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要提一下水户市人田所耕作的谈话，太平洋战争研究会曾利用他的谈话，从中取材，编写了报告文学，即作为《太平洋战争的纪实材料：最前线情况异 常》 之一部分（载德间书店出版的《朝日周刊艺能》，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号）。笔者曾在旧著《南京事件》中大致介绍了他的谈话，但由于是擅自利用他的谈话， 主编提出了异议。也有这种原委，认为谈话内容太残忍，所以这次再要引用则有顾虑。顺便提一下，在这《最前线情况异常》中，关于日华战争方面所写的报道，后 来通过拙著的编者片桐军三整理，由新人物往来社于一九七五年作为《证词记录：三光作战》一书出版，因此，对关心田所证词的人，希研究该书内容。

※　 ※ ※

再想介绍一份日本方面的有关资料。遗憾的是这份资料是后来所写的见闻，不能说是同时代的资料。笔者是泷川政次郎。大学者泷川博士是个体制派的人物，他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也担任过辩护律师，连他也这样说：

我当时住在北京，由于盛传南京屠杀之事，昭和十三年夏，我通过津

浦线去南京旅行。南京市区的居民住宅基本上都被焚烧，我以为那是日本

军轰炸引起的，对他们的空袭威力感到惊讶。可是仔细一打听，才知道这

些居民住宅都是在南京陷落后，日本兵放火焚烧的。当时，南京市民对日

本人所产生的恐怖心理半年后仍未消除。我曾温和地向南京妇女搭话，她

们也不作回答，个个躲避起来。据给我拉车子的车夫对我说，当时在南京

市区内的姑娘，没有一个不遭到日本军糟蹋的（《新版：评东京审判》，

下册，第九十六页）。

泷川博士关于日本军放火所引起的损害和强奸的实际情况，在说法上似乎有某些夸大。但不管怎么说，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军队方面的证人全都坚持认为 不 知道，不了解南京屠杀事件。对比之下，泷川作为原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的日本方面的辩护律师，在战后赤裸裸地写出这些情况作证，是有勇气的，希能予以高度评 价。

南京安全区

谈到南京暴行事件，在这里有必要叙述一下叫作安全区的国际难民区。

首都南京陷落时，有四十名左右的外侨留在这里求走，他们不顾其本国的外交代表的劝告，把生命危险置之度外。留下来的外侨人数，正如田伯烈编写的那本 书 中所引的材料——估计是外侨马吉牧师秘密致其在上海的妻子的那封信里，谈到十二月十一日那天情况时说：“我们现在外侨二十七名，其中美国人十八名，德国人 五名， 英国人一名，奥地利人一名，苏联人两名”（前引书2，第二十八页）。在十二月十七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的公函中，也认为在南京有二十七名外 侨（《南京安全区档案》第九号文件，田伯烈编写的书，第六号文件，载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 第一二七至一六八页）。但是这二十七名外侨，并非留在南京的全部外侨人数，他们不包括宣传报道工作人员、大使馆工作人员和女侨民等等，似乎仅指除此以外的 男侨民而已。实际留下来的好像有四十名左右。在这四十名左右外侨中，有十五名侨民参与组织国际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的设置，目的是为了保护、救济当时留 在日本军占领下的南京三十万左右市民。前面提到的南京安全区就是难民区。

根据十二月十四日那天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当局的公函中所附名

单（收于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中），该委员会由十五名侨民组成，计：德

国人三名，美国人七名，英国人四名，丹麦人一名。而另行组织的国际红

十字会南京委员会方面， 则由十五名外侨和两名中国人组成（前引书1，

第一六七页；2，第一二一至一二二、一六七页）。

在后一组织的十五名外侨委员中，有七名与前一组织重复。属于这两

个委员会的外侨共达二十三名。但在红十字委员会的委员中有两名是女的，

如把她们除去不算，则男侨为二十一名。

可是，在该书收录的各种资料中，除上述二十三名外，还可见到十二

名男侨和五名女侨的名字，他们都是官在南京的外侨。合起来，外侨人数

为男三十三名，女七名，共四十名。在不属上述两个委员会的外侨中，除

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艾利森（John Allison）和巴赫（J. Lossing Bach）

教授外，人们知道还有《纽约时报。记者德丁等五名宣传报道工作者，如

从三十三名男侨中除去这七名，就成为二十六名。这与马吉牧师（？）的

报告和十二月十七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公函中所说的二十七名相比，仅

少一名。在两个委员会的成员中有男侨二十一名，其他男侨除知道名字的

十二名外，恐怕还有一人，定居的男侨人数还是二十七名，这可能是正确

的。

接着要指出的是，马吉牧师（？）所说的二十七名不同国籍的外侨，

在人数上稍有出入。这与前面提到的十二月十四日发出的安全区国际委员

会的公函中所附名单一比较就清楚了。另外，在《确京安全区档案》中，

不完整地记载着二十二名外侨名单，其中德国人五名，奥地利人一名，苏

联人两名， 美国人十四名（前引书2，第一七三至一七四页）。这里，少

了四名英国人和一名丹麦人（计二十七名）。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侨居南京的外侨时常聚集在一起，他们为了对付日本军的空袭，为安全起见，就设置中国人和外侨可以避难的安全区问题进行了商议，认 为 “当此日本军来临之际，情况紧急，希望在事后得到中国和日本两国承认的情况下，设置专事建立安全区的委员会”，不久，这个委员会的核心——南京安全区国际 委员会成立了（田伯烈编写的书， 载前引书2，第二十一至二十二页）。德国人、实业家约翰·拉贝就任主席，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斯迈思博士担任秘书。

南京市市长马超俊把安全区的行政权交给国际委员会，是在十二月一日。这些权利包括涉及警察、重要公共事业、消防、住宅、食品以及卫生等各种职权。为 了 执行警察行政任务，还移交了四百五十名警察。市长还保证向安全区供应三万担米、一万担面粉和盐，并拨给十万美元予以资助。事实上，该委员会很快得到了二万 零九袋米的发货单和现款八万美元（前引书1，第一五九至一六○页；2，第二十七至二十八页、一二五、一二七、一三一、一三八、一四八至一五○页）。

这一安全区的范围规定为：南至汉中路，东至中山北路（今人民北路），北至山西路（实际上从山西路更向北延伸），西至西康路。面积为两平方英里，约占 城 内总面积的八分之一而巳。据说该区建筑物仅占城内总数的百分之四。管理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 其办事处设在宁海路前外交部部长张群的公馆内（前引书2，第二十九、五十、五十二、二一九页）。

据推测，留在南京的市民约二十五到三十万人（日本军所登记的市民达十六万人，但其中不包括十岁以下的儿童，有些老妇也不计在内〔前引书2，第一四三 页〕），其中有十五万人聚集在小小的安全区内（前引书2， 第五十三页）。在难民中，也有些人是好不容易刚从上海、苏州、无锡、镇江等地逃难来南京的。

日本兵的残暴行为使市民产生了恐惧心理。居民，特别是害怕他们暴行的妇女陆续来到安全区的收容所避难。在这安全区里，丢下武器、穿上便衣的中国兵， 即 日本方面叫做便农兵的也混了进来，这是不言而喻的。国际委员会即使知道了这一点，也认为，他们既然已经放弃武器，同样把他们当作一般难民收容下来，这是理 所当然的。

在安全区里，利用公共机关的房子设置了十八个难民收容所。在这些房子里，到十二月十七日为止，约收容了五万名（当初，预计收容三万五千名）难民（前引书2， 第一三一至一三二页），从十二月下旬到翌年一月间，最多的时候竟收容了六万八千名乃至七万名。

此外， 据说未进收容所而居住在安全区内的人，也有六万八千名（前引书2，第一三六、二二○页）。

十二月十七日那天，各收容所及其收容的人数如下：

旧交通部：一万名〔家属〕。五台山小学：一千六百四十名〔家属〕。

汉口路小学：一千名〔家属〕。陆军大学：三千五百名〔家属〕。小桃源

南京语学校（原文如此——译者）：二百名〔男子〕。军用化工厂：四千

名。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六千至八千名〔家属〕。圣经师资训练学校：三

千名〔家属〕。华侨招待所：二千五百名〔家属〕。南京神学院：二千五

百名〔家属〕 。 司法部：空。最高法院：空。金陵大学蚕桑系：四千名

〔家属〕 。金陵大学图书馆：二千五百名〔家属〕 。德国人俱乐部：五

百名〔家属〕 。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四千名〔妇女〕。法学院：五百名

〔家属〕。农村师资训练学校：一千五百名〔家属〕。山西路小学：一千

名〔家属〕。金陵大学宿舍：一千名〔妇女〕。总数共四万九千三百四十

至五万一千三百四十名。

在这些收容所中，收容最多的要算美国教会学校——金陵大学（今南京师范学院）所属各单位。最多的时候校内各处好像有三万难民（前引书2，第五十一页）。

由于越来越多的难民从安全区外拥进来， 自此比较大的私人住宅也都改作收容所了。这样，收容所总共有二十五处，但要把所有难民全都收容在这些单位里，那是不可能的。在安全区内，居民住宅都住满了 人，要让几万难民住在现有房子里是住不下的，倒不如在空地上、单位内部和居民住宅的院子里搭起临时小屋，暂时住下来。当然，安全区一片都是临时小屋（前引 书2，第三十三、五十二至五十三页）。对居住在这种临时小屋的难民来说，天气—直晴朗是幸运的，但到年底，他们终于遭受大雪的袭击。在外侨马吉牧师（？） 的信中这样说：“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二。我们所担心的恶劣气候到来了。先是雪子下个不停，接着又下起鹅毛大雪。可怜的难民们虽说是住在临时小屋里，其实 这种小屋与狗窝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处于悲惨的境地。因为这种临时小屋多数不能防雨，路面又很泥泞。前些日子连续放晴，对我们来说确实感到幸运。”（前引书 2，第四十一页）

扬子江岸边也是集结难民的地方，那里约有两万市民。在日本军入城前由国际委员会配给他们的粮食几乎已经吃光，他们吃尽了苦难后，要求转到安全区来。 然 而，安全区里的难民已人满为患，事实上，日本军也不容许他们进入安全区。在马吉牧师（？）的信中，谈到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情况时，对此有所记述（前引书 2，第四十一页），这个难民区大概就是中国方面所说的“宝塔桥难民区”。据本多胜一在南京采访后所写的报道说：“宝塔桥难民区”地处英租界，所以“许多居 民在那里避难，他们抱着这样一种希望：也许日本军不能随便侵入这个地区”（《中国之旅》，若波文库版，第二四四至二四五页）。据说，在这个难民区里收容了 数千名难民，其中二千名青壮年男子在附近的煤炭港码头被屠杀，对此，前面已有叙述（参照本书第四十四至四十七页）。

安全区虽已设置，但日本军不承认它在国际法的意义上是具有治外法权的区域。本来，安全区的性质是：它的设置是为了在发生战斗期间保护那些在战斗中受害的一般市民，因此在占领后，日本军理应接收。所以日本军当局不承认管理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有其特殊的法律地位。

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人拉贝在一月十四日致函（检证四○三九）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就这个安全区和管理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问题，叙述如下：

如同当时贵电之照会所报告的那样，我在当地设置的难民区国际委员

会担任主席。

上述地区成了二十万中国非战斗人员之最后的避难场所。在该地区设

置这个委员会不太容易。那是因为尤其日本方面根本不承认上述地区。其

原因在于，（中国方面）高级武官和他们的幕僚一起，在最后的时刻，即

在他们逃离南京前，一直居住在这个地区（中略）。

我委员会管理着全部约有七万难民的二十五个避难所，在七万名中约

有五万名难民毫无粮食来源， 要由我们供给（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

一六六至一六七页）。

如果能保证南京市民的正常生活得以全面恢复的话，国际委员会也答应日本军接收安全区。该委员会事实上是这样希望的，它在十二月十七日致日本大使馆的 公 函中提出：“本委员会虽说受旧南京市政府委托，其职权在任何意义上说都是半行政性的，但无意继续行使该职权。我们迫切希望尽可能将这些职权及早移交给贵 方。如此，本委员会则可成为单纯的救济机关。”（前引书2，第一二七页）

可是，日本军在开进南京的同时，掠夺、强奸、屠杀，为所欲为，军纪很坏，出现了军事当局亦感到束手无策的恐慌局面。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连在占领 前 还留在一般市区的市民也要求保护，陆陆续续不断地逃到安全区。为此，日本军事当局未能要求接管安全区，而国际委员会虽无能为力，却也不得己而负责保护难 民。不久，军事当局对安全区的存在，在口头上表示了不负责任的承认，即采取了默认的方式（前引书2，第二十二、一二六、一五四页）。

占领南京后不久，日本军对逃入安全区的许多“便衣兵”进行了彻底的搜捕，并加以集体屠杀。许多普通男性市民受到这种残酷无情的搜捕便衣兵的连累，也 遭 受了与便衣兵同样的命运。对此，后面还将详细叙述。这种有组织地进行的屠杀另当别论。在安全区外，南京陷落伊始，日本兵就对市民开始犯下了可怕的暴行，而 这种暴行不久就可能波及到安全区。

国际委员会担心日本兵的暴行影响到安全区，早在十二月十四日使致函日本军事当局，要求在安全区的各入口处分别派驻一名卫兵。十五日，日本军的特务机 关 长口头保证实施所提出的上述要求。可是，日本军事当局却始终没有派驻卫兵。正如委员会所担心的那样，日本兵三五成群地很快潜入安全区内的东西两边，开始实 施暴行。十六日，他们强行拉去驻屯在司法部内的五十名穿制服的警官，另外又带走了四十五名“义务警官”。第二天，由于驻在高等法院的四十名穿制服的警官被 带走，其他警官见此情景吓得发抖，不敢在街头露面，安全区内只能任凭日本兵横行不法。国际委员会从十六日到二十日连日来向日本大使馆提出建议，要求他们在 安全区内派宪兵日夜巡逻， 并在收容所的入口处设置卫兵（前引书2，第一二○、一二三、一二四、一二六、一二七、一二九、一三一、一三三、一七一页）。

日本军占领南京后一星期，即二十一、二十二日左右，安全区内好不容易配备了宪兵。于是，宪兵似乎在安全区内巡逻起来，但未能因此而确保安全区内的秩序。如根据国际委员会就日本军的暴行所提出的报告，看来这种事件仍在不断发生（前引书2，第一一○至一一一页）：

第一五一件 十二月二十二日，两个日本兵在金陵大学蚕桑系强奸了

十三岁少女难民。她的母亲前去阻止而负了伤。另外，日本兵还强奸了一

名二十八岁的妇女。二十三日凌晨四时，一个日本兵强行拉走两个姑娘，

在路上遇见宪兵后，这个日本兵就逃之夭夭〔警察局副局长H·K·吴提供〕

第一四六件 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时，两个日本兵来到汉口路小学

收容所，搜寻了值钱的东西后，强奸了职员黄（译音）小姐。此情况被紧

急报告了日本军特务宪兵队后，他们为了逮捕日本兵，派来了宪兵，但日

本兵已逃走，于是，宪兵带走了黄小姐以作为证人。当天晚上，又来了另

一个日本兵，强奸了王夫人的女儿。下午七时左右，又有三个日本兵进来，

强奸了两名妇女，其中一个还只有十三岁〔汉口路小学难民收容所所长岑

达臻（译音）提供〕。

第一四八件 十二月二十五日晚，七个日本兵来到圣经师资训练学校

难民收容所，整整呆了一个晚上。白天，上午九时来了四个日本兵，下午

二时来了三个日本兵，他们搜寻了衣服和现金后，强奸了两名妇女。在被

强奸的妇女中，一个年仅十二岁〔圣经师资训练学校提供〕。

第一六七件 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一时，五个日本兵和一个勤务员来

到汉口路小学，企图带走两个姑娘。正当她们要被带出去时，幸亏来了几

个巡逻的宪兵。宪兵看到这种情景后，就逮捕了三个日本兵和一个勤务员

〔汉口路小学难民收容所所长岑达臻（译音）提供〕。

即使有宪兵巡逻，也没有产生太大的效果，那是因为发生的事件实在太多了。当时驻南京大使馆参事官日高新六郎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宣誓供词中 说： 起初，在南京，除宪兵队队长外，只有一支由十四人组成的宪兵队，但几天内，理应再增加四十个宪兵，那是在十二月十七日听说的（《远速》，二一○号，载前引 书1， 第一八二页）。可是，宪兵队的力量好像没有迅速增强。马吉牧师（？）在上述信件中，在谈到十二月十九日那天的情况时这样写着；“我们听说，最近来了十七个 宪兵，他们可能是为了前来协助恢复秩序的。与五万多军队相比，宪兵只有十七个！”他又在谈到二十二日那天的情况时说：“今晨五时，射击队立即在附近进行活 动，射出的枪弹竟达一百发以上。夜间，他们两度闯进大学，站在门口的警察被他们的刺刀戳伤，门也被破坏了。先前刚部署的日本宪兵队已经睡着了。新上任的日 本宪兵队的代表们来访， 保证在一月一日前恢复秩序。”（前引书2，第三十七页）

贝茨博士也在其宣誓口述中，引用了十二月二十一日写的那封信中所谈的一节话：“国际委员会的两名委员乘汽车走了四、五英里路，还没有看到过一个宪兵”（前引书1，第五十五页）。在一月十日写的那封信中，所谈情况如下：

五万多名日本兵在南京横行不法时，真正的宪兵只有屈指可数的十七

个，因而我们一连几天未曾见到一个宪兵。结果是有几个日本兵戴上了特

制的臂章，充当宪兵，这样，他们自己所作的坏事当然被隐瞒起来，而仅

仅阻止了一些无足轻重的事件的发生（前引书2，第五十一页）。

这封信说，派到安全区来的乔装的“宪兵”是些非常令人担忧的士兵，同样，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作为证人出庭的马吉牧师就当时在南京的宪兵人数问题，对辩护律师的盘问，作证答覆如下：

起初，我们几乎看不到宪兵。但我们想同日本人交涉一下或许多少会

派一些宪兵来，于是就前往日本大使馆。后来日本大使馆好像不断地带来

了许多人。那是经过了一番努力的。于是，大家继续努力，要求把他们派

到安全区附近去站岗。为此，起光大家壮了胆，可是后来渐渐闹出笑话来

了， 其情况是， 这些哨兵也干起了像前面所说的士兵所干的不法行为了

（《远速》，四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一○二至一○三页）。

这里所叙述的，是从进攻南京的过程中所看到的日本军的军纪败坏情况，以及与此不相适应的宪兵不足的问题。原系第十军所属的宪兵、不久后担任杭州宪兵队队长的上砂胜七中佐这样说：

如上所述，随着军队的前进，各种各样的事件也多起来了，要阻止这

些事件的发生很不容易，煞费苦心，无奈分配来到几个师团二十万大军的

宪兵仅不到一百人，实在毫无办法。即使提出派辅助宪兵来，如果部队是

在驻扎期间，似乎还能接受这一要求，但如果部队在进攻中，各部队都希

望多一个兵，所以我们的要求就得不到满足。我们仅仅只能逮捕不能容忍

的现行犯，而且假如是在进攻中发生事情，也没有设置军法会议未加以处

理，于是，把一部分人引渡给所属部队，由这些所属部队去进行监督；把

另一部分人由宪兵队带走，前往南京。

这种情况传到了东京的中央部门以后，当时的参谋总长困院宫殿下于

是发出了《关于整饬军纪的训示》（中略）。

虽被称为皇军，但这使皇军听后感到讨厌。由于出现这种情况，所以

宪兵每占领一个地方，都要在那个城市、村落的人口处和重要地方向日本

兵贴出告示，但其语调婉转，避免用露骨的文字和反而为敌人利用的写法，

并写了几个大字：防火，防盗，爱护居民（《宪兵三十一年》，第一七六

至一七七页）。

正如前面所介绍的那样，马吉牧师（？）在信中谈到十二月二十二日那天的情况。从他的那封信中可以知道，日本宪兵说自元旦起已恢复秩序。事实上，一月 份 以后，安全区的情况稍有缓和。那似乎与十二月底发出命令，禁止在安全区内出入有关。可是，事态的缓和只持续了很短时间。过不了多久，站在入口处的卫兵并不 听从关于严格执行纪律的命令，五、六个不戴臂章的士兵又开始在区内徘徊，随之而来的是暴行事件续有发生（洞富华编前引资料集已第一七七页）。

对一月份情况开始有所缓和问题，也有另外一种看法，贝获博士在一月十日写的一封信中说：“元旦以来，在难民挤得满满的安全区内，事态没有发展，相当 缓 和。这主要是由于日本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出发了。根本见不到‘军纪恢复’的情况，就连宪兵也进行强奸和掠夺，玩忽职守。新的军队到来，或在作战上有变动，很 可能会发生新的变化。日本方面没有明确的政策。允许外国的外交官回到市里（本周）之事颇费周折， 看起来，这也反映了要求安定的一种愿望。”（前引书2，第四十八页）

宪兵在十二月二十二日说，一月份以后事态将会缓和，他们所以这样说，也许是因为上海派遣军的主力撤离南京估计是在二十三日，那些宪兵预料，如果上海 派 遣军的主力撤退后，日本兵的暴行也可能减少，这将在《在“欢庆南京胜利”期间》一节中谈到。这样的话，南京的情况稍有改善，即使是暂时的，也还是如同贝茨 博士在一月十日所写那封信里说的那样，它与日本军的主力撤离南京有关。

二十三日以后，仅第十六师团留在南京，负责南京的警备任务，但事态有所缓和，时间很短。虽说是警备部队，但这个师团也决不能说是模范部队，这就是所 以 出现军队再度开始横行不法的原因。因为他们和过去的占领军一样，其中有很多劣质的军官和士兵。单以警备队司令官、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为例，据说他就是残 暴的色情狂，是个性格反常的人。松井司令官将重大任务交给这位将军，其措施也有问题。关于中岛中将的问题，希参看第5节中《令人可怕的南京地区警备司令 官》有关叙述。

正如马吉牧师（？）在信中所提到的那样，宪兵依然是无能为力的，但外国使馆工作人员回到南京，这对难民来说是个好消息。由于得到日本方面的许可，一月六日和八日，美国代表和英国、德国代表各三人分别到达南京（前引书，第四十二至四十三页）。

抓“残兵败卒”和市民遇难

前面已经说过，在城外被集体屠杀的人们中间，不仅有被俘的军官、士兵和难民，而且还包括许多占领后在城内被抓去的残兵败卒和被误认为是残兵败卒的一般市民。

在南京陷落前的十二月十二日那天，城内的中国军队崩溃，残兵败卒变成了日本方面所说的“便衣兵”。南京被占领后，在南京逗留了三天的《纽约时报》记者德丁曾目睹中国兵的情况完全变了样，对此，有如下描述。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的报道，只是作了简单的记述：

记者在星期日（十二日）傍晚驱车在市区内兜了一圈，当时看到一个

部队的全体人员脱下了军装，这种光景滑稽极了。许多士兵是在去下关的

途中脱下军装的。有人走进小路里换上便衣。也有些士兵光着身子，然后

穿上普通老百姓的衣服（前引书2，第二九○至二九一页）。

翌年一月九日出版的报纸，有则更为详细的消息，内容是这样的：

星期日傍晚，整个安全区都有中国军人，多数人开始脱下了军装。他

们有的从过路人那里捡来了普通老百姓的便衣，有的请求把衣服让给他们。

尽管如此，在没有一个“普通老百姓”时，士兵们就脱下了军装，只穿一

件衬衣。

武器也和军装一起被丢弃了，马路上堆满了手枪、手榴弹、刺刀、背

包、军装、军靴和钢盔。在下关门附近，丢弃的军用品数量很多。从交通

部门前到两条马路之间，像是丢弃垃圾的地方，堆积着卡车、炮、公共汽

车、指挥官的专用车、运货马车、机枪和小型火器。在市区内，价值二百

万美元的最好的建筑物深更半夜被焚烧，储藏在里面的弹药连续爆炸了很

长时间，这种情景真令人可怕。

建筑物外面的垃圾山也着了火，一直烧到第二天很晚的时候。拉炮车

的军马也被包围在火焰之中，军马的悲鸣声更使现场的情景凄惨万状。大

火灾封锁了通向下关的主要马路——中山路，小巷拥挤到了极点。

中国的军队好容易走到下关，他们无疑想乘上几艘帆船，从沿江马路

出发， 渡过扬子江。但多数人由于恐慌而溺死在江里（前引书2，第二九

○至二九一页）。

日本军似乎认为，到占领南京后第三天，这些残兵败卒还有二万五千人。对此情况，东京朝日新闻社特派记者曾于十五日发出的电讯中报道过（见本书第七 页），十五日前留在南京的记者德丁也报道说：“日本军自己公布，在扫荡南京的最初三天内逮捕了中国兵一万五千名。当时，日本军认为，在市区内还潜有二万五 千名士兵。”（前引书2，第二九一至二九二页）

这种所谓“便衣兵”，照字面看来就是游击队。由于游击队不适用于陆战法，所以也可以把他们交付审判后予以处决。然而，南京陷落后的所谓“便衣兵”， 即 便有他们的军籍，也已不能说他们是兵了。因为他们已经丧失斗志，丢掉武器，一面隐瞒自己的身份，一面混入国际委员会所管理的安全区内，要求保护。他们既无 当游击队的思想，也无这种能力。所以，称他们为便衣兵并不确切。尽管如此，日本军把他们当作敌军逮捕起来，这在战争法规上是容许的。但他们即使被检举，也 是俘虏，对俘虏是不能杀害的。可是，日本军不加审判，就把大半“便衣兵”视同一般俘虏进行屠杀。即使在陷落后的南京城内出现若干游击队活动的情况，那也不 能把残兵败卒统统杀光。

在城内，游击队的活动相当厉害，也有一种倾向认为，这是所以发生

大屠杀的原因之一。

例如，松平鹰史在其所著《乡土部队奋战史》中叙述说：“城内各处

还潜藏着残兵败卒，治安极度混乱，日本军受到狙击……中国散兵换上了

老百姓的衣服，扮成一般民众，偷袭日本兵。也可以说，这是引起大屠杀

的潜在原因之一。日本军觉得随时随地都会飞来手榴弹和手枪子弹，因此

感到极度紧张，于是一面随即进行着彻底的扫荡。在这扫荡中发生了屠杀，

所以也可以说，这是具有战争杀伤力的宿命的悲剧。”（第四○○至四○

一页）

另外，曾参加南京攻陷战的日本兵冈本健山作证说：“游击队的活动

在南京也很厉害。我们绝对不能单独行动。当时有掉队什么的，士兵们接

连不断地遭到了杀害。他们不是被手枪打死的，而是被刺杀死的。暗杀好

像天天发生。”（前引《参加杭州湾敌前登陆》中一士兵谈日华战争）

《乡土部队奋战史》所反映的情况，似乎稍微有些过分。冈本所说的

日本兵遭到等害，似乎是在“单独行动”时，那也许是在他们胆敢进行某

些不法村为时，中国人所采取的正当防卫，或者是出于报复的结果。他所

说的情况，似乎显然全都不是在屠杀事件发生时的情况。

也有这样的资料，认为在南京城陷落后，几乎看不到有散兵进行抵抗

的情况。前面提到的佐佐木到一少将在他所写《进攻南京纪实》一书中记

述说；“虽说是残兵败卒，有的还潜伏在村庄里和山中继续进行狙击。”

他一点也没有谈到城内的游击队活动。

前面介绍过的、认为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所写的秘密文

件（检证四○三九）中也说：“在市区内，中国人对日本军从未进行过枪

击。”（参照本书第九十页）

该委员会委员、金陵大学贝茨博士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出庭作证

说i“中国市民感到十分失望， 留在市区内的少数外侨也感到非常惊讶，

在市区内竟全然没有进行抵抗。我们（贝茨和斯迈思）对日本的这种残暴

行为，曾同日本官员进行过种种协商。在协商时，日本官员从未说过受到

市区内的抵抗，以此来为他们的暴行辩解。只发生过一起事件，即关于日

本军入城后的一个水兵事件〔即监听员林某，在入城后十天发生的〕。”

（《远速》，三十六号，载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四十八页）

日本军主要是为了搜捕混入安全区内的散兵，但许多南京市民因受牵连而遭害。为介绍与此有关的具体例子，引用一下关于搜捕散兵的事实及其被害人数的资料，那是美国驻南京剧领事埃斯皮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报告（检证一九○六）的一部分。

在十二月十三日晚上和十四日早晨之前，暴行发生。先是日本军的分

遣队奉命扫荡残留在城墙内的中国军人，把他们一网打尽。日本军对市区

内的马路和建筑物进行了仔细搜索。所有当过兵的人及可疑分子，一个个

均遭到枪杀。详细的记录虽未到手，但估计遭受这种杀害的人达二万以上。

日本军几乎不管他们过去是否当过兵，是否确实在中国军队里干过事，只

要是稍有一点军人嫌疑的人，都一律带走枪杀了。日本军扫荡中国政府军

队的所有散兵之决心，好像是坚定不移的（《远速》，五十九号，载前引

书1，第一五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