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哥华邮报》并不是一家遇事抱中庸态度的报纸。它全文刊登了丹·奥利夫写的关于亨利·杜瓦尔的报道，并作了充满人情味的渲染。这篇报道被排在第一版上方的圣诞除夕栏内，仅仅屈居于该报的头版头条有关前一天的情杀的报道之下。它的横跨4个纵标题为：无家可归，漂洋过海的流浪儿凄冷寂寞，孤独惆怅的圣诞节在它的下方刊登了这个年轻偷乘者的一张近照，宽4纵栏，长40行。他身后的背景是一只救生艇。与通常的新闻照片不同的是，这张照片较深刻地抓住了杜瓦尔的表情，那是一种渴望和类似天真的混合表情。连粗线条的新闻纸蚀刻版也没有完全使这一表情被掩盖。

这篇报道和照片所引起的反响之大，以至于主编写了一张便条送到夜班的办公桌上，上面写着：“干得好，希再接再厉。”夜班编辑给丹·奥利夫的家中打电话说：“丹，想法为星期四的版面换个角度写点东西，并且看看能不能再从移民局那里了解点别的东西。”

当地公众对这篇报道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这种关注一直持续到圣诞节。“瓦斯特维克号”上的偷乘者成了全市上下以及外围乡镇的谈论中心，无论是在家中，在俱乐部里，还是在酒馆里，人们都在谈论着这个话题。一些人大动怜悯之心；另一些人则气愤地指责，“该死的官僚作风”和“官僚主义的惨无人情。”在邮报发行后的一个小时内，报社就接到了37次电话，赞扬该报主动将这一事件披露于众的首创精神。就象通常遇到这类事情时一样，所有打来的电话都被仔细地记录了下来，为的是以后向广告商们炫耀，说明该报的一篇典型报道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反响。

另外还有一些反响。5名地方唱片音乐电台的播音员富有同情心地提到亨利·杜瓦尔事件，并献给杜瓦尔一首名为“寂静的夜晚”的曲子，以便“万一我们那来自7大洋的朋友在收听温哥华听众最多的广播。”唐人街上一家夜总会的一名脱衣舞女郎在一片掌声中说道，她的下一个脱衣舞是献给“那位孤独地待在船上的小伙子。”在宗教界的布道坛上，至少有8篇圣诞布道仓促作了修改，专门提到了“那个已经来到我们门前的陌生人。”

编辑收到了15封深受感动的人写来的信，其中有14封被报纸转载。第15封信写得语无伦次，信中揭露说这一事件是外层空间的密谋侵袭，杜瓦尔是一名火星人。除这封信外，其余那14封信的作者都一致认为；应该有人对此事采取一些具体措施，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由谁出面，则不得所知。

有少数人办了点实事。一名救世军官员和一名天主教教士声称要去拜访亨利·杜瓦尔，后来他们确实这样做了。一位丈夫生前当过金矿勘探员的瘦弱寡妇亲自用缎带包了一包食品和香烟，匆匆交给她那穿着制服的司机，叫他驾着一辆白色卡迪纳斯车送往“瓦斯特维克号”船。随后她又想起了一件事，便又拿出一瓶她已故丈夫最喜欢的威士忌酒，让司机一同捎去。一开始那位司机还盘算着将这瓶酒瞒下来，但在途中他发现那种酒的牌子比起他喜欢的牌子差许多，他便收回了邪念，重新把酒包好，按照主人的吩咐送到了船上。

一位濒于破产的电器商从他的商店里拿出一台便携式收音机，就连自己也不清楚出于什么目的，就在盒子上写上杜瓦尔收的字样，把这台收音机送到了“瓦斯特维克号”船边。一位上了年纪的退休铁路工人，从他那只够维持40年代生活水平的微薄养老金中拿出2美元，装在一只信封里，寄给了报社，请求报社替他转交给杜瓦尔。一伙公共汽车司机在接班前看到了有关杜瓦尔的报道，便用一顶工作帽收集了7美元30美分，由帽子的主人在圣诞节的早晨亲自送给了杜瓦尔。

这篇报道在温哥华以外的地方也引起了反响。

第一次新闻报道是12月24日上午10点在邮报的大陆版上登出的，到10点10分《加拿大报》通讯社重新改写压缩了一下这则报道，然后把稿件提供给了西部的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另一家广播电台将这则消息传给了东部的报界，多伦多的《共产党报》将这则消息又传送给了美联社和在纽约的路透社。在圣诞节期间，苦于稿荒的美国通讯机构再次把这则新闻加以压缩，并将它传遍整个世界。

《约翰内斯堡明星报》用1英寸的版面登载了这则新闻，《斯德哥尔摩欧罗巴报》用了四分之一版，《伦敦每日邮报》用了4行，《印度时报》则就此发表了一篇社论。《墨尔本先驱报》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报》用了一版的篇幅。莫斯科的《真理报》将其作为“资本主义虚伪”的典型登载了这一事件。

秘鲁驻纽约的联合国代表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向联合国大会提出质询，看是否能采取什么有效措施。驻华盛顿的英国大使听到这则消息后则皱起了眉头。

这则消息于中午时分传到了渥太华，正好赶上首都的两份晚报。《公民报》将《共产党报》的电讯登载在第一版上，并加了标题：一个没有国籍的人乞求着“让我入境吧”

《每日报》较稳重地将这一报道刊登在第三版，标题是：一位偷乘者请求在这里入境理查森·布赖恩一直在他的斯帕克斯街上那间陈设简单的办公室里，郁郁沉思着华盛顿的秘密建议公开后，党将面临什么问题。刚才他又读到了上面那两份报纸。党务指导是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人，蓝眼睛，沙色头发，红光满面。平日，他脸上总是露出一付使人感到很有趣的怀疑态度，但他的脾气来得很快，在他的身上隐藏着一种潜在的力量。此时，他那宽肩阔背的躯体瘫坐在一把翘起的椅子上，双脚放在一张摆满了杂物的写字台上，口里叼着一支烟斗。这间办公室很僻静。他的副指挥、助手、研究员和其他组成党总部的众多服务员都已回家去了，其中一些人在几个小时前就满载着圣诞礼品离开了。

他将这两份报纸从头至尾浏览了一遍，然后翻到了有关偷乘者那版。多年的经验使理查森对政治灾难的嗅觉变得极为敏感，此时他又嗅到了不祥的预兆。与那些较重大的悬而未决的问题相比，他知道这件事无足轻重；但这仍是公众容易抓住不放的问题。他叹息着，真是个麻烦丛生的时期。自从今天一大清早他与米莉通过电话后，一直未接到总理打来的电话。他心神不安地将报纸放到一旁，重新往烟斗里装了点烟，再次安下心来等待着。

距布赖恩·理查森的办公室不到四分之一英里处，在位于惠灵顿街里多俱乐部的一间优雅肃静的回廊里，参议员理查德·德弗罗正悠闲地打发着时间，等待着晚上飞往温哥华的喷气式飞机。他也看到了那两份报纸，看完后，他把手中的香烟放在一只烟灰缸里，微笑地将有关偷乘者的那则报道撕了下来。与强烈希望着这一事件别使政府出丑的理查森相反，这位身为反对党主席的参议员却十分确信，这一事件定将使政府下不来台。

参议员德弗罗是从里多俱乐部的阅览室里将这两份报纸随手拈来的，那间阅览室实际上是一间高大的，方方正正的会议厅，从那里能够俯瞰国会大厦，正厅里坐落着一尊维多利亚女王庄严的青铜半身雕像。对于老理查德来说，无论是阅览室还是俱乐部本身，都是他熟悉的故居。

渥太华的里多俱乐部非常排外和谨慎，它在大楼的外面甚至都没挂俱乐部的牌子。如果没人指点的话，从此地路过的行人是不会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的，如果他感到好奇的话，他可能会认为是一所私宅，只是看上去有些破落。

俱乐部里，在耸立着一个个圆柱的大厅和宽敞的楼梯上方，气氛也是很清静的。这里没有保持肃静的规定，但在一天的大多数时间里，这里都笼罩着阴森森的寂静，尤其是新入会的人都尽量小声地说话。

尽管参加里多俱乐部不受党派限制，但它的成员仍主要是渥太华的政界名流——内阁部长、律师、参议员、外交官、军队参谋长、高级文职人员，几名受信任的记者，还有几名能付得起昂贵会费的国会普通议员。虽然他们奉行的是无党派政策，但他们也进行大量的政治交易。一些与加拿大的发展有联系的重大决策就是出自这里，由里多俱乐部的老友们象参议员德弗罗此时这样，瘫坐在俱乐部松软的红皮椅子上，在白兰地酒的交盏中，在雪茄烟的雾霭中制定这些决策的。

理查德·博登·德弗罗七十四、五岁的样子，有着高大挺拔的身躯，清澈的眼睛，和一生从未经过体育锻炼的强健体魄。他的大肚皮是十分显赫的，但并不滑稽可笑。他那和蔼可亲的举止是坦率与威胁结合的产物，这种威胁能产生效果，但却很少引人反感。他谈起话来滔滔不绝，使人感到他光说不听，事实上他的耳朵几乎什么也没漏掉。他有很高的威信和影响，并有一份巨额资产，那是他的祖先在西加拿大的巨大伐木企业帝国为他留下的。

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嘴里叼着烟卷朝俱乐部后部的两台不引人注目的直拨电话走去。他拨了两次号，才找到他想找的人。他的第二个电话找到了国会反对派领导人霍恩·博纳·戴茨。戴茨正在他位于中心大楼的办公室中。

“博纳，我的孩子，”参议员德弗罗说道，“都圣诞除夕了，你还在勤奋工作，真叫人喜出望外啊。”

“我在写几封信，”戴茨简短地说，“我现在就回家。”

“太好了！”德弗罗喜形于色地说道，”你是否顺路到俱乐部来一趟？出了点事，我们有必要会会面。”

电话的另一端开始表示不满，德弗罗打断了他的话。“噢，我的孩子，你这态度可不对，如果你真希望我们这一派在大选中获胜，使你取代那夸夸其谈的杰姆斯·豪登当总理，你这态度可不行。你的确想当总理，是不是？”德弗罗用一种哄小孩的口吻说道：“你一定能获胜，博纳，不必担心。别耽搁了，快来吧。我等着你。”

德弗罗心中暗自高兴，他缓步朝俱乐部主休息厅的一张椅子走去，他那精明的脑瓜仍在思考着怎样才能将他所看到的那则报道变成对反对党有利的事件。他沉湎在思考中，不一会他就被烟雾所环绕。

理查德·德弗罗一生中无论年轻时，还是现在上了年纪，从未当过政治家，甚至连一个认真的议员也没当过。他选择了幕后政治控制这一职业，并将此作为他的终生职业。他喜欢半隐名埋姓地行使这一职权。在他的本党内，他没担任过什么选任的职务（他现在所担任的组织主席的职权只是个例外），然而对于党内事务，他却有处理权，就象他的几届前任一样，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道德的，因为它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他在政治方面狡猾机敏，二是他对于钱的明智使用，正因为此，他的见解是党内最迫切征求的。

终于，在党执政的一个时期中，理查德·德弗罗的上述双重活动为他带来了党的忠实分子的最高奖赏；他在加拿大参议院中获得了一席终身职位。有一位参议员曾经这样精确地描述过该院的议员，是“加拿大领取最高养老金的阶层。”

象参议员中绝大多数元老一样，参议员德弗罗很少参加上议院为证明自己的存在而召开的敷衍塞责的辩论会。只有在两种场合下他才站起来发言。一种是建议在国会大厦外为参议员增加专用停车场；另一种是抱怨参议院的通风设备的风太大。

打完电话到现在已经10分钟了，反对党领袖到现在连个影也没有。但他深信博纳·戴茨是不会失约的。他闭上眼睛，准备小憩一会。年龄和过量的午餐几乎立刻开始作祟。他睡着了。

国会中心大楼已是空空如也，一片寂静。霍恩·博纳·戴茨关上407S号办公室房间沉重的房门。长长的走廊里洒下了他轻轻踏在大理石地面上的脚步声，在拱形哥特式建筑的拱顶和廷德尔式石灰石的墙壁间回荡着。为了写几封私人信件他留了下来，但他并没有按预计的时间写完，只好多待了一会。现在他又想到里多俱乐部去见参议员德弗罗，这将使他回家更晚了。但他想最好还是看看他那个老朋友有什么事。

他没有等乘电楼，而是径直沿着四方的理石楼梯间朝一楼的前廊走去。只有两截楼梯，他快步走了下去，他那高高的骨骼就象一个发条上得紧紧的玩具兵僵硬地晃动着。他用一只骨瘦如柴的细手轻轻地扶着黄铜梯栏。

如果一个陌生人第一次见到博纳·戴茨，一定会把他当成一位学者，而不是政界领袖——实际上他的确是位学者——领袖们总是有强健的体魄和威严，但从外表看，戴茨这两点都不具备。此外，他那瘦削憔悴的三角脸也丝毫不具备形象美，无法象某些英俊潇洒的政治家那样，无论他们说什么，或者做什么都能吸引选票。一位不友好的漫画家曾为他画了一幅漫画，把他的身体画成菜豆形，上面放着一只杏仁形的脑袋。

然而戴茨在国内拥有数量惊人的追随者，有人说那些都是有辨别力的人，他们发现戴茨具有比他们主要政敌杰姆斯·麦克勒姆·豪登更有力、更深刻的品质。然而在上次选举中豪登和他的党还是大获全胜。

在他走进名为同盟大厅的有着高高黑色磨光正方岩圆柱的拱形外层休息室时，看见一名身穿制服的侍者正与一个似乎只有十几岁的年轻人在说话。那年轻人身着一条棕黄色的便裤，和一件格伦夫尔夹克衫。他们的说话声音听起来很真切。

“对不起”，侍者说道，“这制度可不是我定的，孩子。”

“我知道，但你能不能破一次例？”那个男孩子操着美国口音，即使不是来自美国南部，也是在那附近。“我只有两天的时间，我的家人返回……”

博纳·戴茨不觉停住了脚步。这与他没有关系，但是这孩子有点……他问道：“有什么事情吗？”

“这个年轻人想看看议会，戴茨先生，”侍者说道，“我已经跟他解释说这不行，因为是假日……”

“先生，我在查塔努加大学就学”，那男孩说道，“攻读宪法史，我想在我在这里期间……”

戴茨看了一眼表。“如果我们快点走的话，我领你去看看，跟我来。”他朝侍者点了点头，转身朝原路走了回去。

“好家伙，这个主意太妙了！”这个瘦长的二年级学生迈着轻松的大步跟着他走了。“这真够派的了。”

“如果你是研究宪法史的话，”戴茨说道，“你将理解我们加拿大政府和你们政府有什么不同。”

男孩点了点头。“我觉得我能理解，至少能理解大多数不同之处。最大的不同是我们选总统，但你们的总理不是选的。”

“他不是被选为总理，”戴茨说道，“但他必须与众议院的其它成员一样，只有经过选举才能进入国会。选举后得票多的党的领袖成为总理，然后再在他的追随者中组阁。”

他继续解释道：“加拿大的制度是国会君主立宪制。这一体制有下自普通选民，通过政府，再到君主的一条唯一的，连贯的权力系统。你们的体制是一种分权体制。总统拥有一部分权力，国会拥有另一部分权力。”

“制约和权衡，”那男孩说道，“只是有时制约过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博纳·戴茨笑了笑说：“我对此不能发表看法，否则有可能导致外交关系紧张。”

他们来到众议院休息室，博纳·戴茨打开沉重的双开门的其中一扇，引着那男孩朝休息室里走去。他们停住了脚。他们感到一种深沉的寂静正拥抱着他们。屋内只有几盏灯亮着，由于这几盏灯的照射范围有限，使高大的走廊和会议室的外层的边缘仍笼罩在黑暗里。

“当召开会议时，这里总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戴茨不加渲染地说道。

“我很高兴现在参观了这里”，这男孩轻声说道。“显得有点神圣……”

戴茨笑了笑说：“这里有些旧习惯，”他们朝前走去。他解释了为什么总理和他这个反对派的领袖每天都要在这个大会厅里面对面地辩论。“你看”，他说道，“我们认为这样有许多好处。在我们这种政府制度下，行政长官对于其所做的任何事情负有立刻向国会说明的责任。”

这男孩有些好奇地看着他的向导。“先生，如果你的党入选国会的人多，那么你就是总理了，而不是反对党的领袖了。”

博纳·戴茨点头表示赞同。“是的，是这样。”

那男孩以毫不窘迫的坦率说道：“你认为你有朝一日能当选吗？”

戴茨苦笑了一下。“有时我自己也这么问自己。”

他原打算仅用几分钟的时间。但他发现他喜欢上了这个男孩子。等他说完话，他发现时间已过了很久。戴茨想到，他又一次让自己被别的事情叉开了。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有时他想，也许这就是他在政治生涯中不能取得更大成功的真正原因。其他那些他所了解的人，包括杰姆斯·豪登都能找到一条笔直的道路，并不偏离方向地沿着它走下去。戴茨从来做不到，无论在政治方面或其它任何方面都一样。

他比约定到达里多俱乐部的时间晚了1小时。他一边把大衣挂在衣架上，一边沮丧地记起他已经答应妻子今天一天他都待在家中。

在楼上的休息室里，参议员德弗罗仍在酣睡着。

“参议员！”博纳·戴茨轻声叫道，“参议员！”

德弗罗睁开了眼睛，过了半天才看清面前的来人。“哎呀！”他悠闲地从松软的大椅子里坐起来。“我好象是睡着了。”

“我看你是以为你还在参议院里，”博纳·戴茨说着象把可折叠的纺锤一样死板地坐进了毗邻的一张椅子里。参议员德弗罗抿着嘴笑着说：“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就不会那么容易地把我唤醒了。”他转过身来，从口袋里掏出先前从报纸上撕下来的那则新闻。“孩子，看看这个。”

戴茨戴上了他那付无框眼镜，仔细地看了起来。德弗罗掏出一支烟来点燃。

戴茨站起身来温和地说道：“参议员先生，我有两个问题。”

“说吧，孩子。”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已经62岁了，你能否考虑一下别再称我‘孩子’了？”

德弗罗再次轻声笑着说：“你们年轻人总有这个毛病，还没上岁数就想充老人。着什么急；想老还不快？好吧，孩子，你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博纳·戴茨叹息着。他知道最好还是别和德弗罗争辩，他甚至怀疑德弗罗在引诱他发脾气。他点了支香烟，问道：“在温哥华的那个叫亨利·杜瓦尔的小伙子怎么样了？你知道点情况吗？”

德弗罗摆了摆夹着香烟的手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当我一看到有关这个不幸的小伙子的报道，看到他那被忽略了的入境请求时，我就对自己说：这是一次发难的机会，它将使我们的对手陷入窘境。”

这时屋里又进来几个人，他们与戴茨和参议员德弗罗打着招呼。德弗罗压低了嗓音故作神秘地说道：“你已经听说了昨晚在总督官邸里发生的事情了吧？打起来了！——内阁成员们打起来了。”

博纳·戴茨点了点头。

“请注意，他们竟然当着我们仁慈的君主正式提名的代表的面打起来了。”

“这类事情发生过”，戴茨说道。“我记得有一次当我们的人在开舞会时……”

“我的天！”德弗罗看起来有些吃惊。“孩子，你犯了政治上的一个大罪。你在企图公允。”

“瞧，”博纳·戴茨说，“我答应我的妻子……”

“我只说几句话”，德弗罗敏捷地把香烟叼在左嘴角，伸出双手，扳着他那粗短的手指说道，“第一点：我们知道我们的对手已经在内部产生了纠纷，昨天晚上发生的那件不光彩的事情就是例子。第二点：据向我提供情报的人说，引起这一爆炸的导火索是移民问题和那个有着坏蛋黄的臭知识分子哈维·沃伦德。你在听我说吗？”

博纳·戴茨点着头说：“我听着呢。”

“好，第三点：在移民的问题上，最近已经有一些事件引起公众注意，这些敏感事件竟被政府骇人听闻地搁置了起来……说骇人听闻，当然是说即使从我们对手的观点来看，这些搁置简直不能容忍，而不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种搁置竟然不顾实际政治的考虑，不顾它对公众的良知将产生的影响。你同意我的看法吗？”

戴茨再次点头。“我同意。”

“太好了！”德弗罗喜形于色。“现在我们再来谈第四点。看来他们那无能的移民部长很有可能会同样愚蠢地去处理这个叫杜瓦尔的不幸年轻人，就象他糟糕地处理那几件事一样，至少，我们希望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