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姑娘笑了。“根据声音来判断，里边的谈话不会太长了。她朝埃德加·克雷默办公室紧闭着的门点了点头。

丹听到了尖利的，提高了的嗓音。他敏锐的耳朵忽然听到了“杜瓦尔”这个名字。几分钟后，阿兰·梅特兰德面红耳赤地走了出来。

丹·奥利夫在大楼的主门廊里撵上了他。“对不起，”他说道。“我想知道我们是否拥有共同的兴趣。”

“这不可能，”阿兰反驳道，他没有停下的打算。极度的愤怒在他的身上激荡——这是来自先前镇静之后的反应。

“平静些，”丹与他并肩走着，将头朝他们已经离开了的大楼倾了倾。“我与他们不是一伙的。我是报社记者，”他自我介绍道。

阿兰·梅特兰德在人行道上停止了脚步。“对不起。”他深深地呼了一口气，然后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刚才简直要被气炸了，而你碰巧在一旁。”

“真巧，”丹说道。他注意到了对方手里拿的公文包，脖子上系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大学的领带。“今天是我望风捕影的日子。你大概是位律师吧？”

“可能就是。”

“代表那个亨利·杜瓦尔？”

“是的。”

“我们找个地方谈谈好不好？”

阿兰·梅特兰德迟疑了一下。刚才埃德加·克雷默谴责他为寻求名声，阿兰愤怒地反驳说他将会那么做。但一个律师避免引起报界注意的本能是很难动摇的。

“我不会发表你的话的，”丹·奥利夫悄声说道。“事情不太妙，是不是？”

阿兰做了个苦脸。“我同样不希望你公开，事情不能再糟了。”

“要是那样的话，”奥利夫说道，“你或者杜瓦尔会失去什么呢？”

“我想什么也不会失去，”阿兰慢慢吞吞地说道。他觉得自己说的半点不假；什么也不会失去，或许还能得到点什么。“好吧，”他说，“我们去喝杯咖啡吧。”

“我有一种预感，今天将是个吉日，”丹·奥利夫满意地说道，“随便问一下，你的马拴在什么地方？”

“马？”阿兰看上去有些迷惑不解。“我是步行到这里来的。”

“不必介意，”丹说道，“有时我有些想入非非。乘我的车吧。”

1小时后，在喝第4杯咖啡时，阿兰·梅特兰德说道：“你提出了许多有关我的问题，但显然杜瓦尔更为重要。”

丹·奥利夫有力地摇了摇头。“今天不行。今天你是采访的对象。”他看了一眼表。“最后再问一个问题，我就要动笔了。”

“问吧。”

“别误解我，”丹说道。“在温哥华这样的城市里有很多著名人物和一流律师，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前来帮助那个小伙子呢？”

“实话对你说，”阿兰答道，“这个问题连我自己也搞不清。”

《温 哥华邮报》的社址是一栋淡褐色的砖楼，正面是办公室，后面是印刷厂，编辑部设在塔楼上，象一截短短的脱了环的拇指一样高高地耸立在它们的上方。离开阿兰· 梅特兰德10分钟之后，丹·奥利夫把他那辆福特牌旅行车停在街对面的雇员停车场上，徒步进了大楼。他乘上通往塔楼的电梯，迈进了此时喧闹非凡的新闻编辑 室，坐在了一张空写字台前，动笔写了起来。

报道的头开得很顺利。

一位愤怒的温哥华律师正准备象圣经中的大卫一样，去攻击巨人歌利亚。

他叫阿兰·梅特兰德，25岁，生于温哥华，毕业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律学院。

他的巨人对手就是加拿大政府——确切地说是移民局。

移民局的长官铁石般地拒绝考虑“让我入境”的请求。

这一请求是由一位没有任何国籍，叫亨利·杜瓦尔的年轻人提出来的，此人现在被拘留在温哥华港内的一条货船上。

阿兰·梅特兰德现在是亨利·杜瓦尔的法律辩护人。这个举目无亲的流浪汉几乎放弃了获得法律帮助的希望，但梅特兰德自告奋勇地提出要帮助他。他这一要求被感激地接受了。

丹打完了“未完待续”4个字后，大声喊道：“排版！”他把纸从打字机上撕了下来，一位排版工人从他手中抽了过去，送到了都市编辑桌上。

他下意识地计算着时间，12点17分，离大陆版截稿时间只差16分钟。“大陆版是白班的截止时间——这份送到家的报纸是在版时间最长的。他写的那篇报道今晚将送到千家万户……被人们在温暖、舒适的家里安逸地阅读到……

读者们将回忆起是本报首先披露了亨利·杜瓦尔这个经历过命运捉弄，没有国籍的人的奇特困境。几乎在2年前，他绝望地偷乘上一条船。在那之后，一个又一个国家都拒绝放他入境。

英国在杜瓦尔所在的那条船停靠在英国港口期间囚禁了他。美国为他上了镣铐。加拿大没有采取上述行动，只是假装他这个人并不存在。

“让我们再来一页，丹！”查理斯·伍尔芬特急切地从都市办公桌上站起身来说道。又是那位排版工人从打字机上抢下打就的那页纸，丹又放进了一页打字纸。

年轻的亨利·杜瓦尔有可能在这里被批准入境吗？法律程序能帮助他吗？

一些较守旧，较冷静的人持否定态度。他们抱怨说政府和移民部长拥有的权力是谁也干涉不了的。

但阿兰·梅特兰德不同意。“我的委托人正在被剥夺人的基本权利，”他今天说道，“我就是要为此而抗争。”

他又写了3段关于梅特兰德对于亨利·杜瓦尔所说的话。这些话说得很干脆，也很抓住关键。

“继续写，丹！”又是都市编辑，这次在伍尔芬特的身边又出现了总编。那一登山失踪案的结局是令人失望的——那位失踪的妇女被活着找到了，她的丈夫被证明没耍什么卑鄙的阴谋。喜剧性的结局不如悲剧那样能增加新闻的吸引力。

丹·奥利夫稳稳地打着字，他的大脑紧张地组织着句子，他的手指敏捷地在键盘上跳动着。

无论阿兰·梅特兰德是成功还是失败，他必须与时间赛跑。杜瓦尔所在的那条“瓦斯特维克号”船定于两周之内起航，那是一条远洋货轮，它可能再也不会回到这里来了。本来那条船早就应当离港了，只是那船有些地方需要修理才耽搁了下来。

下面还要加上一些背景介绍。他于是又接着写了起来，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做了一番扼要介绍。

这时都市助理编辑来到了他的身边。“丹，你有梅特兰德的照片吗？”

“我当时没时间照了，”他头也不回地说道。“不过他以前曾经为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特里足球队踢过球。”

“好极了！”

此时是12时23分。只剩10分钟了。

“我们打算争取的第一件事是对亨利·杜瓦尔的案件举行官方正式听证会，”梅特兰德这样告诉本报记者。“我请求政府谨出于正义而举行这样一个听证会，但却遭到一口拒绝。我认为，移民部的做法使我们的国家看起来象个警察国家。”

下面，再写一点梅特兰德的背景……然后应当公平一点，重新引述一下埃德加·克雷默前天谈到的移民部的立场……然后再回到梅特兰德身上，引述一下他对政府的批驳，并描述一下他本人的面貌。

丹·奥利夫仿佛在打字机的键盘上看到了那位年轻律师的脸，当他今早冲出克雷默的办公室时，他的脸阴沉沉的。

这位阿兰·梅特兰德是位个性鲜明的年轻人。当他谈话时，他的眼里闪着光芒，他的下巴有力地向前倾着。你会感到，他是那种你很希望站在你一边的人。

也许今夜，杜瓦尔在他那条船上孤独的陋室里也有同感。

12时29分了。时间已经很紧了，再举出几件事实，再引述一句他的话，就只好这样结尾了。在晚报版时他可以把文章再充实一下，但大多数人将读到的是他现在写下的东西。

“好吧，”主编对围在桌子周围的人们指示道。“头版头条还是登找到那位失踪妇女的消息，但要精悍一些。在右上角旁边登奥利夫的文章。”

“体育版有一张梅特兰德的照片剪报，”都市版助理编辑报告道。“只有头部和双肩，有一栏宽，是3年前照的，但照得还不错，我已送到下面去排版了。”

“为晚报版照一张好点的像，”主编命令道。“派一个摄影师到梅特兰德事务所去，在他的背景上衬上一些法律书籍。”

“我已经吩咐好了，”助理编辑轻松地说道。他是一个消瘦而活跃的年轻人，有时机灵得让人觉得无礼。“而且我猜你会要一些法律书籍的，所以我也吩咐了。”

“我的上帝，”主编哼了一声。“你们这些野心勃勃的杂种真要我的命。既然你们小子把一切都想到了，还要我在这里搞什么发号施令？”他咕哝着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大陆版的编辑工作便结束了。

几分钟后，《温哥华邮报》还没有出现在街头，丹·奥利夫的文章的摘要已经在“加拿大通讯社”的全国新闻网中播出了。

时近中午，阿兰·梅特兰德还不知道自己的大名很快就将家喻户晓。

离 开丹以后，他回到了他和汤姆·路易斯的商业区边缘共用的那间办公室。它坐落在几间小铺和一家意大利饭馆的上面，意大利烘馅饼和空心面条的味道不时传了上 来。他们的办公室包括两间用玻璃墙隔开的小间，还有一间小小的候客室，里面只有两把椅子和一张速记员用桌。一位面目慈祥的老年寡妇每周有3个上午来这里， 做一些必要的打字工作，挣一点微薄的薪水。

此时，汤姆·路易斯那矮胖的身体正伏在办公桌上工作着，那是一张旧木制办公桌，是几个月前他们廉价买来的。“我在写我的遗嘱，”他抬起头来欢快地说道。“我已决定死后把我的大脑献给科学事业。”

阿兰脱下外衣挂在他自己那间小办公室里。“千万别忘了让他们付款，记住，我有权得到那笔钱的一半。”

“你为什么不起诉我，至少还可以练习一下？”坐在打字机前的汤姆·路易斯转过身来。“结果怎么样？”

“是否定的。”阿兰简短地描述了他在移民总部里的谈话。

汤姆沉思地摸着自己的下巴。“克雷默这个人看来一点也不傻，不然他不会看穿我们的拖延策略。”

“我想我们的那种手法大概并不新鲜，”阿兰阴郁地说道。“也许其他人早就这么干过。”

“在法律上从来没有什么新鲜手法，”汤姆说，“只有对老手法无尽的重复和模仿。好吧，现在怎么办？进行第二套方案？”

“先别宣称它叫什么方案。那个办法兜的圈子太大了，这我们都清楚。”

“不过你总要试一试吧？”

“是的，”阿兰慢慢地点了点头。“即使仅仅是为了气一气那位自命不凡，面带微笑的克雷默先生，我也要干。”他又轻轻地加了一句，“啊！我真希望在法庭上击败他！”

“持这种态度才对头！”汤姆·路易斯笑了。“一点适量温厚的仇恨是最能激励人生斗志的。”他皱了皱鼻子闻了闻。“快走吧！喂，你喜欢吃意大利空心面吗？”

“我喜欢闻它，”阿兰说道。“结果你仅仅因为我们靠它近就每天午饭都吃它，用不了两年你就会变成一头肥猪。”

“我的计划是差一点变成猪时就停止，”汤姆宣称道。“我所希望的是长出三层下颌来，象电影上的律师一样。那样，上门来的委托人就会信服我了。”

外门没敲就被推开了，一支雪茄烟先从门后露了出来，随后走进一个粗胖，方下颌的人。他穿着一件仿麂皮风衣，脑后扣着一顶皱折的浅顶软呢帽。肩上背着一架照相机。

他嘴里仍叼着雪茄问道：“你们二位谁是梅特兰德？”

“我是，”阿兰说道。

“要照张像，要得很紧，晚报版急着要。”说着他便开始安装摄影器材。“你后面需要摆放一些法律书籍，梅特兰德。”

“原谅我问一下，”汤姆问道，“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

“噢，”阿兰说道，“我正要告诉你。我已经把消息透露了出去。我想你可以把它称为第三方案。”

在 “瓦斯特维克号”船上，杰贝克船长刚刚坐下来吃午饭，这时阿兰·梅特兰德被领进了船长室。和上一次来时一样，舱房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十分舒适，桃花心木墙 板和钢制器皿都闪闪发光。一张小方桌从墙上拉了出来，在白色的桌布上放着单人用银制餐具也闪闪发光，船长正在独自吃着一盘似乎是切碎的炒蔬菜。当阿兰进来 时，船长放下餐具，礼貌地站起身来。今天他穿着一套棕色的哔叽西服，但脚上仍穿着那双老式的地毯拖鞋。

“我请您原谅，”阿兰说道，“我不知道您正在用午餐。”

“请不必客气，我并不介意，梅特兰德先生。”杰贝克船长示意阿兰坐到一张绿色的皮扶手椅上，他自己则又重新坐回餐桌前。“如果你自己没有用过午餐……”

“我用过了，谢谢。”阿兰刚才拒绝了汤姆·路易斯吃意大利空心面的建议，在来船的途中匆匆地吃了点三明治和牛奶。

“那也好，”船长指指中间的那只盘子。“象你这样的年轻人可能会觉得吃素菜不过瘾。”

阿兰觉得意外，问道：“你是素食主义者吗，船长？”

“已经好几年了。有人认为这是一种……”他停了下来。“那个词叫什么来着？”

“一种时髦。”阿兰说道，但他随即又后悔自己接得太快了。

船长笑了。“人们常常是这样说。但这不真实，如果我继续……你不会介意吧？”

“噢，没关系，你请吧。”

船长继续吃下去几叉子食物，然后又停了下来。“我想你可能知道，梅特兰德先生，素食主义的信仰比基督教信仰的勇史还要久远。”

“不，我不知道，”阿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