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为了最后摸清基本情况，需要靠拢一位人物。笔者对此颇费踌躇，之所以犹犹豫豫，是因为虽然有不少此人的照片，还有大量人证，多于莱尼的，但是，因为———或者说尽管有这么多人证，却产生了一个模糊不清的形象。此人就是莱尼的父亲胡贝特格鲁伊滕，他在一九四九年死去的，终年四十九岁。除了直接和他有关的人—如马尔娅范多尔恩、霍伊泽、洛蒂霍伊泽、莱尼、莱尼的公婆和小叔子———以外，还将二十二个人找到了，这些人都是在他处于种种不同的境况下与他相处的，大部分与他共事过，他的上级是其中的一个，大多数是他的下级。有十八人来自建筑业，四人担任了公职:建筑师、律师，以及一个退休的狱吏。由于他们除一人外都在他手下工作过，有技术员、绘图员、土木工程师、设计师，他们如今已是四十五岁至八十岁的人了。因此，也许最好先听取他们的介绍。在这之前，先提供了有关格鲁伊滕的基本情况:胡贝特格鲁伊滕，生于一八九九年，学过泥瓦匠手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年(“普通一兵，无精打采”———老霍伊泽语)，战后短期内升任了领班，一九一九年跟“比自己身份高”的莱尼的母亲结婚。她名叫海伦妮巴尔克尔，父亲是一位职位相当高的官方建筑师(建筑专员)。她结婚时给他带来一包早已一文不值的土耳其铁路股票，但主要的是一幢地段很好的坚固的公寓楼房，也就是后来莱尼出生的那幢房子。此外，是她发现“他有才能”(老霍伊泽语)，劝他去攻读土木工程，有三年之久。老格鲁伊滕很不喜欢听别人说他上过三年大学，他的妻子则喜欢谈到“这段大学生活”，“虽然艰苦，却美好”。这使老格鲁伊滕感到难堪，他显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大学生。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九年大学毕业后，他当了一名倍受欢迎的建筑工程承包人，较大的工程也承包(并非没有岳父的帮助)。一九二九年，他创办了一家建筑公司，一九三三年以前一直惨淡经营，从一九三三年起开始扩大经营规模，一九四三年初达到成功的顶峰；接着有两年时间坐牢，强制劳动，直至战争结束，一九四五年回到家里，所有抱负已荡然无存，满足于组织一个小小的瓦工队，就这样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去世，“过着不错的日子”(莱尼语)。此外他还当过“包拆废屋者”(莱尼语)。

如果向家庭以外的证人问到他在事业上雄心勃勃的动机是什么，有些人完全否认他有这种雄心，另一些人则把这种雄心说成是“他的天生特性”。十二人否认他有雄心，十人主张“天生特性”论。所有的人都否认，连霍伊泽这把岁数的老人也否认他有一丝一毫的建筑师才能。甚至说他连一个“普通建筑匠”的才能都没有。有一点大家没有争议:他是一个优秀的组织者和调度者，他的公司即使拥有近万名职工时，他也“全局在胸”(霍伊泽语)。值得注意的是:这二十二名家庭外的证人中有五人(两名“否认有雄心”派，三名“天生特性”派)不约而同地称他为“爱冥思苦想的人”。问他们何以会想到这个出人意料的定义，三人简单地说:“是啊，正是一个爱冥思苦想的人———爱冥思苦想的人就是爱冥思苦想的人呗。”只有两人对他可能想些什么这个问题作了补充说明。已退体的建筑高级工程师海因肯(如今住在农村，种花，养蜂。奇怪的是，没有问他，他就说讨厌鸡———“我讨厌鸡”每说两句就插进一句)把格鲁伊滕的冥思苦想说成是“一清二楚的关于存在的思考———你要是问我，存在主义的冥思苦想者，他就是一个，总是同某种阻碍他前进的道德观念发生冲突”。另一个名叫克尔恩，五十岁上下，干劲仍然很足，是个土木工程师，如今在联邦政府供职。他这样说:“嗯，当年我们都认为他生气勃勃，他也确实如此。由于我自己完全缺乏朝气(这是他不打自招，确实如此———笔者)，我对他当然十分钦佩，尤其是他这样平平常常出身的人却善于同那些要人打交道，巧妙地把他们对付，做得头头是道。不过，每当我有事找他———我常有事找他———经常发现他在写字台前坐着出神，正在冥思苦想，如果你要问的话，确实是在冥思苦想，不是想自己的生意。他引起我深思:我们这些缺乏朝气的人，对待生气勃勃的人是多么不公正啊。”

向老霍伊泽最后谈到“爱冥思苦想的人”时，他惊讶地抬起头来说:“我决不会想到这个字眼的，不过，现在听到这个词，我要说:不仅有道理，而且完全恰当。我毕竟是胡贝特的教父，他是我的表弟。战后(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笔者)我曾帮过他一点忙，他后来极其慷慨地帮助过我。他创办建筑公司那年，我已是三十多岁的人了，可他还是立即聘请我当总会计师，当他的代理人，后来成了他的合伙经营者———是啊，他很少笑，不错，他不仅有点像赌徒，而且很像赌徒。后来大祸临头，他为什么干那事我不知道，也许‘爱冥思苦想的人’这个字眼可以说明这一点。只是(他不怀好意地一笑)他后来跟我们的洛蒂干的那种事，恐怕没有经过冥思苦想吧。”至今健在的二十二名前同事中，没有一个否认格鲁伊滕慷慨大方，都说他“待人和蔼，头脑冷静，讨人喜欢。”格鲁伊滕在一九三二年濒临破产时说过一句话，笔者分别询问过的两名证人都提到了它。时间一定是在布吕宁下台后的数星期。马尔娅范多尔恩引用的这句话如下:“我闻到了混凝土的气味，孩子们，我闻到几十亿吨水泥的气味，闻到地堡和兵营的气味。”而霍伊泽却是这么说的:“我闻到了地堡和兵营的气味，孩子们，至少可供两百万军队使用的兵营。只要我们挺过这半年，就能取得了成功。”

鉴于有关老格鲁伊滕的材料十分丰富，此处不能一一列举每个提供情况的人。可以担保，笔者不辞辛劳去收集相当客观的材料，即使是对只在幕后起重要作用的次要人物也是如此。有关老格鲁伊滕对于马尔娅范多尔恩谈到的情况，人们得留点神，因为她和他岁数相差不多，又来自同一个村子，所以不能排除她曾爱过他，对他至少有过意思，因此先入为主。不管怎么说，她是在十九岁那年来到新婚的格鲁伊滕家当女仆的。半年前，在海伦妮的父亲邀请他参加的一次建筑师舞会上，格鲁伊滕使刚满十七岁的海伦妮巴尔克尔一见倾心。至于他自己是否也对她一见倾心，那就不得而知了。小两口儿将一个十九岁的农村姑娘雇佣———人人都说她生气勃勃、青春年少———是否合适，也许值得怀疑。无可怀疑的是，马尔娅谈到莱尼的母亲时几乎没有一句好话，对莱尼的父亲则顶礼膜拜，不减当年，几乎像是站在长明灯前，在蜡烛光或电灯或霓虹灯下瞻仰慈悲的耶稣或圣约瑟的画像。甚至范多尔恩的一些话使人认为，也许她愿意同胡贝特格鲁伊滕私通。比如她说，他们夫妇关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岌岌可危”了，而把他妻子不能或不愿再给他的一切都奉献给他她都愿意。这已是相当清楚的暗示，再加上她还羞答答地低声补了一句:“我当时毕竟还是个年轻的女人。”这就再清楚不过了。当直截了当地问，她的暗示是否指那种被认为是夫妻关系核心的同床共枕关系已经终止时，范多尔恩以其惊人的坦率方式说:“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接着，她那双仍富于表情的褐色眼睛———当然是默默地———告诉笔者，她掌握这一点，因为她不仅是家庭生活的旁观者，而且也是床上用品的管理者。当进一步问是否她相信格鲁伊滕“在另外寻求安慰”时，她斩钉截铁地断然否定，并补充说(笔者几乎确有把握，在她的声音中听出了抑制的呜咽声):“他像修道士一样生活，可他并不是修道士。”将胡贝特格鲁伊滕生前的照片看一看———在此不予考虑孩提时期的照片，需要认真观察的第一张照片是毕业照———在一九一三年他是个又高又瘦的孩子，高鼻子，金黄色的头发，深色的眼睛，有那么一股“牛劲”，，不像照片上他的同学们那样死板，犹如刚入伍的新兵。人们马上就会相信那种只是口头流传而被教师、神甫和家庭说得有些神乎其神的众口一词的猜测:“这孩子一定会有出息的。”有什么出息呢？第二张照片是他学徒满师时的照片，那是一九一七年，他十八岁。后来在这张照片上，可以找到用于他身上的“爱冥思苦想的人”这个字眼的心理依据。他是个严肃的小伙子，一眼就能看出，他那显而易见的善良只是在表面上与他明显的坚强果断不相称。由于他总是拍正面照———莱尼的小叔即上面提到过的海因里希普法伊弗，用一架蹩脚的方盒子照相机在一九四九年给他拍摄的最后几张照片除外———因此，从来他的鼻子的长度与脸部其余部分的比例就难以看清或弄清。就连一九四一年用自然主义手法给他画像(一幅油画，真不赖，色彩虽然太淡———在显然使人不快的环境中，笔者从一个私人手中仅瞅过这幅画一眼)的那位著名的肖像画家也没有趁此机会，至少给格鲁伊滕画一幅大半面侧身像，因此只能推测:他身上的时髦服饰如果脱掉，他的样子很可能像布什油画中的人物。

对于床上用品的秘密，马尔娅只是作了暗示，而谈到厨房秘密时她则毫不隐讳:“她不喜欢味浓的香料，而他什么都要加足香料———这就带来了麻烦，因为什么菜都往往得分开调味:给她的一份做得淡些，给他的一份味要浓些。后来到了这种地步:他在桌上还要给一切都亲手加佐料；他小时候村里人就都知道，给他一条泡黄瓜比给他一块蛋糕还要使他高兴。”其次值得一提的照片是他们在卢塞恩照的蜜月旅行照。毫无疑问，海伦妮格鲁伊滕太太(娘家姓巴尔克尔)显得很可爱:娇媚温柔，和蔼可亲。可以看出———所有知情人，马尔娅甚至也不否认:她会弹舒曼和肖邦的作品，法语说得相当流利，会钩织、刺绣等，而且———必须指出，她看来有可能是一个被埋没的知识分子，也许甚至是一个潜在的左派知识分子。当然，正如她所受到的教导那样，她从未“接触”过左拉的作品，而且可想而知，她女儿莱尼八年后向她询问自己(莱尼)的大便时，她是多么吃惊。左拉和粪便很有可能对她来说是一码事。她也许不是当医生的材料，但如果去搞一个艺术史博士学位，那肯定不会有困难。说句公道话，如果能为她创造一些她所不具备的条件，多给点分析性的教育，少来一点伤感的东西，多来点理智，少来点感情，那么，她的寄宿学校生活造成的那种忸忸怩怩、多愁善感的毛病就不会有了，也许有可能成为一个好医生。有一点可以肯定:假如那种无聊的作品落到她手里，哪怕是作为有可能阅读的作品，那么，她更有可能成为普鲁斯特的读者，而不是乔伊斯的读者。反正她阅读汉德尔—策蒂和艾伯纳—艾申巴赫的作品，并且大量阅读如今已成为珍贵古籍的有插图的那份天主教周刊，当年这份周刊是这类期刊中最最时髦的读物，类似一九一四至一九二○年前后的《公众》杂志。此外在她十六岁那一年，父母亲还给她订了一份《高原》杂志。这说明她不仅有进步的读物，而且还有最进步的读物。她很有可能通过阅读《高原》熟悉了爱尔兰的今昔，对皮尔斯、康纳利以至拉金和切斯物顿等名字她并不陌生，而且据她至今仍健在的姐姐伊伦妮施威格特———娘家姓巴尔克尔，现年七十五岁，在一家高级养老院里住着，与婉转鸣唱的虎皮鹦鹉做伴，“从容不迫地等待死神的来临”(她自己的话)———介绍，莱尼的母亲年轻时就是“叶芝作品德译本的最早读者之一，如果不说是最最早的读者的话，千真万确———我自己知道，因为是我送给她书的———她读过一九一二年出版的叶芝散文集，当然还读过切斯特顿的作品”。这里并不是想要用一个人的文学修养高低来对他进行褒贬，只是借以说明在一九二七年前后就已显示出悲惨阴影的背景。看一看这张一九一九年的蜜月旅行照片，毫无疑问的一点就是:无论莱尼的母亲失意到何种程度，也决不至于是一个被打入冷宫的妃子。她看来不像一个耽于肉欲的人，谈不上有丰富的荷尔蒙，而他却是个荷尔蒙很丰富的人。完全有可能，他们俩———他们相亲相爱是不容怀疑的———在性爱方面毫无经验就从事了婚姻的冒险。格鲁伊滕在最初几夜可能动作虽然谈不上粗野，却有点操之过急吧。

至于他和书的关系，笔者决不想听信一位有“建筑界大亨”之称的仍健在的业务竞争者的判断。他是这样说的:“这个人和书嘛———他的总账簿也许是他感兴趣的一本书。”的确，有据可查，胡贝特格鲁伊滕没有读过多少书，在他学工科时不得已读过专业书；此外，有据可查，他还读过一本通俗的拿破仑传记；再者，据马尔娅和霍伊泽两人一致提供的证词，“后来看看报，听听收音机，他就满足了。”

找到施威格特老太太之后，也就弄清楚了在此之前一直搞不清楚而且没有得到解释的一句话。这句话是马尔娅说的，一直记在笔者的笔记本上没有划掉，险些成为了不耐烦的牺牲品。她责怪格鲁伊滕太太“对她的芬兰人完全入了迷”。由于她所说的“芬兰人”决不可能指的是同名皮肤病(马尔娅:“皮肤？不，不，她的皮肤棒极了，我指的是真正的芬兰人”)，而且在得到的证词中也没能发现她与芬兰有什么牵连，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因此，它指的一定是“芬尼亚人”，因为格鲁伊滕太太对爱尔兰罗曼蒂克的偏爱后来竟达到了伤感的地步。反正叶芝是并且始终是她所喜爱的诗人。

由于格鲁伊滕和他妻子之间从来不写信，只有范多尔恩提供的情况(在这一方面她的话十分令人怀疑)，因此只得根据那张在卢塞恩湖畔林荫道上拍摄的蜜月旅行照作出了肤浅的分析。从反面说，这对夫妇看来在情爱甚或性爱上并不和谐。确实如此。在后来的许多照片上得到证实的情况从这张早期照片上也可以清楚看到:莱尼更像父亲，海因里希更像母亲，莱尼尽管在香料以至小面包等方面更像母亲，而且在对诗歌和音乐的爱好上确实像母亲。假定问马尔娅和格鲁伊滕如果成为夫妇，会生出什么样的孩子？那么，反面回答比正面回答要容易:决不可能是羊皮纸皮肤的修女和耶稣会教士在数十年之后还能马上想得起来的那种孩子。

这对夫妇之间不管有过什么不顺心或误会，最了解格鲁伊滕家庭生活的人，甚至连有醋意的范多尔恩也证明:他对她从不粗野无礼或者不温存体贴；她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看来是有案可查的。

那位施威格特老太太，娘家姓巴尔克尔，但叶芝或切斯特顿看上去一点也不欣赏。她坦率承认，自从妹妹和妹夫结婚之后，她就“不大愿意”同他们往来:她宁愿看到自己的妹妹嫁给一位诗人、画家、雕塑家，或至少同一个建筑师结婚。她没有直率地说格鲁伊滕太粗俗，而是从反面说:“不够文雅”；她问到莱尼的情况时，仅仅说了声“嗯啊”。恳求她再多谈一些莱尼的情况，她始终是那一声“嗯啊”。相反，她却毫不犹豫地声称海因里希像巴尔克尔家的人，就连海因里希对她儿子艾哈德之死“实际上是负有责任的，那种事他自己决不会干出”，也未能减少她对海因里希的好感。她说他“过激，非常过激，但有才华，几乎是天才”。而笔者有一种模糊的印象:对自己儿子的早死她并不十分伤心，只是说什么“命中注定，在劫难逃。”尤其是谈到她儿子以及海因里希时，她竟说出了一句非常奇怪的话，这句话需要多方面核实和历史的纠正。她是这样说的:“他们两人好像是在朗热马尔克阵亡的。”考虑到没头没脑地提起朗热马尔克、朗热马乐克神话，考虑到一九一四年和一九四○年的区别，再考虑到在此一一无需澄清的四五十个复杂的误会，那么，也许就不难理解，笔者在与施威格特太太告别时虽然彬彬有礼，却很冷淡，尽管不是永别。他后来从证人霍伊泽处得知，迄今一直不明不白的施老太太的丈夫就是在朗热马尔克身负重伤的，住了三年在野战医院。“他简直被子弹打得体无完肤”(霍伊泽语)，他一九一九年同义务护理他的伊伦妮巴尔克尔结婚，生了儿子艾哈德，但施威格特先生———“吗啡瘾很大，瘦弱不堪，在身上几乎连打针的地方也找不到”(霍伊泽语)———在一九二三年去世，终年二十七岁，职业名称是大学生。因此也许有人会想，这位异常优雅的施威格特太太心里巴不得她的丈夫战死在朗热马尔克呢。她靠当地产经纪人为生。

格鲁伊滕的买卖从一九三三年起开始发展，起初稳步上升，一九三五年起大幅度增长；一九三七年起直线上升。据从前的同事和一些专家说，靠修建齐格菲防线他发了一笔“大财”，但据霍伊泽讲，他从一九三五年起就“以重金购进可以收买的最优秀的要塞地堡专家”，“派上用场”是过了很久以后的事。“我们总是使用贷款，其数额之大，使我今天仍晕头转向。”格鲁伊滕干脆把赌注押在他所说的一切政治家的“马其诺情结”上。“马其诺神话即使破灭多年之后，它仍将(霍伊泽引述格鲁伊滕的话)继续起作用并将永远起着作用。只有俄国人没有这种情绪，因为他们的边界太长，他们负担不起，但这一点对他们究竟是祸是福，尚待日后见分晓。反正希特勒有这种情结，他尽管宣传运动战，实行运动战，要塞地堡情结他自己就有，这你会看到”(1940年初，讲于法国和丹麦被占领之前)。

不管怎么说格鲁伊滕公司到了一九三八年，规模已相当于一九三六年的六倍，而一九三六年则是一九三二年的六倍；一九四○年更增为一九三八年的两倍；“到了一九四三年增长的比例就根本无法确定了”(霍伊泽语)。

老格鲁伊滕有个特点得到大家公认，尽管用了不同的字眼:有人说他“胆大”，有人说他“无畏”，少数两三个人说他“狂妄”。今天专家们仍证实，无疑很早格鲁伊滕就招聘和挖来了最优秀的地堡专家，后来还毫无顾忌地将曾参加过修筑马其诺防线的法国工程技术人员雇佣了，而且他“十分清楚，在通货膨胀时期对职工工资抠抠唆唆是荒谬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军工生产的前高级官员语)。大价钱是格鲁伊滕肯出的。那年他四十一岁。穿上“用贵重但又不是贵得扎眼的料子”(洛蒂霍伊泽语)定做的服装，使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成了一位“仪表堂堂的绅士”。他对自己成为暴发户也毫不感到羞愧，甚至对一名工作人员(维尔纳封霍夫高，出身名门望族的建筑师)说:“一切财富都是从无到有，府上的财富也是如此，当年刚发家的时候也不是很富足嘛。”格鲁伊滕拒绝在当时专供富裕起来的人大兴土木的一段市区内修建别墅(他至死屡教不改，念“别墅”成“别野”)。

如果把格鲁伊滕看成一个头脑简单、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粗人，那就不太合适了。他具有一种既学不会也无法继承的本领是:知人之明。他的所有工作员，建筑师、技术人员、商人，都钦佩他，大多数人都敬仰他。他对儿子的培养教育作了精心安排并对之进行密切注意和监督，他的孩子，他经常去看望，很少接他回家，因为他———据霍伊泽证实的惊人说法———不想让生意经玷污孩子。“孩子成为一名学者，是他想要的，不是当什么教授，而是当一个我们曾为之修建别墅的那样的人。”(据霍伊泽说，这里指的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罗马语语言学家，见识此人的藏书和“对人坦率真诚的态度”，曾使格鲁伊滕一定敬佩不已。)他对他儿子十五岁时“西班牙语还没有说得像我所期望的那么好”感到焦急。

有一点他从来不干:看莱尼作“蠢货”。莱尼初领圣体时发火一事决没有惹他生气，他听说后哈哈大笑(据了解，这在他一生中实属罕见)，他的评论是:“这孩子完全明白自己想干什么。”(洛蒂霍伊泽语)

当他妻子的脸色越来越苍白，变得有点愁眉苦脸，甚至有点假慈假悲的时候，他进入了“年富力强的时期。他有一样东西从来没有而且一直到生命终了也不会有，那就是自卑感。他也许有过梦想———对他儿子肯定有过，甚至完全可以肯定，抱有很大的希望他曾对儿子掌握西班牙语。十三年后他和妻子之间不再有夫妻关系(据马尔娅范多尔恩说)，他始终没有欺骗过她，反正没有同别的女人发生过关系。下流的笑话，他出人意外地厌恶，有时迫不得已参加“男子社交集会”，到了半夜两三点钟难免有人要求找个“热情奔放的切尔克斯女郎”来的时候，他就会公开表示厌恶。格鲁伊滕对下流话和“切尔克斯女郎”的克制态度遭到一些嘲笑，他听之任之，毫不介意(维尔纳封霍夫高语，此人曾经有一年之久，时常陪他参加这种男子社交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