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从旧维多利亚剧院出来，我的朋友贺米亚·雷可立夫走在我身边。我们刚看完“马克白”一剧。雨下得很大，我们穿过街道，跑向我停车的地方时，贺米亚不公平地说，不管谁到那家剧院去，一定会碰上下雨。

“就是这样。”

我表示不同意她的看法，并且说她只记得下雨的时候。我踩离合器的时候，贺米亚又说：“我在葛林德伯恩的时候，运气一向很好，我实在想不出除了完美之外还有什么，音乐、鲜花，还有白色的花坛最特别了。”

我们谈了一会儿葛林德伯恩和那儿的音乐，贺米亚又说：“我们要到都佛去吃早餐吧，对不对？”

“都佛？真是奇怪的想法。我还以为要去‘幻想园’呢。看完那出满是血腥和忧郁的‘马克白’，应该好好吃喝一顿。莎士比亚老让我想狼吞虎咽一顿。”

“是啊，华格纳也一样，至于我为什么说要到都佛，是因为你正朝那个方向开车。”

“这边要绕点路。”我解释道。

“可是你绕过头了，已经开到旧肯特路来了。”

我看看四周，不得不承认贺米亚确实像以往一样又说对了。

“我老是搞不清楚这儿的方向。”我歉然道。

“是很容易让人弄错，”贺米亚同意道：“都绕着滑铁卢车站。”

最后，我好不容易才开过西敏寺桥，我们又继续讨论刚才看的“马克白”。

贺米亚·雷可立夫是位芳龄二十八的美丽女子，她的五官十分典雅完美，一头深栗色的秀发盘在颈后。我妹妹老说她是“马克的女朋友”，可是她那种语气却总是惹我生气。“幻想园”的仆役热烈地欢迎我们，带我们到深红色天鹅绒墙边的一张小桌上。由于服务周到、气氛优美，这儿的生意一向很好，所以桌子隔得相当近。我们坐下时，邻桌客人高兴地跟我们打招呼。大卫·亚丁力是牛津大学的历史学讲师，他介绍了一下同伴，是位梳着流行发型的女孩。那种发型复杂得很，东突一块，西突一角，奇怪的是，梳在她头上却显得很适当。她那对蓝眼睛很大，嘴也老是半开着，她跟大卫所有女朋友一样，笨得很。大卫本身是个很聪明的年轻人，但是只有跟傻乎乎的女孩子相处，他才能得到休息的机会。

“这是我的小宝贝芭比，”他介绍道：“这是马克，这是贺米亚。他们都是正正经经的饱学之士，你要多学学，才能赶上人家。我们刚看完‘只是为了开玩笑’，真是太棒了！我想你们一定刚看完莎士比亚或者易卜生的戏吧。”

“在旧维多利亚剧院看的‘马克白’。”

“我好喜欢那个戏，”贺米亚说：“灯光很有意思，也没看过安排得那么好的宴会。”

“喔，那女巫呢？”

“可怕透了！”贺米亚说：“真的。”大卫也表示同意。“好像有一种呼之欲出的哑剧成分，”他说：“他们都蹦蹦跳跳地，像千面魔王一样。总不能希望一位好仙子穿着闪亮的白衣服，用单调的声音说：你的邪恶力量是不会胜利的。最后，只有马克白才会疯狂。”

我们全都笑了，可是一向善于察言观色的大卫，却精明地看了我一眼，问道：

“你怎么了？”

“没什么，我只是想起那天看的一出哑剧里，有邪神、魔王，对了——也有好仙子。”

“在什么地方？”

“喔，在查尔斯的一家咖啡店。”

“哈，你真是又聪明又时髦，对不对？马克。竟然也会参加查尔斯的社交圈，穿紧身衣的富家女，就在那种地方结交不起眼的男孩。芭比真该到那种地方去，对不对？小鸭鸭。”

芭比把眼睛瞪得更大了。

“我不喜欢查尔斯，”她辨道：“‘幻想园’比那边好太多太多了！有这么棒的餐点。”

“很好，芭比，反正你也还不够有钱。再谈谈‘马克白’跟恐怖的女巫的事吧，马克。我知道要是我担任制作的话，会怎么塑造那些女巫的性格。”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大卫在剧团中相当活跃。

“喔，说说看吧。”

“我会让她们看起来很平凡，只是一些狡猾安静的老太太，就像乡下的女巫一样。”

“可是这年头根本没有女巫了啊。”芭比瞪着他说。

“那是因为你住在伦敦，才会这么说。现在英格兰乡下的每个村子里，都还有一个女巫。山上第三栋茅屋里的布莱克老太太，小孩子都不许打扰她，别人也常常送她鸡蛋或者自制的糕点，因为要是你惹火了她，你家的牛就挤不出奶来，洋芋收成也会一塌糊涂，要不然小强尼就会扭伤脚。虽然没有人在口头上说不能得罪布莱克老太太，可是每个人‘心里’全都明白！”

“你真爱开玩笑。”芭比绷着脸说。

“不，我不是开玩笑，这是事实，对不对？马克。”

“可是知识一天天进步，教育也越来越普及，根本没有人会再迷信那些了。”贺米亚用怀疑的口气说。

“可是乡下就不一样。你说对不对？马克。”

“你说的也许没错，”我缓缓地说：“不过我也不敢肯定，因为我没在乡下住过多久。”

“我不懂，你怎么能把女巫塑造成平凡的老太太。”贺米亚对大卫说：“她们当然有一种神秘诡异的气氛。”

“可是你想想看，”大卫说：“这就跟发疯的情形差不多。要是有一个人又吼又叫，全身都是稻草，歪歪倒倒地走来走去，那根本就不可怕。可是我记得有一次替一个在精神病院做事的医生送个口信，我在房间等他的时候，对面有一位看起来很亲切的老太太在喝牛奶。她随便跟我聊聊天气，然后忽然俯身向前对我低声说：“‘埋在火炉后面那个可怜的孩子，是不是你儿子？’”然后她点点头，又说：‘晚上十点十分整，每天都很准时，你要假装没有看到血。’

“就是她那种煞有其事口气，叫人不寒而栗，全身都起鸡皮疙瘩。”

“火炉后面‘真的’埋了人？”芭比问。

大卫没理她，又说：

“再说那些灵媒，一下精神恍惚，一下在黑黝黝的房间里又敲又打的，最后坐起来拍拍脑袋再回家吃一顿有鱼、有洋芋的晚餐，看起来就是很平常、很愉快的女人。”

“这么说，你认为女巫只是几个有预知力的苏格兰老太太，悄悄运用她们的巫术，绕着一口大锅子念咒，召唤一些鬼魂，可是表面看来却和平常人一样罗？噢——这倒是满吸引人的点子。”

“但愿你能找到替你演这种角色的演员。”贺米亚冷冷地说。

“你说得对，”大卫承认道：“只要剧本上有一点疯狂的暗示，演员马上就会很卖力的演出，要是有暴毙的情形也一样。可是没有哪个演员能安安静静地倒下去死掉，一定要咆哮、跌倒、翻眼睛、喘气、捧着心脏、抱着头，很夸张地演出才过瘾似的。说到表演，你觉得费尔丁的‘马克白’怎么样？批评家对他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梦游之后那一幕跟医生在一起的戏好可怕，”贺米亚说：“‘你不能帮助一个有病的脑子吗？’他让我发现一件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他真的是在命令医生杀她，可是他又的确爱他太太。他把畏惧和爱之间的挣扎完全表现出来了。‘随后你也应该死了。’是我所听过的最沉痛的话。”

“要是莎士比亚看到他的剧本被人这么演，也许会觉得很意外。”我冷冷地说。

“我想，波贝吉公司已经减少了很多他原著的精神。”大卫说。

贺米亚喃喃说：“演出者永远有办法让作者觉得意外。”

“莎士比亚的剧本不是一个什么叫培根的人写的吧？”芭比问。

“那种理论已经过时了，”大卫亲切地对她说：“‘你’对培根还知道些什么？”

“他发明火药。”芭比得意地说。

大卫看看我们，然后说：

“你们现在知道我为什么爱这个女孩了吧？她知道的事老是很出人意料。亲爱的，是法兰西斯，不是罗杰。”

“我觉得费尔丁扮演第三个凶手很有意思。以前没有这种例子？”贺米亚问。

“我想有，”大卫说：“那时候多方便啊，只要想除掉一个人，随时可以找到替你动手的凶手。要是现在还能这样，那就有意思了。”

“可是还有啊，”贺米亚辨道：“那些地痞流氓什么的，像芝加哥就有。”

“喔，”大卫说：“我指的不是那种人，我是说一般人想除掉某个人——例如生意上的劲敌、老不死的有钱姑姑等等。要是现代人能打一通电话，说：‘麻烦派两名杀手来好吗？’那该有多方便。”

大家都忍不住笑了。

“可是如果真的想那么做，也有办法，对不对？”芭比说。

我们不解地看着她。

“什么办法，宝贝？”大卫问。

“喔，我是说，也有人办得到……像你说的，跟我们差不多的普通人。不过我猜费用很贵。”

芭比的眼睛张得大大的，看来天真无邪，双唇也微启着。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大卫好奇发问。

芭比似乎很困惑。

“喔——我想——我弄错了。我指的是‘白马’那种事。”

“白‘马’？什么样的白马？”

芭比红着脸，垂下眼睛。

“我好傻，我——只是听别人说过——不过我完全弄错了。”

“来，吃点布丁。”大卫体贴地说。

(二)

每个人大概都有过一种奇怪的经验，就是听到一件事之后，往往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又碰到一次。我这回就是。

第二天早上，电话响了，我过去接。

“福来斯曼七三八四一。”

电话那头传来像是喘息的声音，对方上气不接下气，但却很坚定地说：

“我想过了，我会去！”

我迅速动动脑筋。

“太棒了，”我一边拖延时间道；“噢你——是——”

“毕竟，”那声音说：“总不会被雷击中两次吧！”

“你肯定没打错电话吗？”

“当然，你是马克·伊斯特布鲁克，不是吗？”

“对了！”我说：“你是奥立佛太太。”

“喔，”那个声音说：“原来你刚才不知道我是谁啊？我根本没想到。我说的是罗妲的园游会，如果她希望我去，我就去。”

“你真是太好了，他们一定会很感激你的。”

“不会有宴会吧？”奥立佛太太问。

她又说：

“你也知道，那些人明明看到我在喝姜酒或者蕃茄汁，没有在写作，偏偏还要问我‘现在有没有在写作？’又说他们喜欢我的书，这话当然很讨人喜欢，问题是我从来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要是我说：‘我很高兴。’听起来就像‘很高兴认识你’一样陈腔滥调。嗯，事实当然没错。你想他们不会要我到‘粉红马’去喝点东西吧？”

“‘粉红马’？”

“是啊，白马，我是指酒店。我对酒店实在很没办法，我可以勉强喝点啤酒，可是会觉得很难过。”

“你说的‘白马’到底是指什么？”

“有一家叫‘白马’的酒店，对不对？或者是‘粉红马’，不过也许是在别的地方，只是自己胡思乱想。我有时候真会乱想。”

“鹦鹉怎么了？”我问。

“鹦鹉？”奥立佛太太似乎十分迷惑。

“还有蟋蟀。”

“说真的，”奥立佛太太威严地说：“我看一定是弄昏头了。”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我还在想这二度听到的“白马”时，电话又响了。

这回是索马斯·怀特律师，他告诉我，我教母海吉斯——杜博夫人在遗瞩中，准许我从她的藏画中挑选三幅。

“当然，没什么特别值钱的名画，”索马斯·怀特先生用十分忧郁的声音说：“不过据我所知，你曾经表示过欣赏死者所收藏的一些画。”

“她有几张很好的印度风景水彩画，”我说：“我想你一定写信通知过我，可惜我忘了这回事。”

“不错，”索马斯·怀特先生说：“可是遗嘱各条款已经开始实施，执行委员也在安排出售她在伦敦的屋子，要是你最近能抽空到爱拉斯米尔广场来一趟——”

“我现在就来。”我说。

看来，这不是个适合工作的早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