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阿兰说，“我想我不会拒绝帮助的。”

“那么还有什么区别呢？”德弗罗在他的椅子上向前靠了靠。“请允许我问你点问题。我想你相信应该对不公正的行为加以纠正的吧？”

“当然。”

“当 然。”参议员理解地点了点头。“那么让我考虑一下船上的那位年轻人。我们得知他没有合法权利。他不是加拿大人，也不是个合格的移民，甚至连暂时过境者都不 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他这个人根本不存在。因此，即使他想求助于法律和公正，请求法庭允许他进入本国或其他国家，他都不能那么做。这么说对吧？”

“要是我，恐怕得换一种说法，”阿兰说，“但就其实质来说是不错的。”

“也就是说，是的。”

阿兰狡黠地笑了笑。“是的。”

“然而，假定在今天晚上，同是那个年轻人在温哥华港口的那艘船上杀了人，或者纵了火，他会怎么样呢？”

阿兰点了头。他能看到问题的要害。“他会被带上岸并受到审判。”

“完全正确，我的孩子。而且如他被认为有罪，他将被处以刑罚，根本没人在乎他是否有法律地位。这样一来你就全明白了，法律是可以管得到他的，而他却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这是一番干净利落的说理。这不奇怪，阿兰想道。这位老人的确能言善辩。

不管善辩不善辩，主要的是他提出的论点是站得住脚的。为什么法律在这里只能单向使用？只能用来惩罚那人，而不能用来保护他呢？而且即使德弗罗参议员有其政治动机，但这丝毫也不能改变他提出的那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在我们国度里出现了一个被剥夺了基本人权的人。

阿兰在思考着。法律能为船上的那个人做些什么吗？是能还是不能？如果不能，为什么？

阿 兰·梅特兰德对法律和正义并没抱有什么幼稚的幻想。虽然他刚刚加入律师的行列，但他知道，所谓正义既不是自动实现的，也不是不偏不倚的。有时非正义一方还 会战胜正义的一方。他知道，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对罪与罚都很有关系，那些用钱来充分利用一切法律程序的人往往很难因为犯罪而受到应得的惩罚，那些不太有钱的 人则办不到。他确信，法律程序的迟缓有时会使清白的人失去应有的权利，有些人则因开庭一天的费用极高而未能寻求申诉和赔偿。而另一方面，在案件积压而过度 繁忙的地方法院，法官们为有效地伸张正义，常常不能认真考虑被告人的权利。

所有从事法律工作的实习生和律师都迟早会了解这一切的，梅特兰德也一样。有时，这一现实使他感到十分痛苦，如同那些年纪虽长，但多年的法庭生涯已磨掉他们现实主义锐气的老律师同行们一样痛苦。

但是，尽管法律有其缺陷和不完善之处，它毕竟有一个最大的优点。那就是它本身，它的存在。它的最大的功劳就在于它有章可循。

法 律存在的本身向人民表明，平等人权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至于法律的缺陷则需要通过改革纠正它。改革总是不断出现的，虽然总是落后于需要。但是，无论是对 于最卑微的人，还是对于最伟大的人，只要他们愿意诉讼法律，法庭的大门总是敞开的，而在它的后面，同样敞开的还有上诉法庭的大门。

可惜，只有对亨利·杜瓦尔例外。

阿兰意识到参议员那怀着期待的目光正望着他。莎伦的脸上有一丝难以察觉的不满。

“德弗罗参议员，”阿兰说，“如果我受理这个案子，并假定船上的那个偷乘者愿意我为他辩护，那么我的委托人将是他本人，是这样吗？”

“我想你可以这么说。”

阿兰笑了。“换句话说——是的。”

参议员仰起脸来大笑着。“我开始喜欢你了，孩子。请接着讲。”

“即使你在事情的幕后，”阿兰谨慎地说道，“我代表我的委托人所采取的一切行动都只能由我和我的委托人来决定，不必与任何第三人商量。”

老人机敏地望着阿兰。“难道你不认为请戏班子的人有权……”

“不，先生，在这件事上不行。如果我有一个委托人，我就要努力满足他的最大需要，而不是去做政治上对别人最有利的事。”

参议员的脸上的笑容消逝了，他的声音明显地冷峻了起来。“我应该提醒你，我现在给你提供的机会是许多年轻律师梦寐以求的。”

阿兰站了起来。“那么我建议你到电话簿上找他们吧，先生。”他转向莎伦。“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

“等一下！”参议员先开口了。他也站了起来，正视着阿兰。他那洪亮的大嗓门又响了起来。“我要告诉你，我的孩子，我认为你缺乏耐心，傲慢无礼，知恩不报，但我还是接受你的条件。”

于是，他们握手成交，参议员让阿兰留下吃午饭，但阿兰谢绝了。“我最好今天就到那条船上看看，”他说道。“因为船要按时起航，时间恐怕不多了。”

莎伦领着他朝门口走去。阿兰一边穿着大衣，一边意识到她有意朝他贴近，以至于她身上的香水味都能被闻到。

他有些尴尬地说道：“能见到你真高兴。”

她笑了。“我也这样想。”她脸上的酒窝又出现了一下。“而且即使你不向爷爷汇报情况，有机会还是再来坐坐吧。”

“我感到奇怪的是，我怎么会这么久没来找你，”阿兰高兴地说道。

昨 天晚上的那场雨在码头上留下了滩滩水洼，阿兰·梅特兰德小心地绕开水洼走着，不时地抬头向前望着一长排轮船。刚才，一个牵着一只杂种狗的独臂看门人告诉他 朝这边来，那人是他在这寂静而空旷无人的码头上看到的唯一的一个人。此时，他读着写在每条停泊着的船上的名字，发现“瓦斯特维克”号船是在前面的第二条 船。

船上唯一有生命的迹象是烟囱里冒出的细细的一缕青烟，海风迅速地吹淡、吹散了烟柱。船周围有很轻的声音：海水的轻轻拍打 声；下面不知什么地方有木头发出的吱吱咯吱的响声；上面，飞翔的苍鹭的哀鸣声。码头上的声音是孤寂的声音，阿兰这样想着。他想象着他要来看的这个人到底在 多少个码头上听见过这种声音。

他还在想着那个亨利·杜瓦尔将是什么样的人。当然，报纸是以同情的笔触描绘他的，但报纸上刊登的东西常常并无根据。也许这个人是个没人敢要的糟糕的海上流浪汉，也许人家不让他上岸是有充分的道理的。

他抓住船上的铁舷梯，攀登了上去。当他爬到梯子顶端时，他的手已沾满了铁锈。

在通向甲板的入口处，一条铁链横在过道上。铁链上吊着一小块胶合板，上面粗糙地写着几个大字：非船上事务谢绝登船S·杰贝克船长此令阿兰摘开铁链的钩子，跨了过去。他刚朝一扇钢门走了几步，忽然一个声音冲着他喊了起来。

“你没有看见告示吗？谢绝记者上船！”

阿兰转过身来。沿着甲板走来的这个人大约三十五六岁的样子，瘦高的个子。他穿着一件皱皱巴巴的棕色上衣，下巴上胡髭拉碴。他发“r”音非常含糊，听口音象是个北欧人。

“我不是记者，”阿兰说道，“我想见船长。”

“船长很忙。我是三副。”那个高个子混浊地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嗓子然后利落地向船舷外吐了口痰。

“你的感冒不轻啊，”阿兰说道。

“啊！这该怪你这个国家——又潮又冷。在我的家乡瑞典，天气也很冷，但气候却十分干燥，象刀子一样。你为什么要见船长？”

“我是一名律师，”阿兰说。“我想看看能否帮帮你们的偷乘者，那个亨利·杜瓦尔。”

“杜瓦尔，杜瓦尔，突然一切都是杜瓦尔；他成了这儿最重要的人物了。不过，你帮不了他。我们已经——那话怎么讲来着——已经卡住了。他得永远和我们待下去了，一直到这船沉了时为止。”那个高个子嘲弄地笑了起来。“你仔细看看周围，这船用不了多久了。”

阿兰打量着船上的铁锈和不断脱落的油漆。他用鼻子嗅了嗅，那股烂白菜味十分强烈。“不错，”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好吧，”那高个子说道，“既然你不是记者，也许船长会见你的。”他招了招手。“来吧！作为一件圣诞礼物，我亲自送你去吧。”

船长舱里十分闷热。也许船舱的主人喜欢这样，因为阿兰注意到，在靠近船舷上的两扇窗口都关得严严的。舱里的空气也十分浑浊，到处弥漫着呛人的烟雾。

杰贝克船长穿着一件西服背心和一双老式地毯拖鞋。当阿兰进来时，他从一把皮椅上站起身来。刚才他正在看一本书——一本很厚的书。他把书放了下来。

“谢谢您接见我，”阿兰说道。“我叫梅特兰德。”

“我叫西古尔德·杰贝克。”船长伸出一只骨节粗壮、毛茸茸的大手。“我的三副说你是一名律师。”

“是的，”阿兰说道。“我在报上读到了关于你们的偷乘者的事，我想来看看能不能帮点忙。”

“请 坐。”船长朝一把椅子指了一下，自己也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阿兰注意到，船长的舱房十分舒适，洁净，舱里的木器和铜器闪着光亮，与船上其它部分形成鲜明对 比。船舱的三面都饰有桃木墙板，地上放有几张绿色皮椅、一张小餐桌和一张锃亮的桌面是旋转的写字台。一扇挂着门帘的小门大概是通向洗澡间的。阿兰的目光四 处扫视着，最后落在了船长刚才放下的那本书上。

“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杰贝克船长说，“《罪与罚》。”

“你读的可是俄文原版。”阿兰惊讶地说道。

“我读得非常慢，”船长说道，“俄文是我不太好的语言之一。”他从一只烟灰缸上拿起一个烟斗，敲掉里面的烟灰，然后又开始装着烟丝。“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正义总能得到伸张。”

“你不相信吗？”

“有时人等不了那么久，特别是在年轻时。”

“象亨利·杜瓦尔？”

船长考虑着，吸着烟斗。“你能做些什么呢？他是个无名氏，他根本不存在。”

“也许我什么也做不了，”阿兰说，“但我还是想和他谈一谈。许多人对他表示关切，如果可能的话，还有一些人愿意提供帮助。”

杰贝克船长审视地望着阿兰。“这种关切能持久吗？也许我的那位偷乘者只不过是你们常说的那种‘9天的好奇？’”

“如果他是的话，”阿兰说道，“那么只剩下7天了。”

船长又停了下来。一会儿，他小心地说道：“你知道，我有责任弄走这个偷乘者。偷乘者要花钱来养活，而现在维持船上生活的经费已经够少的了。船主说利润收入很低，因此要我们节约。你已经看到了船上的状况。”

“我理解这一点，船长。”

“但这个年轻人已经跟我20个月了。可以说在这么一段时间里，人是能够产生一种看法的，甚至产生依附感。”他的声音不高，思虑重重。“那孩子一直没有过过好日子；也许他永远也过不上了，而且我想那也不关我的事。但我仍不喜欢看见他被唤起希望，然后这些希望又破灭了。”

“我只能再告诉你一遍，”阿兰说道，“有些人希望看见他在这里得到一次机会。也许这仍实现不了，但如果没人试一试，那我们就永远也不知道是否真的实现不了。”

“这倒是。”船长点点头。“好吧，梅特兰德先生，我马上叫人找他来，你们可以在这里谈。你想单独谈吗？”

“不必，”阿兰说。“如果你待在这，那太好了。”

亨利·杜瓦尔紧张地站在门口。他看见了阿兰·梅特兰德，然后又望着杰贝克船长。

船长示意杜瓦尔进来。“你不用害怕。这位是梅特兰德先生，他是位律师。他来这里是要帮助你。”

“我昨天从报纸上看到了有关你的报道，”阿兰笑着说道。他伸出手去，杜瓦尔迟疑地握住了它。阿兰发现，他本人比报纸上他的照片显得更年轻，他那深陷的眼睛里含着一种不安和警惕的神情。他穿着一条工装裤和一件手织水手衫。

“挺好，那些写的东西，是吗？”他急切地问道。

“写得很好，”阿兰说道，“我来这儿是想了解一下里面有多少是真实的。”

“都真实！我讲实话！”他的表情象是受了伤害，仿佛有人指控了他什么。阿兰想，我得仔细斟酌词句。

“我相信你说的是实话，”阿兰安抚地说道，“我想知道的是那家报纸是不是如实地报道的。”

“我不懂。”杜瓦尔摇了摇头，他的表情仍然是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

“我们先不管它，”阿兰说道。看来他的头开得似乎不好。他继续说道：“船长对你说了，我是律师。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将代表你，并尽可能把你的案子提交我们国家的法庭。”

亨利·杜瓦尔看了看阿兰，又望了望船长。“我没钱。我不能支付律师。”

“什么也用不着支付，”阿兰说。

“那谁支付？”又是一道警惕的目光。

“有人会支付的。”

船长插进一句。“是不是由于某种原因，你不能告诉他谁付钱，梅特兰德先生？”

“是的，”阿兰说道，“给我的指示是我不能泄露那人的姓名。我只能告诉你说那是一个富有同情心，并且愿意帮忙的人。”

“有时是有好人啊，”船长说道。他显然十分满意，并向杜瓦尔肯定地点了点头。

想起德弗罗参议员和他们的动机，阿兰一时感到良心有些不安。但他镇定了下来，提醒自己他毕竟还是坚持了他要求的条件的。

“如果我留下来，我干活，”亨利·杜瓦尔坚持道，“我挣钱。我还一切。”

“好吧，”阿兰说道，“我想如果你愿意你可以那么做。”

“我还一切。”那年轻人的脸上露出热切的神情。不信任感暂时消失了。

“我当然要告诉你，”阿兰说，“也许最后我什么忙也帮不了你。你明白了吗？”

杜瓦尔似乎糊涂了。船长解释道：“梅特兰德先生将尽他的最大力量。但也许移民局会不同意……就象以前一样。”

杜瓦尔慢慢地点了点头。“我懂。”

“我想起一件事，杰贝克船长，”阿兰说。“从你到这里之后，你是否带亨利去过移民局，要求就他入境一事举行正式听证会？”

“一位移民官来过我们船上……”

“不，”阿兰坚持道。“我的意思是除此而外。你是否带他去过移民局大楼，要求举行正式调查会？”

“那有什么用？”船长耸耸肩。“得到的回答是一个样。此外，在港口里我时间很紧，有许多事情要做。今天是圣诞节，所以我才有时间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

“换句话说，”阿兰温和地说，“由于你太忙，你还没有带他去要求举行正式调查，是不是这样？”他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象是随便问，但一个主意正在他心里生成。

“是这样，”杰贝克船长说，“当然，如果有作用的话……”

“暂时先不说它吧，”阿兰说道。他的想法还很模糊，稍纵即逝，也可能最终什么结果也没有。不管怎么说，他需要时间来彻底阅读一下移民方面的各种法规。他很快转了一下话题。

“亨利，”他对杜瓦尔说，“我现在想和你一块回忆一下你以前的一切事情，从你最早能记得的时候开始。我知道有些事情已经登在报上了，但有些事情可能被漏掉了，还可能有些事是你在此之后又想起来的。你从头开始讲好不好？你能记得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我母亲。”杜瓦尔说道。

“她给你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她对我好，”杜瓦尔简单地说道，“她死后，没有人再好——直到这船上。”

杰贝克船长站了起来，转过身来，背朝着阿兰和杜瓦尔。他在慢慢地重新装着烟斗。

“给我讲讲你的母亲，亨利，”阿兰说道，“她什么样，她常说些什么，你们一块做些什么。”

“我母亲好看，我想。当我小孩，她抱我；我听，她唱。”年轻的偷乘者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说着，好象他的过去是一件易损的器皿，只能轻拿轻放，不然就会消失。“还有时她说：明天我们上船，去找一个新的家乡。我们一起走……”他时而犹犹豫豫，时而信心十足地谈着。

他确信他的母亲是一个法国人，在他出生之前，她的家人返回了法国。至于她为什么与她的父母中断了联系，这只能靠猜测了。也许这与他的父亲有关，他的父亲（据他母亲说）曾与他母亲在的黎波里短暂地住过一段时间后，就离开了她，又出了海。

他 现在讲的与他两天前告诉丹·奥利夫的基本相同。阿兰从头到尾仔细地听着，必要时鼓励和提示他一下，当觉得有混淆时，则插进一个问题。但在大多数时间里，他 一直在观察亨利·杜瓦尔的脸。这是一张使人信任的脸，随着他对事件的叙述和心潮的起伏，他脸上一会儿洋溢着兴奋，一会儿又布满愁云。有时还流露出痛苦的表 情，当他描述到他母亲的死时，他的眼睛闪着泪花。阿兰对自己说，如果这是在法庭作证，我肯定会相信他说的话。

作为最后一个问题，他问道：“你为什么要来这里？为什么选中了加拿大？”这一回他一定要作出虚伪的回答啦，阿兰想：他可能会说因为加拿大是一个美丽的国家，他一直向往能生活在这里。

亨利·杜瓦尔仔细地考虑了一下，然后说道：“其他国家都不行。加拿大是最后试试的地方。如果这里不行，我想亨利·杜瓦尔没有家了，永远没有。”

“好吧，”阿兰说道，“我想这是实话。”

他 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被感动了，他没有想到自己会产生这种情感。他是带着怀疑而来的，只准备在必要时诉讼法律，但没指望胜诉。然而现在他希望更多地卷入此 事。他希望能为杜瓦尔做一些有积极意义的事情，把他从船上带下来，给他一个重新建立新生活的机会，并且是以一种命运从未允许他进行的方式来建立这个新生 活。

但这能办到吗？在移民法中的什么地方是否存在着某种漏洞，可以巧妙地利用它把杜瓦尔放进来呢？也许存在着这种漏洞，但如果是这样，那么就应该抓紧时间立即寻找它了。

在刚才谈话的最后阶段，杰贝克船长几次进进出出。现在他又回来了，阿兰问道：“你的船将在温哥华停多久？”

“本来只准备停五天。不幸的是机器需要修理，现在看来需要两个星期，也许需要3个星期。”

阿兰点点头。两周或三周太短了，但比5天强多了。他说：“如果我要代表杜瓦尔采取法律程序，我必须要有杜瓦尔的书面委托书。”

“那么你只好自己写下要说的话，然后让他签名，”船长杰贝克说道。“他只能写自己的名字，仅此而已。”

阿 兰从兜里掏出一个笔记本，想了一下，然后写道：我亨利·杜瓦尔目前被拘留在“瓦斯特维克号”货船上，停泊在加拿大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市“海角”码头。我现在 申请在该码头上岸入境，并请路易斯和梅特兰德合伙律师事务所的阿兰·梅特兰德作为我的律师，处理有关上述申请的全部事宜。

船长仔细地听阿兰把上面的话念了一遍，然后点了点头。“很好，”他对杜瓦尔说，“如果要梅特兰德先生帮忙，你必须得在他写的东西上签上名字。”

亨 利·杜瓦尔拿着船长递过来的一支钢笔，慢慢地、笨拙地在那张从笔记本上扯下的纸上，用孩子般的潦草笔迹签下了名字。阿兰不耐烦地看着，他现在的唯一的想法 就是回去认真整理一下先前他头脑里浮现出的想法，他有一种越来越兴奋的感觉。当然，他想的办法可能希望渺茫。但它也可能，仅仅可能，有一线成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