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尔滕施泰因家里的情况，犹如一九一七年十月圣彼得堡斯莫尔尼宫的几间侧屋内可能发生过的情形。在不同的房间里不同的委员会开会。洛蒂霍伊泽、赫特霍尼太太和朔尔斯多夫博士三人组成所谓财务委员会，研究莱尼的财政困难程度、抵押字据、收回房子的诉讼等等。在赫尔岑夫妇、土耳其人梅赫梅特和葡萄牙人平托的合作下，将许多信件等找到了，十分恶劣的是，莱尼连封口也不拆就把它们塞到床头柜抽屉里，后来抽屉容纳不下时就塞到床头柜下面一层。佩尔策被指派到这个三人委员会将类似总参谋长的角色担任了。席尔滕施泰因同汉斯赫尔岑、格龙奇以及被洛蒂用出租汽车接来的波加科夫一起研究“社会行动”问题。马范多尔恩担任后勤，负责准备夹心面包、土豆色拉、鸡蛋和茶水了。正如同许多对茶炊外行的人一样，她也以为茶是用茶炊煮的。茶炊的功能波加科夫向她讲解了，这个大家伙，据席尔滕施泰因介绍，是一个不知名姓的人寄来送给他的，附有一张条子，上面用打字机打了一行字:“感谢您数千次演奏《莉莉玛莲》。知名不具。”马范多尔恩正如所有她这个年纪的家庭妇女一样，没有煮茶经验，几乎是在强制下才把她所准备的数量至少增加了三倍。再者，她表现出色，一待后安排勤工作妥当，就拿笔者的上衣去，找了好半天，在洛蒂的帮助下后来才在席尔滕施泰因的五斗柜里找到了针线，开始修补衣服上已知的令人痛心的伤口，里里外外，补得非常高明，而且不用戴眼镜，手法十分熟练，虽然她没有得过什么文凭，但实际上与内行的织补无异。

笔者走进了席尔滕施泰因的浴室，其面积之大、浴缸之大以及芳香化妆品之多，都使他心醉神迷。由于他没有来得及遮掩，被洛蒂发现了他的衬衣上的口子，甚至他还借了席尔滕施泰因一件衬衣，尽管胸围和领口尺寸不太合适，但还是挺舒服的。

席尔滕施泰因的住宅完全有资格称上合乎理想:老式房屋，三间屋子朝院子，其中一间摆着一架大钢琴、他的藏书和一张书桌；几乎可说第二间大极了(面积为七乘六，不过是按脚步而不是用皮尺测定的)，里面放着席尔滕施泰因的床、衣橱、五斗柜，散乱地放着一本本文件夹，把他发表的评论收集了；第三间是厨房，不太大，但也够用了。还有那间浴室，就其面积和设备而言，同任何新式房子的浴室相比都称得上华丽，如果不说是豪华的话。窗户开着，院子里看得见有树，至少有八十年树龄，围墙上爬满长春藤。就在笔者延长洗澡时间的时候，隔壁房间里突然肃静下来，原来这是席尔滕施泰因使劲地嘘了一声造成的原来这是。这时发生的事情暂时岔开了笔者对克莱曼蒂娜的思念，或者不如说大大地、堪称痛苦地把这种思念加深了。发生了奇妙的事情:一个女人在唱歌———这只能是莱尼。凡是对年轻美丽的莉洛费一无所知的人，下面这几句歌词也许最好不要读。不过，凡是对美丽的莉洛费有一点想象力的人，我们都可以告诉他们:只有她才能这样唱。那是一个少女的声音，女人的声音，听起来却像乐器的演奏。她对着静悄悄的院子，对着敞开的窗口唱什么呢？

我给歌做了一件外套缀满了绵绣珠宝；从古老神话中取来，从头到脚一整套；它被傻扑们抓住了，披上身在世间招摇，仿佛是他们所织造的。歌，让他们拿去吧，将身子赤露着走路更有劲，更自豪。

从存在主义观点来看把这些歌词送进院子的那个声音———四十多年前也许就对院子唱过，但人们没有听到或充耳不闻———竟使笔者好不容易才忍住T，然而由于他问为什么自己要忍住，因此最后就让它不受阻拦地夺眶而出了。是啊，他忍不住W了，但感到G，由于好不容易才克制住文学方面的盘算，他突然对他所了解到的莱尼藏书情况产生了怀疑，人们是否认真仔细地寻找过呢？是否翻箱倒柜了呢？也许漏掉了莱尼母亲的几本藏书吧？也许少说了一个作者，因为担心说错他的名字而感到难为情吧？在莱尼的藏书中毫无疑问还有珍宝尚待发掘，还有被埋没的宝藏，这些她母亲年轻时就已经熟悉了，早在一九一四年、至迟在一九一六年。

财务委员会还没有把问题搞清楚，而社会行动委员会却已弄明白，定于明天早晨七点半左右开始执行强制的措施，而那时可能制止这一行动的部门才刚刚开门。要赶在当天夜里争取到停止执行是不可能的———席尔滕施泰因为此事打电话找过好几个律师甚至检察官，结果是全无结果的。因此，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争取时间，这是一个几乎难以解决的问题:怎样才能把强制搬家的时间拖延到九点半钟左右？抽空给社会行动委员会佩尔策抽空出主意，把关系打通，打电话给他在“万年青”狂欢节俱乐部认识的几个搬运商、执达员，由于他也是———直到大家这时才知道———一个男子歌咏团的团员，“歌咏团里有许多法学家之类的人”，他至少已弄清楚，用合法手段制止这一行动几乎是办不到的。他又去打电话，向一个他称为约普的人提出让汽车抛锚的可能性，并表示他———佩尔策———愿意“破费一笔钱”，可是，看来那个显然是受托搬运商的约普不肯上钩，因此佩尔策痛心地说:“他不信任我，不相信我的动机纯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不过，由于将汽车抛锚这个关键字眼提到了，波加科夫受到启发，想出了一个近乎天才的主意。莱夫不是垃圾车司机么？土耳其人卡亚顿奇和葡萄牙人平托不也是开垃圾车的司机么？这些垃圾车司机难道就不能对他们被监禁的同事及其母亲表示声援什么的吗？怎么———像顿奇一样土里土气的平托(由于财务委员会和社会行动委员会都用不着他，正在厨房里削着土豆皮，顿奇则照管茶炊，负责供应茶水)说———怎么———现在两人都说———作用，才能使单纯的声援起作用呢？他们难道要———这时语气变得伤心和轻蔑了———用资产阶级的空话(他们的说法不同:“言语，言语，光是中产者的言语”)表示声援，眼睁睁地同时看着十个人包括三个孩子被合法地强令迁出么？

波加科夫这时摇了摇头，吃力而痛苦地摆摆手叫大家安静下来，并说:当年他在明斯克上学时曾见过人们如何阻止反动派运走被捕的人。人们在运送前半小时，假报火警，当然要设法由可靠的同志驾驶消防车，然后让消防车在关人的学校前面相撞，连人行道甚至也堵塞，制造一起假撞车事故，这样就赢得了时间，把被捕的人———全都是被控开小差和武装哗变、有巨大生命危险的官兵———从后门救走了。由于平托和顿奇，还有席尔滕施泰因和匆忙赶来的朔尔斯多夫始终还没听明白，波加科夫就挑明了说。“垃圾车，”他说，“都是相当笨重的家伙，对马路交通本来就不很受用。它们到处引起了交通堵塞。如果现在有两辆或最好是三辆垃圾车在这儿的十字路口相撞，这一带市区至少有五小时无法通行，约普那家伙就无法开他的卡车能到离房子五百米的地方，由于他需要把车两次开进单行道才能驶到这栋房子前面，因此，根据我对德国人的了解，我们在他到达之前早就向当局将缓期执行手续办好了。但是，万一他真的买好了站台票，也就是说为执行一项紧急使命而获准使用单行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得让两辆垃圾车在另一个街角上也相撞。”

席尔滕施泰因请大家考虑，他们都是外籍司机，制造这种事件少不了要吃苦头，是否考虑最好让德国司机来干。为此给了萨拉查一笔车费，派他去办此事；而波加科夫用朔尔斯多夫给他的一支铅笔和一张白纸画了一张地图，在赫尔岑的指点下把所有单行道都画了进去。大家得出了结论，就是以有两辆垃圾车相撞制造一场大混乱，使得约普的汽车停在离住宅约一公里的地方动弹不得。由于赫尔岑掌握了一些交通统计材料，而且身为道路工程局职员也对垃圾车的体积和吨位了如指掌，因此他和波加科夫一起绘制那张战略草图，得出这一结论:“只要一辆垃圾车撞在这根路灯柱或那棵树上，就差不多够了。”不过，最好是再有一辆垃圾车从后面撞上它。“这样警察调查以及种种事项就需要四至五小时。”

席尔滕施泰因接着拥抱波加科夫，问是否能为他满足一个愿望。波加科夫答道，几乎是他最后的、最大的愿望———因为他感到不舒服———是将《莉莉玛莲》再听一次。由于他以前不认识席尔滕施泰因，因此这说不上是什么恶意了，只不过是俄国人的某种天真而已。席尔滕施泰因脸色变得苍白，但仍然显示了绅士风度，立即走到钢琴前，弹起了《莉莉玛莲》———很可能是大约十五年来的第一次。他弹得一丝不苟。除了感动得潸然泪下的波加科夫以外，对这支曲子表示喜欢的还有土耳其人顿奇、佩尔策和格龙奇。洛蒂和赫特霍尼太太用手捂住了耳朵，马范多尔恩龇牙笑着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顿奇又说正经的，表示愿意将这次假事故承担，他已有八年安全行车的历史，市车队对他很满意，他可以出一次事故，不过他得改变或更换一条路线，这个需要请求一下，虽说有困难，但并非办不到。

财务委员会此刻已理出了眉目。“不过，”赫特霍尼太太说:“实话实说吧，情况不妙。霍伊泽家所有的东西被搜罗去了，把对别人的债务也都买下了，包括煤气和自来水帐在内。总额达———不必惊慌———六千零七十八马克三十芬尼。”这笔亏空顺便说一下，几乎和莱夫因被捕而少挣的工资完全相等，这证明莱尼完全能做到收支平衡。因此这里所需要的只是一笔借款，而不是有去无还的补助。她掏出自己的支票簿放在桌上，开了一张支票说:“先开一千二百，再多目前我也拿不出来。我在意大利长梗玫瑰上栽了大跟头。佩尔策，你是知道的，这是怎么回事。”佩尔策在掏出支票簿之前忍不住作了一番说教。他说:“她要是把房子卖给我，这些不愉快的事就不会有了，不过我出一千五，但愿，”———目光朝洛蒂一扫———“我不只是在别人需要钱的时候才不再成为贱民。”佩尔策的暗示洛蒂没有理睬。自己爱莫能助席，说自己已经破产，最多只能搞到一百马克了，席尔滕施泰因表示的令人信服；赫尔岑和朔尔斯多夫分别拿出三百和五百，赫尔岑还表示愿意提高房租，帮助将余下的债务还清了。这时朔尔斯多夫红着脸说，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承担其余部分，因为对普法伊弗太太的经济困境他虽说只是多多少少负有责任，但起因完全在他身上。他只不过有一个恶习，一直使他手头不很宽裕:他专门收藏俄罗斯文学珍本，特别是手稿，他不久前刚购进几封他十分珍爱的托尔斯泰书简，不过他准备明天一早就去有关部门办理必要的手续，快马加鞭，依仗他的关系定能争取到宽限，特别是他如果凭他的薪水借到一笔钱———明天银行一开门他就去办理———带着全部现金到有关部门去的话。再说，先付一半肯定就够了，在中午以前其余的他答应付清。他毕竟是公务员，以一丝不苟著称，而且战后他在好几次谈话中表示愿向莱尼的父亲作也个人赔偿，但却遭到了拒绝，现在他总算有机会弥补他的语言学罪孽了，当初他认识到这种罪孽的政治分量时已经太晚了。看看朔尔斯多夫的那副样子，学者，他完全是一个，酷似叔本华———他声音中的T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妇士们，先生们，我需要至少两个钟头的时间。垃圾车行动我不赞成，我接受它作为最后的办法并将缄口不语，虽然这与我的公务员誓言相抵触。我向你们保证，朋友我也有，有办法，我参加工作将近三十年，这工作不符合我的爱好，显然并不违背我的才能，一直没有出过差错，在工作过程中结识了一些身居高位的朋友，他们会加速下令停止执行。只是，你们得给我时间。”

波加科夫这时已同顿奇一起仔细研究了市区地图，认为走弯路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制造一次假帮障，必要时在一条清静的支路上堵塞交通。不管怎样，大家都答应给朔尔斯多夫他所要求的时间大家答应。席尔滕施泰因刚要开口讲话，就又使劲地“嘘，嘘”两声把自己的话打断了———莱尼又唱起来。

像你的身体一样丰满葡萄熟了满山冈的金色远处的池塘粼粼闪亮田野上镰刀嚓嚓作响

起初是一片近乎庄严肃穆的寂静了，但是被洛蒂的吃吃冷笑声打破了。后来佩尔策评论道:“果然不错，他的孩子，她确实怀了。”似乎想证明，即使是高尚的诗歌也具有大众化的通俗价值。

离开洋溢着节日气氛的这一群人之前，笔者第一次改变了中立态度，向莱尼基金捐助了一小笔款子。

笔者次日上午十点半左右，就通过朔尔斯多夫获悉，争取推迟执行的行动成功了。再过一天，在一家地方报纸上他读到了题为《一定是外国人吗？》的如下报道:

昨天早晨不到七点钟，由一葡萄牙人驾驶、当时本应在布鲁克纳街三公里以西执行任务的垃圾车，同由一土耳其人驾驶、本应在克雷克曼街五公里以东执行任务的另一辆垃圾车在奥尔登堡街和比策拉特街交叉路口相撞。此系有意破坏、事出偶然、有争议的垃圾事件的重演还是其他什么？还有一辆由一德国人驾驶的垃圾车无视单行道路标，也驶入比策拉特街，撞在一根路灯柱上，这是怎么搞的？据本市享有盛名、曾为本市作出贡献的经济界人士向本报编辑部提供的消息，此系有计划的行动。因为说来奇怪，那名土耳其司机和葡萄牙司机，都在一栋经社会福利局和风纪警察部门同意昨日本应搬空的名声不佳的房屋里住着。传闻操神女生涯之某女士的“施主”以巨额“贷款”阻止搬迁。搬迁由于无法形容的交通混乱(见照片)而受到破坏。这两名外籍司机被本国大使馆认为是政治上不可靠分子，对他们也许应将认真进行审查。近来不是经常听说外国人干拉皮条的营生吗？我们再次提出———犹如老生常谈———这个问题:一定是外国人吗？显然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正在继续进行调查中。据推测，至今一个尚不知其姓名的人是这一行动的策划者，此人曾自称是“存在主义者”，以站不住脚的借口渗入了上述经济界人士之中，人们深信不疑地向他提供了某些情况。物质损失初步估计约为六千马克。至于长达数小时的交通混乱可能造成的生产损失，则很难估计。

笔者乘飞机，并非由于胆怯，而是由于思念———不，不是前往罗马，而是往法兰克福飞的，再乘火车去维尔茨堡。克莱曼蒂娜已被惩罚性地调到该处，因为在拉黑尔金茨堡问题上人们也怀疑她向笔者泄密。她———克莱曼蒂娜———现在已不再左思右想了，她已拿定主意摘下修女帽，充分显示她那紫铜色的头发。

这里也许还是应当说一句大实话:虽然笔者像某位大夫那样，努力“乘尘世的车、非尘世的马”，在他那曲折的道路上行走，但他只是一个凡人，从某些文学作品中他诚然听到了“与艾菲在波罗的海海滨的叹息声，他由于没有一个艾菲跟他一起去波的海，便心安理得地干脆和克莱曼蒂娜一起去———且说是———法伊茨希海姆，同她在那里讨论了存在主义问题。他不肯把她称作“他的人”。因为她不肯成为“他的人”；她具有一种明显的戴帽变态心理，将近十八年的帽子，是为我已经不戴了，不想再戴了，人们称为光明正大的求婚，她却认为是不光明正大的，顺便提一下，比在罗马那一刹那她的睫毛所显示的更长更软了，几十年来她一向早起，现在充分享受睡懒觉的乐趣，在床上用早餐，散步，午睡，滔滔不绝地谈(也不妨称之为反思或独白)自己害怕同笔者一起越过美因河北上的原因。自己在法伊茨赫希海姆之前的生活她不说。“假定我是个离了婚或死了男人的女人———我的婚姻情况我也不愿意向你谈。”四十一岁是她的实际年龄，真名叫卡罗拉，但她并不反对继续叫她克莱曼蒂娜。仔细观察，经过几次交谈后发现，她是个娇生惯养的人:不愁住，不愁穿，不愁无书看，不愁柴米油盐———她因此存在的恐惧，连下午喝一杯咖啡———可能也去施韦青根或宁芬堡喝———的花费也使她害怕，每次掏出钱包都使她心惊胆战。经常打电话同“北美因尼亚”———她这么叫它———的必要联系使她神经紧张，因为把她所听到的有关莱尼的一切都认为是虚构的。她从教团档案中了解的并不是莱尼本人；虽然她未能弄到和拜读那篇评论《O侯爵夫人》的有名文章，但有关它的形式和内容的书面证明从普鲁登齐娅修女那里得到了。每次提到拉黑尔金茨堡就使她神经紧张，笔者要求她和他一起去格尔塞伦采摘玫瑰花，像猫儿似的她左手往后一缩；她“不想知道什么奇迹”。这里也许可以点一下，她———不知不觉地———无视信仰和知识的区别，格尔赛伦肯定有希望成为一处温泉浴场，那里的水温为摄氏三十八度至三十九度，很理想。此外，正如从电话中获悉的，肯定朔尔斯多夫非常忙碌(据席尔滕施泰因所说)，已对上述那家报纸起诉，要求它收回“名声不佳的房屋”和“操神女生涯的女人”等字眼；说服法院相信“操神女生涯”这个好听的字眼应被看作是侮辱是唯一的困难。此外，洛蒂暂时住莱夫的房间，大概顿奇和基利奇这两个土耳其人会接过洛蒂的那套房间(倘若号称“欧亚混血儿的死对头”的房东同意的话)，莱尼和梅赫梅特因为已拿定主意组织家庭，暂时的说法是这样。因为梅赫梅特已经结过婚，但他是穆斯林，根据本国而非侨居国的法律可以娶第二个妻子，莱尼如果改信伊斯兰教，这并非毫不可能，因为《古兰经》也给圣母马利亚留下了一个位置。

采购问题在此期间也已获得解决，因为葡萄牙人的大孩子、信岁的曼埃拉可以将小面包买了。赫尔岑受到他上司“短暂的温和的压力”(均按席尔滕施泰因所说)。在此期间莱尼同“支援莱尼委员会”见了面，“又高兴又羞愧”地脸红起来(这大概是她一生中第四次———笔者)，一位妇科医生确诊她已怀孕了。现在她三天两头去就医院，“上上下下、前后左右”都检查到了，因为她想给孩子“将一个美好的家园准备”(根据席尔滕施泰因引述莱尼的原话)。内科、牙科、矫形科、泌尿科的检查结果都毫无问题。只有精神病科大夫提出一些保留，发现她的自信心受到损害，原因完全不明，还有由周围环境造成的巨大伤害，但认为只要莱夫出狱，全都可以治好这些。到那时她应该———“这一点要当作像医生开的药一样”(席尔滕施泰因引述精神病医生的话)———同梅赫梅特沙欣和莱夫尽量常手挽手公开去散步。令精神病医生以及席尔滕施泰因不解的是莱尼所做的噩梦，在梦中她显然梦见了一只耙、一块板、一个制图员和一个军官，尽管她是在梅赫梅特令人安心的怀抱里入睡的。这些———笔者可以证明这一说法过于简单化和完全不确切———被说成了是“寡妇变态心理”，也———同样不确切———归咎于莱尼当年怀莱夫和生莱夫时的环境。正如克莱曼蒂娜也知道的，这种噩梦同轰炸、墓穴、轰炸时的拥抱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