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重正统；构成正统的唯一条件是：国中无国，亦即统一。但一个正统王朝而能享祚绵长，以我的看法，必须经过两代的经营。所谓"两代"，当然不能死看，以为必是父死子继，或者兄终弟及，紧接着的两代；其间或有波折顿挫。总之"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力战经营之"得"，与偃武修文之"治"，必须继承有人，方能厚植根基，长治久安。如隋之代北周而有天下，亡梁灭陈，统一南北，而库藏丰盈，开国条件之佳，无与伦比，但历三世，凡三十八年而禅于唐，即第二代炀帝为败家子之故。

从正面看，隋之前如汉，继高祖之创业而有文帝之文治，乃有汉家四百年天下；隋之后如唐，高祖、太宗，父子两代；如宋，太祖、太宗兄弟，亦为两代；如明，则应视太祖、成祖为两代。至于清朝，入关以前，太祖、太宗的事业是一贯的，有因袭而无因革，虽独尊非太祖"共主"之本意，但自夏禹以来，非家天下不足以传国，基本上应视之为一个政权的由草创而成熟。因此，我以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合并写为一章。

清朝自太祖至宣统凡十二帝，但辄云清宫十三朝者，因太宗有天聪、崇德两年号；细考不然，清朝建元应自崇德始，天命、天聪为皇帝之称号而非年号。孟森《清代史》云：

太祖之建号"天命"，本自称为"金国汗"，而亦用中国名号，自尊为"天命皇帝"，其实并非年号，并未以"天命"为其国内臣民纪年之用。特帝业由太祖开创，在清史自当尊为开国之帝。入关后，相沿以"天命"为太祖之年号，则亦不足深辨。

至太宗改称"天聪"，亦是自尊为"天聪皇帝"，非以纪年。观太宗修《太祖实录》，屡称"天聪皇帝"为不可分离之名词，可以见之。《太祖实录》成于天聪九年，时虽尚无帝制之心，而已有为国存史之意，亦见志量之不同其他夷酋。实录既成，明年又实行建国，去旧国号之"金"而定为"清"，观其以夷称若为"满住"，后即就改为"满洲"以名其国，则清之为清，亦就金之口音而变写汉字，谓为清国耳。而清之一朝，实定名于是，故天聪十年有大举动，改元"崇德"，则真用为年号。

这个看法非常精当，太祖虽借"七大恨"伐明，实际上只希望在关外立国，而能获得明朝的承认，初无问鼎中原之心。此只看太祖所定的立国制度为共主而非独裁，即是心目中有一并无任何子侄可以称帝的观念在，自更谈不到代明而兴、成一朝正统的大志。

何谓共主？即是八旗旗主各置官属，各有人民，并立而不相上下；遇有大事，则八旗主会议决定。《武皇帝(太祖)实录》载：

天命六年正月十二日，帝与带善、阿敏、蒙古儿泰、皇太极、得格垒、迹儿哈朗、阿吉格、姚托诸王等，对天焚香祝曰："蒙天地父母垂佑，吾与强敌争衡，将辉发、兀喇、哈达、夜黑同一语音者，俱为我有。征仇国大明，得其抚顺、清河、开原、铁岭等城，又破其四路大兵，皆天地之默助也。今祷上下神祇，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刑伤，以开杀戮之端。如有残忍之人，不待天诛，长兴操戈之念，天地岂不知之？若此者，亦当夺其算。昆弟中若有作乱者，明知之而不加害，俱怀理义之心，以化导其愚顽。似此者，天地佑之，俾子孙百世延长。"

这是清朝开国文献中很重要的一篇，可以看出太祖最看重的一事就是团结，而团结必出于公平与忍让。他自称"天命皇帝"，而不欲有子继承帝位，即是怕引起骨肉间的大冲突。至于以后太宗称帝，乃种种因素自然而然推移演变而来，非太祖本意所在，亦非太祖始料所及。

前引告天文中八人，即为八旗旗主，当时四大贝勒、四小贝勒。带善即代善，蒙古儿泰即莽古尔泰，得格垒即德格类，迹儿哈朗即济尔哈朗，阿吉格即阿济格，姚托即岳托。除阿敏、济尔哈朗为太祖之侄，岳托为代善之子以外，其余皆为太祖之子。

四大四小八贝勒，大致皆为旗主。但有一贝勒主两旗，如四贝勒皇太极之有两黄；亦有两贝勒主一旗，如镶蓝之先归阿敏，后归济尔哈朗。八旗成长演变的过程，即为清朝开国的历史，而太祖一生的事业、理想，甚至感情，亦可由八旗的成长演变的过程中充分反映。因此，谈太祖、太宗父子，最切实际的办法，便是谈八旗制度。

太祖以十三副遗甲起事，即是只有十三名能作战的甲士，加上必需的从属人员，大致不会超过五十人。征尼堪外兰时，得兵百人，甲三十副；以后归附日众，必须加以部勒。最原始的组织是十个人一小队，其中之一为首领。编队时，每人出箭一支，束为一束，由首领保管，这一束箭便是权威的象征。所以这个小队称为"牛录"，汉语"大箭"之意，牛录的首领称为"牛录额真"，额真即"至"。

以后牛录的编制逐渐扩大，最后于万历二十九年定制，每牛录三百人。其时只有四个牛录，合计一千二百人。四牛录无论行军还是打猎，都在一起，以旗色为号。旗分黄、白、红、蓝色。于此可知，八旗最初只有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

及至万历三十五年灭辉发、四十一年灭乌喇，实力大增，计有四百个牛录，总计十二万人，十四年间增加了一百倍。这四百个牛录，分为满洲、蒙古混合编组三百零八个，纯蒙古七十六个，汉军十六个。于是在万历四十六年，增编四旗，黄、白、蓝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称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旗。

八旗的旗主，先要从早先的四旗谈起，孟森先生《八旗制度考实》，考出：

正黄，旗主四贝勒皇太极。

正红，旗主大贝勒代善。

正蓝，旗主三贝勒莽古尔泰，后归德格类。

此三旗之外的正白旗，后由多尔衮所领；但那是太祖既崩以后的事，最初必另有旗主。孟先生下笔极谨慎，因无资料，故付阙如；但我为孟先生作一补充：正白旗的旗主，必是太祖的长子、广略贝勒褚英。

所谓"四大贝勒"，是太祖称帝后所封，并其弟舒尔哈齐第二子阿敏与其亲生之子，叙齿以定次序。代善年最长，称大贝勒；其次为阿敏，称二贝勒；以下为莽古尔泰及皇太极。其实代善为太祖次子，最初的大贝勒应该是褚英，二贝勒方为代善，第五子莽古尔泰为三贝勒，第八子皇太极为四贝勒，分领白、红、蓝、黄四旗。

何以见得正白旗为褚英所领？此可由情理推知：太祖的基本武力只有四旗，自然由年长的四子分掌。褚英与代善一母所生；初期的征伐，褚英亦常受命领兵，则代善既有一旗，褚英更当有一旗，即为唯一最初旗主无考的正白旗。及至褚英获罪为太祖所诛，正白旗必然收归自将，因为小一辈中，褚英居长，他人的资望自不足以驾驭此旗；而且可意料的是，正白旗是兵额、装备皆优的一旗，太祖亦不能轻易托付他人。

至于阿敏，原不主旗，后来由四旗扩编为八旗，始得领镶蓝旗；皇太极以才具冠于兄弟，多领镶黄一旗。镶红、镶白两旗主名无考，我很疑心此两旗本属于阿敏之父舒尔哈齐。黄道周《建夷考》：

初酋(按：指努尔哈赤)一兄一弟，皆以骁勇雄部落中。兄弟始登垅而议，既则建台，策定而下，无一人闻者。兄死，弟称"三都督"，酋疑弟二心，佯营庄第一区，落成置酒，招弟饮会，入于寝室，铛之，注铁键其户，仅容二穴，通饮食，出便溺。弟有二名裨，以勇闻，酋恨其佐弟，假弟令召入宅，腰斩之。长子数谏勿杀弟，且勿负中国，奴亦囚之。其凶逆乃天性也。

据孟森考证，所谓"有一兄"，乃误记，太祖居长，不得有兄。"长子"即褚英，而"二名裨"为常书、纳奇布。我疑心镶红、镶白为舒尔哈齐居旗主之名，而由此"二名裨"分别带领。舒尔哈齐及此二将被杀，两旗亦归太祖自将，连正白旗共保留三旗的兵力，临终时分授三幼子。其详见后，先谈舒尔哈齐的死因。

按：上引文中的"三都督"，指乌喇贝勒布占泰。九国联军之役，布占泰原已被俘，太祖为怀柔起见，放他回国，且结姻亲。亲结得很奇特，在只知儒家礼法的人看来，闻所未闻。

乌喇贝勒名满泰，其女名阿巴亥，于万历二十九年嫔太祖为妃，后立为后，即多尔衮之母；多尔衮死后获罪，"祸延先妣"，阿巴亥改称为大妃。

大妃有叔即布占泰，继满泰而为乌喇贝勒，九国联军之役，布占泰被擒，而太祖释之回乌喇。布占泰本为太祖的叔岳，此时呼叔岳为"恩父"。因乌喇后求婚满洲，太祖以弟舒尔哈齐之女相许；二次又求婚，复以舒尔哈齐之女许配；三次再求，则太祖以第四女许婚。于是太祖与布占泰由互为叔岳，而又一变为翁婿。

***

翁婿之反目，在万历四十年，起因是布占泰想娶太祖的一个"未婚妻"。这话似乎太离谱了，但一说明白，读者就会觉得我用"未婚妻"一词，不为过分。

太祖的这个"未婚妻"，《明史》称为"叶赫老女"。孟心史有一篇《清太祖所聘叶赫老女事详考》，扈伦四部皆由"叶赫老女"而亡，倾城倾国尤物，真是祸水。兹先言太祖与叶赫的关系。

太祖死后，后来由于太宗由四贝勒共治而定于一尊，所以他的生母成了"太祖孝慈高皇后"，她的闺名叫孟古姐，为叶赫东城贝勒杨机奴之女。杨机奴胞兄名卿家奴，为西城贝勒，其子名卜寨，生女即所谓"叶赫老女"。

九国联军之役的盟主为高皇后的胞兄纳林布禄，所以此役为大舅子反妹夫。卜寨亦领兵与战，奋勇当先，不料坐骑触木而踣，为太祖部下所斩。战事结束，叶赫要求归还卜寨遗体，太祖剖其半与之，遂成不解之仇。

万历二十五年，叶赫媾和，以十五岁的叶赫老女许婚太祖，而以纳林布禄胞弟金台吉之女许婚代善，皆正式下过聘礼。不久，叶赫悔婚，金台吉之女嫁于蒙古，留叶赫老女不遣。

原来纳林布禄要拿叶赫老女作为"奖品"，谁能打败满洲，即以叶赫老女相许。于是万历二十七年叶赫诱哈达贝勒猛骨孛罗，有云："尔若执满洲来援二将，赎所质三子，尽歼其兵两千人，我妻汝以所求之女。"太祖得知其情，一举灭了哈达。

万历三十五年，辉发贝勒拜音达里原来聘了太祖之女为妻，却久不迎娶，原来他亦看上了"老丈人"的"未婚妻"叶赫老女，因而为太祖所灭。

万历四十年，叶赫老女已经三十岁，但对布占泰而言，仍有极大的魅力，布占泰竟因此以"骲箭"射太祖侄女，亦即其妻娥恩姐。太祖兴师问罪，布占泰谢过："或者人以谗言，令吾父子不睦。若果射汝女，欲娶汝婚，上有天在。"太祖要求他以"汝子并大臣之子为质，方见其真"。延及一年，布占泰竟将他的儿女及十七臣之子送叶赫为质，太祖因而亲征乌喇，布占泰仅以身免，投往叶赫。结果国亡而香梦未圆，布占泰并没有娶到叶赫老女。

太祖与舒尔哈齐同母兄弟，由生嫌隙不和，而至于幽禁致死，并先杀舒尔哈齐两子，其起因有二：一为对乌喇及布占泰的态度不同。布占泰为舒尔哈齐两女之婿，顾念亲情，并不视之为敌，万历三十五年曾有作战时公然袒护的事实，太祖因而夺弟兵权。舒尔哈齐的反应，据《清史稿》本传云：

居恒郁郁，语其第一子阿尔通阿、第三子札萨克图曰："吾岂以衣食受羁于人哉？"移居黑扯木。上怒，诛其二子，舒尔哈齐乃复还。岁辛亥八月薨。顺治十年追封谥。子九，有爵者五。

第二个原因是我的判断。太祖诸弟中，唯舒尔哈齐得与其并称，《明实录》于太祖兄弟的朝贡，并称为都督；《朝鲜实录》亦并称之为"老哈赤"、"小哈赤"。于此可知两人地位相埒；而舒尔哈齐与明朝边将另有一重特殊关系：其女为李成梁之子、辽东总兵李如柏之妾，生一子。当时有"奴酋女婿作镇守，未知辽东落谁手"之谣，即指李如柏。舒尔哈齐既有兵权，复有奥援，则在对乌喇的政策上发生重大歧异，自然为太祖所忌，遂致演出骨肉相残的惨剧。

太祖既灭乌喇，扈伦四部只剩下一个叶赫，于是以索布占泰为名，攻破叶赫兀苏等城十九处。叶赫两贝勒金台吉、布扬古叔侄告急于明，明遣游击马时楠、周大岐带枪炮手一千，保护叶赫东西两城。其时满洲兵还不敢与明对抗，主要的原因是明军有"红衣大将军"——大炮。因此，太祖修书向明朝解释兴兵叶赫：由于叶赫"悔婚"、"匿婿"，不得不然。

当时明朝的威信未坠，犹足以使四夷有所顾忌，所以太祖还不能不貌为恭顺，而另出以狡计，愚弄边吏。因此，明朝虽支持叶赫，却并无发兵助叶赫攻满洲的打算；而太祖亦不敢大举侵叶赫，避免对明朝过分刺激。

这样大致僵持的形势，到了万历四十三年夏天，发生了变化。叶赫急于复仇，以"老女"许婚蒙古喀尔喀部的莽古尔代，五月下聘，七月成婚。太祖部将都以为此可忍孰不可忍，主张进兵叶赫，而太祖不以为然，《武皇帝实录》载万历四十三年六月事云：

初，夜黑(按：即叶赫)布羊姑以妹许太祖(按：布羊姑即布杨古，卜寨之子、"老女"之兄)，受其聘礼，又欲与蒙古胯儿胯(按：即喀尔喀)部翀孤儿太(按：即莽古尔代)台吉(按："台吉"由汉语"太子"转变而来，各部落酋长之子皆称"台吉"，意同王子)，诸王臣曰："闻夜黑将汗聘之女欲与蒙古，所可恨者莫过于是。当此未与之先，可速起兵。若已与之，乘未嫁时，攻其城而夺之。况此女汗所聘者，非诸王可比，既闻之，安得坐视他适？"皆力谏兴兵不已。

太祖曰："或有大事，可加兵于彼；以违婚之事兴兵，则不可。盖天生此女，非无意也，因而坏哈达、辉发、乌喇，使各国不睦，干戈扰攘至此。大明助夜黑，令其女不与我而与蒙古，是坏夜黑，酿大变，欲以此事激我愤怒，故如是也。今尽力征之，虽得其女，谅不久而亡，反成灾患。无论与何人，亦不能久。启衅坏国已极，死期将至矣。"

诸王臣反复谏之，必欲兴兵；太祖曰："吾以怒而兴师，汝等犹当谏之，况吾所聘老女为他人娶，岂有不恨之理？予尚弃其忿恨，置身局外以罢兵；汝等反苦为仇校，令吾怨怒，何也？聘女者不恨，汝等深恨何为？岂因忿遂从汝等之言乎？汝等且止。"言毕，令调到人马皆回。

诸王臣奏曰："此女迄今三十三岁，已受聘二十年矣。被大明遣兵为夜黑防御，夜黑遂倚其势，转嫁与蒙古，今可侵大明。"

太祖不允……

按：如上实录，太祖所谓"大明助夜黑，令其女不与我而与蒙古"一语，当系后来修实录时所加。太祖当时必不致作此语，当时御史翟凤翀巡按辽东时，主张根本不管他们的"家务"，疏称："以天朝作外夷撮合，名污而体亵。"可以反证明朝绝无令叶赫以"老女"予蒙古之事。天聪修实录所以加此语，无非以此与"告天七大恨"相呼应，以见其"造反有理"而已。

太祖之不欲兴问罪之师，乃是老谋深算，因为叶赫之结蒙古，一方面恃以为援，另一方面亦是故意激怒太祖，希望满洲兴兵，则不但叶赫与蒙古组联军，足以相敌，而且明朝亦一定会从清河、抚顺发兵，东向夹击，危亡立见。

同样的，太祖不欲伐明，亦是怕叶赫与蒙古拊其背；决定"固疆宇、修边关、务农事、裕积储"，自是持重的做法。

可注意的是，此后事态的发展，第一，三个月以后的闰八月，长子褚英因罪为太祖所杀，所得何罪，迄今不明，只有就官书中现存的记载去猜测。《东华录》顺治五年三月"幽系肃亲王豪格"一条下记：

诸王贝勒贝子大臣会议，豪格应拟死；得旨："如此处分，诚为不忍，不准行。"诸王大臣复屡奏言："太祖长子亦曾似此悖乱，置于国法。"乃从众议，免肃亲王死，幽系之，夺其所属人员。

是则褚英的罪名与豪格相似。按：豪格为太宗长子，顺治异母兄。入关后平四川，斩张献忠于阵，但与其叔摄政王多尔衮不和，削爵系狱，其妻且为多尔衮所夺。《清史列传·宗室王公卷二》记：

(顺治)五年二月凯旋，上御太和殿宴劳。三月，睿亲王(多尔衮)以豪格徇隐随征护军参领希尔根冒功事，又欲擢用罪人扬善之弟吉赛，议罪削爵，系之，卒于狱。八年正月，上亲政，念其枉，复封和硕肃亲王，立碑表之。

十三年九月追谥武，再立碑以纪其功。

据此，则豪格之获罪，别有缘故，后当详考，大致亦为不得皇位之故。当时以豪格之罪名比拟褚英，则褚英当亦有反太祖之事实，而与太祖不愿兴兵征叶赫及反明有关。

明朝人的记载，如《从信录》等，记褚英之为父所诛，是由于反对太祖叛明之故，此可能与事实适得其反。因为就现有的资料来看，太祖是采取稳健的步骤；而"诸王大臣"主张兴兵，此"诸王大臣"当然包括褚英在内。此后不久，太祖正式称帝，亦是由于"诸王大臣"纷纷劝进，过拂部下之意，势必影响士气，不得不然。

太祖建国在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年五十八岁，称号为"天命皇帝"，后世误以为建元"天命"。其实，太祖此时不但无代明而有天下的雄心壮志，甚至根本不想维持传统的帝制，谆谆以共治为嘱。据满洲老档《武皇帝实录》载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三月初三日事：

皇子八人进见问曰："我等何人可嗣父皇，以登天赐之大位，俾永天禄？"帝曰："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强势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人可为八固山之王，如是同心干国可无失矣。"

这是太祖制定的国体，孟心史称之为"联旗制度"。但此制度要维持不坠，实在很难。八固山除了四小贝勒以外，四大贝勒都想继承帝业，最后由皇太极继位，出于代善父子的拥立；否则相互砍杀，绝不能成一统之业。

***

明亡清兴，实有天意，有清太祖、太宗及代善，并有明熹宗、思宗。明朝并非无人，袁崇焕、孙承宗、熊廷弼无不可以制满洲，但其遭遇，真是令志士丧气。当然，误国的疆臣边帅亦不是没有。先谈袁崇焕，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十一本传：

袁崇焕广西藤县籍，东莞人，万历己未进士，为邵武县令。天启壬戌，升兵部职方司主事。时广宁失陷，王化贞与熊廷弼逃归，画山海关为守。

按：广宁失守在天启二年。熊廷弼为经略，王化贞为巡抚，两人不和，而内阁及兵部皆袒护王化贞，因此熊廷弼虽有大举的计划，却无由实现。

天启元年，原为抚顺游击而投清的李永芳勾结了王化贞部下的一个游击孙得功，由孙得功向王化贞献议，说李永芳有心反正，只要一发兵，里应外合，足以大破清军。王化贞大喜，以为立功有秘计，益发轻视熊廷弼。见此光景，熊廷弼便上奏乞休，朝廷亦已许了他。不道尚未能离任，太祖已在天启二年正月对辽河发动攻击，孙得功想绑架王化贞投清，幸有别将相救，得免被俘。

熊廷弼痛恨王化贞偾事，同时深知敌人还不敢渡辽河而西，因而随王化贞入关，打算着朝廷知道他的才具，既然王化贞失败，自然就会想到他，那时再来经营，亦还不迟。

《袁崇焕传》又说：

京师各官，言及辽事，皆缩胸不敢任，袁崇焕独攘臂请行，与阎鸣泰同出监军山海。巡抚刘策议于山海关外掘壕堑，筑备城关……崇焕言守关当于关外守之，筑城与掘壕俱不便，请罢。阁部孙承宗自请至关，相度形势，是崇焕言。掘壕议遂寝，朝议遂以孙承宗为经略。

按：此记殊有未谛。山海关外另筑重关，议出两王；两王者，蓟辽总督王象乾，及代熊廷弼经略辽东军务的王在晋。当时大僚多不愿到辽东是事实；而王在晋功名心切，首辅叶向高因许以"关门一年无事，即予封拜"，因毅然以兵部尚书出镇辽东。但实际上不但未到辽东，连辽西都未到，只在山海关内坐镇。关外已经弃守，但非满洲所占，而是蒙古喀尔喀、土默特等部在盘桓。其时的情势非常特殊：满洲与明朝都在争取蒙古，满洲希望蒙古进攻明朝，所以让出关前之地；而明朝则以为蒙古为我"守边"，所以经常有巨款犒赏，名为"行款"，蒙古兵则称为"西部"。王象乾的长技，即在结纳"西部"，以"行款"买得个无事，待老解职，挟丰盈的宦囊回老家去求田问舍，做权绅鱼肉乡里。

王在晋到镇，就照王象乾的办法，打算着干满一年便可入阁拜相。不道忽然动了功名之念，计划利用西部收复广宁，王象乾便极力劝阻，他说："收复广宁而不能守，朝廷不念收复之功，只问失地之罪，岂非自取之咎？为今之计，不如在关外设关，守住山海关，即是保卫京师。"

他说这话是有私心的。原来他的辖区虽为蓟、辽，但辽事有经略、有巡抚，所以实际上只是管蓟州，蓟州不失，即无罪过；如果关外设关，关内的蓟州又多一重保障，更可高枕无忧，所谓"守住山海关，即是保卫京师"，这"京师"二字应改为"蓟州"才符实际。

王在晋的本意亦只在守山海关，欣然纳议，请巨款在关门外八里铺筑关城。宁远道袁崇焕及王在晋的好些幕僚都不赞成，而王在晋不顾。

奏疏到京，首辅叶向高以为仅凭书面上的说明无法判断，次辅孙承宗自请"身往决之"。到关一看，认为王在晋的想法根本不通。据《明史·孙承宗传》，当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孙："新城成，即移旧城四万人以守乎？"

王："否。当更设兵。"

孙："如此，则八里内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设兵乎？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址，旧城之品坑(高阳按：掘壕成品字形谓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新城可守，安用旧城？如不可设，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

王："关外有'三道关'，可入也。"

孙："若此，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

王："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

孙："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且溃兵可入，敌亦可尾之入。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哄堂奥，畿东其有宁乎？"

按：以上一问一答，如不明山海关的地形，不知王在晋的荒谬。山海关的正面，亦即由南面的海边，往北抵山，约计四十里。北面转折往西之处即"一片石关"，俗称"九门口"，为山海关的要隘，故当设兵防守。由一片石往南凡历五关到海，其中有一个关就叫"三道关"，北距一片石、南距山海关各为二十里。王在晋的意思，新城如不守，四万新兵可由"三道关"入关。所谓"旧关"，则指原来的山海关。及至孙承宗诘以"兵逃如故，安用重关？"自觉失言，因谓另筑三塞以待溃卒。真是越说越不成话了。

论理语穷，于是孙承宗就地召集军事会议，议守关外。关外又守何处呢？袁崇焕主守锦州西南的宁远；阎应泰主守宁远以南十二里海中的觉华岛，此处为后来明军屯粮之地；王在晋则主守"中前所城"，此城在宁远之西一百六十五里，而宁远距山海关一百九十里，换句话说，中前所城在山海关外二十五里之处。很显然，王在晋是怕关外守不住，为了逃起来方便，所以主守中前所城。

孙承宗支持守宁远之议，但希望由王在晋提出建议，谁知花了七昼夜的工夫，未能说服王在晋。迫不得已，还朝以后，据实上奏。

孙承宗的奏疏中说：

与其以百万金钱浪掷于无用之版筑，曷若筑宁远要害；以守八里铺之四万人当宁远冲，与觉华相犄角。敌窥城，令岛上卒旁出三岔，断浮桥，绕其浚而横击之，即无事，亦且收二百里疆土。总之，敌之帐幕必不可近关门，杏山之难民必不可置膜外。

不尽破庸人之论，辽事不可为也。

按：宁远即今兴城，乃恢复辽金的旧名。兴城以东为杏山及松山，当小凌河西岸；渡河为今锦州，明朝称为广宁中屯、左屯卫；过大凌河在今沟帮子、镇安一带，始为明朝的广宁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