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将没有根据的猜测防止，及早消除不切实际的期望，现在必须在这里介绍第一部分的男主角。有些人———不仅是伊尔泽克雷默尔太太———曾想过(至今几乎所有的人都百思不得其解)，此人为什么，一个名叫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的苏联人，竟得天独厚，在一九四三年能到一家德国花圈场干活。即使莱尼涉及波利斯也不爱多说话，有时不过还能说上几句，她终于———在洛蒂、玛格蕾特和马尔娅共同敦促三年之后———能提供有关波利斯利沃维奇情况的两个人的名字说出了。第一个人与波利斯交情不深，但却将对他的命运起到很大的作用。此君曾强有力地坚定不移地介入了他的命运，甚至必要时不惜作出牺牲，使他成为一个幸运儿。这是工业界一位地位很高的大人物，他的姓名他要求千万不能披露。笔者不得泄露丝毫秘密，否则他就会大吃苦头。由于笔者———当然是口头上———一口答应过莱尼要保守秘密，因此他想保持君子风度，信守自己的诺言。这位大人物可惜很晚很晚，一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发现莱尼的线索，因为在这一年他才得知波利斯是一个双重的幸运儿:他不仅被许可到佩尔策的花圈场去工作，而且还成了莱尼所期待的意中人。

几乎波利斯蒙受过种种嫌疑:有人说他是德国人派来监视佩尔策及其鱼龙混杂的职工的密探。此外，有人说他是当然的苏联的密探。刺探什么情况？是战时德国花圈场的秘密呢，还是报告德国工人的种种思想情况？确凿的有一点:他仅仅是个幸运儿。仅此而已。在一九四三年年底他登场时，大概———这里只能估计———身高一米七六至一米七八，金发，身材瘦削，至多体重五十四公斤，戴一副红军军用镍镜。他闯入莱尼生活时二十三岁，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但有波罗的海地方口音在其中，俄语讲得完全像俄罗斯人一样。一九四一年战争还未爆发时他到过德国，作为苏联战俘一年半以后回到这个奇怪的(对有些人来说是神秘而险恶的)国家。他出生于一个俄国工人家庭，父亲后来被提升为苏联驻柏林商务代表处职员。他脑子里装了特拉克尔的几首诗，甚至还有荷尔德林的几首诗，当然是德文的，作为有学位的公路建筑工程师当过工程兵少尉。波利斯得宠的种种前因后果这里还得交代一下。对此笔者没有责任。又有谁能有一个当外交官的老子和一个地位显赫的军火工业界人士作靠山呢？为什么男主角不是德国人呢？为什么不是艾哈德，不是海因里希，不是阿洛伊斯，不是老格鲁伊滕，不是老霍伊泽，不是小霍伊泽，甚至不是值得注意的佩尔策或非常和蔼可亲的朔尔斯多夫呢？朔尔多夫将终生感到遗憾，只因为他朔尔斯多夫是一个如此狂热的斯拉夫语言学家，在花名册上有一个虚构的莱蒙托夫在丹麦修建虚构的工事是我无法忍受的，从而使一个人坐了牢，差一点甚至丢了脑袋。朔尔斯多夫感到不解的是:难道一个人，只是一个人，而且是像老格鲁伊滕那样讨人喜欢的人，仅仅由于一个虚构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搬运虚构的水泥袋，在一个虚构的职工食堂将虚构的大麦粥喝着，就得险些送命吗？

是呀，这要怪莱尼。是她不愿要一位德国英雄作男主人公。这一事实人们不得不接受，就像莱尼的许多事情一样。况且这个波利斯是个正派人，甚至具有相当的教养，甚至受过学校教育。毕竟他是得过学位的筑路工程师，虽然没有学过一句拉丁语，但他十分熟悉这个拉丁词:“哀悼经”，因为他非常熟悉他的特拉克尔。他尽管所受的学校教育远远无法与德国中学毕业这种难能可贵的学历相比，但平心而论，这种学校教育大体上相当于德国高中毕业。他在年轻时如果承认甚至读过黑格尔的德文原著这一业经证实的事实(他不是从黑格尔到荷尔德林，而是从荷尔德林到黑格尔)，那么，恐怕即使对教养要求很高的读者也愿意承认，比莱尼他并不差得很远，至少做她的情人还是般配的，而且———将会证明———是值得的。从他以前的集中营难友普约特彼特洛维奇波加科夫的可信介绍中我们得知，直到最后一刻他本人对自己所受的恩宠还大惑不解。现年波加科夫六十六岁，患有关节炎，手指蜷曲得很厉害，经常得依靠别人喂食，甚至有时抽烟也得由别人送到他嘴里。战后他不愿返回苏联。他坦率地承认自己“确曾后悔过一千次，并且肯定悔不该后悔过一千次”。使他满腹狐疑的是一再出现的关于前战俘回国后命运的报道，他给美国人当看守，成为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在英国人手下找到了栖身之处，穿上一套染成蓝色的英国军装，又干起了看守的工作。他始终是个无国籍者，尽管他曾多次申请加入德国国籍。他住在教会慈善机构主办的一所养老院里，同住和一个名叫贝伦科的身材魁梧的乌克兰小学教师，此人蓄着胡髭，自从老婆去世后一直很悲伤，时常啜泣，成天去教堂和公墓，老是去寻找他在德国居留二十六年来终于发现的一种“廉价的大众化食品，什么精美的食品但并非”:腌黄瓜。

一个名叫基特金的列宁格勒人是与波加科夫同房间的另一位，此人老态龙钟，自称害“思乡病”。他是个沉默寡言、瘦骨嶙峋的人，“他”———又是根据他自己的话———“乡思是简直摆脱不了的”。这三位老人时常会爆发争吵，贝伦科直呼波加科夫为“你这个不信神的家伙”，波加科夫叫贝伦科“法西斯分子”，基特金骂他们俩是“饶舌者”，自己被贝伦科称为“老自由派”，被波加科夫称为“反动分子”。是六个月前老婆死后贝伦科才搬来与两人同住的，因此算是“新来者”。

波加科夫不愿当着两个同屋伙伴的面谈波利斯和自己在集中营的情况，必须等待贝伦科去公墓、教堂或是去“找黄瓜”，基特金出去散步，去买“香烟”的时机是不消说的。波加科夫说一口流利的德语，清楚明白，只有常含糊地使用“受用”一词例外。在夜里由于“几十年他妈的站岗放哨，不管天气多冷，后来甚至还扛一支枪”，确实他的双手蜷曲得很厉害，因此笔者和波先花了一些时间考虑如何改善波的抽烟方法。“我依靠别人点烟，还算是受用吧，可每抽一口，不———我如今每天要抽五六支，有烟的话抽十支。”最后，笔者(自己在这里不得不破例地突出)想出一个主意，向楼层值班护士要来了一个输液用的架子，凭借一根铁丝和三只衣夹，在那位(顺便提一下，显然讨人喜欢的)护士的配合下设计出一套装置“受用的抽烟架”，波加科夫高兴地称之为一个套圈，我们用铁丝做了，用两只衣夹把它吊在架子上，把第三只衣夹固定在相当于波加科夫嘴巴高度的地方，将一个烟嘴儿夹住，现在，只要那个“法西斯黄瓜食用者或长着一副GPU嘴脸的思乡病人”给他点着香烟，插进烟嘴儿，波加科夫只要用嘴吸就行了。由于设计了“受用的吸烟架”笔者博得波一定程度的好感，使他从而谈得更起劲，这是无可否认的，正如笔者通过赠送香烟改善了波每月区区二十五马克的零用钱一样，这样做不仅仅是———他矢口断言———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原因的。现在请看波加科夫的陈述；由于喘息和吸烟时而中断他的话，不过这里以记录形式不间断地完整地予以复述。

“自然我们的处境谈不上绝对受用!但相对地说是受用的。至于波利斯科尔托夫斯基，他全然，确实是全然不知情，能来到我们营里，他就觉得是意外的幸运了。他一定猜到有人在暗中帮忙，但此人是谁到后来才知道，其实他是能想到的。我们只能在最严密的监视下拆毁着火的房屋或救火，抢修被炸坏的公路和铁路———往自己口袋里谁要是敢塞哪怕一根铁钉，是的，只是一根普通的铁钉，而对于一个囚犯来说一根铁钉可能是贵重之物，如果被抓住，他被抓住，那就可以说他甭想再活了———我们干的就是这种活儿，而那个毫不知情的小子，每天早晨却由一个脾气好的德国哨兵接送到那个非常受用的花圃去。他白天在那儿干些轻活，后来甚至到半夜才回来，甚至还———这一点只有我知道，此事当我得悉后真为这个小子受用的脑袋担心，就像为我亲生儿子的脑袋担心一样———有一个姑娘同他相好!这件事虽然没有使我们起疑，忌妒却使我们感到了，而这种情绪在俘虏中间是大量存在的，即使并不令人受用。革命胜利后我在维捷布斯克上学，每天早晨有一个同学都坐马车，真的坐出租车上学———波利斯给我们的感觉就像他一样。他后来带回来面包甚至黄油，有时还有报纸，而且总是带来战争形势的消息———甚至引起轰动地带来只有资本家才能穿的高级衣服———才略有改善他的处境受用，不过还谈不上，因为我们营自封的政委维克托根利肖维奇不相信，波利斯所得到的许多受用是资产阶级所说的走运。他认为这违背历史的逻辑。可怕的是，他最后得悉他说对了。至于他是怎么知道的，就只有天晓得那个了。反正过了七个月他就知道了:波利斯一九四一年就在柏林父亲的寓所里认识了父亲的一位朋友(此人姓名从略，笔者因此已保证不予披露。)战争爆发后，波利斯的父亲被调到情报部门工作，是潜伏在德国的苏联间谍的联络人之一，将许多条线和联络点掌握了。他利用其中一条渠道把儿子被俘之事通知了那位先生，请他帮忙。用时髦的说法，他里通外国，以权谋私，勾结一个最坏的德国大资本家，为自己儿子捞好处。维克托根利肖维奇是怎样打听到这一点的您就别问啦!他们也许当时就有了通讯卫星，这些狗杂种。不过，后来他还获悉一点，而波利斯始终却不知道:因此他的父亲被抓走———‘砰砰’，丢了老命。维克托根利肖维奇认为，只有历史的逻辑，不存在我那位虔诚的朋友和黄瓜爱好者贝伦科当然会说成是天意的资产阶级运气，究竟他对不对呢？对波利斯的父亲来说，是非常不受用的下场，对波利斯来说就并非如此，因为维克托根利肖维奇的猜疑超过了实际情况:是否那些顶好的衣服直接来自那位先生之手？人们甚至知道，此人反对同苏联打仗，主张希特勒同苏联缔结永恒的、坚强的、牢不可破的同盟，甚至敢于在柏林送波利斯、波的父母和妹妹莉迪娅上火车，一一同他们热烈拥抱，并在分别时提出要和波利斯的父亲以‘你’相称。波利斯进这家奇怪的花圃去扎花圈，给法西斯分子的花圈起草挽联与此人是否有直接联系？不，不，不，他与他没有联系，只与那些男女工人们有联系。那么———为了在这种该死的受用情况下至少能有所作为———他们的情绪如何，德国工人的情绪又如何呢？三人明确支持，两人保持中立，两人可能反对，他们虽然不能直接表示出来!这又与维克托根利肖维奇的情报不一致，以他的情报为根据，一九四四年德国工人正处在一次暴动的前夕。该死的，我告诉您，这小子的处境复杂，巨大的代价，为他的受用付出了。他的情况完全不合历史逻辑，确实他有个相好的女人，甚至后来还多次同那个漂亮迷人的姑娘寻欢作乐，如果被人知道的话———天哪!他因此一口咬定，送给他的东西———后来越来越多，有衣服、咖啡、茶叶、香烟、黄油———给他藏在一个泥炭堆里的是一个他不知道的人，至于有关战事的消息，他说是他的老板、那个花奔和花圈商偷偷告诉他的。虽然维克托根利肖维奇固执己见，却并非有便宜不沾:他接受了送给他的一件真正的羊绒背心、香烟以及———这真是一件激动人心的礼物———他接受了一张极小的欧洲地图，那是从一张袖珍日历上撕下来的，像一小块糖果那样大小巧妙地折叠了———这可是一份从天而降的珍贵礼物。我们终于能具体知道我们的人打到什么地方，向什么地方推进了。维克托把羊绒背心偷偷地穿在他那件破破烂烂的汗衫里面，是灰色的羊绒背心，看上去就像一件肮脏的破衣服。这件背心因为甚至有可能使某个德国哨兵动心，也会觉得它十分受用。波利斯从此以后，就经常向我们提供有关战线位置、苏联和盟国军队进军的可靠消息———从此他备受维克托根利肖维奇的垂青，这种消息鼓起我们的士气因为后者正迫切需要———由于他受到维克托垂青，自然他就失去了其他人的信任———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只要你了解战俘的辩证法的话。”这么多情况，为了从普约特彼特洛维奇波加科夫那里搞到，先后需要五次有利的时机。笔者不得不自己掏钱买了一个吊盐水瓶架子送给波加科夫，因为借来的那一个时常得拿走去派原先的用场，为了打发走贝伦科和基特金两人，笔者甚至还买电影票和音乐会入场券，根据《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和《日瓦戈医生》等小说改编的彩色影片好让他们去看，欣赏姆蒂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的精彩表演。

笔者这时认为该去打扰那位高层人士了。在这里补充一点也许就够了:在一九○○年至一九七○年之间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任何德国人以及同一历史时期的任何俄国干部和苏联干部，一听到他的名字都会肃然起敬，克里姆林宫的所有大门，即使在今天，也许甚至通向毛的书斋的那扇小门———它如果还未曾打开的话———都会随时向他敞开。笔者已向莱尼许诺，而且她自己也保证:这个名字决不说出的，即使遭到严刑拷问也不说。

为了使那位先生心情愉快，也为了并非低三下四而是不卑不亢地请求他赏脸，也许今后再进行几次提供情况的谈话，笔者不得不坐了大约三刻钟火车———只能将这些情况透露了———往北方和东北方向，还掏腰包给他的夫人买了一束花，给这位先生买了一本皮面精装的《欧根奥涅金》。将几杯相当不错的茶喝过(优于修女们的茶，但不如赫特霍尼太太的茶)，谈谈天气和文学，也提到莱尼的情况(夫人疑惑地问:“这是谁呀？”———先生不客气地答道:“哎，你知道的，就是战时与波利斯利沃维奇来往的那个女人。”———笔者猜测这位太太，还以为是什么风流韵事呢)。不可避免地无法再谈天气、文学和莱尼的时刻之后就到了，这位先生相当粗鲁———是确实如此的———而且明确地说:“咪咪，你走吧，让我们单独谈一谈。”咪咪于是确信笔者是来送情书的，在走出房间时并不掩饰受委屈的神色。

这位先生是否要描述一下？六十五岁左右，白发苍苍，气度不凡，并非不热情，但神情严肃。在一间客厅里坐着，其面积约有一座有六百名学生的学校礼堂一半大，面临一个大花园，园中有德国树木，英国草坪、大约最小的一棵树有一百六十岁，还有月季花坛———而所有的一切，包括主人的脸色，甚至毕加索、夏加尔、劳申贝格、沃霍尔、佩杀施泰因、瓦尔德米勒、普尔曼等人的作品———所有的一切都在某种———笔者斗胆说———悲痛的气氛之中沉浸。这里也有T、W、L2和S!就没有一丝L1的迹象？

“这位波加科夫先生您是想了解的———顺便说一下，我还要帮他一点忙呢，您别忘了把他的名字和地址告诉我的秘书———对您谈的情况是否属实。喏，大致差不离是我能说的。波利斯营里的那个政委是从什么地方了解到的，从什么地方了解到他呢？(耸肩)———波加科夫先生提供的情况确实不错。是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一年期间我在柏林认识波利斯的父亲的，我们成了好朋友。没有什么危险的事，这可不是，对他对我都是如此。从世界政治和整个历史来看，我仍然主张苏德两国结盟，而且我认为，一个亲密的、真正的、相互信任的同盟甚至会使———民主德国从地图上消失。我们是重视苏联的，我们。不过这是以后的事情了。喏，当年我在柏林被认为是红色的———确实也是如此，今天仍然如此———而我之所以批评今天联邦政府的东方政策，只因为我认为它太软弱，太优柔寡断了。是啊，谈到波加科夫先生———有一封信，我确实有一天在我的柏林办事处收到了，信里有一张条子，上面只写着:‘莱夫转告您，波被德军俘虏。’这张条子不知是谁送来的———也无关紧要，这个是送到楼下看门人那里的。您可想而知，当时我是多么激动。我非常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爱动脑筋、文雅安静的男孩，我曾多次———也许有十来次———在他父亲的寓所见过他。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的诗集和一套荷尔德林全集，我送给他向他介绍卡夫卡———我大概可以说，是《乡村医生》的最早读者之一，如果不是第一个读者的话，那是我十四岁上中学时请母亲在一九二○年圣诞节送给我的礼物。我这时得知这个，我觉得老是爱苦思冥想、不通世故的小子在德国当了苏联俘虏。是否您认为(这时，虽然谈不上诘问的眼色，这位先生却反守为攻，重又变得咄咄逼人起来)，是否您认为我不知道集中营里的情况？您以为我又聋又瞎、麻木不仁吗？(笔者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您以为(这时声音变得近乎恶狠狠了!)这一切我认为全都对头吗？我这时(声音由弱变为很弱)终于有机会有所作为了。这小子可在什么地方呢？当时我们有几百万或几十万苏联俘虏!是否他在被俘时就被打死打伤了呢？您到这么多人中间去找一个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看看(声音又升高，变得咄咄逼人)!我找到了他，可我对您讲(对毫无责任的笔者气势汹汹地挥手)，我是靠OKH和OKW(陆军总司令部和国防军总司令部———笔者)里的朋友找到他的———我找到了他。在什么地方？当采石工人，集中营里倒不是的，可是和集中营差不多。什么叫采石您知道吗？(由于笔者确实在一家采石场工作过三个星期，这个问题的言外之意他觉得是他不知道采石工是什么，讲得婉转些，这是主观武断，他回答的机会尤其是根本没有。)那就等于被判处死刑。您有没有试过从纳粹的苏联战俘集中营里弄出什么人？(是毫无道理的这种责备口气，因为笔者虽然从未试过从什么地方弄出什么人，这种可能也从未有过，但有几次倒是有机会放着俘虏不抓或让他们跑掉，他也这样做了。)是啊，我也花了整整四个月的时间，才能给这小子帮上一点忙。把他先从一个死亡率为百分之百的恐怖营转到一个稍微不那么恐怖、平均一个半人死一个的营，再从这个不那么恐怖的营转到一个仅只可怕、平均两个半人死一个的营，从这个可怕的营再转到一个不那么可怕、平均三个半人死一个的营———他这样就进了一个远远低于平均死亡率的营，但他还是又换到了一个勉强可以算是正常的营。死亡率极低:平均五点八人死一个。我把他转送到那里，因为我有个要好的朋友、老同学埃里希封卡姆在这个老营(老营？老集中营———笔者)当少校司令官，在斯大林格勒他丢掉了一条胳膊、一条腿和一只眼睛。波利斯就到了他那里。也许您会想，这事埃里希封卡姆一人能作主吗？笔者什么也没有想，他唯一想要得到的是实事求是的消息)不，这事得由党的大人物出面，不得不向其中一个行贿———给他的情妇送了一个煤气灶，还送了他五百多升汽油票和三百支法国香烟，如果您想详细了解的话(笔者正想详细了解)。这个党内大人物最后还得找另一个党员，就是那个佩尔策，略加关照，让他照顾波利斯———此外还有那个每天派人押送波利斯的警备队队长胡贝蒂上校，他受过老式教育，稳健，通情达理，不过为人小心谨慎，因为党卫队曾数次想找他麻烦，给他扣一顶‘滥施人道’的帽子。胡贝蒂上校要求给他开一张证明，证明波利斯在花圃的活动对战争具有重要意义或具有‘重要情报价值’，而且这时我们碰巧或是走运，您如果愿意(笔者不愿意———笔者)，也可以说是天意。这个佩尔策参加过共产党，还雇佣了一名从前的女同党，她的丈夫———或者是情人，我相信反正是非法同居之类———带着具有重要情报价值的文件逃亡到法国去了。于是，用行话来说，波利斯是官方派去盯住那个女人的，而这一点他本人或那个佩尔策或那个女共产党都不知道———而我又是从‘东方外籍军队’处的一个熟人那里把这张证明搞到的———最要紧的是，我的活动也必须保密，否则就会适得其反:党卫队会注意到波利斯的。您想想看(笔者又没有想什么———笔者)，为这样一个小伙子做一些真正有用的事是多难啊———七月二十日，以后风声以后更紧了。那个党内要人索取更多的财物———千钧一发。谁这时候还会去关心苏联工兵少尉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的命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