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尼一九四三年底一九四四年初的这次决定性亮相，笔者觉得非常重要，因此进一步想广泛将材料收集，便再次走访了所有仍活着的这一幕的目击者。首先，他觉得佩尔策所说的“死一般寂静”，时间未免太长了。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文学夸张，必须加以澄清，因为根据他的看法和经验，“死一般寂静”决不可能超过三四十秒。克雷默尔———一笔附带着提一下，她根本不否认她的纳粹兄弟和捎咖啡之事!———估计，死一般寂静有“三至四分钟”。汪夫特说:“对这一幕我记忆犹新，我至今还责备自己，我们都听之任之，等于是赞成所发生的事情———死一般寂静？我宁可说是卑鄙的寂静———这有多长吗？您既然认为这很重要，那我就说:一至两分钟。我们本来是不该沉默，不能沉默的。我们的子弟兵在外面挨冷受冻，一直在把布尔什维克追击着(一九四四年已非如此，当时是布尔什维克在‘追击我们的子弟兵’，笔者作此历史性更正)，而他在暖和的屋子里呆着，还得到这个婊子送的一比三咖啡!”赫特霍尼:“嗯，我当时不寒而栗，鸡皮疙瘩全身都起了，真是如此。我不知道莱尼是否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后来我还时常琢磨这个问题。我佩服她，佩服她的胆量和爽快，佩服她在这种死一般的寂静中洗杯子、擦干杯子等等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镇静，有一种在那里面———我说是冷静的———人性和真诚，该死的———至于时间嘛:我对您说吧，很长很长———不管是三五分钟还是只有八十秒钟。很长时间，而我第一次对佩尔策产生了某种好感，他显而易见站在莱尼一边，反对克雷姆普———吐唾沫显得相当庸俗，在那种情况下不过是唯一可能的表达方式———意思很清楚:他恨不得朝克雷姆普的脸上吐去，可是他不能那样做。”

格龙奇:“我当时真想大声叫好:那个姑娘有胆量。他妈的，她一开始就打了决定性的一仗———可能不是有意的———不过她一定意识到:这个小伙子她认识才只有一个半钟头，他在花圈架子组干活无依无靠———任何人，即使是爱管闲事的汪夫特，她同他有什么暧昧关系也不能说。如果您问我并允许我用军事术语表达的话，早在根本没有什么射击目标之前莱尼就给自己开辟了一个巨大的射击区。她所做的事，谁也不能作其他的解释:纯洁天真的人性，对劣等民族虽然不准讲人性，可您知道，就连克雷姆普这样一个家伙也明白，波利斯是一个人，他有一个鼻子两条腿，甚至鼻梁上还有一副眼镜，而且比那一帮人都敏感。波利斯无非是由于莱尼的大胆行为才变成人，被宣布为人的———事情就到此为止，尽管后来还发生了那乱七八糟的事。至于时间有多长:哦，五分钟，我觉得至少有。”这次死一般寂静可能持续的时间，笔者感到自己应该通过一次试验来确定。由于那间工作间———现为格龙奇所有———还在，测定可以进行的:莱尼的桌子距离波利斯的桌子有四米，从波利斯的桌子到自来水龙头有三米，离莱尼的桌子(这里放着咖啡壶)有两米自来水龙头———再回到波利斯的桌子又是四米:总共十三米，很可能莱尼表面上从容不迫，实际上却肯定是匆匆走过这段路程的。遗憾的是，打掉杯子的动作只能模拟，因为笔者既无截肢者又无假肢可供借用，就无需模拟了，洗擦杯子、倒咖啡，他———笔者———做了三次试验，以便完全有把握取得人们所说的客观平均值。结果是:第一次试验四十五秒，第二次试验五十八秒，第三次试验四十二秒。平均值:四十八秒。

笔者这里再次破例直接介入，想把这一事件称为莱尼的出世或再生，可以说是一次中心事件。可是他所掌握的有关莱尼的材料并不太多，至多只能作出如下概括:也许头脑有些简单，集浪漫、喜欢感性享受和实利主义于一身，读过一点克莱斯特的作品，掌握某些分泌过程的知识，会弹钢琴，虽说是业余爱好，却也谈得上博大或精深，不妨把她看成是情欲不遂的寡妇(由于艾哈德的遭遇)未能如愿以偿的情妇、四分之三的孤儿(母死，父坐牢)，可以认为她文化程度不高甚或缺乏教养———上述这些特性及其组织无能解释，为什么她在我们想要共同称为“咖啡风波”的那个节骨眼上竟表现得如此理所当然。固然不错，她对拉黑尔关怀备至，令人感到，直到拉黑尔葬身于修道院花园为止，但到那时为止拉黑尔毕竟是她人生道路上仅次于艾哈德和海因里希的知音———可为什么她送咖啡给波利斯利沃维奇这样一个人喝呢？这样一来，她就使他陷于引人注意的、有生命危险的境地，因为理所当然地、一个苏联战俘(表面上)同样天真地接受一个天真的德国女人供奉的咖啡，会落到何种境地？如果真如玛格蕾特所言，她大概都闹不清楚犹太人是怎么回事，那么共产党人是什么人，她根本不明白吗？

范多尔恩就像玛格蕾特和洛蒂一样对“咖啡风波”一无所知(显然莱尼认为此事无足轻重，用不着告诉她)，相当简单的解释她提出了一个:“您知道，格鲁伊滕家有一件事总是理所当然的:一杯咖啡人人都能得到。不管是吃闲饭的、要饭的、流浪的，不管是讨人喜欢的还是不讨人喜欢的主顾或同行。问题这是毫无的，一杯咖啡人人都能喝上。就连普法伊弗夫妇也有咖啡喝，这可了不起。在这件事情上———说句公道话———不可原谅的不是他，而是她。从前人人都能理所当然地在修道院门口领取一勺汤这件事老是让我想起，而不问其宗教信仰或不要求念虔诚的格言。不，给任何人她会都敬上一杯咖啡的，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我想，她也会请他喝一杯甚至最杯的纳粹分子。这是毫无问题的———嗯，她这个人，是啊，不管她还有多少错误，她这个人很大方，这种人她就是的，并且真诚热情、富有人性———只是有一点，您明白我的意思吧，她并不是他所需要的人。”

这样一种印象这里切不可产生，似乎在一九四三年底一九四四年初的战争岁月里，佩尔策的花圈场存在亲俄或亲苏情绪，或者哪怕说这种可能有。莱尼的理所当然，从历史角度只能相对地予以评价，然而客观地从个人角度却可以予以评价。考虑到其他(少数)德国人曾由于给予苏联人小得多的好处就坐牢、上绞架、进集中营或有此种危险，就一定会明白我们，这并非有意显示人性，而是一种主观上和客观上都是相对的人性，联系起来看只能与莱尼的生活方式和历史场合。莱尼的为人如果不是那么浑浑噩噩(她的这种特性在拉黑尔那里已表现出来)，同样她会这样做———后来的事情和行动使人得出这一结论。如果莱尼未能用物质形式———刚好通过一杯咖啡———表示她的理所当然，她就会笨口拙舌地、也许甚至结结巴巴词不达意地将几句表示同情的话说出来，而这有可能被说成比如同用圣杯敬献咖啡还要坏。可以认为，仔细冲洗杯子、仔细擦干杯子使她获得了感官上的快乐，她这样做并没有丝毫示威的意思。由于她一向总是在事后去才去考虑所做的事情(阿洛伊斯、艾哈德、海因里希、拉黑尔修女、她的父亲、她的母亲、战争)，总是在事后很久去去考虑，因此难以假定，后来她意识到了自己所干的是什么。她不仅给一个苏联人端咖啡，而且确实是用双手奉献，使这个苏联人免遭了羞辱，使一个截肢的德国人受到羞辱。由此可见，莱尼并不是在大约五十秒的死一般寂静中出世和再生的，她的出世和再生不是一个已经结束而是正在继续的过程。莱尼简言之总是要到她做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任何事情都得以物质的形式表示。不应忘记，此时她正好二十一岁半。她是———必须加以重申———一个极度依靠内分泌和消化为生的人，完全不会把什么事情升华。她身上存在着一种倾向于率直的潜能。阿洛伊斯既没有认识也没有把这种潜能唤醒，而艾哈德又没有机会或不曾利用机会去唤醒它。与阿洛伊斯在一起她可能得到感官满足的那十八分钟至二十五分钟(估计数)，并没有充分把她的潜能调动起来，这种本领因为阿洛伊斯也不具备，无法领会这一自相矛盾的论点:莱尼喜欢感性享受，正因为她并非全然喜欢感性享受。

其次一件大事即按手，只有两名证人。一是波加科夫，他已对此作了介绍并将结果叙述了，一是佩尔策，此人应当说是唯一的知情人。

佩尔策:“俄国人从此以后自然就常有咖啡喝，是她的，而我可以发誓，当她第二天送咖啡给他的时候———他这时已经不在花圈架子组，被调到赫特霍尼的最后修饰组去了———就再也不是什么天真或无意识了，随您怎么说都可以，因为她环视一下四周，有没有人看看注意———然后就把她的左手放在他的右手上，他全身，时间虽然很短，他全身像触电一样，猛地往上一蹿。我看见了。可以发誓，而她不知道我看见了，我当时正站在阴暗的办公室里仔细往外看，因为我想看看这咖啡事件还会怎样发展下去。我在想什么您知道吗？听上去这话很粗俗，我知道，不过我们搞园艺的根本不像某些人以为的那么死板；我想，妈的，居然她动手了———她动手了，好家伙，我当时想，而且对这个俄国人真的羡慕和嫉妒起来。在男女关系上莱尼是个开明的人，不顾男人采取主动的传统:她按他的手以示主动。当然她完全明白，处在他那种地位，他采取主动是完全不可能的。但这还是说明了两点:一是在男女关系上，二是在政治上，这样做都是一种大胆而近乎放肆的行动的。”

两人(莱尼通过玛格蕾特，波利斯通过波加科夫)都异口同声地说过，他们俩“立即打得火热”。据我们从波加科夫那里得知，波利斯像男人那样反应:据从玛格蕾特那里我们得知，莱尼的感受“比我对你讲过的那次石楠地经历要美妙得多”。

对波利斯业务能力的佩尔策评价:“您可以相信我，我有知人之明。头一天我就明白，波利斯这个俄国人富有才智，有组织能力。他三天后就非正式地当上了负责产品验收的格龙奇的副手，同赫特霍尼和策芬两人相处融洽，实际上她们俩受他领导，不过这一点当然不能让她们觉察到了。他是一个有特色的艺术家，很快就心领神会:关键在于节约材料。花圈缎带上的题词肯定不合他的心意，但他并不是感情用事的。‘为了领袖、人民和祖国’或‘冲锋队一一二支队’等等，并且一天到晚同N字和鹰徽打交道，这些并没有使他心烦意乱。他后来在我的办公室里单独掌管缎带柜和缎带帐簿，我有一次私下问他:‘波利斯，坦白对我讲，看到这些个N字、鹰徽之类的东西，你有什么感觉？’他一秒钟也不迟疑地作了回答。‘佩尔策先生，’他说，’但愿我不伤害您的感情———您既然这样坦率地问我———我就对您说吧:不仅料到和知道，而且还看到冲锋队的队员也难免一死，这使人感到一些安慰———至于N字和鹰徽嘛，自己的历史处境我完全清楚。’他和莱尼成了我几乎不可缺少的帮手，这一点是我想强调的，如果说我不仅没有难为过他，而且还给他种种照顾———对这个姑娘也是如此———那也有生意上的考虑。我并不是一个不通人情世故的人的，也从来没有这样讲过———而且善于和别人相处，就连汪夫特和谢尔夫也都听他的，因为他干得十分出色。我告诉您吧，他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一定会大有可为的。嗯，他当然是个工程师，很可能数学这一门是精通的，是他头一个发现架子———我指的是花圈架子———组人手不足，修饰组的生产能力跟不上了，虽然我经营已将近十年，格龙奇已干了将近四十年，但我们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就连聪明的赫特霍尼也不曾想到。这当然，也由于他和赫特霍尼两人是一个验收组的，他们是我所希望的最佳组合。于是，调整班子，策芬回架子组，她嘟嘟囔囔不大愿意，但我增加工资作为补偿，产量结果提高了百分之十二至十五，这是有据可查的。我一心想把他留下来，什么问题也不让他出，这您难道会感到奇怪吗？此外，还有党内同志向我———有时直接，有时拐弯抹角———向我打招呼，让我照顾他别出问题，他的后台很硬。嗯，这可不那么简单；像克雷姆普这样一个讨厌的小包打听，那个歇斯底里的汪夫特———他们能把店给毁了。而且，谁也不知道，连莱尼和格龙奇都不知道，在我的私人小温室里我给了他一块六平方米上足肥料的地，种黄瓜、烟草和西红柿。”

笔者不得不承认，谈到战时在花圈场工作而今天仍活着的证人，他选择了阻力最小的道路，而且对越是容易接近的证人采访的次数也越多。由于在他第二次访问时汪夫特对他更加冷淡，就一笔勾销了她。佩尔策、格龙奇、克雷默尔和赫特霍尼四人都同样容易接近，也同样健谈———后一次克雷默尔稍许差一些———因此选择或挑选颇为困难；她在赫特霍尼那里，那与众不同的香茗，精心布置的房间，还有她那保养得很好的整洁的姣好容貌，以及她至今直言不讳仍主张分离主义，都使人留连忘返，她那只极小的烟灰缸和她对一支接一支抽烟者的明显反感是唯一使笔者感到犹豫的。

“是啊，我们这个州(指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笔者)的税收最高，支援税收少的州———邀请那些税收少的州可有谁想到———例如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和巴伐利亚州———派人到这儿来，不仅让他们把我们的税金吞吃，而且也呼吸我们受污染的空气呢？这儿挣这么多钱的原因之一正是这种空气啊。再喝喝我们这儿令人作呕的臭水———让有清澈湖泊的巴伐利亚人和有海岸的荷尔斯泰因人来一次，到莱茵河里洗个澡，出来时定会全身沾满柏油，也许甚至会粘上羽毛，您以为如何？再瞧瞧这个施特劳斯，此人完全是靠不明不白的事情起家的，我说的是不明不白，我还要说是暧昧不清，因为都一样的意思———您瞧他怎么攻击我们州(北威州———笔者)，几乎口吐白沫———究竟为了什么？嗯，就是因为这儿先进一些。应当强迫他带上老婆孩子到杜伊斯堡或多尔马根或韦瑟林来住上三年，好让他知道钱是从哪儿来的和怎么挣来的———他拿到钱还破口大骂，因为我们这个州和州政府虽然根本谈不上怎么好，但至少不是基督教民主联盟，更没有一点基督教社会联盟的色彩———我的意思您明白吗？为什么我要有‘休戚相关的感情’，为什么？这个国家是我建立的吗？建立这个国家我赞成过吗？没有。北方、南方、中部，究竟这和我们有什么相干？您想想看，我们是怎样陷入这个团体中来的？都是由于该死的普鲁士人———而我们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在一八一五年是谁把我们出卖的？难道是我们自己吗？我们希望这样，公民投票之类的活动举行过吗？没有，我告诉您。应当让施特劳斯在莱茵河洗个澡，到杜伊斯堡去呼吸呼吸空气———可他却呆在巴伐利亚的清新空气中，一提到‘莱茵和鲁尔就怒不可遏。’有什么关系，我们和文艺来路不明的地方主义？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暧昧的地方？您想想看!(笔者答应这样做。)不，从来我都是并且将永远是个分离主义者，如果别无选择的话，搭上一些威斯特法伦人我也没意见，不过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教权主义，伪善，或许还有土豆———他们那里种些什么我不太清楚，也不想知道———和森林土地，唔，管他呢，我也不能把这些拿回家去———它们还是呆在原地不动，我不过不反对搭上几个威斯特法伦人。再多就不行了。他们老是觉得自己受怠慢，受委屈、牢骚满腹，为‘广播时间分配比例’这类鸡毛蒜皮的事情愤愤不平，和这些人在一起只会给你添麻烦。她是地道的莱茵人是莱尼了不起的地方。我还得告诉您，一定您觉得奇怪:我觉得波利斯比其他的人要像莱茵人，除了佩尔策，此人完全是罪恶和人道的混合物，只有这个地方才有可能产生这种人。不错，他没有难为过什么人，克雷姆普也许例外，只要有可能，他就把他刁难，由于克雷姆普是个纳粹分子，你会以为佩尔策不是投机分子，不过这种看法恰恰错了:讨好多数人，专整克雷姆普一人，这完全是一种投机作风———因为实在克雷姆普不得人心，就连另外两个纳粹分子也不喜欢他，他是个叫人讨厌的家伙，色胆包天。不过，不过，我倒要替他说句公道话，他是一个年轻人，一九四○年刚二十岁就丢掉了一条腿———谁又愿意承认或被迫承认，其实这毫无意义呢？我们可不要忘记，这些小伙子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像英雄一样受欢迎，受到女人的包围———可是到后来，战争拖得越长，缺胳膊少腿的人就越来越司空见惯，就越来越不稀罕了，后来两条腿的人还是比只有一条腿或没有腿的人运气好。我是个思想开通的进步的女人，向您我就这样谈这个小伙子的性爱状况和心理状态。天哪，一个高位截肢的人到了一九四四年初能算老几？不过是个领取一笔寒酸的抚恤金的可怜虫而已———您尽可以做一下的想象，这种人在和女人上床前的关键时刻先卸下假腿，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叫人恶心，对他和对方都是如此，哪怕对方是个婊子。(哦，她的出色的茶，而且在笔者第三次访问时烟灰缸已经有小咖啡杯托那么大，是否应把这看作是表示好感？———笔者)还有然后那个彻头彻尾健康的佩尔策，您可以把他当作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的典范，找到这只有在罪犯中才能，我指的是彻头彻尾丧尽天良的人。丧尽天良使人健康。您听我说，他不放过任何一笔买卖，从不放过。他还同那些早上送晚上接波利斯的卫兵顺便做咖啡、白兰地、香烟的生意哩———差不离这些人每周押车去法国或比利时一次，带回成箱的白兰地、雪茄烟和咖啡，衣料也有，他们甚至可以向这些家伙定货，就像跟商店订货一样。在其中有一个名叫科尔布，是个年纪较大而且老奸巨猾的家伙，曾经我从安特卫普捎过可做一件连衣裙的天鹅绒。另一个叫波尔迪希，年轻一些，是个快乐的虚无主义者，从一九四四年初起这种人比比皆是。我告诉您，那小伙子无忧无虑，装了一只假眼，把一只手失去了，军装胸前挂满奖章。他玩世不恭地利用自己失去的一只眼睛、失去的一只手和胸前的银质奖章为自己捞好处，就像赌博时使用筹码一样。什么人民、领袖和祖国，他都不放在心上，还不如我呢，因为我即使可以不要领袖，但毕竟还要一个莱茵祖国，要莱茵人民。嗯，满不在乎这些，这家伙，有时同我们当中长得仅次于莱尼的谢尔夫到后面的温室中去呆一会儿，用他的话说是‘逮只小耗子’或‘听山雀唱歌’，据说已经过佩尔策批准，让她去挑几朵花给他。由于此事，他有许多外号。人倒并不叫人讨厌———只是他的玩世不恭和虚无主义有点叫人吃不消。给克雷姆普他也总想打打气，有时塞给他几根香烟之类的东西，拍拍他的肩膀，当时流行的口号高呼:‘老兄，要享受战争之乐，和平将会是可怕的。’另一个，那个科尔布，是个讨厌的家伙，动手动脚是他喜欢的。至于佩尔策———用时髦话来说:鉴于丧葬市场的行情，自然产生了什么都有的黑市，有缎带、花圈、鲜花、棺材，自然他分配到一定数量的党政要员花圈、英雄花圈和被炸死者花圈。给自己死去的亲人送葬时不献花圈，有谁愿意呢？再者，由于有越来越多的军人和平民死去，最后不仅一口棺材反复使用多次，而且成了只是摆样子的花架子:起初用帆布后来改用麻袋布缝合，再吞只是草草一卷，或多或少赤身露体的死人通过活动的底板掉进土坑，人们让停放一段时间摆样子的棺材，甚至还装模作样地往上面扔点土，但一等死者家属、礼炮队、市长和党魁们———嗯，也就是说———一等佩尔策所说的‘送葬的必不可少的队伍’离去，走到看不见的地方，就把摆样子的棺材收上来，弄干净，擦一擦亮，用土把坟墓赶紧填平———我告诉您，快得就像埋犹太人死人一样。于是人们说:下一位，请!就像理发店一样。对棺材租金———和大笔殡葬收入垂涎三尺的佩尔策不难想到，想到花圈也可以多次使用，这样用上一只花圈两次、三次，有时甚或五次，如果不买通不勾结陵园管理人员，那是办不到的。重复使用的次数多少，当然取决于花圈架子材料的坚固程度和所使用的枝叶了———此外也可以乘机仔细地考察竞争对手的手法和毛病。这是当然需要有人组织的，有人合伙干———还有一定程度的保密———这只是他串通格龙奇、莱尼、我和克雷默尔才能做到———我承认:我们一起干了。那时候农村花圃送来的花圈有时质量达到真正的战前水平。为了不使其他人发现，整个活动就取名‘翻新组’。一直最后扩展至缎带。还是佩尔策先注意到这个问题，巧妙地使缎带上的题词在顾客订货时就越来越一般化，这样就提高了重复使用缎带的机会。像‘你的父亲，常常你的母亲’这种落款在战争期间可以使用，即使是相比之下带有个人名称的落款‘你的康拉德’或‘你的英格莉德’，重用的机会也有的，只要将它熨平，把颜色和字迹稍加整新，把这些缎带放进缎带柜，等到再有一个名叫康拉德或英格莉德的人悼念某人时取出来使用就可以了。佩尔策那个时期最爱说的一句格言同任何时候一样:小牲口也造粪。波利斯最后想出了一个相当有用的主意，他想出———因为对德国通俗文学的了解他才有可能将这些知道———重新采用一种古老的挽词:‘呜呼哀哉，永志不忘。’嗯，这一挽词成了今天所谓的畅销货，而且可以长期使用，直到缎带确实无法再翻新和熨平为止。甚至连极为罕见的署名如‘你的古杜拉’等也都保存起来了。”

对此克雷默尔说道:“是的，不错，我也参与其事。我们额外加班，以免将引起别人的注意。他总是说，这又不是毁坟盗墓，花圈是从垃圾堆里拣来的。嗯，我毫不在乎。这使我们得到一大笔外快，再说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让花圈扔在坟圾堆里腐烂，究竟有何用处，对谁有好处呢？可是后来到底还是有人告发了，罪名是亵渎坟墓和盗窃死人财物。原来，也有一些人过了三四天又回来看看，不料他们的花圈已不翼而飞———不过他十分讲义气，没有把我们牵扯进去，自己一个人上了法庭，全部包了下来，格龙奇甚至没有牵扯到。据我从一个熟人那里听说，他十分巧妙地搬出了所谓‘反对浪费’这块风行全国的金字招牌，承认有‘某些不轨行为’，并将一千马克捐献给了一座疗养院。据一个熟人告诉我———那不是正规法院，只是一个同业工会委员会，后来才是一个党内名誉法庭———他说:‘同志们，先生们，本人战斗在诸位当中多数人不了解的一条战线———以及诸位当中许多人比我更了解的战线。有时那儿不也存在着某些不便斤斤计较的事情么？’嗯，他此后有一段时间就洗手不干了，一直到一九四四年底。那时候全国一片混乱，再也没有什么人来注意花圈和缎带这种小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