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美国真的未把南京事件看作重大事件吗？

铃木明在《诸君》 一九七二年八月号和十月号上刊登文章， 再现了其就论证“砍杀百人比赛”所进行的马不停蹄的采访情况，继此之后他又在十二月号和翌年一月号上连载了《南京；昭和十二年十一月》这篇文章，他对第十三师团和第十六师团有关人员的采访以及对随军记者和摄影记者的寻访都十分活跃，实在令人瞠目而视。从中也可得知在《诸君》编辑部的干劲里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是，他们诚如当事人尤其是编辑部负责人那样，不想道出真实情况。不，对绝不会道出真实情况这一点体会最深的恐怕还是铃木明本人吧。

我看了曾参加南京攻陷战的高级军官们以证人身份出庭参加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供的证词后，已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从铃木明的采访报道中得知第十三师团和第十六师团有关人员的谈话，则加深了这种感受。

采访当事人，道出事实情况，这种采访报道诚然是～种历史的叙述。可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往往只是把这种采访报道当作史料来处理。因此，我认为与已有的记录史料一样，对采访报道当然也需要进行史料批判，尤为难得的是进行采访报道的作者本人批判性地听取当事人的谈话。在开始采访时就抱有使之成功的想法去采访，那怎么能期望他会有批判性的态度呢？如果预先说出结论性的话，那本采访的结果自然也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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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反映南京事件的有关历史著作，我写过《近代战史之谜》（一九七六年人物来往社出版）。而且，我之所以将该书的后半部分的增订版《南京事件》（一九七二年新人物往来社出版）公开出版，夸张地说则是出于一种使命感。其中之一就是出于自己必须捷足先登的好胜心理，因为当时有关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资料，除了我与之有联系的大学图书馆有收藏外，尚未公开。因此，看到铃木明对南京事件的批判性文章后，我自然不能保持缄默，视而不见，结果便成了不伦不类的“专家”。

那时铃木明已在《诸君》一九七二年四月号上发表《“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文章，但该文还不是采访报道。对此，我在拙著《南京事件》书后的追记中叙述了如下感想：

据说，铃木明曾经将田伯烈编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和《远

东国际军事审判速记记录》逐字逐句地反覆阅读数遍。在此基础上，他提

出质问；“这里面所写的有多少是真实情况？”而且，他说，姑且不说中

国人和外国人的证词，即便是日本人的“坦白”（尽管几乎没有什么坦白），

其内容也根本不存在能使研究者得到认可的东西。这就是说，我们迄今为

止一直信以为真的“大屠杀”是一种“无稽之谈”。

正因为是一起非常重大的事件，自然会出现传说。然而，如果不对我

们现今能利用的全部资料进行批判地研究，就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区别真实

与无稽之谈。就此意义而言，这次《南京事件》重新出版，自然为此起到

了提供资料的作用。不过，笔者另外还在为南京事件等手进行资料集的编

辑出版准备工作。

此外，据铃木明说，防卫厅资料室（或是战史室）指出，自昭和九年

起迅急增加的日本军队“素质下降”是在南京发生屠杀事件的原因。这种

看法是：因兵员的激增，训练忙不过来，结果难以维护军队纪律。颇为有

名的日本的军队教育果真是那样差吗？而且，这种看法似乎把军队看成是

把劣质的“平民百姓”训练成坚如不屈的战士的练武场所。但是，我们的

看法却与此截然相反。正如本文所叙述的那样，军队正是这样的场所，即：

通过训练与教育，将单纯的青年培养成无动于衷地干出残酷行为的那种凶

猛的士兵。恰如美国青年在海军陆战队的军队生活中通过彻底的杀人合理

化教育，成了职业杀人者（参见麦克林著、铃木主税译《人性的崩溃：在

越南的美国士兵的证词》）。

关于《诸君》一九七二年四月号所载文章，我不想再作叙述了。我阅读了收编在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里的文章，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是后来补充进去的，其中也包括若干有问题的记述。此外，有的记述尽管是很重要的，却被删除了。同此，我想就这些问题谈几句。

在单行本中删除的，是有关“砍杀百人比赛”的文章，它虽是与本文无直接关系的问题，但我还是先将它提出来。铃木明在原来的文章中是这样叙述的：

我看过刊登在《中国》杂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号上的报道，内容是说

“我亲耳听到N少尉说过关于砍杀百人的话”，其中有“N少尉作为战犯在

南京被枪决”这么一句。可是，关于此事已无从查证。

在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里，这段报道干脆给删掉了，却不知是什么原因。当事人N少尉在母校的小学生面前恬不知耻地说，当时，“砍杀百人”就是砍杀俘虏，这一事实曾刊登在《中国》杂志上，而且作者的名字也很清楚。可是，铃木明不惜耗费财力，不辞辛劳地进行了采访，却为何偏偏不去采访此人，不写此人的采访报道呢？铃木明不仅没有这样做，甚至连前面已经引用过的报道也删除不用。 当然，N少尉的实情话对“砍杀百人比赛虚假报道论”的确是不利的反证资料。所以，他连那种用词模棱两可的报道也不想照原样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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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提一提增补的部分。我们可以从《“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中看到这样一段文字。那就是：“《生活》杂志反映了当时美国的社会舆论，一直保持着极端‘反日’的格调，从一九三七年底至一九三八年在关于‘东洋发生的事’的报道中，五、六月间大量出现关于谴责日本空军空袭的报道，但关于‘在南京发生的事件’的报道，却一行也没有。”（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三十七页）

铃木明如此叙述，并断言，由此可见“当时在南京发生的事件并没有被看作像‘对武汉空袭’的事件那样重大”。

不过，铃木明果真能够浏览当时全部《生活》杂志吗？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这里有证据。我所说的证据，就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号《生活》上，有一个标题，即《海外摄影——征服者日本军在中国国民政府首都“地狱般的一周”》，刊登了惨不忍睹的照片，并加了说明。这一期《生活》杂志在日本国内是禁止发行的（我是从《出版警察报》获知这一事实的），幸好在国际基督教大学图书馆里收藏了一套《生活》 杂志。 所以，我复印了一份，得以用作旧著《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论》的插图（见本书原著第一九四至一九五页）。所谓“在《生活》杂志上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报道一行也没有”，那是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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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木明还推测说，郭沫若在其《抗日战争回忆录》中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之所以一行也没有提及，乃是没有把它看作是重大事件（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三十六至三十七页）。然而，说是“一行也没有提及”却也令人莫名其妙。郭沫若乘船从武汉撤离时，在甲板上目睹着沦陷前夕的武汉三镇，感慨万千。他在叙述当时情景时，明确地写道：“忽然一片淋漓的血景展开在我眼前，使我不得不睁大眼睛凝视。那是南京大屠杀的血景！明天谁又能保定：不就在这武汉三镇再一次展开呢？……”（见《洪波曲》第十三章第六节——译者）

不仅如此，正如铃木明也知道的那样，郭沫若不是为田伯烈编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译本写了长篇序言，慷慨激昂地揭露过日本人吗？（参见本书第二四三页以后）

实际上，铃木明这种“什么也没有”的说法在杂志上刊登的原来的文稿中已有若干叙述，因而我想在此作些叙述。

铃木明提到了史沫特莱在她那《八路军从军记》中的记述。他说，我读了此书，发觉“从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至一月九日，每天都有日记记述”，但“不知为什么，关于‘南京屠杀’的记述一行也没有”（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三十页）。不言而喻，他是说中国方面并没有把南京发生的事件当作重大事件。据铃木明说， 史沫特莱在她的著作中写道： “来自汉口的报纸要晚一个星期”，“电台广播传来重大事件”。但是，史沫特莱之所以什么也没有写，那只能看作是当时有关南京暴行的详细情况尚未传到八路军那里。南京沦陷后三天，《纽约时报》的记者德丁仍在该地采访，写下了关于十二月十八日（接着是翌年一月九日）那天南京悲惨情景的详细报道。难道还有人读了这篇报道后仍然不承认南京暴行是重大事件吗？

再有就是这样一段记叙：在三铃书房出版的《现代史资料》中有关南京事件的第一手资料，一篇也没有收编进去，由此似可得出“不存在南京事件”的假设（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十三页），依然是“什么也没有”. 关于这一点，且放在其他章节再作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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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最后介绍一下铃木明随心所欲地搬弄资料的例子。他列举了如下两篇报道：

第一篇报道是：《东京朝日新闻》昭和十二年十二月七日作为“来自

纽约”消息，从《纽约时报》的报道中转载了这样一段内容：在南京的美

籍飞行员佩特森说：‘由于国军放火焚毁了南京郊区十英里内的村庄，现

在南京因那些难民以及溃败的士兵等蜂拥而至，极度混乱。全市人口达两

万的镇江成了一片火海。这是国军自己焚烧的，我认为全是毫无意义的破

坏，也只能说全是令人可怖的破坏。”

第二篇报道是；埃德加·斯诺所著名《为亚洲而战》一文说：“逃回

南京的国军纪律严明，没有作出抢掠等非法行为。所有的掠夺都是因胜利

而耀武扬威的日本军队干出来的。”（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

谈》，第四十九至五十页）

铃木明把这两篇报道当作“同一情况”的报道，说；‘这两篇同是美国人写的截然相反的报道，该相信哪一篇呢？我不敢置喙。”这就令人奇怪了。一篇报道的是关于中国军队战术性地破坏南京城周围地区的情况，而另几篇则叙述了被围困在南京城内的中国军队纪律之严明。前一篇报道内容与军队纪律无关，因而两篇报道不是“截然相反的报道”。我认为，这两篇报道都叙述了真实情况。至于中国军队纪律之严明，那是留在南京城内的外侨一致公认的，而斯诺只是如实转告而已。

有关南京事件的第一手史料未必缺乏

在三铃书房出版的多卷本现代史资料中，有关南京事件的资料一行字都没有，因而我为此询问了这套丛书的编辑部，得到的答覆说，关于南京事件，几乎没有可认为是“同时代的第一手资料”，所以未能收编进去——铃木明这样说道（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十三页）。

日本战败后不久，外务省烧毁了所有有关日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资料。陆海军当然也对机密文件作了同样处理。由此看来，不妨认为有关南京事件的机密文件均已销毁。

在中央，有关南京屠杀事件的资料已被销毁，但参加南京攻陷战的部队官兵们的手记之类以及部队的记录等资料已有几种公开发表，而且似乎还可有待于新的发现。

事实上，在现代史资料中也收编了《第九师团作战经过概要》一文，里面记述了在南京城内进行扫荡时“歼灭七千余名散兵”（另有中国军队四千五百名战死）的情况。

此外，应对南京事件负责、已在南京城外雨花台处以极刑的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中将就南京攻陷战所写的“军情报告”，作为其旧著《机密日俄战史》战后版的附录，已公开发表。该报告也记述了惨无人道的歼灭战的情况。有一份中国方面的资料，作为南京审判战犯谷寿夫中将的有关记录，办法务大臣官房司法法制调查部收藏（《战争审判记录有关资料目录》，第一五四至一五五页），包括给检察官的陈述书、给检察官的辩明陈述书、起诉书、对起诉书的申辩书、辩论、最终发言、判决书、申辩书（上诉书）、不服申辩书（补充上诉书）等。其中一部分收录在五岛广作编的《南京作战真相》以及郭歧所著《南京大屠杀》等书中。而且，据五岛广作说，谷寿夭中将的《阵日记》现存放在防卫厅战史室，尚有八万八千字的《血泪南京狱中记》之类的手记保存在他的遗族那里。

现在，我们可以翻阅一下两篇长短不一的手记，它们都是参加南京攻陷战的旅团长的亲笔记录。

其中一篇是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少将写的手记，他对攻陷南京时处置俘虏和残兵败卒的情况也作了忠实记录，收编在《一个军人的自传》（增订新版）中。另一篇则是第十三师团第一○三旅团长山田丹二少将的笔记，其中有关于在南京郊区草鞋峡大量屠杀俘虏的情况。对此，在铃木明所著《“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 一书中已有抄录和介绍（单行本《 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九一至一九五页）。

在山田少将指挥下实际执行大量枪杀俘虏任务的是第六十五联队长两角大住。最近，在旧书展出目录中写着：“中国派遣军两角部队阵中日志，昭和十三、四年，四卷”，现归高崎隆治所有。既然有了这四卷日志，那么有关南京事件的可称为至关重要的记录——昭和十二年两角部队阵中日志也就可能被藏在什么地方了。

此外，我们还知道，在参加南京攻陷战的士兵日记中对南京事件也有某种程度的记述。例如，佐佐木旅团长率领的支队所属西田的手记，以及已故外贺关次（卫生队担架兵）的详细日记便是（参见本书第十八至二十一页）。这些材料尚未公开发表。

再者，佐佐木元胜更不是战斗人员，却以野战邮政局长身份从军。他在战前所著《野战邮政旗》里缀文描述了不知押往何处的俘虏和散兵的队伍、在下关发生的大批枪杀以及扬子江岸边的凄惨情景。此书内容竟能获准出版，令人不可思议。当然，有的地方也被删掉几个字，但它已于去年以新版的形式由现代史出版会出版了。

我认为，仅从上述介绍中就充分说明，所谓“几乎没有可认为是‘同时代的第一手资料’”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第十三师团两角部队对俘虏斩尽杀绝的“回忆录”

我的旧著《南京事件》以及本书关于南京暴行的记述，都是从介绍《东京朝日新闻》的报道开始的。《东京朝日新闻》报道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两角部队即第十三师团所属合律若松步兵第六十五联队，在南京近郊的幕府山炮台附近俘虏了从南京城内溃逃而来的数达一万五千名中国士兵，包括士官学校大部分学生。而且，该报援引了该部队随军作家秦贤助的“回忆录”（载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号《日本周报》）说，这批俘虏数日后在扬子江岸边草鞋峡全被枪杀（枪杀地点为草鞋峡，是根据中国方面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书面证词）。

不过，铃木明曾经对福岛、仙台方面的第十三师团有关人员进行过采访，他指责我们所说的情况与事实不符。并认为秦贤助所写的文章不可信（载《诸君》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号）。

至为重要的“回忆录”作者秦贤助已经故世。于是，铃木明访问了坂本，打听秦贤助的情况。坂本在日华战争爆发同时，以《福岛民友》特派记者身份从军，参加华中战线的乡土部队（若松步兵第六十五联队于昭和十二年九月编成，十月出征）。据坂本说，秦贤助第一次前往中国时是昭和十四年。如果此是事实，那么秦贤助的文章便不是“回忆录”，充其量也只能是传闻记录而已。我曾根据秦贤助文章后面署有“原白虎部队随军作家”这一点，马上断定他的文章是“回忆录”，看来这是我的误断。由此来看，秦贤助的文章里的确没有片言只字说他是描述了在现场所目击的事实，这种传闻缺乏有力的证据。

我也看过秦贤助写的文章，有一点感到怀疑，即：两角部队既然已将为数一万多名的大批俘虏押进南京城内，却为何又从太平门押出城外，再把他们全部杀光。秦贤助说，两角部队将大群俘虏押进南京城内，当是入城之际，而且从四面八方陆续不断地进入市京城的部队都带着人数众多的俘虏。对于带着这些俘虏进城之事，铃木明说：“虽说‘从四面八方进入南京城的部队都带着大批俘虏’，但就连孩子也知道，带着俘虏的战斗部队是不能攻打南京的。我试向前面提到的许多记者查明此事，毋庸赘述，不可能有‘带着俘虏的部队’。”（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八七页）

我也知道，带着俘虏的部队从四面八方进入南京城，这件情况不合常情，但也未必不可能。“带着俘虏的战斗部队”并不是“进攻南京”，事实上却是在一部分部队在南京城的扫射大体结束后，众多部队无视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命令，蜂拥而进入南京城。因此，这些部队将在城外“抓到”的若干俘虏押进城内，这种情况是可以想象到的。不过，仅就两角部队来考虑，这种情况的设想看来是不能成立的。

而且，铃木明说：“即便将幕府山的两万名俘虏押过城内行走，穿过太平门，再带到从草鞋峡至下关一带予以杀害，但是两万名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大批啊！让如此众多的俘虏在来回三十多公里的地方行走，从常识上来看也是不可想象的。相信此事的人也觉得奇怪”（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八七页）。但是，估计要大批俘虏行走的路程有三十多公里，却有点夸大其词了。从幕府山经和平门入城（约三公里），沿中央路向前走，到中山北路路口向东拐弯到太平门，出太平门外，通过城外玄武湖东岸出和平门外，再到草鞋峡，如果沿着这条路线走，其间路程约有二十公里（即使从金川门入城，沿着中山北路走，也只是多一公里而己）。即便绕点远道，沿中山东路走，也只二十二、三公里之多。要走这些路程，未必不可能。然而，强迫几天没有吃饱饭的俘虏走二十几公里的路程，未免太残酷了。

在秦贤助的文章里写有这种可能与事实不相符的情况。而且，一般记事体文章本身便是传闻记事。然而，能否因此断言秦贤助的文章所写情况都是虚构的呢？大可怀疑。因为秦贤助后来随军，参加了两角部队，那时或许就该部队在南京的行动获知了许多情况。因此，我认为，秦贤助所写的关于两角部队在幕府山下“抓到”的大批俘虏的结局情况，是不能这样一概加以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