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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斯特顿在他那令人钦佩的文集《异教徒》的前言中这样写道:“有些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认为,关于一个人的最实际和最重要的事到底还是他的世界观。我们觉得对于一个女房东来说,考虑房客的收入固然重要,但更要紧的还是懂得房客的哲学;我们认为对于一个即将杀敌的将军来说,知道敌人的多寡固然重要,但更要紧的是知道敌人的哲学。我们认为,问题并不是有关宇宙的理论是否影响事物,而是归根到底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能够影响事物。”
关于这个问题,我和切斯特顿的想法是一致的。我知道,诸位女士,诸位先生,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哲学;讲到你们,最有趣和最要紧的事是你们的哲学怎样决定你们各人的世界观。你们知道我也是这样的。可是我承认,对于我即将大胆开始讲哲学这件事,心里有些惴惴不安。因为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这样重要的哲学,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我们对人生真谛的一种多少有些说不出来的感悟。从书本上得来的,不过是哲学的一部分;哲学是我们各人观察和感知宇宙整个推动力的方式。我没有权力假定你们中间有许多人是上课堂来听讲宇宙学的学生,可是我站在这里,是希望能够引起你们对于一种哲学的兴趣的,这种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必须用专门技术来处理。我希望能够引起你们对于我所深信的一种新趋向的充分同情。然而你们不是学生,而我却不得不象个教授似的来讲话。一个教授所相信的宇宙,不管是什么样的,讲起来总是长篇大论的。如果宇宙可以用两句话下定义,那它是不需要用到教授的智力的。人们对象这样浅薄的任何东西是不会有什么信仰的!我听说,就在这同一个会场里,我的朋友和同事们想把哲学通俗化,但是他们刚讲一会儿,就显得枯燥无味,越讲越专门,结果是不很令人鼓舞的。因此,我现在的尝试是大胆的。实用主义的创始人最近也亲自在罗威尔研究所演讲了几回①,讲的也是实用主义这个题目——那真象在漆黑之夜放出来的闪光一样!我想,我们谁也没有听懂他所说的全部,可是我现在还要站在这里,作着同样冒险的事。
①1903—1904,皮尔斯在波士顿罗威尔研究所做了几次关于逻辑学的报告。——译者
我冒这个险是因为我这些演讲毕竟吸引了许多听众。必须承认,听人讲高深的东西,即使我们和争辩者都不懂,也有一种很奇妙的魅力。我们都能感到问题没解决的那种刺激性,都能觉得面对着无边洪蒙(thevastness)。在吸烟室里要是发生一场关于自由意志,或神的万能,或善与恶的辩论,你可以看到大家是怎样侧耳倾听。哲学的结果和我们大家都有极切身的关系,因而哲学上最奇怪的论点也会愉快地引起我们微妙机敏的感觉。
我自己笃信哲学,又相信一种新的曙光已经开始照亮我们这些哲学家的道路,所以我觉得不论说得对或不对,应当尽力把关于这个情况的一些消息传达给你们。
哲学在人类事业中是最崇高而又最平凡的。它在最细微的地方下功夫,而展开了最宽广的远景。人们说哲学“烤不出面包”,①但它却能鼓舞我们的灵魂,使我们勇敢起来。对于一般人说来,它的态度,它的疑惑和诘难,它的诡辩和辩证,常常是令人讨厌的,但是,如果没有哲学远射的光辉照耀着世界的前景,我们是无法前进的。至少它的光辉,还有那随着光辉而对照出来的阴暗和奥秘,能使人对它所说的产生一种远非仅仅专业人员所有的兴趣。
①十九世纪末叶,美国圣路易城出版的一种唯心主义哲学杂志上有一句反动格言:“哲学烤不出面包,但它给我们上帝、自由和不朽。”作者以歇后语形式加以引用。——译者
哲学史在极大程度上是人类几种气质冲突的历史。尽管我的同事中有人对于这种说法或者觉得有些不够严肃,我还是要论述这种冲突,并拿它来解释哲学家的许多分歧点。一个专门的哲学家不论他有哪种气质,他进行哲学思考时常要把他那气质的事实隐蔽起来。我们在习惯上不承认气质是理由,所以哲学家为自己的结论辩护时,只是极力提出一些与个人无关的理由。其实他的气质给他造成的偏见,比他那任何比较严格的客观前提所造成的要强烈得多。正象这个事实或那个原则那样,气质也会这样那样地给他提供证据,造成比较重感情的或者比较冷酷的宇宙观。他信赖他的气质。他要一个能适合他的气质的宇宙,他相信任何一种适合他的气质的对宇宙的解释。他觉得与他气质相反的人总是与宇宙的性格不协调的;即使他们的辩才比他强得很多,他心里总认为这种人在哲学这门专业中是不称职的,是“门外汉”。
可是在讲坛上,他不能仅凭他的气质就自称为有超越的领悟或超越的权威。因此在我们哲学的讨论里,发生一种不诚实的情况:总是不提我们所有前提中最重大的前提。要是我们在这些讲演里破除了这种成规而提到那个前提,我敢肯定说这对于澄清问题将会有帮助的。因此,我也就放胆要这样做了。
当然,我在这里说的是那些确实杰出的人,有重要特性的人,他们在哲学上留下了他们的特征和形象的烙印,并在哲学史上占有地位。柏拉图,洛克,黑格尔,斯宾塞都是这种有特殊气质的思想家。当然我们大多数人在智力上都没有明确的气质,我们是两种相反气质的混合物,而每种气质都并不突出。我们不大知道自己在抽象事物方面偏爱什么。我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别人的话很容易放弃自己的偏爱,结果是跟着风尚走,或者相信周围予人印象最深的哲学家,不管他是谁。但是哲学上至今认为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个人要看事物,用他自己特别的方法去看事物,并且对于任何相反的看法,都不满意。没有理由设想这种强烈的气质性的观察力在人类信仰史上从此就不重要了。
我现在讲话时心里所想的气质上的特殊差异,是在文学、艺术、政治、礼仪和哲学上都有影响的。在礼仪上,我们发觉有拘泥礼节的人和放任随便的人;在政治上,有独裁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文学上,有修辞癖者或学院派和现实主义者;在艺术上,有古典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这些对比,你们都很熟悉了。在哲学上,我们也有极相似的对比,用一对名词来表示,那就是“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经验主义者”是喜爱各种各样原始事实的人,“理性主义者”是信仰抽象的和永久的原则的人。任何人既不能够离开事实也不能够离开原则而生活一小时,所以,其差别不过是着重在哪一方面罢了;然而,由于各人的着重点不同,彼此之间就产生了许多非常尖锐的嫌恶感。我们将会觉得,用“经验主义者”的气质和“理性主义者”的气质来表示人们宇宙观的差别是非常方便的。这两个名词使得这个对比显得简单而有力量。
用这两个名词来对人进行描述就使他们的对比往往比这两个名词所表述的人更加简单而有力量。因为人的本性可能有各种交织和组合的情况;因此,如果我现在就通过对这两个名词分别加上一些次要的规定的特性,来更充分地说明当我说到经验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的时候,我心目中所指的是什么的话,就请把我这个做法看作是在一定程度上有些独断吧。我选择了自然所常常给予我们的组合型式,但它们并不是一致的。我所以选择它们,只是为了便于帮助我达到以后的目的,就是要把实用主义的特质描写出来。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理智主义”与“感觉主义”这两个名词和“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是同义语。自然似乎最经常把一种唯心的和乐观的倾向与理智主义结合起来。在另一方面,经验主义者却又常常是唯物的;他们的乐观主义显然是有条件的而且是犹豫不定的。理性主义始终是一元论的。它从整体和一般概念出发,最重视事物的统一性。经验主义从局部出发,认为整体是一种集聚,因此并不讳称自己为多元论的。理性主义总以为自己比经验主义更有宗教信仰。关于这个说法,说起来话很多,所以我只提一下。当理性主义者是个所谓重感情的人,而经验主义者是一个以不动感情而感到自豪的人的时候,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理性主义者就常会是赞成所谓意志自由的人而经验主义者一定会是一个宿命论者——我所用的名词都是最广泛流行的。最后,理性主义者在断言时总带些武断性的气质而经验主义者可能比较采取怀疑的态度并且愿意开怀畅论。
我把这许多特性分写为两栏。我把这两栏叫做“柔性的”和“刚性的”,这样一来,我想你们更容易认识我所指的这两种类型的心理结构。
柔性的---------------------刚性的
理性主义的-----------------经验主义的
(根据原则而行)-----------(根据事实而行)
理智主义的-----------------感觉主义的
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的
乐观主义的-----------------悲观主义的
有宗教信仰的---------------无宗教信仰的
意志自由论的---------------宿命论的
一元论的-------------------多元论的
武断论的-------------------怀疑论的
我所写的两栏对此的混合物,是否每一栏内部彼此都有联系,都互相一贯,这一问题,请你们暂等一下,在这个问题上我马上就有许多话要说。此刻只说我刚才所表述的柔性的和刚性的人都确实存在也就够了。对于每种类型,你们各人大概都知道几个很明显的例子,而且知道两种类型里各种例子的人彼此是怎样看待对方的。他们彼此互相轻视。每当他们个人的气质强烈的时候,他们的对抗性就会在各个时代中形成当时哲学空气的一部分。这种对抗性也形成了现在哲学空气的一部分。刚性的人认为柔性的人是感情主义者,是软弱的人。柔性的人觉得刚性的人不文雅,无情或残忍。他们彼此的反应很象波士顿旅行家走到克里普尔河(CrippleCreek)的居民当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彼此都认为别人比自己低一等。不过,这种轻视,一方面带着取乐的性质,另一方面却含有一点害怕的味道。
在哲学上,正如我已经坚持过的,我们中间很少有人完全象没有经过锻炼的波士顿人那样单纯,也很少有人象典型的洛矶山硬汉。我们中间大部分人都热切盼望两方面的好东西。事实的确是好的——给我们多多的事实吧,原则是好的——那就给我们多多的原则吧。从一个角度看。世界无疑的是一,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世界无疑的是多。既是一又是多,那末我们就采取一种多元的一元论吧。各种事物自然都是必然确定了的,但是我们的意志也当然是自由的。一种意志自由的决定论,才是真正的哲学。无可否认,局部是恶的,但是全体不能都是恶,所以,实践的悲观主义可以和形而上学的乐观主义结合起来,余此类推——普通非哲学专业的人从不是一个过激主义者,从没有整理过他的哲学体系;他只是为了适应陆续产生的许多引诱而糊里糊涂地生活在可以过得去的这一个小范围里边或那一个小范围里边。
但是我们中间有些人在哲学上并不仅仅是一个外行人,我们称得起是业余运动员,我们为了信条中有太多不一致和动摇的地方而感到苦恼。只要我们还继续把来自对立双方的不可调和的东西混合起来,那末,我们就不能保有一个美好的、理智的良心。
现在我要讲到我所要说的第一个真正的要点了。世界上从来没有象现在有这么许多倾向经验主义的人。人们也许会说,我们的小孩子几乎一生下来就有科学倾向的。但是我们的尊重事实,并没有取消我们心中的宗教信仰。其实,这种尊重事实的本身也几乎有宗教信仰的。我们的科学意向是虔诚的。现在假定有这样一个人,假定他又是非专业的哲学爱好者,不愿象普通外行人那样弄些杂乱无章的体系,那末在这个上天保佑的1906年,他的处境怎么样呢?他要事实,他要科学,但他也要一种宗教。他自己既是一个非专业的哲学爱好者而不是一个哲学上的独立创造者,他自然去找在这方面他已经发现的专家和专门学者,请他们指导。在座的听众很多,可能大部分人都是这种非专业的哲学爱好者。
那末,你们觉得哪种哲学实际上适合你们的需要呢?对你们的目的来说,你们觉得经验主义的哲学宗教性不够,而宗教哲学又经验性不足。要是你求助于最注重事实的地方,你会发现全部刚性计划正在进行,而“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正达到高峰。或者是有如洛矶山型刚性的赫克尔和他的唯物主义的一元论,他的以太神和他对你的上帝的嘲笑以为他是“无实质的脊椎动物”或者是好象斯宾塞,把世界历史当作仅仅是物质与运动的再分配,把宗教由前门恭送出去——宗教的确可以继续存在下去,但它永远不能在庙宇中露面。
一百五十年来科学的进步似乎意味着把物质的宇宙扩大,把人的重要性缩小了。结果是人们所谓自然主义或实证主义的感觉的发达。人再也不是自然界的立法者而是吸收者了。自然界是固定不移的;人一定要适应它。让人去记载真理——虽然它是没有人性的——并且服从真理!幻想的自发性和勇气都没有了,景象是唯物的而且是令人沮丧的。各种理想都象是生理学上惰性的副产品了;高尚的都用低下的来解释,永远当成“没有什么,不过是”的情况来对待——没有什么不过是另外一种相当低下的东西罢了。总之,你得到一个唯物主义的宇宙,而在这宇宙中只有刚性的人才觉得舒服而合他的脾气。
反之,你要是转向宗教那里去寻安慰,并请教柔性的哲学,你会发现什么呢?
现在我们这辈子的宗教哲学,在我们操英语的人中间有两大派。一派是激进些,进取些;另一派却呈现着慢慢退却的样子。宗教哲学激进派——我指的是所谓英国黑格尔派的先验唯心主义,格林,凯尔德兄弟,包桑奎,罗伊斯等人的哲学。这派哲学大大地影响了比较好学的基督教牧师。这派哲学是泛神论的,无疑地在一般的基督教中这种哲学已经使传统的有神论失掉了它的锋芒。
但是有神论还是存在着。它是武断的经院哲学中有神论一步一步地在退让着的直系子孙,至今还在天主教的神学院里严格地传授着。过去许久一直把它叫作苏格兰学派的哲学。这就是我所说的呈现着慢慢退却样子的哲学。一方面有黑格尔派和其他相信“绝对”的哲学家的侵害,另一方面又有科学的进化论者和不可知论者的侵害,那一定使得这些给予我们这种哲学的人:如马提诺,鲍恩教授和莱德教授等感到很重的压力。你可以说这种哲学是公道的和直率的,但它在气质上倒不是激进的;它是折衷的、调和的,它首先要找一个暂时的办法(modusvivendi)。它承认了达尔文学说中的事实,承认大脑生理学的事实;但是它并不是积极热情地对待这些事实的。它缺乏那种胜利的进取的标帜,其结果也就缺乏威信,而绝对论由于它的更加激进的论调,所以有一定的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