道你要出来。你怎么跑到这儿睡觉来啦？怎么搞的？”马三耀松开他说。

“睡觉？让你们圈了一夜，睡个屁。”

远处，好几个人在叫马三耀，马三耀对中年民警说：“老祁，劳驾你把我这位小兄弟领到你们派出所让他睡一觉，拜托了。”说着又亲昵地拍拍志明的背，“好好睡一觉，回头我找你去。”他朝喊声跑去了。

中年民警是车站派出所的，把他带到所里自己的宿舍，安排他睡下。那个热情劲儿，叫他都有点儿过意不去了。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上午九点多钟。他揉揉自己蓬乱的头发，从床上跳下来，叠好被子，又哈着腰检查了一下是否把那位民警的白床单给弄脏了，身后突然响起了说话的声音。

“睡够啦？你可真能睡。”

马三耀站在屋子里，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碗豆浆，上面架着几根黄澄澄的油条。

“快吃吧，都快凉了。”

他坐在桌前，大口吃起来。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只吃过一次油条，那是机修厂狱灶炸出来的一种可以吊死人的死面筋。马三耀坐在他对面，一直看着他吃完，才开口说了话。

“一粉碎‘四人帮’，我就以为你要出来了，没想到拖到现在。我去法院问过两次，那帮人，让你急不得恼不得。我也问过你们纪处长，上次我在市局政治部见到他，他想通过政治部到外单位请个反‘四人帮’英雄去做事迹报告。我跟他说，还请什么？你们周志明就是，让他出来就能做报告，差点儿给他下不来台。”

“你真是，干吗老喜欢让人下不来台。其实，纪处长人挺好的，我出来不出来又不是他说了算。得了，别扯这些过去的事了。你怎么样，还在刑警队吗？对了，刚才人家好像喊你马队长，提了吧？”

“提半年了，刑警队副队长。昨天晚上我们抽了部分人帮助分局和派出所清查车站，最近盲流人员可多呢。哎，你还没说说你怎么跑到车站过夜去了呢？”

“我们家房子借给邻居家办喜事了，本来我想在办公室睡觉，可又没钥匙，所以就到车站将就一宿，结果还让你们给搅了。”他自嘲地笑了笑，“看我，够惨的吧。”

马三耀没有笑，挠了挠头皮，很不自然地眨巴了几下眼睛，“呃——，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什么？”他从来没有见过马三耀有这副吞吞吐吐的口气。

“你被捕以后，我有一次去市第六医院办点儿公事，办完以后，我悄悄去看了看你爸爸……”

“是吗，他没问我吗？”他的心有点儿发紧。

“那时候，他的神志倒还清醒，我没告诉他你的事，只是说你出差了，短时间回不来，我想他当时可能预感到见不着你了……因为，因为他托我给你带了一封信，这封信……有点儿像遗书。”

“是他亲笔写的吗？”他的心怦怦地跳。

“是他当着我的面写的。这信，我没有通过预审处转给你，因为我是悄悄去的，而且当时这封信他们也断不会给你看，所以我把它保存着，即便是十五年吧，你总有出来的一天。”

“在哪儿？”他的声音都变了。

马三耀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白纸，递给他，“我刚才回家拿来的。”

这张粗糙的、没有格子的白纸上，七扭八歪地写满了字。这的确是父亲的字体，只是被剧烈的手颤弄得变形了，结尾的两行字挣扎得几乎连成一片，可以看出完成这封信的艰难。他的全部神经、感觉，似乎都缩在一个小小的点儿上，爸爸，这就是你对我说的最后的话吗？

志明：

每分钟都在等你，也许没有人能真正体会到一个垂死的父亲盼见儿子一面的那种可怜的心情。今天，你托老马同志来看我，我真高兴。孩子，我知道你的工作重要，走不开，我不怪你，能把精力寄托到事业上是难能可贵的。我过去总说你生活能力低，性格也太软弱，很少说你的优点，你生气了吗？我心里知道，你一向是很直的孩子。正直，是做人，特别是做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公安人员最基本的品德，这也是唯一能使我在将要离开你的时候感到宽慰和放心的地方，因为我知道，一个立身正直而无旁顾的人，他一生都会是快乐的。

有人说，太重感情的人成不了一个出色的公安人员。而你偏偏从小是一个很重感情的孩子，不过爸爸却觉得这恰恰是你的长处，是你将来争取成为一个出色的公安人员的性格基础，因为公安工作是最能够把个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同志的爱，直接体现在职务上的工作。孩子，重感情不是坏事，只要不失之偏颇就好。我想，对党和人民的爱，也许就是一个公安人员责任心的魂与源吧。

有一件事，就是在我的书桌里，在那个小木盒里面，有几个存折，大概是一万二千多元钱，我本来是准备死的时候交给组织上做党费的，这个想法是在我第一次敲着锣挨斗的时候产生的。我这一生，犯过很多错误，又在家闲呆了这么多年，我很想为党做这点儿事，也让党了解我。可我今天看到老马同志，引得我是那样想你。我想，还是把这些钱留给你吧。你知道我现在牺牲我原来多年的愿望是多么难过，可我又实在不放心你，还是留给你吧，就在第三个抽屉里，钥匙放在笔筒里了。

另外，你们单位那个女同志前两天也来看过我，给我带来一些苹果，我还没吃呢。还有你的那个小朋友，萌萌，也来看过我。孩子，你要回来得早，就来，我真想见见你呀。

爸爸

周志明趴在桌子上哭了，这两年忍下的所有泪水都一泻无余地放任出来。

“爸爸，爸爸，是我不好，我在这儿，是我不好……”他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马三耀眼睛红红的，手足无措地走过来，轻轻地抚着他的背，“你，就到我家去住吧，咱们一块挤着住。”

周志明摇摇头，哭声很低，可全身都剧烈地抖动着。两年了，他本来以为自己已经是一条不会哭的汉子了，可现在，不知为什么，简直不能控制那悲伤的怀念把眼泪催下！

“走吧，上我家去，我今天上午休息，以后咱们俩就住我那外屋，让我爱人……”

“不不，”他用手绢揉着洇红的眼睛，推开马三耀过来扶他的手臂，从桌边站起来，“你别管我了，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没事，我就是哭哭痛快，哭哭痛快……”他把父亲的信叠好，放进衣服口袋里，“我上班去。”

说完，他抱起自己的行李卷，摇晃着步子向门外走去。

一连好多天，父亲丢下的垂爱；施肖萌往昔的柔眷；自己淹没在自新河里的时光，他都不叫自己去想，不，他不去想！这些个眼泪、悲痛、伤感和怨恨，都叫它们过去吧，他不应该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了。命运之路既然没有把他引回到原来的生活里去，那他就该给自己开辟一个新的生活，他，才二十四岁！

生活是很实际的，首先得找个睡觉的地方。开头，他就睡在办公室里的桌子上。桌上短，伸不直腿，睡上一夜累得屁股酸痛，而且老睡办公室也容易让同组的人讨厌。后来，他就去替别人值夜班，为的是可以占领值班室的那张小床，但值班室毕竟也不是个久住之地。大陈以组长的身份把行政科的门槛都快踏破了，管房子的老万还是那句话，“你叫我下出房子来？”段兴玉也去找行政科长商量过，想叫行政科出钱在市局招待所里包一个床位先让他住上，行政科长倒是开诚布公：一个床位一块五一天，一个月不过四五十块的数目，钱是拿得出，就是财务上没这笔项目，上不了账。后面还有一句难听的，“他自己把房子送了人情，转过脸跟单位里找地方，这种情况，不好解决。”当然，这句话段科长自然不会告诉他，他就这么在值班室里凑合了将近一个月。

这天晚上下了班，行政科老万到值班室来打长途电话，看着他一个人捧着个铝饭盒在屋里吃饭，不由动了点儿恻隐之心，打完电话没马上走，在椅子上坐着陪他扯了会儿闲话。

“一个人，够凄凉的啊。”老万说。

他笑了笑，“没辙呀。”

老万迟疑了一下，“西边家属院里，倒有一间工具房，不过，住人怕不行。”

“是吗？”他倒有点儿动心，“明儿带我去看看。”

第二天上午，老万把他领到西院，打开了围墙拐角处的那间小房子。

这是间光线很暗的房子，墙上挂满尘土，不少地方灰皮已经剥落，暴露着墙砖的红色，天花板的四角全被陈旧发黑的蜘蛛网封着，地上凌乱地堆了些大扫帚、铁锹、木箱子之类的东西，一股子杂七杂八的味道从这些什物中散发出来。

“你看，我说不能住人吧。”老万门都不进，只把头探进来看了一下。

他站在屋子当中四下打量了一番，“行，行，就是得收拾一下，这儿可以支个床。”

牢狱生活已经使他成为一个在物质上随遇而安、易于满足的人，就像那种最普通最低贱的麻雀，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筑巢栖息一样。下午，他就开始收拾这间屋子，扫地、扫墙；用水把门窗都冲洗干净；把那些乱堆一气的东西清理整齐，码放在屋子的一边，在空出来的地方搭起了一张铺板。第二天，组里的几个人又用旧报纸帮他糊了墙，晚上，他便正式在这里落了户。

房子小、潮、有怪味儿，可他却觉得日子过得满舒服，至少，早上用不着听哨子起床了，用不着排队出操了，可以足足睡到七点多，起床后到街口的回民馆子里吃完豆浆油条，也耽误不了上班。他常常想起以前听到的一则笑话，讥笑一个目光短浅的穷光蛋发誓要在发财之后天天吃油条，现在才知道这笑话并不可笑，因为他也能体会到对天天吃窝头和杂交高粱的人来说，那刚从滚锅里捞出来的、黄酥酥的、作响的油条，会带来多么大的诱惑和满足了。

是的，他事事感到满足，事事觉得新鲜，生活变了，世界也不同了。他好像回到了自己智力发育的“史前时期”，总是兴致勃勃地竖起耳朵听，睁大眼睛看，每天都会有不熟悉的，没有经验过的事物输入到脑袋里去——农民在城里开了整条街的自由市场；工人在厂里利润提成；广济路口盖起了和外国人合资的十六层大饭店，小伙子们好像一夜的工夫全戴上了贴商标的蛤蟆镜；在办公室、在食堂，甚至在公共汽车上，人们什么都敢说，省却了许多过去不可或缺的手势、眼神、暗语和心领神会的默契。电视节目也丰富起来了，时而能看到东京的高速公路、慕尼黑的大学生活。还有刚刚兴起的婚姻介绍所和大家都在谈论的舞会。真新鲜，连公安局这样“正统”的、老气横秋的单位，也大大地发了一次舞会的票，局机关的一群姑娘们穿了平常不好意思穿的衣服大显身手。他很喜欢舞会上年轻活泼的热闹劲儿，但又无奈于自己在其中的笨拙，他高高兴兴在那儿消磨了一个晚上，尽管没有试着走上一套最简单的“四三三”，因为气氛和节奏已经使他挺快活的了，何必再去露那个怯呢。

他还去看了一次京剧，《大闹天宫》，他不能像王大爷那样去听味道，看行道，只因为在色彩和声音都极单调的环境中呆得太久了，他图的就是那花脸、长靠的绚美、锣鼓喧天的热闹，让眼睛和耳朵过过瘾罢了。

星期天，又到广济路礼堂看电影，局里发的票，日本片《追捕》。电影演完后，当他杂在散场的人群中往胡同口走的时候，三年前的那个清明节，他被捕的前一天下午在这儿开会的情形又蓦地浮上脑际，那天，他就是从这儿直接去了施肖萌家的……

“要不然，去看看她？”他的心又动摇起来，“不提以前的关系，只以一般朋友的身份去看看，未尝不……”

身后，几个姑娘在高谈阔论，一个有点儿耳熟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什么呀，你瞧人家真尤美的家里头，一栋小楼，自个儿还有飞机，其实县知事算什么，顶多是个县团级，要是在咱们国家……”

他转过头，身后是四五个花花绿绿的姑娘，他想不起来那个说话的到底是局办公室的还是政治部的，反正以前在哪儿见过她。

“咱们国家，给你架飞机你往哪儿放呀，放你们家胡同里？还不得叫人连机翅膀都偷了打家具去。”另一个声音笑着说。

“油钱你就出不起。”

“还油钱呢，你会开吗？先把自行车学会了再说吧。”

咯咯咯的笑声。

“小李，今晚你还加班吗？”

“算了吧，给公家省了那三毛钱夜餐费吧，那么多资料，都说是急件，累死你也打不出来，我也不那么傻了，慢慢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