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至少可以丰富我们的见闻，丰富我们的思想，促使我们不是从一点上，也不是从一条线、一个平面上观察、考虑问题，而是立体地去观察、考虑问题……“
于大夫把脊背靠回到了沙发背上，这次是她微微点头了。张秀藻在一旁听到这儿，才插话说：“爸，那要是明天傅叔叔来电话，让咱们搬到单元楼去，咱们该怎么办呢？”
张奇林笑笑说：“那就搬过去吧。”
张秀藻忍不住问：“咦，那您刚才说的接触群众、接触社会的问题，可怎么解决呀？”
张奇林坦然地说：“关键毕竟还不是住在哪儿。关键是自己本身要有这个要求。搬走了，一是可以回这儿来串门，二是可以在那里结识新的邻居、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嘛！”
全家的认识渐趋统一，大家心情都舒畅起来，只是于大夫还忍不住对张奇林说：“你说是这么说，到时候你忙个手脚朝天，哪还有回这儿来串门的工夫？只怕你在那儿也结识不了几个新邻居！”
电视机前的这场谈话，很能代表张秀藻他们家的家庭气氛。这种家庭气氛的控制器掌握在爸爸张奇林的手中。他总是那么冷静、理智，却又不让人感到过分僵硬和缺乏人情。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受冲击最厉害的时候，他至少在外部形态上没有露出一点惊慌失措。张秀藻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她才七岁，不懂得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她和妈妈，还有哥哥、姐姐，有一天都被“勒令”到一个广场上去参加批斗会，先是揪出部长和一些副部长、局长、副局长来，然后就揪“黑爪牙”，里面就有她爸爸。她被那场面吓坏了，因为每个 “黑帮”都被剃了光头、挂上了大黑牌，并被 “喷气式”地撅著，象她爸爸那样的 “黑爪牙”，当晚还是许可回家的。妈妈见他回来，光流眼泪，不敢多说话。
哥哥姐姐被迫表示 “划清界限”，搬到学校住去了。这天晚上楼里发生了大骚动，有个被揪的“黑爪牙”想不开，自杀了。第二天爸爸去部里以前，全楼已经都知道了这自杀的事。妈妈望著爸爸，惊怕担忧得至于哆嗦起来。爸爸却冷静地对妈妈宣布说：“我不会。”只有那么三个字——张秀藻至今回忆起来，那神态语音还清清楚楚。接著，他问张秀藻：“你还有多少块糖？”张秀藻那时有个糖罐，她便打开盖子，数了数说：“二十六块。”爸爸弯下腰，摸著她的头说：“这糖，都留给爸爸吃吧。一天一块。”张秀藻把糖罐捧得高高地说：“干吗一块？爸爸你吃吧，一天多少块都行。吃完了，咱们再买呀！”妈妈听著只是擦眼泪，爸爸却冷静到极点地说：“咱们家以后没钱买糖了。这糖给我留著。我需要，你要藏好，我回来了你喂我。一天一块都太浪费了。你今天要做一件事，把糖纸全剥了，扔了，把每块糖全用小刀切成两半。
这样，我就能一个半月里全有糖吃了。“说完，他坦然地走了。他每天晚上回来，俯首让张秀藻欠起脚，喂他那半块糖吃……他没有自杀，没有神经错乱，没有沮丧，没有妥协。等这一切都成为过去，当他们搬进这三间北房以后，当二十寸的日立牌彩色电视机运到的头一天，他们全家——不止三口，因为哥哥、嫂子正巧回来探亲——坐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当电视中恰好出现了糖果的画面时，张秀藻不由得引动爸爸去回忆：”爸，您还记得那时候，您白天挨斗，晚上回来，我喂您吃糖的情形吗？“妈妈一听这话眼睛就红了，哥哥嫂嫂都望著爸爸，只等他开口；爸爸却不动声色地呷了一口茶，问张秀藻：”你把今天的晚报给弄到哪儿去了？“……
张秀藻的爸爸张奇林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说实在的，她不太理解他。他的内心里究竟都装著些什么？同样，张奇林也未必理解女儿，特别是今天的女儿。
5
一个女大学生的单相思。那小夥子确实可爱。
话说张秀藻这天早晨捧著小竹笸箩，把买来的早点送进了家门，她因为在门洞里遇上了荀磊，弄得方寸已乱，满心满意想把早点往桌上一搁，推说自己在早点铺里吃过了，便到左边自己的屋里一坐，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谁知她刚进屋，妈妈就告诉她：“刚来了电话——今天飞往法兰克福的班机推迟到下午四点钟起飞，你爸上午不走了。”
而爸爸则已经脱去了原来穿妥的出国服装，换上了家常打扮，坐在饭桌旁说：“秀藻呀，你一会儿没事吧？吃完早点，你来帮我整理一下书橱吧——两年没整理过了，今天上午倒是个意外的机会。”
张秀藻真想托辞拒绝，比如说自己不舒服，或者说学校里留的作业还没弄完，但多年来父母对她的教养，使她难以撒出哪怕是这样一种谎来。而她又绝不能说出她是被荀磊弄得心猿意马的真情。她默默地坐到了饭桌旁，接过妈妈递过的热粥，点了点头。
整理书橱！为什么偏偏是整理书橱？
……就是在爸爸那高大充实的书橱前，她头一回见到荀磊的。
那是今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她从西郊回来，刚进屋，就听见爸爸在唤她。她走进爸爸妈妈的那间屋，头一眼就看见了一个清俊的小夥子，站在了爸爸的书橱前，手里捧著一本英文书，正翻著。
爸爸从旁介绍说：“秀藻，这就是咱们院的传奇人物——荀磊啊！”
荀磊这时把眼睛从书上移开，抬起来径直望著张秀藻。张秀藻吃惊了——这双眼睛为什么这样熟悉，又这样新奇？
……是的，荀磊恐怕不仅在这个小院里算得上是个传奇人物，在钟鼓楼一带，乃至在整个北京市，也算得是传奇人物吧？
他比张秀藻大两岁，一九六○年生人。一九六○年是什么岁月？
“大跃进”带来的恶果不仅仅使农村里饿死了人，也给城市里的居民带来了物质生活的大匮乏。那时候，荀磊的爸爸正是负担最重的时候：他奶奶还活著，要赡养；他妈妈所在的街道工厂紧缩了，又重新成了家庭妇女，而他的两个姐姐当时还小。荀磊的爸爸荀兴旺师傅一个人要养活五个人。那时候荀师傅只有三十多岁，正身强力壮，但他食量大，定量不够，因此上班干活时，当中总得停下几次，好把腰带多扣紧一个眼儿。当时全家都宠著荀磊，但毕竟营养不良，他都一岁半了，还不怎么会说话，而且头颅显得过大，囟门长久发软……
正象钟鼓楼下流行过的顺口溜所说的那样，荀磊那茬人是“生出来就挨饿，一上学就停课，出校门就插队，回了城没工作。”咱们党的几次失误和转折后的困难时期，恰好发生在他们个人命运的几个关键时刻，这一事实也毋庸讳言。与这样的命运抗争，克服客观因素带来的缺陷，发挥出主观因素的全部力量，自然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事。但荀师傅指导著他所有的孩子，特别是荀磊，这样去做了。不管社会上如何乱，他要求他的孩子学文化、“懂人事”、“不许出去瞎起哄”。在小学里，荀磊成了乱哄哄的教室中少数能认真听讲的学生。当他下课后居然拿著课本，站到老师面前，眨著一双明亮的眼睛，有礼貌地提出几个没弄懂的问题，要老师解答时，老师心里一阵酸楚，一阵欣慰，把他悄悄引到自己的宿舍，不但回答了他的问题，还诚心诚意地给他补充了一些知识——那都是当时被从教学内容中粗暴删刈掉的。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六年上初中时，学校里的文化课几起几落，不过总算设置了英语课，那英语教师据说有历史问题，饱受过一番冲击，让他重执教鞭不过是 “控制使用”，所以他站到讲台上时真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市民的子弟们有几个学得下英语的？教了半学期，默写二十六个字母竟还有一多半不及格。那英语课他最后简直是闭著眼睛教了——下头象茶馆一样，几个连本国语也不要学的学生爽性在教室后头打起扑克牌来……而就在这样的混乱当中，他发现总有一个声音跟著他念，那便是坐在第一排的荀磊，他从最贫瘠的知识土壤中，贪婪地吮吸著所能获得的每一点每一滴营养……
