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粗略地领教了即使身居高位者为一名苏联战俘做点事也是多么难之后，笔者又回过头去走访了波加科夫，并且捎上腌黄瓜和彩色影片《赖安的女儿》的两张入场券。这时波加科夫已配备了一个水烟筒上的橡皮管，把它套在烟嘴上，这样他就能“受用地”喷云吐雾，因为他甚至可以用他蜷曲的手握住橡皮管(“这样我就用不着老是撅嘴去够烟嘴了”)，所以简直谈起来滔滔不绝，也不在乎即使谈到波利斯的隐私乃至最隐讳的事情。

“嗯，”波加科夫说，“根本严厉的维克托根利肖维奇去提醒他注意是根本用不着的，他的命运之受用不合历史逻辑。这小伙子最感不安的是那只明显感觉得到但又看不到的手，把他从一个营挪到另一个营，最后来到了这家花圃。除了有其他好处外，花圃还有一个好处:那里暖烘烘的，永远生着炉子，这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的冬天可不是微不足道的受用。我后来偷偷地告诉了他，他终于得知是谁把他弄到那里去的，但一点也没有放下心来，他有一段时间甚至怀疑那个可爱的姑娘，因为他以为她是那位先生收买后安插在那里的。还有一件事使这个简直敏感得出奇的小伙子极其紧张:枪炮声在他那个如此受用的工作场所附近接连不断。这里我并没有，也丝毫不想有这个意思:说这个小伙子忘恩负义。不，这种意思一点也没有—他心里乐得像开了花，不过事实的确如此:使他神经过敏的是不停的枪炮声。”

必须在这里回忆一下，一九四三年末一九四四年初，德国各类死人的丧葬活动不断刷新记录:不仅陵园看守、花圈工人、祭司、地方党组织头头、发表演说的市长、教师、团指挥官、企业领导人、战友———还有奉命鸣放礼炮的警备营战士也不得不连续朝天开枪。根据遭难者的人数、级别、死亡方式，官职，中央陵园每天早晨七时至傍晚六时枪声不绝于耳。格龙奇的原话，在以下引用:

“往往听上去如此，陵园好像是一个练兵场或者至少是一个射击场。当然礼炮声应当像一声炮声———在一九一七年我自己当后备军上士时曾领导过礼炮队———但往往这种愿望不能实现，听上去声音就像连珠炮，或者像在试验一种新式机枪。有时还有炸弹爆炸声、高射炮的轰鸣，使对杂音敏感的人真受不了。有时我们打开窗子，鼻子伸出去，确实闻到了火药味，尽管都是些空包弹。”

此外如果允许笔者破例加以评论，那么他想指出，也许有时会调来一些对射击还不熟练的年轻士兵，向祭师、送丧的死者家属、军官和党魁们的头顶上开火，他们定会感到奇怪的———而这有可能使他们紧张不安，但愿无人责怪自己。那时肯定也会流下几滴T，可以看到许多W，感到S，而几乎死者家属中没有人确信自己会太平无事，某些人脸上露出了明显的S，担心有朝一日自己也会在礼炮声中被埋葬，恐怕这些决不会使那些士兵感到安心。丧礼并不总是那么隆重，每天陵园如果不是上千个，也有几百个结膜囊在活动，脑干的控制失灵，因为也许有些人会感到自己最珍惜的东西受到了打击。

波加科夫:“当然怀疑那姑娘的时间不长，一天或两天，在她把手放在他手上，这种事(？？)他碰到之后，嗯———您知道，我是说就像长期没有接触过女人，自己又不敢采取主动的男人们常有的情况一样———对，对，直截了当地当那姑娘把手放在他的手上，就在她放花圈的桌子旁边，他的心情当时就是这样的。不错，就是这样。这是他告诉我的，当然他已经遇到过几次这种情况，但只是在梦中，在光天化日之下从来不曾过，他被弄得不知所措，内心充满一种受用的欣喜感觉。您要知道，这小子很天真，受的是清教徒式的教育，对于所谓性爱那一套———他一窍不通。这时人们发现———只要您向我郑重保证(他这样做了!———笔者)，决不会让这个姑娘知道的(笔者肯定，莱尼可以知道此事，她不会感到羞愧，也许甚至会感到高兴———笔者)，我就告诉您，这小子还从来没有被女人留宿过。(看到笔者惊奇地竖起眉毛，便继续说)是啊，我总是这么说:被女人留宿。他并不想知道怎么去做，因为他已经懂得那是需要一定的身体条件的，可说是很受用的条件的，如果将一个女人爱上，想留宿在她那里，在某种兴奋的状态下想把什么放进哪里，那是明摆着的。嗯，他已经明白这一点，只是———当时还有一件小事———该死的，这个小伙子我喜欢，如果您想知道的话(笔者想知道———笔者)，他救过我的命，没有他，我早就饿死了，去见阎王了没有他的信任，我也就活不下去。他还会跟谁说呢？妈的!他的一切就是我，他的父亲、兄弟、朋友———当他真和那个姑娘相好以后，夜里我躺在床上为他担心流泪。我警告过他，对他说:‘好吧，既然你这么爱她，甘冒杀头的危险———可是她呢？你想想，她冒了多大风险———她不能托词说你胁迫或强奸她，为自己开脱———谁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相信她。你要明白道理!’‘明白道理，’他说，‘要是你能见到她，就不会谈什么道理了，要是我向她谈道理———她会笑我的。我冒多大风险她知道，也知道我明白她冒多大风险———我们明白道理这种话，她不想听。她也不想死，她想活———而且她愿意我们利用一切机会一起留宿。’———这个字眼我承认是他向我学的。我后来见到了她，进一步了解她之后，我认识到道理是一个愚蠢的字眼。不，可是当时还有一件事叫小伙子十分苦恼。他两三岁的时候，国内战争时期，他的母亲把他寄养在加利西亚地区乡下一个老朋友家里，这个朋友的祖母是犹太人。这个朋友后来被枪毙了，他就由老奶奶抚养，他和村里的犹太孩子一起玩，大约过了一两年，老奶奶也死了，另一个老大娘收养了他。他的详细身世从此再也没有人知道了。这位老大娘有一天发现小波利斯还没有行过割礼，她自然以为这是去世的老奶奶的疏忽，给他干脆就补了一刀———这样，他就被割去了包皮。差一点我急疯了。我问他，我说:‘波利斯，你知道我这个人不抱成见，告诉我，究竟你是不是犹太人？’他向我发誓:‘不，我不是犹太人；我要是犹太人的话，一定会对你说的。’唔，犹太人的口音他一点也没有———可这是个坏消息，因为我们营里有很多排犹分子，他们会折磨他，甚至会向德国人告密。我问他:‘检查身体时你是怎样过关的？我指的是，你割过包皮，怎么没有给查出来？’———他说，他有一个朋友是莫斯科医科大学生，这有可能带来多大的危险，此人明白，在他应征入伍前又给他临时缝上一截猫肠，做得干净利落，不过疼得要命，后来一直保持得不坏，直到———直到他经常处于这种兴奋状态，禁不住这块缝上去的皮才脱落了。这时他想知道女人是不是———等等。唔，这又使我夜里心惊胆战，忧虑万分:女人的事不是原因———对女人注意什么、是否会注意我一无所知———不，可维克托根利肖维奇是个狂热的排犹分子，还有几个人由于嫉妒和怀疑会去向德国人告密———唔，到了那个时候，他命就再也没有什么大人物能够救了。那些受用也就全完了。”

那位大人物说:“实话告诉您，当我事后听说他有了风流韵事时，我非常生气，真生气，太过分了，这个。他一定知道这事有多么危险，可想而知，我们这些保护他的人———他知道有人保护他———全都很为难。事情一暴露了，整个复杂的安排配合就会被彻底揭穿。您知道对这种事情是不会宽恕的。唔，结果倒没有出事，我只是还有些后怕，而且对普法伊弗小姐———太太也毫不掩饰，对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我感到震惊。是的，忘恩负义，我是这样说的。天啊，就为了一个娘儿们!当然我通过我的联络员不断地了解到他的生活情况，有时真想利用出差的机会到那儿去看看他———但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他已经够叫我生气的了，因为有几次他公然在电车上向别人挑衅，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我就不知道了———可是确实有人指控他和他的看守。调查封卡姆不得不进行了———他原来大清早在电车上唱歌，多半是小声哼哼，但有时唱得能使人听懂歌词内容———他唱的是什么您知道吗？《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的第二段:‘你看那黑暗已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一年以后，大清早在挤满了人的电车上向打夜班的德国男女工人唱这种歌，局势那么严重，还唱歌，这样做您认为明智吗？———您想想，他如果唱———我可以肯定，他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别的想法———第三段:‘砸碎那统治我们的枷锁，劳动红旗飘全球。’您看，并非我被扣上红帽子毫无道理。真叫人生气，生气。押送的士兵受到处分，封卡姆破例打电话———我们平时都是通过信使联系———问我:‘这么一个捣乱分子你怎么给了我？’———唔，事情倒是解决了，可这带来了多少的麻烦呀。又是送礼，又是提到‘东方外籍军队处的调令’———可后来又出了乱子:有个工人在电车上同波利斯攀谈，低声对他说:‘鼓起勇气，同志，差不多战争已打赢了。’给押送的士兵听到了这句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他收回他的报告———这事有可能叫那个工人掉脑袋。不，我确实没有落个好，只有麻烦。”

那位完全有资格夺去波利斯的男主角角色的先生看来有必要再次走访:瓦尔特佩尔策，七十岁，住在靠近树林的一幢黄黑色平房中。一面墙上装饰着金光闪闪的金属鹿，另一面墙上装饰着金光闪闪的金属马。他有一匹骑用马和一个供这匹马使用的马厩，他自己有一辆(高级)轿车，他妻子有一辆(中级)轿车。笔者第二次走访他时(以后还有多次)，发现他完全陷于消沉忧郁、近乎悔恨的状态之中。

“你让自己的孩子受教育，送他们上大学:我儿子是医生，女儿学考古———现在在土耳其———可结果呢？却不是看得起家庭。暴发户，老纳粹，发战争财者，投机分子———您信不信我都听到些什么？甚至我女儿对我谈第三世界，可我问您:什么是第一世界她懂得吗？她自己出身的那个世界懂得吗？我有很多时间读书，也喜欢思考问题。您看看那个莱尼，当年她不肯把她的房子卖给我，因为她不相信我———她后来把房了卖给了霍伊泽，而他伙同他那精明的孙子在干什么？他正在考虑赶莱尼搬家，因为她把房间转租给外籍工人，房租，早已不按时交付了，或者根本付不起房租了。要是我的话，难道会有这种念头，把莱尼赶出她的住宅吗？决不会，无论在哪种政治制度下，都不会这样做的。决不会的。我毫不隐瞒，她一到我那里，她，我就爱上了，我对婚姻从来不很认真。我隐瞒过这一点吗？没有。我曾经是纳粹分子，参加过共产党，我利用过战争给我的买卖提供的某些经济上的机遇，我隐瞒了这些吗？没有。我———请原谅我使用粗俗的言词———能捞就捞。我承认。可是，一九三三年以后，我的企业里或企业外的任何人，我伤害过吗？没有。不错，我在那以前有点粗暴，我承认。可一九三三年以后呢？从没有损害过一个人。给我干活和与我同事的人，有谁能抱怨我呢？也没有人抱怨过我。也许唯一一个会抱怨的人是克雷姆普，可是他已死了。不错，我整过他，这我承认，这个讨厌的狂热分子，差点儿把我的整个企业搅得天翻地覆，使得大家没法好好干活。那个俄国人进场的第一天，这个白痴就想如同对待劣等人那样行事。事情是在九点钟过后不久休息进早餐时从莱尼给俄国人送去一杯咖啡开始的。那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底或一九四四年一月初的一天，天气很冷。当时已经形成了惯例，由伊尔泽克雷默尔煮咖啡。如果您问为什么，那是因为她是我们当中最可靠的，而当时克雷姆普这个傻瓜倒是该问，一个年老的女共产党怎么成了干这种活计的最可靠人选？那时我们都自己带咖啡粉，放在一个纸袋里，光是咖啡粉就够叫人恼火的。有人只有咖啡代用品，有人是一比十、一比八的混合咖啡，莱尼的总是一比三，我有时舍得奢侈一下用一比一的比例，甚至偶尔用纯咖啡:这就是说，有十个不同的咖啡粉袋子，十把不同的咖啡壶———鉴于咖啡的供应情况，这是对伊尔泽绝对信任的一个岗位，因为她如果从一个装好咖啡的袋子中抓一点放到她那有时很差的咖啡中去，又有谁会发觉或想到呢？没有人会的。这就是共产党人所说的团结，而纳粹分子克雷姆普、汪夫特和谢尔夫就大大利用了这一点。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让汪夫特或谢尔夫基或克雷姆普那个大笨蛋去煮咖啡:显而易见，他们会掉包的。不过我得补充一句，克雷姆普通常没有什么好掉包的，这家伙太傻太死板了，通常喝纯粹的代用品———还有，当咖啡倒出来的时候那种气味:那个年头只要一闻气味，哪种咖啡里有哪怕一点儿真货马上就知道———莱尼的咖啡壶正是味道最香的———唔，好了。只要九点一刻把咖啡壶一分，不快、羡慕、嫉妒乃至憎恨和报复的思想都会涌上心头，您相信吗？您以为一九四四年初警察或党还有工夫去一个一个查究———那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破坏战时经济罪’么？他们倒是高兴大家都能搞到一点咖啡，不管其来路如何。好了———我们的莱尼在那个俄国人进场的第一天干了什么事呢？她给俄国人斟了一杯她的咖啡———那是一比三的咖啡，您要知道，而克雷姆普喝的是他那淡而无味的代用品———从自己的壶里她用自己的杯子给俄国人倒了一杯，送到他最初几天和克雷姆普一起在花圈架子组干活的那张桌子上去。请一个既无杯子又无咖啡的人喝一杯咖啡，这是理所当然的，对莱尼来说———可您以为她知道这有多么大的政治性吗？我看到就连伊尔泽克雷默尔也变得面无人色———因为她知道这有多么大的政治性:给一个俄国人送一杯一比三的咖啡，本来这种咖啡的香味就压倒了所有其他淡而无味的混合咖啡。克雷姆普做什么呢？平常他坐在那里干活，解开放着他的假腿，因为他还没有完全适应，这时他从墙上的钩子上取下那条解开的假腿———可想而知，墙上老是挂着这么一条假腿有多么好看啊!———从那个完全被搞糊涂的俄国人手中把杯子打掉了。接着是死一般的寂静，我想人们就是这样说的，不过这种所谓死一般的寂静———在文学作品中，在我现在有时阅读的作品中就是这样说的———区分为不同的几种还是可以的:谢尔夫和汪夫特用死一般的寂静表示支持，霍埃特和策芬以此保持中立，以此赫特霍尼和伊尔泽则表示同情。唔，我可以告诉您，我们全都大吃一惊，将讨厌的格龙奇除外，他靠在办公室的门框上，站在我旁边一味笑着。他倒高兴，此人颠三倒四，没有什么事会叫他担心，虽然他老奸巨猾，鬼得要命。我做了什么呢？我由于紧张从办公室门口朝工作间吐了一口唾沫———如果有这种东西而我又成功地将它表达了，那就是一口完全带有嘲弄意味的唾沫，它落下的地方距离克雷姆普比距离莱尼近得多。我的天哪，我的唾沫距离克雷姆普比距离莱尼近，其重要的政治含义你怎么能说清呢？你怎么证明这口唾沫带有嘲讽意味呢？一直仍是死一般的寂静，可以说笼罩着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恐惧不安的紧张气氛，莱尼这时怎么办呢？她怎么办呢？她拾起了杯子———由于掉在满地都是的泥炭灰上，杯子没有摔破———她拾起杯子，走到水龙头跟前，仔仔细细地冲洗———洗得那么仔细，一种挑衅，这本身就是的———我相信，从此刻起，她就存心进行挑衅了。我的天哪，您知道，很快这么一个杯子就可以洗干净，我认为也可以洗彻底，可她那洗杯子的样子，就好像那是个圣餐杯———她接着又完全多此一举———用一条洁净的手帕把杯子擦干，走到她的咖啡壶那里，从壶里倒出了第二杯———您知道，是那种可以装两杯咖啡的小壶———并把它平心静气地端给俄国人，克雷姆普看也不看。她并不是默默无言地这样做的。不，她还说了一声:‘请吧。’现在就看俄国人了。他一定知道，具有多大的政治意义，整个场面———我告诉您吧，这小子很敏感、聪明、机灵，有些人还真不如他呢。他脸色苍白，戴一副古怪的镍镜，淡黄色的头发有点鬈曲，模样几乎像个小天使———他怎么办，他怎么办？在周围仍然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每个人都感到关键的时刻来到了。莱尼已经亮了相———他怎么办呢？唔，他接过咖啡，用准确的德语清楚响亮地说:‘谢谢，小姐。’———并且喝起来。汗珠他的额头上冒出了，您听着，可能他已有好几年没有得到过一滴咖啡或茶了———这对他来说犹如给瘦弱的肌体打了一针。唔，这样一来幸而就结束了紧张得可怕的死一般寂静———如释重负地赫特霍尼叹了一口气，叽里咕噜地克雷姆普说什么‘布尔什维克———军人寡妇———给布尔什维克喝咖啡’，第二次格龙奇笑了，第二次我吐了一口唾沫，放肆极了，差点吐到克雷姆普的假腿上———那可就是亵渎圣物了。谢尔夫和汪夫特气呼呼的，其他人如释重负。莱尼这时没有咖啡喝了———伊尔泽克雷默尔，她做了什么呢？从自己的壶里她给莱尼倒了一杯，给她送去，同时清楚地说:‘你也不能干咽面包呀。’———伊尔泽的咖啡也不错。她有一个兄弟，是个铁杆纳粹，在安特卫普身居要职，老给她捎生咖啡豆———是啊，事情经过就是这样。这是莱尼的决定性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