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丹·奥利夫惊奇的是这个偷乘者看来竟是那样年轻。他长着一付圆圆的，并不太惹人喜欢的脸庞，很匀称的身材，一双深陷的黑眼睛，他上身穿着一件汗衫，一件法兰绒衬衣，敞着怀，下身是一条蓝色斜纹粗布裤子。裹在这身衣服里的躯体还算得上是坚实的。

“晚上好，”丹用法语说道，“请原谅我们今晚打扰你的休息，不过，我们是从报社来的，知道你有一件很要紧的事情要告诉我们。”

亨利·杜瓦尔缓缓地摇着头。

“说法语不行，”斯塔比·盖茨插话说。“他不懂法语。看样子是他还很小的时候他的语言就混乱了。最好用英语和他谈，但要说得慢一些。”

“好吧，”丹转回身来一字一板地对杜瓦尔说道，“我是《温哥华邮报》的。这是一家报纸。我们想了解了解你。你懂吗？”

杜瓦尔没有回答。丹又试着说：“我想与你谈谈。然后写一篇有关你的报道。”

“你为什么写？”在杜瓦尔说的第一句话中包含了他惊诧和疑惑的复杂感情。

丹耐心地说道：“一也许我能帮助你。你想下船吗？”

“你帮我下船？找工作？住加拿大？”这三个问题是那样笨拙地出了口，但却是那样无可置疑地迫切。

丹摇了摇头。“不，我做不到这些。但许多人看到我写的报道。或许哪个看到这份报道的人能够帮助你。”

斯塔比·盖茨插话说：“亨利，你害什么怕？这对你没有什么害处；也可能对你会有点好处。”

亨利·杜瓦尔似乎在思考着。

丹仔细地打量着他。在丹看来无论这个年轻的偷乘者是什么出身，他显然具有一种独特的，但不引人注目的尊严。

这时，他点了点头，只简单地说了一句，“好吧”。

“听我说，亨利，”斯塔比·盖茨说，“你去洗洗，我和这两位先生到上面的厨房里等你。”

杜瓦尔点了点头慢慢地从铺上下来。

当他们离开小舱时，迪·维尔轻声叹息道：“可怜的小家伙。”

“他总是这样被锁在舱里吗？”丹问道。

“只是在晚间，当我们停泊在码头上时才锁上他。”斯塔比·盖茨说，“这是船长的命令。”

“为什么？”

“为了提防他擅自下船。船长要对他负责，明白了吗？”盖茨在升降口的顶端停了下来，“在这里要比美国强。我们的船停靠在旧金山时，他们曾把他铐在他的铺上。”

他们来到厨房门口，走了进去。

“喝怀茶怎么样？”斯塔比·盖茨说道。

“好的，”丹说道，“谢谢。”

盖茨取出了3只茶杯，走到放在煤气灶上的一只搪瓷茶壶前，从壶里倒出一种已经加了奶的深黑色的饮料。然后把3只盛满饮料的杯子依次摆放在餐桌上，打手势示意让他们就座。

丹说道：“在这种船上，有的是机会，能见到各种各样的人。”

“正是，先生，”盖茨咧嘴笑道，“各种体形，各种肤色，各种身高的人。还有一些神经不很正常的人，怪人。”他故意朝他们瞟了一眼。

“你对亨利·杜瓦尔怎么看？”丹问道。

斯塔比·盖茨从他自己的杯子里喝了一大口茶，然后答道。

“他是一个很正派的小家伙。我们大家都喜欢他。无论我们让他干什么活，他都干，尽管作为一个偷乘者他并非一定得干这些工作。这是海上的规矩。”他很在行地说道。

“他偷乘上这条船时，你就在这条船上吗？”丹问道。

“没错！在我们离开贝鲁特两天后，我们才发现他。当时他象一把讨厌的扫帚柄。我估计这个可怜的家伙上船之前一定饿了好久了。”

迪·维尔尝了一口杯中的茶，然后放下杯子。

“难喝极了，是不是？”主人欢快地说道。“喝起来是一股浓缩锌的味。我们在智利装了满满一船这玩艺。结果到处都是它——头发里，眼睛里，连茶里也是它。”

“谢谢，”摄影记者说道，“这么说我到医院去就有话说了。

10分钟后，亨利·杜瓦尔来到了厨房。他已漱洗完毕，梳理好了头发，刮过了胡子，并在衬衣外又罩上了一件海员穿的蓝色卫生衣。尽管这些衣服都很旧，但却很整洁。丹注意到，他的裤子上的一道划破的口子已被整整齐齐地织补上了。

“过来，坐下谈，亨利，”斯塔比·盖茨说道。他斟上了第4杯茶，把它放在杜瓦尔的面前，杜瓦尔报以微笑表示感谢，在这两个记者面前，他是第一次露出笑容，这使他的面庞生辉，使他看上去更象一个孩子了。

丹从简单的问题开始。“你多大了？”

停了片刻，杜瓦尔说：“我23。”

“出生在哪里？”

“我生在船上。”

“船的名字叫什么？”

“我不知道。”

“那你是怎么知道你出生在船上的？”

又停顿了片刻，杜瓦尔说道：“我不明白。”

丹耐心地重复了一遍刚才的问题。这次杜瓦尔明白地点了点头答道：“我母亲说给我的。”

“你母亲是哪国人？”

“她法国人。”

“你母亲现在在什么地方？”

“她死了。”

“什么时候去世的？”

“很多年前——在亚的斯亚贝巴。”

“你的父亲是谁？”丹问道。

“我不知他。”

“你母亲向你谈起过他吗？”

“他英国人，海员。我从没见过。”

“你也从未听说过他叫什么名字？”

他摇头否认了。

“你有兄弟姐妹吗？”

“没有兄弟姐妹。”

“你母亲什么时候去世的？”

“原谅——我不知道。”

丹换了个角度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你母亲去世时你几岁？”

“我6岁。”

“在此之后，谁照顾你？”

“我照顾自己。”

“你上过学吗？”

“没学校。”

“你识字吗？”

“我写名字——亨利·杜瓦尔。”

“再什么也不会了？”

“我写名字，”杜瓦尔坚持说，“我给你看。”

丹从桌子上把一张纸和一支铅笔推到他的面前，杜瓦尔用颤抖，幼稚的手一笔一画地写下了他的名字。他写出的名字只是勉强能够辨认出。

丹挥了挥手问道：“你为什么要偷乘这条船？”

杜瓦尔耸了耸肩说：“我试找个国家。”他吃力地选择着词句，接着又补充说：“黎巴嫩不好。”

“为什么不好？”丹不自觉地也说起了这个年轻偷乘者的简略了的英语。

“我不是公民。如果警察发现——我就进监狱。”

“你是怎样到了黎巴嫩的？”

“我乘船。”

“那是条什么船？”

“意大利船。原谅——我不记得船名了。”

“你是那条意大利船上的旅客吗？”

“我偷乘。我在船上一年。想下船。没人要我。”

斯塔比·盖茨插嘴说：“据我估计，他当时是乘一条意大利不定期货船，明白了吗？那条船往返于中东。因此他在贝鲁特跳上了那条船。明白吗？”

“明白了，”丹说道。然后他转向杜瓦尔。“你在上意大利船之前干什么？”

“我跟人和骆驼在一起。他们给我吃的，我干活。我们到过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埃及。”他的手前后挥动着，吃力地说出了这几个国家的名字。“在我小孩，过国境线可以，没人管。等我大了，他们不让过——谁也不要。”

“就是在那时你偷乘上那条意大利船的？”丹问道。“对吧？”

杜瓦尔同意地点了点头。

丹问：“你有什么护照，证件，任何可以说明你母亲是哪国人的证明吗？”

“没有证件。”

“你属于哪个国家吗？”

“没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