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早起来，他和小陆谁也不理谁，各自叠了被子，洗了脸。在饭厅里买了饭，小陆端着饭找了个桌子独自去吃了。他心里直发沉，“两个人这副德行，呆会儿怎么上北京市局办事情呀？”闷闷地吃完饭，他拼命地把堵在喉咙眼儿里的气吞下去，走到小陆的饭桌前，坐在埋头喝粥的小陆旁边，说：“昨天的事，你一定是有什么误会了……”

“别说了，我不乐意听！”小陆看也不看他。

火儿，实在压不住了，他口气也粗硬起来，“你别以为我找你来解释什么，我没那工夫，现在咱们可不是无事一身轻，想吵就吵，想闹就闹！跟你说，回头儿当着北京市局的人，咱们可别没鼻子没眼的，拿责任不当回事，叫人家看着不成样子。我把话说了，你爱听不听！”他说完，抬起身子往食堂外面走出去了。

他回到房间，等了一会儿，门，轻轻被拉开了，小陆站在门口，没进来，眼睛也不看他，只低低地说了句：“走吧。”

他身上松下来，小陆毕竟是不会把工作耽误在意气上的，因为他一向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热爱这个事业的侦查员！

早上八点钟刚过，他们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一进办公室，老王迎面便说：“算你们运气好，那个冯汉章，我们已经找到了，就住在前门饭店。”

他和小陆都惊喜不已，甚至还不知不觉地互相对着笑了一下。老王请他们坐下后，递过一张电话记录稿，说：“昨天晚上我们有几个同志加了个班，总算查到了，这家伙到北京来是为了替另一家外商推销一项产品，和里克公司的业务无关。现在他已经和我们两三个单位挂上了钩，生意正得手，看来最近几天不会动窝的。”

电话记录稿上记载着这次和冯汉章做生意的一个单位提供的情况，包括冯汉章这次来京的日期，和他发生联系的单位及他在前门饭店的房间号码，还有这些天大致的活动情况和举止表现等等，虽然不尽具体，却面面俱到了，志明仔细看了一遍，感激地对老王说：“太谢谢你们了，太谢谢你们了。”

老王摆摆手，“咱们之间还客套什么，都是在同一个大门里吃粮的，我们有事去南州求你们，你们还不是得当自己的任务办吗，一个样。”话锋一转，他问道：“怎么着，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动手，要我们配合做些什么吗？”

周志明说：“我们两个人的任务是打前站，先跟你们联系上，把人找到，情况掌握起来。我们还有两个同志今天乘火车来，准备等他们到了再动手，你看——”他换成商量的口气说，“我们能不能先到前门饭店去摸摸情况。”

“那没问题，”老王干脆地说，“我陪你们。”

然后，老王给他们借来了两辆自行车，一行三人奔前门饭店而来。

他们找到了前门饭店的保卫干部，知道冯汉章十分钟前刚刚乘出租汽车出去。他们便大致了解了一下他这几日在饭店的起居规律和所住房间的位置，老王又向保卫干部交待了几句什么，三个人便离开饭店往回走。

北京冬季里的响晴天，风特别暖，软软地抚在脸上，使人醺醺然。在水洗过一般湛蓝的天幕下，天安门城楼重红夺目，给人一种视觉上的享受。走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大道上，周志明的心情异常晴朗起来，昨夜横来的不快早已忘到脑后，他慢慢地盘算着，如果段科长和大陈的那班火车能够如期到达，那么早则今晚，迟则明晨，１１·１７案就可以一举破获了。他全身的神经一跳一跳地发胀，破案的前夜，是侦查员最兴奋的时候。

但是在他们回到办公室里的时候，他却敏锐地感觉到屋子里的气氛有些异常。早上和他们见过一面的一位姓古的副处长正在向两个干部低声说着什么，见他们进来，便赶忙招呼说：“你们回来得正好，刚才已经派人去前门饭店找你们去了，你们来。”

老王也很敏感：“又发生什么情况了吗？”

古副处长没有急于回答，反问了一句：“冯汉章不在饭店里吧？”

“不在，可能到哪个单位洽淡生意去了。”老王说。

古副处长唔了一声，转脸对周志明他们说：“我们的人刚才在首都机场发现了他。”

不用解释，这一句话的含义是不言自明的。

“这家伙难道已被惊动了，要跑？”老王也马上反应出来。

“他手里有一张十一点二十分北京至香港航班的机票。”古副处长抬腕看了看手表，“现在距离起飞时间还有四十五分钟，我们的人已经把他监视起来了，你们看该怎么办？”

古副处长把征询的目光停在他们两人身上，少顷，又开口了，语气却是果断不容置疑的，“现在和民航联系请这架航班延时起飞恐怕已经来不及了，我看现在应该当机立断，提前破案！”

周志明刚一听说冯汉章要跑，心里就闪出了提前动手的念头，他之所以没说出来，是因为一时拿不准。冯汉章是外籍人，没有准备好就仓促逮捕，万一临场发生什么变故怎么办呢？现在既然古副处长提出了这个主张，他心里就像有了主心骨，不再犹豫了。

“好吧，逮捕证、搜查证我们都已经带来了，请处长指挥行动吧。”

还有四十五分钟，事不宜迟，他们分乘两辆轿车，直放东郊。

北京街上的红绿灯栉比林立，汽车走走停停，艰难地穿过拥挤纷攘的街道。古副处长神色焦灼地不时看表，老王嘟嘟囔囔地骂着那些与汽车争道抢行的自行车们，时间眼睁睁地过了二十分钟，可他们只蜗行了三分之一的路程。在表面上，周志明竭力忍着不动声色，可心里比谁都急，都没有把握，一丝不祥的预感隐然爬上脑际，冯汉章，难道会像徐邦呈那样从他们手指缝里逃之夭夭吗？他的头上渗出汗来……什么都是可能的！

然而，事情似乎并不是没有了转机，当汽车驶出东直门，跃上直通首都机场的宽阔大道时，便开足了马力，强烈的气流撞在风挡玻璃上，发出轰轰轰的振动，这声音越响，他的信心和希望就越强！

他们在十一点十分赶到机场，几乎是冲着跑进了候机楼的大门，有人迎上来，同古副处长耳语几句，然后引导着他们穿过乱哄哄的候机厅，径直奔检票口而来。

去香港的航班刚刚检票，在那一排参差不齐的等候检票的乘客行列中，他们几乎同时发现了冯汉章。和他在相片上那一副风度翩翩、脉脉微笑的神情相比，冯汉章此时脸色阴沉，步态呆板，样子苍老而疲惫。他手里除了一只轻便的小提箱外，没有其他东西，正随着准备登机的人流缓步向检票口移动。

古副处长侧过身子，从容地对身边的周志明轻轻说道：“现在是十一点十三分，你们可以破案了。”

周志明、小陆和老王穿过人群，向冯汉章大步走去！

周志明、陆振羽在北京市公安局有力协助下，于首都机场胜利破案之后，同段兴玉、陈全有一道，在公历的大年三十将１１·１７案主犯冯汉章押回南州。一九七九年元旦这一天，便开始了这个案件的最后一役——预审。

冯汉章不同于施季虹，在审讯中很难速战速决，一鼓克之，这一点，段兴玉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但审讯的进展似乎比他预料的还要棘手，冯汉章一开始就选择了一个非常恰当的基础站住了脚跟。他先是痛快地供认了利用施季虹进行情报活动和参与陷害卢援朝的行为，表示服罪。但对其他问题的供述却让段兴玉摸不着虚实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既然捕前缺乏侦查过程，审讯中出现艰难局面就必定是难免的。所以在第二天便不得不把审讯停了下来。

整整一上午，段兴玉坐在办公桌前面没有动窝，那几张审讯的记录稿翻来覆去不知看了多少遍，桌上摊了一片写满字的纸。审讯记录中重要的段落他都分门别类地摘抄出来，颠来倒去地琢磨、比对着，各种假设一个一个地产生出来，又一个一个地被推翻了去，他期冀着能从这些供词中发现出一丝纰漏和矛盾来。

冯汉章的派遣机关是哪里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的供述究竟可信不可信呢？

“我是里克公司的代表，我的派遣单位在护照上写明了的。”这是审讯记录里的一段话。

“你非法搜集我国军工生产情报，陷害我国公民，难道这也是代表里克公司干的吗？”

“当然，我承认，干这些事并不是出于里克公司代表的职责。我是为了金钱才干的，有人愿意付给我很高的酬金，就这么回事，至于说那是个什么机关，我无可奉告，因为连我自己都不知道那究竟是……是什么机关。”

冯汉章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一副故作轻松的神态，这使段兴玉当场就把脸沉了下来，得给这家伙的心理上造一点儿压力了，天底下就有那么一些吃硬不吃软的人！

“冯汉章，我提醒你注意，被审讯者在回答问话时，是不得使用外交辞令和戏谑的语气的，你虽然是外籍人，但是你背着你的国籍国政府在中国领域里进行侵害中国利益的犯罪活动，同样要受到中国法律惩处。我奉劝你认真思考一下，争取一条从轻处理的道路才是上策。”

冯汉章默不作声，脸色变得阴涩起来。

“你不知道向你提供金钱的机关，但直接给你钱的那个人，你总该知道吧？”

“那个人叫威利，我叫不出他的全名，也许连威利也是个假名字，我们以前是在渥太华偶然地认识的，他好像是个推销商，我们后来见过几次面，都是泛泛的接触，次数也不多。在里克公司决定派我来中国常驻以后，他来找我，同我谈起一家大财团愿意和我做一笔生意，只要我去中国后向他们提供某些他们感兴趣的经济情报，就可以得到数目可观的酬金，我同意了。当然，威利不肯说出那家财团的名称，这是做掮客的规矩。”

“你们怎么联系，情报怎么传递？”

“我把我在香港所住的饭店告诉了威利，在我每次去香港度周末的时候，有人会打电话来，通知我什么时间到什么地点去，把情报放在指定的地点，这种放置情报的地点都是他们事先选好的，比如：公园的凳子下面，垃圾站附近的石头堆里，空酒桶里等等，这也是他们向我付钱的渠道。”

“你向他们提供了什么情报？”

“很杂，很零碎，从市场价格到出口贸易的情况都有，也包括施季虹给我的那些情况，要我一样一样地谈吗？”

“你一样一样地谈。”

冯汉章在谈那些情报的项目和内容时，态度很认真，回忆很仔细，但段兴玉却觉得他是在耍滑头，在装腔作势地演戏，他故意不厌其烦地罗列了一大堆极不重要的情报项目，连计划生育和居民换房子这方面的情况都列了上去，避重就轻的用心是很明显的。段兴玉耐着性子听完了，突如其来地问了他一句：

“你指使施季虹在江一明家盗窃绝密情报，事前是怎样接受指令的？”

冯汉章当时怔了一下，但很快便镇定地说：“对这件事，我从来没有接到过什么指令。”

“施季虹已经在盗窃现场留下了痕迹，案发后，你们唯恐罪行败露，串演了一出移花接木、嫁祸于人的丑剧，难道连这个你也否认吗？”

“不，我不否认帮助施季虹诬陷了那位卢先生。施季虹不爱他，一心想甩开他，她来找我帮忙，我不知道为什么竟鬼使神差答应了她，也许在那一分钟里我爱上她了，我也只爱过她这么一分钟，可是这对于我，却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不过我们和江一明家里的那桩盗窃案没有关系，千真万确没有关系。”

他们真和盗窃案没有关系吗？这是不可能的。但要立即向冯汉章证明这一点不可能，却仍然是一件棘手的事，段兴玉只好把这个问题先搁下了，他换了个方向往下问：

“我们是在你登上去香港的飞机前一分钟逮捕你的，据我们知道，里克公司并没有来电报召你回去，我们还知道，你在北京的生意正在得手，尚未完成。你回答，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不告而别呢？”

“说实话，我很后悔帮了施季虹那个忙，我到后来才意识到我给她那些东西——密写药、照相机，是多么的荒唐和……担风险。这件事压在我的心上，使我昼夜不安，有时我很绝望，觉得我完了，几天前，我突然动了逃走的念头，因为我预感到……”

“段科长，”周志明的呼唤声打断他的思索，把他的视线从审讯记录上拉了起来，“该吃饭啦，今天食堂吃饺子。”周志明把手里的铁饭盒摇得哗哗响。

他没动，若有所思地凝望着周志明，自言自语地问：“他真是凭着预感才决定逃走的吗？真是虚无飘渺……”

“你说冯汉章吗？”周志明放下饭盒，“也不是不可能，他估计到自己罪行早晚会败露，三十六计走为上……”

“不不！”他断然地摇摇头，敲着桌上的审讯记录说，“据我的印象，他绝不是他自己在供述中所描绘的那种一时冲动犯了错误，以后又风声鹤唳，吓得要死的人，绝不是的。你没发现吗？他在被捕之后是多么冷静，在审讯中的对答是多么有条不紊、恰如其分，这种超乎常人的冷静自然使人感觉到他似乎受到过专门的训练。像他这样身份的人，擅自离开自己的工作职位，置商业信用于不顾而放弃成交在望的买卖，甚至连自己的东西都扔在前门饭店不要，也不同饭店结账便不告而别，这简直可以说是在仓皇逃命了，难道仅仅是凭了莫名其妙的预感，凭了虚幻的第六神经吗？不不，这是说不通的，他一定是接到了表示危险的确实信息，不得已，才猝然出走的。”

“确实信息？”周志明疑惑地眨眨眼睛，“施季虹贴在歧山路的报警信号，按说不会发生报警作用呀，她是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四点多钟贴的，冯汉章到二十九日上午在北京已经买了飞机票要溜了，一共不到两天的时间，那个胶布条也太神了。”

“你看……冯汉章会不会另有一条闻警途径呢？”段兴玉非常迟疑地说。

“啊？”周志明有点儿呆，没说出话来。

段兴玉的指尖在审讯记录上轻轻弹着，缓缓地又说：“不管怎么说，这家伙肯定没有向我们缴械，我可以肯定这一点！他的供述和施季虹的供述之间，有许多矛盾的地方，比如陷害卢援朝这件事，施季虹说是受他的指使逼迫，而他却说是受施的请求帮她的忙，从这两个人的个人情况和我们掌握的材料分析，当然是施季虹的供述更可靠些。还有照相机、密写药这些东西，冯汉章说是在国外买的，既然是商品，为什么没有商标？技术部门初步研究了一下，他们的意见认为不像是西方国家的民用产品，今天上午把一个书面意见送来了，虽然不是最后的鉴定结论，但我看那几条意见还是挺有价值的。密写药、显影药还没有化验出来，不过目前也已经排除了民用品的可能，因为它们配方成分的化学水平很高，也很复杂，你看看这些材料。”

“可是……”周志明接过化验说明材料翻览着，说：“可是冯汉章的供词也自成一套逻辑，而我们这些证据又都不是那么肯定，总不能单凭着分析和推理来打倒他吧？”

段兴玉点头说：“这是当然。他的供词显然是深思熟虑的，他料定我们手中的证据主要来自施季虹的口供，才敢这样有恃无恐地做文章，这倒也足见此人非同一般，我想，他的后台老板大概决不是什么威利之流。”

“对了，我也这么看，一个财团，怎么会对９４１这种军工企业发生那么直接的兴趣，甚至这么不惜工本地进行非法情报活动呢？我想……会不会是这个！”周志明用食指在桌面上写了一个“Ｄ”字，“从过去我们破获的一些案件上看，他们对９４１的兴趣倒是很强烈。”

“唔——”段兴玉望着桌面，点点头，说：“你是说，Ｄ３情报总局？”

冯汉章到底是什么背景？不查清楚，整个案子就是一笔糊涂账，所以在元月二号，段兴玉决定南北分兵，陈全有和严君南下广东，设法请有关部门协助查证一下冯汉章口供中涉及香港的那些情况，他自己和陆振羽则北上赴京，准备请权威单位再重新对那架微型照相机和密写药进行鉴定和化验。陈、严的广东之行，他并没有抱多大希望，因为冯汉章在香港的活动不会没有掩护，想从那儿查出他的马脚来的确是件难以办到的事，倘不是出于无奈，他决不会花两个人日夜兼程去搞这种事倍功半的查证，这也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撞撞大运吧。至于他和小陆的北京之行，他却寄以十足的希望，他反复想过，对这些物证的检验，也许是认定冯汉章的派遣组织的唯一途径了。不知为什么，在他心里发出这样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这个案子不是已经进入了尾声，而是处在乱无头绪的开端。

一大早，大陈和严君拿着两张全国铁路通用票登上了一列南去的火车，段兴玉和小陆现买了两张站台票也挤上了火车往北去了，办公室里只剩下周志明一个人，趴在桌子上埋头整理１１·１７案的卷宗。

现在在他面前摊放着的，是从前门饭店冯汉章房间里搜查和扣押的物品，差不多已经分门别类整理完了，只剩下一个纸包还没有动过。他打开纸包，从里面倒出一堆碎纸片来。

这是从一个垃圾篓里拣出来的碎纸。当时他们已经把冯的房间全部搜查完毕了，他一个人留在屋子里正和饭店楼层的负责人核对扣押物品的清单，几个服务员进来开始收拾这间客房。他看见一个服务员从洗脸间里拿出个纸篓来，好像是搜查中没有注意到的，便要了过来，伸手进去翻了翻，发现里面除了废烟盒、废包装纸外，还有些写着字的碎纸，他向服务员要了一张旧报纸，把这些碎纸拣出包起，带了回来。可这包东西，竟使大陈抱怨了好几次。

“你成拣破烂的啦，把这些烂纸头拿回来干什么？这有什么价值？这倒好，按规定，拿回来的东西一律不能随便销毁，还得一张张裱起来入卷，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当时小陆站在旁边，冷冷地敲着边鼓：“人家是又要发现点儿什么，好一鸣惊人了。”

他不以为然地冲大陈笑笑，“我抓空儿裱出来不就完了吗，即便没有证据价值，也许还有研究价值呢。”他没理小陆，小陆那阴阳怪气的腔调儿使他不舒服。他知道小陆对他的嫉恨未消，便尽量避免和他冲突起来，惹不起，总躲得起吧？

写着字的这些废纸都被撕得很碎，他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才勉强地拼接起来，裱糊在衬纸上，一共裱出三张。一张是一个账单，上边草草地记了些日常行住的花销，另一张记的是北京几个单位的名称和地址、电话。他看过这两张，都放在一边，又拿第三张来看，这一张撕得最碎，十八开大小的纸，竟撕成了三十多片。他把它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原来是一封信，一封很简短的信。

冯汉章先生台鉴：

你寄来的钱，已经收悉。病危入院的家父，于前天脱离危险后，即命我代为执笔，速寄一信与先生，以转达他的谢忱。他下周便可移榻回家了。看来他的病，迄今无大渐，你付予的帮助，使他在自己残烛之年又得到了一位热心的朋友。

刘亦宽

信上没落日子，他翻来覆去看了几遍，看不出什么疑点，而且又没有信封，只好也放在一边，准备等将来审讯冯汉章的时候再做核查。

忙忙碌碌地过了一天。晚上吃过饭，他一个人走进办公室，准备继续整理卷宗，刚打开保险柜，他却犹豫了。

“得回去看看肖萌了吧？”自从年前在法院审判厅的过道分手以后，他们还没见过面呢。趁现在没有急茬的事，应该回去看看了，他把保险柜关上，锁好，然后骑车离开机关，往太平街而来。

路过南州饭店，被一串从饭店大院里鱼贯而出的小汽车拦在路边，他蓦然记起那次下班后在这儿碰上季虹和冯汉章的情形，也不知道那次他们谈了些什么……小车队过去了，他却呆愣在路边没有动弹，一个令人为难的问题钻进了他的脑袋。

“回去了，宋阿姨问起季虹的事怎么办？”他心里飘过一阵胆怯，上次他对卢援朝问题的守口，已经叫宋阿姨不高兴了，这次又轮上她的女儿，如果问了，怎么说呢？

他又蹬起自行车，慢慢的，边蹬边想辙，辙没想出来，心里却愈加烦躁缭乱，这时候冷不防一个小伙子骑车从身后超过来，压住他半个车轮子，一拧把，把他别了个措手不及，歪在了马路沿上。那小伙子在他前面停下来。回头冲他咧嘴直笑，他定一定神，不由也跟着笑起来。

“好哇你杜卫东，你敢别公安局的，不怕罚钱呀？”

杜卫东带着一串笑，把车子滑到他跟前，说：“我跟公安局的缘分深，这不，我是二进宫啦。”

“这次不算的。你现在怎么样，在淑萍他们家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